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小说中的“鸡”

  众所周知,在我国辉煌灿烂、悠久宏远的历史长河中有诸多关于鸡的留声。它们或是口耳相传的古言旧语,或是脍炙人口的句段篇章,再或是街谈巷议的奇闻异事,又或是艺籍坟典中的名著佳作。总之,古往今来,鸡的身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是由于人们对鸡的感深情浓、念念不忘,才使得鸡的形象显得血肉丰满、摇曳生姿。因此,重新返回到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唐前小说中去,对鸡的形象进行详加观照,就格外具有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鸡”,形声字,繁体从“鸟”从“奚”,即“鷄”或“雞”,同时,“奚”也表“鸡”字的读音。《说文解字•隹部•鸡》释为: “鸡,古兮切。知时畜也。从隹,奚声。鷄,籒文雞从鳥。”《风俗通义》引《青史子书》言: “《青史子书》说: ‘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新华字典》曰: “鸡,一种家禽,公鸡能报晓,母鸡能生蛋。”由上可得,鸡是世界上最早被人类所驯化的饲禽养鸟之一。“鸡”有字可查考的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鸡在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上古文化中被奉为一种“神鸟”。在中国传世神话中,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最广为人知,据《艺文类聚》引徐整《三五历纪》所叙: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乾坤混沌之时的形状如鸡卵,“开天辟地第一勇”的盘古大神正是从鸡卵中孕育而成,是鸡卵赋予他超自然的无穷神力和极顽强的旺盛生命力,才使他能够最终缔造世间万物,创建宇宙秩序。此外,据说华夏始祖圣母女娲娘娘是先造出六畜,后造出人类,正所谓“金鸡一鸣天门开,日月星辰齐出来。”
  对此,《汉书•东方朔传》也有天地初开的第一日是鸡日的记载。除此之外,《玄中记》中亦搜集有一则关于天鸡的神奇故事: “蓬莱之东,岱舆之山,上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巅常有天鸡,为巢于上。每夜至子时,则天鸡鸣,而日中阳乌应之; 阳乌鸣,则天下之鸡皆鸣。”( 《古玉图谱二十四》)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妇孺皆知,“雄鸡一唱天下白”,“鸡啼日出,鸡生物习性与太阳运转( 实为地球自转) 的天然偶合,组成了太阳鸟原型。”正是这种鸡日结合,又成为远古先民太阳崇拜的一个重要对象。另外,上古人们对鸡钟爱有加,推崇备至。《韩诗外传》称鸡有五德: “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风俗通义》道出鸡鸣日出,万物复苏,夜隐昼现,一天又始: “俗说: 鸡鸣将旦,为人起居; 门亦昏闭晨开,扞难守固; 礼贵报功,故门户用鸡也。”《西京杂记》言鸡报晓准时,长鸣善斗: “成帝时,交趾越巂献长鸣鸡,伺鸡晨,即下漏验之,晷刻无差,鸡长鸣一食顷不绝,长距善斗。”《太平广记》援引《笑林》中搜集的一则体现鸡品性的轶事云: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往夕返。群臣莫不上谏曰: ‘此小物,何足甚耽?’答曰: ‘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之所以好也。’”确实,在中国古代,没有现如今方便的报时钟表。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明是根据鸡啼晨来判断的。俗谚讲“三更灯火五更鸡”,人们信赖鸡是因为鸡有信德,报时基本不会有差错。人们之所以对鸡深怀好感在于它还是勤奋守纪、认真负责、武勇刚毅、坚持操守的仁人志士、正人君子的象征。
  由此可知,鸡是神话传说中最常见的形象之一。由于祖先们怀有动物图腾与原始自然崇拜的心理,鸡被视作太阳鸟和太阳神的象征。鸡又具有按时报晓的生物特性,秉持文、武、勇、仁、信五种美德; 另外,唐前小说中它们又多以白昼令官,仙物神品,光明使者,圣鸟灵禽的形象示人,这就使鸡尤为受先人们地尊崇与喜爱。

  鸡者,吉也。古代神话中有鸡是重明鸟转型的说法。据《拾遗记•卷一•唐尧》中讲: “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麒麟游于薮泽,鸱枭逃于绝漠。有秪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博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
