郁达夫南洋时期政论文新探

　　摘　要：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政论文，是其后期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但缺少全面性和系统性。本文希望在以下几点上做进一步的探索：1、对郁达夫南洋时期政论文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与分析；2、论述郁达夫南洋时期政论文的特色及成因；3、对郁达夫抗战“速胜论”的新看法；4、探求郁达夫战斗精神的来源。

　　关键词：郁达夫；南洋；政论文；速胜论；战斗精神

　　作者简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

　　应《星洲日报》的邀请，1938年12月18日，郁达夫离开福州远赴南洋。正如他所说，此次南来的目的是“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1]郁达夫南来后，主持过《星洲日报》的《晨星》、《繁星》、《文艺》，以及英国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等报纸副刊。郁达夫对编辑工作充满热情，寄予了无限希望。他希望借助报纸副刊，“发出新的力量来，助我们国家民族复兴的成功。”[2]此时的郁达夫已不仅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政论家。

一、郁达夫南洋时期政论文的主要内容

　　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共写文章462篇，其中政论文104篇。这些政论文内容涉及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以下四点进行归纳与分析。

（一）

　　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揭露与批判，通过敌我力量的分析，指出抗战时期应注意的问题。

　　郁达夫严厉的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卑劣的侵略行径。他写道：“敌阀自从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以来，三年之中，对我非武装平民，尤其是对我老幼妇孺之奸淫杀戮，已造成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最恶毒之记录。”“敌人的滥炸我不设防城市，及非军事要区，以及彻底破坏我文化机关，与第三国之教会，医院，使领馆等暴行，更为自有国际公法以来之绝无现象。”[3]“最残酷、最恶毒、绝无”，可见他用词之重，痛恨之深。

　　军事上，主要有《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敌在浙闽的攻势》、《第二期抗战的结果》等文。他认为要在军事上取得主动，须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变敌人的后方为前方”的战略。“在面积上，仍有十分之七八，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人所占的，谁也晓得，只有几个据点，和几条时断时续的游丝似的线。”[4]他坚信，在后方游击战和前方正规军作战的配合下，失地将会一一收复。

　　经济上，主要有《关于租税及南洋商联会问题》、《傀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等文。他认为敌人在进行武力侵略之先，必以经济和文化侵略为前导，而决定战争胜负的很大成分在经济。郁达夫指出，“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专赖轻工业和不正当营业以维持命脉的国家”。他写道：“敌国国内经济崩溃，产业界破产，兵源断绝，因恶性通货膨胀，乱发赤字公债，物理增税之故，人民生活陷于极度不安，且食粮不足，频年荒旱。”[5]并警醒到，“今后的傀儡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欺骗中国民众，向民众搜刮，而去分别报效日军阀的私囊。”[6]

　　政治上，主要有《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第二期抗战的结果》、《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敌阁的倒溃》、《敌内阁又将改组么？》等文。郁达夫认为中国过去失败并不是军事和物质的失败，而在于政治的不澄清，民众的不训练与不组织和国是国策的不确立。日本之所以能够富强在于法治精神，现在其法治精神已破产，而“中国自民元以来，绝不能做到的全国统一事业，却铁样的做到了。”敌人利用汉奸成立傀儡政府，其政治进攻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和中央政府争取民众，二是破坏法币信用。因为稍有血性的同胞是不会倾向于敌人，而法币的壁垒又是非常坚强的，所以这两个目标都会失败。

　　文化教育上，主要有《抗战中的教育》、《敌人的文化侵略》、《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侵略者的剿灭文化》等文。郁达夫指出，“一批军部御用的学者文人也顶卖气力的文化进攻或文化侵略，才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一个最毒辣的计划。”[7]而“教育，谁也晓得是抗战建国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设施。”[8]郁达夫比喻道：“侵略者，譬如是野火，被侵略的文化譬如是长江大河的流水，水流决不会绝塞，被火烧得沸了，反会得跃出流程，来消灭火种。”[9]

　　民众方面，郁达夫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径只是一帮政客、军阀的一意孤行，“日本除了军阀以外的人民，是如何地在厌战，如何地在希望战事的早日能结束。”[10]而我国的民众则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信念日趋坚定。

　　面对日本的国内状况和侵略形势，他呼吁，要重振“闻胜勿骄，遇挫勿馁”的精神，勿懈勿弛，坚持初衷，争取取得第一阶段的成功。并且越是抗战的紧要关头，越不能有半点的松懈。

