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拱的地位

　　关于明代嘉、隆、万时期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的地位问题，史学界有着截然相反的判定：有学者认为“徐阶起草遗诏，高拱全盘否定，这就势必毁掉以平反冤狱为前导的改革。高拱把兴利除弊的正确政策，说成是为先帝抹黑，以此迫使徐阶罢相。在嘉靖秽政之后要更化改制，必须力纠前朝弊政，这是革新的起点，但高拱没有胆识和度量摆脱一己的私仇，丢不开个人恩怨，这就失去了改革的重要前提，再也不可能迈出前进的步伐”，“直接影响到改革的顺利进行”（刘志琴语）。与此相反，有学者则提出“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嵇文甫语）；“明中叶的改革实际上是从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开始的”，“隆庆时期实为大改革的始创期，实为其后万历朝进一步的改革奠立基础和确定政策走向的关键性时期。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韦庆远语）。对后一种观点，笔者深为赞同。本文试从明代政治史和学术史的角度，对高拱的历史地位加以申述之，对其学术地位也作一补充。

一、隆、万大改革的开创者

　　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政治改革是其重要动力之一。明代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改革有四次：即建文改制、弘治中兴、嘉靖初政和隆万大改革。前三次改革都是对前朝的体制进行调整，最后因人去而政息，其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而隆万大改革虽然最后也归于失败， 但它是明朝影响最大、最深刻、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因为这次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如吏治、边政、法治、赋税、漕运等都是封建时代具有根本性问题，它牵动着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再调整，也关乎着明代中后期政局的走向。因此，隆万大改革在明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隆万改革运动长达十三年之久，前后分为两个相衔接的阶段。隆庆后三年为第一阶段，是这场改革运动的创始期；万历前十年为第二阶段，是隆庆后期改革的延续期。隆万两朝的改革是一个不同阶段性的整体，合称为“隆万大改革”。主持隆庆朝改革，并揭开隆万大改革序幕的重要人物，是隆庆三年（1569）底重新被召回内阁，继又提任首辅兼掌吏部事的高拱。另一内阁大学士，时任次辅的张居正，是高拱改革的主要副手。由此我们认为高拱是隆万大改革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1．高拱首先奠定了隆万大改革的理论基础

　　历史上任何改革都有其理论基础，以此论证改革的必然性、合法性。缺乏理论支撑的改革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不可能持久。隆万大改革的理论基础首先是由高拱奠定的。嘉靖四十四年（1565），高拱主持乙丑会试，在程士文中提出了经权改革论。经权观是关于政治调整和政治改革的政治理论之一。高拱通过批判汉儒的“反经合道”说、宋儒的“权即是经”说和“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创造性地阐发了“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和“权也者，圆而通者也”[1]的权变理论，并通过对“无时无处，无非权”的权变普适性问题的论证，明确提出了“事以位移，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1]的政治改革论。高拱的包括权变改革思想的《程士集》，当年即刊刻成书，公诸于世，影响很大：“奇杰纵横，传颂海内。”[2]

　　七年之后，即隆庆五年（1571），张居正主持辛未会试，在程策中也阐发了政治改革的理论。他主张：“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救弊之策在于：“祛积习以作颓靡，振纪纲以正风俗，省议论以定国是，核名实以行赏罚。”[3]可见，张居正提出的是法制无常、通变救弊的改革理论。

　　高拱的通变达权、更法趋时的政治改革理论同张居正的法制无常、通变救弊的政治改革理论，其共同的本质特点都是强调通变——改革。但是前者与后者相比，提出的时间要早得多，论证要充分深刻得多，影响也要广泛深远得多。因此，把高拱称为隆万改革理论的创建人或奠基者，是当之无愧的。