  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之遗像也。”因重明鸟的模样类似鸡,并且能够吓退鬼怪妖魔,守卫一方平安。从此之后,就逐步改为画鸡或剪窗花贴在门窗上,这也成为后世民间广为流传的剪纸艺术的源头。《玄中记》中提到:“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则鸣,群鸡皆随之鸣。”(《齐民要术》六类聚九十一,《御览》九百十八) ; 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窌(《玉烛宝典》一注) ,并执苇索,伺不祥之鬼,得而煞之。(以上三句以《玉烛宝典》引《括地图》补) 今人正朝作两桃人立门旁,以雄鸡毛置索中,盖遗象也。(《御览》二十九《玉烛宝典》一)”这里的鸡也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力,并且地位极尊,凌驾于隆、窌二神之上。再依南朝梁宗懔著的《荆楚岁时记》中的记载: “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此处的鸡也俨然成为人们求吉祥,祈平安的“镇守尊神”。
  由于鸡是民间的喜神,预示着“金德之瑞”,能够给人们传递佳音,带来好运。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唐前小说中更是多有体现,现兹录五条如下:
  楚人有担山鸡者,路人问曰: ‘何鸟也?’担者欺之曰: ‘凤皇也。’路人曰: ‘我闻有凤皇久矣,今真见之。汝卖之乎?’曰: ‘然。’乃酬千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方将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而贵,宜欲献之。遂闻于楚王,王感其欲献己也,召而厚赐之,过买凤之直十倍矣。(《笑林》)
  徐州民吴清,以太元五年被差为征。民杀鸡求福,煮鸡头在盘中,忽然而鸣,其声甚长。后破贼帅邵宝,宝临阵战死。其时僵尸狼籍,莫之能识。清见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帅,遂取以闻。推校之,乃是宝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升荣位。鸡之妖,更为吉祥。(《甄异记》)
  祝鸡公者,洛阳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余年,鸡皆有名字,千余头。暮栖树下,昼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种别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余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池鱼。后登吴山,鸡雀数百,常出其旁。(《列仙传》)
  建安三年,胥徒国献沉明石鸡。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彻。其国闻鸣,乃杀牲以祀之。当鸣处掘地,则得此鸡。若天下平,翔飞颉顽,以为嘉瑞。亦谓‘宝鸡’,其国无鸡,听地中候晷刻。道家云: ‘昔仙人桐君采石,入穴数里,得丹石鸡。舂碎为药。服之者令人有声气,后天而死。’昔汉武帝宝鼎元年,西方贡珍怪,有虎魄燕。置之静室,自于室中鸣翔,盖此类也! 《洛书》云: ‘皇图之宝,土德之征,大魏之嘉瑞。’(《拾遗记》)
  晋兖州刺史沛国宋处宗,尝买一长鸣鸡,爱养甚至,恒笼着窗间; 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极有言致,终日不辍。处宗因此言功大进。(《幽明录》)
  由此可见,民间的百姓们对鸡的神奇力量充满着笃信不移之情。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金鸡报晓之时,在漫漫黑暗中兴风作浪的幽魅精孽、妖魔鬼怪等无不闻声丧胆,落荒而逃;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雄鸡争强好胜、爱决好斗的天性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刚毅果敢、不屈不挠、威武劲健、奋发有为的猛士勇者。鸡是瑞气万千、好运盈门的吉祥宝物,是福星高照、和乐安宁的形象特使。此外,鸡冠也有“即刻封官”之意,寄寓着人们对高朋佳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良好祝愿。所有这些也是人们敬仰和爱慕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表达美好的同时,鸡在唐前小说中还有一种负面形象: 诡秘莫测、邪祟害人的阴物。提起鸡的这个形象,相信诸位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初唐传奇的开山之作《古镜记》中那个蛊惑人的罪魁祸首—“戴冠郎”(大雄鸡) 的形象: “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声,实不堪忍。