（二）

　　探讨夺取胜利的有力条件，号召精诚团结，反对分裂，反对妥协投降，增强必胜的信念。

　　郁达夫指出，敌阀和中国搏斗三年最成问题的是人的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枯竭，而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国民生活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国共合作，日渐坚强，人民团结，也日臻稳固。”[11]但他认为这还不足以保证抗战的胜利，要打倒侵略者还须精诚团结。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团结的重要性：“要打到侵略我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对内，只有集中意志力量，精诚团结。”[12]“抗战到底，精诚团结的这绝对不会摇动的一个大决心。”[13]不仅是国内民众、党派要团结，他还号召国际间的团结。“民主国家间，若没有进一步之团结与表示，恐怕世界人类的自由，平等，正义与文化，便要沦入万劫不复之惨境。”[14]

　　在团结的基础之上，他表示要坚持抗争，决不妥协。他在去新加坡的船上撰写的《必胜的信念》中写道：“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他以自己亲临其境的所见所闻，坚信“我们的胜利，是决无问题的”。他不懈地向民众传达必胜的讯息，坚定抗战的信念。“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15]“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管敌阀的和平进攻，来得如何猛烈，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的。”[16]同时，在《倭阁新政体制和我们的反攻》、《“九一八”九周年》、《轴心国联盟与中国》、《欢迎美国记者团》等文中都有必胜信心的表述。他呼吁，越到最后胜利之时，困难越会增加，越要加强团结，“但须万众一心，立定意志，坚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也。”[17]

（三）

　　分析国际局势的变化，要争取国际援助，更要自力更生。

　　郁达夫密切关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欧战的局面，在目下似乎是很错综复杂，且也大有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样子。”[18]对于意大利是否参战，他表示“与欧战大局的关系还不大；不过因意大利的一动，而使美国与苏联也同时撑起腰来，那时的世界大局，才有一个大大的变动。”[19]就美倭取消商约一事，他认为，鉴于日本是美国第三大商业关系者，在美国还没有预备好补偿方法之时，大约总还有继续商业往还的无约时期。

　　他善于将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内抗战联系起来，使民众意识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下，中国军民的抗战并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抗战，事实上早已和英美的反法西斯战争溶合在一道……援英运动，同我们援助祖国的运动是不可分的。”[20]郁达夫认为，影响军器的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国际的援助，二是对外经济信用的有无。所以，“对外，只有联合凡能助我的国家，或精神上，物质上对我表示同情，于我有利的无论哪一友邦，共同奋斗。”[21]

　　虽然郁达夫强调获取国际支援的重要性，但他更注重自力更生。他多次写道：“然而要想收到旁人助我之实益，还须先求我们自助得力才行。”[22]“我们的抗战，自当本自力更生的精神。”[23]“固守着自力更生的信条，才有生路。”[24]“我们的抗战，所持者是自力更生的信念。”[25]可见，他对自力更生的重视。

（四）

　　反对贪官污吏，对无耻汉奸和附逆文人进行谴责和鞭挞。

　　郁达夫认为没有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总还是在政治的不良。”他指出，“使我国之国脉垂危，招致强邻压境之第一原因，原在我国历来官吏之贪污。而其次，则正值当局之度量狭窄，排挤国家有用之人才。”[26]“贪污官吏，其肉不足食，其罪比汉奸更加一等矣。”[27]他痛斥道：“这些人渣，简直是连衣冠也不穿上的禽兽。”[28]

　　郁达夫对无耻汉奸、附逆文人进行了笔伐。汪精卫等人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他斥责道：“痛恨之中，尤觉得切齿的，是号称这些烈士的同胞之中，竟有一个生长在烈士们埋骨之乡的汪逆。”[29]他指出傀儡政权是敌人“用以来作剥削我民众，欺骗我同胞，分散我力量的爪牙子计”“是亡我国，灭我族的一个最毒辣的阴谋”[30]。他期望“不久的将来，我们总可以看到一个绝大的变革，把过去的贪污不惩，赏罚不明，虚名是务的种种弊政出去，而实施抗战建国的政治。”[31]当得知张资平叛变的消息之后，他气愤地写道：“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32]

　　郁达夫的这些政论文揭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对内号召民主团结，对外争取国际援助，强调自力更生，呼吁抗战到底，提高了民众的抗敌意识，激发了群众的抗敌热情，增强了民众抗战胜利的信心。