　　2．高拱首先提出了隆万大改革的政治纲领

　　高拱和张居正在主政隆庆内阁，推行改革之前，曾先后提出自己的带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即高拱的《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又名《除八弊疏》）和张居正的《陈六事疏》。高拱在《除八弊疏》中，把当时的陈规陋习条列为“八弊”：即“坏法”、“黩货”、“刻薄”、“争妒”、“推诿”、“党比”、“苟且”、“浮言”。这些积习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八弊流习于天下，非惟不可以救患，而患之所起实乃由之。”但高拱坚信吏治可修，诸边可靖，兵弱可振，财乏可理，这就必须使用“抉肠涤胃之方”，“剔蠹厘奸之术”，大力进行整顿改革：

　　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于是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则争嫉者息；核课程，则推诿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功罪，则苟且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售。[4]

　　这一改革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凡事核实，以法治国。“八弊既除，百事自举”[4]。只有破除“八弊”，才能拯救危机，扭转颓势，达到“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目的。

　　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既指出了当时积弊之所在，又提出了改革之对策。他针对不务实际，议论浮泛，提出“省议论”的对策；针对纲纪不振，奖惩不明，提出“振纲纪”的对策；针对诏令废阻不行，行政效率低下，提出“重诏令”的对策；针对选拔人才，名实不符，提出“核名实”的对策；针对国库亏空，民不聊生，提出“固邦本”的对策；针对倭虏侵扰，边防大弛，提出“饬武备”的对策[5]。综上六策，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进行强国富民的整顿改革。

　　这两篇疏文虽然强调的重点不同，高疏重在揭露当时存在的八大积弊，张疏重在营造新局面的建议，但他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则是基本一致的，都强调不能再墨守成规，必须以变处变，立足于除旧布新，将国家的前途寄托于改革上。可以说，这两篇疏文不仅对于隆庆改革，而且对于万历初元的改革，实际上起着纲领性的指导作用，为隆万大改革确定了大政方针。

　　但是，从这两篇疏文提出的时间来看，《除八弊疏》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三月间，高拱任礼部尚书时撰就的，由于嘉靖即将崩逝而未及上奏；而《陈六事疏》则是张居正在隆庆二年（1568）八月才奏上的。由于高疏在嘉靖末叶提出，张疏在隆庆初元奏上，在时间上高疏早于张疏，且高拱执政后是根据自己的《除八弊疏》提出的改革纲领和方案进行改革的。由此我们认定高拱是隆万大改革的开创者。

　　3．高拱首先把改革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

　　高拱提出的改革纲领不仅早于张居正，而且他还是这场改革运动的最早主持者和实施者。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为首辅大臣。自隆庆三年至六年（1569-1572），高拱在穆宗的充分信任和重托下，针对嘉靖中期以后因袭虚浮、陋弊山积的严峻局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加强边备、疏通漕运、恢复海运、恤商惠商、丈田均粮和实行一条鞭法等方面都卓有建树。“（高）拱有干济才，勇于任事。既为首辅，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筹边、课吏、用人、行政，不数年间，成效卓然”[6]。可以说，高拱主持隆庆时期的改革及其所取得的显著功绩，为其后张居正主持万历初元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万历初元的改革只是其合理的延续与发展。如果没有隆庆时期的改革奠定基础，万历初元的改革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开展，更不可能达到高潮，并取得辉煌成就。就此而言，隆庆时期实为隆万大改革的始创期，高拱堪称隆万大改革的开创者。诚如韦庆远先生所说：

　　明中叶的改革实际上是从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开始的。……隆庆时期实为大改革的始创期，实为其后万历朝进一步的改革奠立基础和确定政策走向的关键性时期。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两者之间的承传和衔接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在隆庆时期奠定初基，万历时期的改革势难如此迅猛地得到开展。[7]

　　总之，无论是从改革理论、改革纲领提出的时间上看，还是从诸多改革方针政策的实施及其取得的成效上说，高拱都早于张居正。高拱是隆万大改革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我们不能因为高拱主持改革的时间较短而否认其开创隆万大改革的历史功绩，更不能否认他在明代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实学思潮的先驱者