勣问其故。病来已经年岁,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 及闻女子声,遂开镜照之。痛者曰: ‘戴冠郎被杀!’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鸡,死矣; 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这里的鸡就是一个隐晦异常,勾引魅人的鄙陋形象。此外,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 年) 的李昉等人编纂的500 卷大型类书《太平广记》中涉及数十种鸟类,散布于卷460—卷463(禽鸟门一至四卷) 。关于鸟的或详或略、或繁或简的描述有100 余条,称得上是丰富多彩,应有尽有。谈到鸡的这一不佳形象,笔者就不得不提及《太平广记》里面《高嶷》与《合肥富人》篇,请分别看两文原故事的叙述: “唐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余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经日而苏。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讼杀其妻子。嶷对元不识此老人,冥官云: ‘君命未尽,且放归。’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令射杀,魅遂绝。”(《高嶷》)“合肥有富人刘某,好食鸡,每杀鸡,必先刖双足,置木柜中,血沥尽力,乃烹,以为去腥气。某后病,生疮于鬓,既愈,复生小鸡足于疮瘢中。每巾栉,必伤其足,伤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积岁,无日不伤,竟以是卒。”(出《稽神录》) (《合肥富人》) 。
  除此之外,在唐前小说中,鸡以反面形象出场的篇章也是俯拾即是。以下就以《幽明录》中的记载为观照对象,简析导致影响鸡良好形象的原因:
  代郡界,有一亭,常有怪,不可诣止。有诸生壮勇,行歌止宿。亭吏止之,诸生曰: “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至夜,诸生前坐,鬼吹五孔笛,有一手,都不能得摄笛。诸生不耐,忽便笑谓: “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 我为汝吹来。”鬼云: “卿为我少指邪?”乃引手,即有数十指出。诸生知其可击,因拔剑砍之,得老雄鸡,从者并鸡雏耳。
  临淮朱综遭母难,恒外处住。内有病,因前见。妇曰: “丧礼之重,不烦数还。”综曰: “自荼毒已来,何时至内?”妇云: “君来多矣。”综知是魅,敕妇婢:“候来,便即闭户执之。”及来,登往赴视。此物不得去,遽变老白雄鸡。推问,是家鸡。杀之,遂绝。
  庐山自南行十余里,有鸡山。山有石鸡,冠距如生。道士李镇于此下住,常宝玩之。鸡一日忽摧毁,镇告人曰: “鸡忽如此,吾其终乎?”因与知故诀别,后月余遂卒。
  上述作品可谓是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要之,凡是为非作歹,为害一方,卑鄙无耻,忘恩负义之勾当都是鸡干的,凡是不利于社会和谐、妨害家庭稳定的过错都是鸡犯下的。笔者以为这类故事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在于古人有“上士杀人使笔端,中士杀人用舌端,下士杀人怀石盘”的讲法。小说作者刘义庆正是秉持褒贬立判的态度,借助犀利无情的妙笔,落下一针见血的文字,以对那种不洁身自好,无德无形之人的讽刺与挞伐。从这时起,国人就开始对“鸡”心存偏见,总会条件反射似的把“鸡”与丑陋不堪、凶暴恶毒之人联系起来,从而使得这个字包含极强的贬义色彩。
  由此可得,唐前小说中鸡的形象并不总是光明神圣、尊贵祥瑞,还有一类猥琐鄙贱、寡恩忘本的鸡。小说作者通过蔓延曼衍故事向读者传递出他们爱憎分明、明辨优劣的立场,反映了古人对假、恶、丑的批判,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其说这是作者对物的针锋相对,冷酷驳斥,倒不如说是作者在借物喻人、类比作讽。这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小说家的高明之处吧!
  总而言之,唐前小说中鸡的形象是好坏兼有的,不能一概而论。通过对具体篇章的细读,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古代鸡文化的历史变迁,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鸡形象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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