二、郁达夫南洋时期政论文的特色及成因

　　郁达夫认为“个人的恋爱，个人的生死，以及个人的感情的起伏，在这一个大时代里，当然再也唤不起大众的注意来了。”[33]他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及大众的关系，“在政治飞跃的时代（大战或大变动的时代），太高的纯艺术是赶不上时代的；其二，是以后的文艺，与政治及大众，更须发生密切的关系才行。”[34]郁达夫把文艺和抗战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郁达夫政论文的特色，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视野开阔，目光高远

　　郁达夫对欧洲各国、日本、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了然于心，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立场上，将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国内抗战联系起来。《英国实际上已是我们的盟友》、《美倭商约废止期届以后》、《轴心国联盟与中国》、《美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的意义》等文章都十分严谨，体现了郁达夫作为一位政论家的广阔视野和真知灼见。

　　（二）击中要害，明察秋毫

　　刘尊棋说：“他能独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个转折中的弱点，击中敌人要害！”郁达夫以充足的材料和具体的数据为依据，旁征博引，具有说服力。如《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一文中对失败原因的分析，《第二期抗战的结果》中对抗战弱点的解析，《财聚民散的现状》中对财富集中状况的认识，《美倭之间》对其经济关系的辨析，《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对敌我政治经济状况的透视等，都彰显了郁达夫作为一位政论家的睿智。

　　（三）国民至上、饱含深情

　　郁达夫的政论文爱憎分明，斩钉截铁，蕴藏着对祖国深厚的感情。他对日寇侵略的本质、阴谋手段、奸淫杀戮等暴行进行彻底的揭露，对傀儡政府、无耻汉奸与帮凶文人进行严厉的批判，支撑他的是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正如他所写：“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35]

　　郁达夫政论文之所以具有这些特色，首先和中华民族深厚而优秀的传统文化熏陶是分不开的，对祖国人民的爱使他具有了高尚的民族情操与强烈的爱国热情。其次，郁达夫长期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毕业，获得经济学士学位。他博览群书，熟知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对日本有长期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再次，郁达夫和日本许多政治、文化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有深入的往来。第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战争的残酷使他燃起了献身抗战的热情，加深了对祖国的爱和对侵略者的恨。郁达夫政论文之所以解剖的犀利、分析的到位，都与此有着紧密的联系。

三、对郁达夫抗战“速胜论”的新看法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郁达夫曾经说：“世间的事情，大抵理有所必然，势有所必至”“可是预言也有时会不中”[36]。郁达夫在对某些形势的估计与判断上也存在着失误，如他夸大了英美的实力，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缺乏预见性等。特别是郁达夫的抗战“速胜论”，研究者更是多有着墨。但如果仅看到“速胜论”这一点，显然是不全面的。因为，郁达夫还有“持久”抗战的观点。

　　郁达夫关于速胜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估敌》、《必胜的信念》、《第二期抗战的成果》、《倭武人的神化》、《“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纪念“九一八”》、《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华中大捷与色当战役》、《敌国目前的致命伤》、《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简说一年来的敌国国情》、《倭阁新政体制和我们的反攻》、《美苏接近和远东》、《欧战的持久与扩大》和《敌寇又来求和》这15篇文章中。如《估敌》：“一九三九年，便是我们复兴建国的更胜年。”《简说一年来的敌国国情》：“我们欢迎这一个抗战胜利的一九四一年”。《欧战的持久与扩大》：“最后胜利，将不出一年；但依我们的观察，恐怕这期间还会得缩短至一半”等。

　　今天来看郁达夫当时的这些预测，不免觉得片面。在以往的论著中，也多指出“速胜论”是其缺点，而对其“持久”抗战的观点有所忽视。为了更明晰的论述，现将其“持久”抗战的表述做以下归纳：

　　《送峇华机工回国服务》：“长期抗战，以后必须继续下去。”（《繁星》1939年2月18日）

　　《和从哪里讲起》：“中国只教长期抗战下去，日本的民众和士兵，一定会看穿军阀们的恶毒。”（《星洲日报半月刊》1939年4月1日）

　　《从苏芬停战说到远东》：“现在的中日战争，就无异于龟兔的赛跑，我们只有从努力持久的一法，来争取最后的决胜。”（《晨星》1940年3月20日）

　　《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至于我们的策略呢，是长期持久，空室清野，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战略，在持久，在消耗敌人的兵种与资源。”（《晨星》1940年5月15日）