　　著名学者嵇文甫先生认为：“高拱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8]事实确实如此。高拱不仅在政治上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而且在学术上又推动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形成，成为明清实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

　　高拱作为实学思潮的先驱者，是与明中后期实学思潮勃兴的学术氛围密不可分的。明初，最高统治者为了重构封建纲常，强化封建专制制度，确立程朱理学的一尊地位。然而自正德、嘉靖以后，农民造反，社会动乱；武备废弛，边患日重；争权夺利，党争不息。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使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程朱理学维系封建制度的功能发生怀疑和动摇。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尚不知道这是封建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而将其归之于“人心不正”。因此，要拯救危机，挽救颓势，就必须从“正心”开始，于是在普遍追寻形上本体之理的同时，便逐渐转向主体内在之心，学术思想也出现了向心内求索的趋势。这一趋势为王阳明心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

　　心学形成后，其势甚盛。王门弟子遍天下，他们纷纷建书院、立学舍、修祠堂、刻语录、聚众讲学，听讲者动辄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在政界，阳明学派也拥有强大势力。其弟子居显位者比比皆是：席书、张璁、方献夫、徐阶、李春芳、赵贞吉、申时行等先后位居内阁而执国柄，聂豹、欧阳德、程文德等亦位居六部而握实权。嘉靖三十二年（1553）末，适值各地官员进京朝觐，以徐阶、聂豹、欧阳德等为盟主，在京师灵济宫举行讲学大会，“与论良知之学”，到会者多达五千人[9]。心学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心学虽有反对圣贤偶像，破除经典权威的积极意义，但其宣扬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10]的“四无说”却酿成了支配整个学界空疏无实的学风，进而成为官场作风和社会风气。它不是提倡人们去认识和改造社会，而是把人们引向逃避现实、脱离实践的歧途，为后世虚无主义的泛滥打开了闸门。特别是王门后学鼓吹“现成良知”、“以无念为宗”，提倡敛心禅坐、虚静寡欲，使心学日益陷入空虚简陋的绝境。这种空虚贫乏的思想，弃实清谈的学风不仅不能拯救危机，反而使危机更加严重。

　　为了拯救危机，破除心学空虚寡实之弊，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必须批判“空寂寡实之学”，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他们认识到，只有以“实”救“虚”，才能实现以“强”救“弱”；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惟实学可以经世”[11]。“实学”是他们寻觅到的拯救危机的新的思想武器。于是在嘉、隆、万时期便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这时倡导实学的代表人物很多，如王廷相、高拱、张居正、唐鹤征、陈第、杨东明、吕坤、顾宪成、高攀龙、张溥等等。但开创明代实学思潮之先河，并付之以改革实践的则是嘉、隆、万时期的王廷相、高拱和张居正。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抨击心性空谈，反对坐而论道，倡导实政、实事、实理、实才、实行、实功，并通过对社会时弊的改革，以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

　　高拱青少年时代曾研习过阳明心学，但他步入仕途后，目睹士风空浮，政治腐败，便逐渐认识到了心学之非。因而他多次提出要破除“虚套”、“旧套”、“常套”、“故套”、“旧习”、“虚文”、“拘挛之说”，特别是对政治生活中的“八弊”陋习更是深恶痛绝，立志要彻底革除之。不久，他手握重权进行改革，并提出“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纲领，“挽刷颓风，修举务实之政”[12]的改革目标。他还明确提出一切唯实的施政方针，强调遵“实理”，做“实事”，行“实政”，反对一切表面文章和虚浮之风。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他的改革取得了“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13]的显著效果。