　　《今后的世界战局》：“不过我们相信，战争若一持久，则德意必败。”（《晨星》1940年6月25日）

　　《华北捷讯与敌阀之孤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线，滇越与滇缅两处，虽被封锁，对于我只持久抗战，仍无丝毫影响。”（《星洲日报》1940年8月28日）

　　《欧战的持久与扩大》：“我们就早已看出，欧战非持久不可”“战场愈扩大，决战亦愈不易，循环因果相往复，欧战就又得因扩大而持久。”（《星洲日报》1940年9月27日）

　　《欧战重心的转移》：“英国之战德意，同我们的战敌寇一样，只教时间可以持久，最后胜利，就毫无疑问。”（《星洲日报》1940年10月5日）

　　当时，面对来势凶猛、扬言三个月亡华的日本侵略者，“亡国论”的调子到处弥漫，特别是身处海外的侨胞更是缺乏抗战胜利的信心。郁达夫在接编《晨星》副刊时说：“《晨星》这一块小园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变作光明的先驱，白昼的主宰，那岂不是祖国之光，人类之福？”[37]在接编《繁星》副刊时他说：“以后的建国中兴与自强，到处都在要求我们全民族的精诚团结与互助。今后的繁星的读者投稿者，希望也能发挥这一种国民至上的团结的精神。”[38]如何才能给民众带来光明、使民族精诚团结呢？只有让民众看到胜利的希望（而他也确实看到了敌人的色厉内荏和中华民族的无限潜能）。所以，他以“焦急”的心情，翘首企盼着抗战的胜利。随着抗战的进行，郁达夫意识到作为小国的日本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匮乏，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多，他认识到“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意义，认识到只有经过长期抗战才能最终战胜侵略者。这就导致了“速胜论”和“持久”抗战的两种观点，并且从时间上看，这两种观点是交替出现的。

　　郁达夫之所以在“速胜论”与“持久”抗战之间摇摆，除与个人对战争的知识储备、对战争形势发展的判断、希望取得抗战胜利的民族自尊心等因素有关外，还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特有的内在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见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轮廓，却没有光，你渴望信它，怀疑又攫住你——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摇摆病。”[39]郁达夫生活在一个充满着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动乱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在他的政论文中留下了深深的投影。

四、郁达夫战斗精神的来源

　　王观泉在《颓废中隐现辉煌——郁达夫》中曾这样说道：“郁达夫，已经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文学家，他是新闻记者、政论家、军事评论家、组织工作者、外交家和沟通中国抗战与世界联系的报纸编辑……这些全部汇合在郁达夫一个人身上，使他的智慧和才干在关系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生死存亡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充分的发挥。”郁达夫曾说“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而此时的他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战士。“作家与战士在紧张的实践中统一起来了”[40]那么，曾经“感伤”的郁达夫，其战斗精神源自何处？

　　（一）入世情怀

　　郁达夫说：“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罚之前，我总觉得是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41]可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入世力量在推着他走向社会。这种入世情怀在其早年的日记中有所表现：“昨日思成一大政治家，为中国雪数十年之积辱。”[42]郁达夫于1936年应当时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赴闽任省政府参议、省政府公报室主任，1938年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任设计委员。郁达夫认为，“官犹事也，做官若只指做事，那做做官当然是没有什么的。”[43]“官者，人尽其责之谓也。若是如此，那做官就是做人。……对社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不贪污，不敲吸民间的膏脂，这是正当的官，像这种官，也大可做得。”[44]在《为已与为人》中他写道：“我们求学问，一面原是为了想增进自己的德业，一面原也是为想服务于社会人类。孔子也曾说过，‘学而优则仕’，仕是为社会国家，当无疑义。”郁达夫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宣传，成为文艺界乃至新闻界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曾担任新加坡文化节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文化节抗日联合会主席等职务，积极的推动了文化界的抗日活动。

　　（二）国仇

　　夏衍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早在郁达夫留日时期，其日记中就写道：“……午前，为日人某所嘲弄，笑我国弱也。此后当一用功，以图报复耳……”[45]“山东半岛又为日人窃去，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与日人约：二十年后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46]“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47]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随着抗战的爆发而加深了。他表示，“匈奴未灭，家于何有，我们这些负有抗战建国重任的男儿，终于是不能在这穷乡僻壤里坐而待亡的；等精神恢复一点，布置稍稍就绪之后，自然要再接再厉，重上战场去尽我们的天职。”[48]

　　（三）家恨

　　“须知国破家何在，岂有舟沉橹独浮？”[49]对于日本侵华的暴行，郁达夫有着切身之痛。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富阳县城，他的母亲陆氏因不肯离开家乡，拒绝为日军做苦役，躲入鹳山，于12月31日受冻饿死。因故乡已陷入敌人的铁蹄下，他只好在福州光禄坊刘宅景屏轩寓所设灵堂祭奠。他亲手写了一副对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表达了内心的悲痛和对侵略者的憎恨。1939 年11月23日，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因担任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时，严惩卖国汉奸，在上海寓所门前遭到枪杀。郁达夫得悉噩耗后，写了《悼胞兄曼陀》一文，表示“死者的遗志，却总要我们未死者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总账！” 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使他相继失去两位至亲，他化悲痛为力量，把故乡殉国的老母、孤岛殉职的胞兄，当做自己的表率和精神上的指导者，为国、为家复仇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

　　（四）排遣感情纷扰

　　郁达夫的南来与其家庭变故有很大关系。然而，到了新加坡以后，出现裂痕的夫妻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恶化，两人最终协议离婚。1940年8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在新加坡成为危城之时，郁达夫将郁飞托人送回国内，自己继续留在南洋。妻离子散的哀伤，感情上的痛苦，使他无法释怀，他在宣传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中寻求到了解脱。

　　郁达夫的转变是巨大的，也是自然的。“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着，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50]个人情感屈服于民族情感，小我让位于大我，郁达夫在面对外来入侵时作出的自觉选择，体现了一个文人的民族大义和气节。

　　郁达夫在政论中呈现出的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恶和仇恨，对贪官污吏、无耻汉奸以及附逆文人的愤慨和斥责，对宣传抗战的无比热情与坚信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一切都表明，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他始终是站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正义的立场上，高扬着反对分裂，反对磨擦、反对妥协的旗帜，彰显了他伟大的人格与文品。

注释：

[1] 郁达夫：《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

[2] 郁达夫：《接编<文艺>》。

[3] 郁达夫：《欢迎美国记者团》。

[4] 郁达夫：《抗战两年来的军事》。

[5] 郁达夫：《傀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

[6] 郁达夫：《傀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

[7] 郁达夫：《敌人的文化侵略》。

[8] 郁达夫：《抗战中的教育》。

[9] 郁达夫：《侵略者的剿灭文化》。

[10] 郁达夫：《倭敌已在想绝计了》。

[11] 郁达夫：《欢迎美国记者团》。

[12] 郁达夫：《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

[13] 郁达夫：《纪念“九一八”》。

[14] 郁达夫：《远东情势变化的预测》。

[15] 郁达夫：《估敌》。

[16] 郁达夫：《田中奏折和近卫国策》。

[17] 郁达夫：《“八一三”抗战纪念前夕》。

[18] 郁达夫：《错综的欧局》。

[19] 郁达夫：《华中大捷月色当战役》。

[20] 郁达夫：《英国实际上已是我们的盟友》。

[21] 郁达夫：《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

[22] 郁达夫：《滇缅路重开与我抗建的步骤》。

[23] 郁达夫：《美倭商约废止期届以后》。

[24] 郁达夫：《“九一八”九周年》。

[25] 郁达夫：《美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的意义》。

[26] 郁达夫：《廿九年双十节的前夕》。

[27] 郁达夫：《滇缅路重开与我抗建的步骤》。

[28] 郁达夫：《估敌》。

[29] 郁达夫：《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

[30] 郁达夫：《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

[31] 郁达夫：《政治与军事》。

[32] 郁达夫：《“文人”》。

[33] 郁达夫：《战时文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

[34] 郁达夫：《伦敦<默叩利>志的停刊》。

[35] 引自郁达夫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日记。

[36] 郁达夫：《高楼小说·说预言》。

[37] 郁达夫：《<晨星>的今后》。

[38] 郁达夫：《<繁星>的今后》。

[39] 王安忆：《启蒙时代》。

[40]《郁达夫海外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709页。

[41] 郁达夫：《必胜的信念》。

[42] 引自郁达夫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日记。

[43] 郁达夫：《高楼小说·说我的做了官》。

[44] 郁达夫：《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45] 引自郁达夫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日记。

[46] 引自郁达夫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日记。

[47] 引自郁达夫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记。

[48] 郁达夫：《国与家》。

[49] 郁达夫：《<秋兴>四首》。

[50] 郁达夫：《悼胞兄曼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