　　为了推行实政，高拱在学术上又建构起较为系统的实学思想体系。如“盖天地之间惟一气”的惟气论，“盈天地之间惟万物”的惟物论，“在天有实理”的实理论，“在人有实事”的实事论，“事必求其实”的求实论，“虚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论，等等。此外，在人才观、军事观、法治观和理财观上，高拱也始终贯串着鲜明的实学精神，如讲究“综核名实”，“务核名实”；倡导“以实为声”，反对“以声为实”；力求“法必贵当”，“罪必责实”；主张生财理财，“民受实惠”，等等。总之，“做人求诚，做学问求是，做事情求实，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14]。

　　高拱倡导的实学精神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当时整个学界虚伪迂腐、空疏无实的学风，而且对其后的东林学派和复社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东林领袖顾宪成痛言王氏之弊，要求改变空虚浮泛之风，使之“反之于实”。为此还必须把学术与政治结合起来，讲求经世实践。他指出：“至于论学，特揭出躬行二字，尤今日对病之药。”[15]“先行后言，慎言敏行。”[16]提倡言行一致，行重于言。高攀龙也主张扬“实”弃“虚”，反复强调“学问必须躬行实践方有益”，“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17]。这些主张和要求对推动实学思潮的高涨起到了重要作用。

　　复社也继承和发扬了高拱的实学精神。复社领袖张溥是明末杰出的学者和民间政治活动家。在政治上，他反对腐败势力，欲“振起东林之绪”，“推而远之”。在学术上，他主张尊经、治史，目的是“察古镜今”，“赞治资化”；提倡“质访实用，不务虚文”，认为国家只有具备实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由于复社聚集了各地大批才杰俊秀，声应气求，风动天下，因此对晚明实学思潮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上可以看出，实学思潮自明中期产生后，不仅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使他们能够以经邦济世的学问去解决现实“急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冲破了宋明理学的长期统治，使社会思想获得了一次大的解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可以说，高拱是一位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与思想文化，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形成”[14]，成为明清实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

三、气学哲学的重要代表

　　在明代哲学史上，与心学思潮出现的同时，又形成了与之相对立的气学思潮，并涌现出一大批气学哲学家，如罗钦顺、王廷相、韩邦奇、杨慎、吴廷翰、高拱、吕坤、唐鹤征、杨东明等等。这些哲学家组成一个庞大的气学阵营，使气学与理学、心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高拱是明代气学的重要代表，在宋明气学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高拱是明代气学哲学的重要代表

　　高拱气学的理论先驱是明代著名的气学家王廷相。在本原论上，王廷相阐发了元气本原论观点：“天地未形，惟有太空，空即太虚冲然元气。”[18]“天地、水火、万物皆从元气而化，盖由元气本体具有此种，故能化出天地、水火、万物。”[19]在本体论上，他又阐明了气本体论观点：“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20]“元气上无物、无道、无理。”[18]此外，在天人观、人性论和认识论方面，王廷相也贯彻了他的气学思想，从而建构起博大精深的气学思想体系。

　　高拱作为王廷相气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早年在开封“汴梁书院”就学时曾研读过王氏的《慎言》、《雅述》等气学著作，晚年他在《浚川王公行状》中称赞王廷相“立言垂训，根极理要，多发前贤所未发焉。”[21]高拱在其《问辨录》、《本语》等著作中也多次引证和称赞王氏的气学思想，肯定其“兹言良是”。可见，“在思想上，高拱深受王廷相的影响，把他看成是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是符合历史实际的”[22]。

　　高拱在继承王氏气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间惟一气”[23]的气学命题。在本原论上，他指出元气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天地有大德焉，乃其体之总括处，元气之根本，敦厚盛大，而生生化化，其出无穷，此所以并育并行也。”[24]元气产生万物的过程，既是一个“生生化化，其出无穷”的无限性过程，也是一个“实理运行，更无参杂”[24]的有规律性的过程。他认为，万物产生后，其存在的根据也是气，由此他又阐发了气本体论观点：“气具夫理，气即是理；理具于气，理即是气。原非二物，不可以分也。……气聚则理聚，与生俱生；气散则理散，与死俱死。理气如何离得而可分言之耶？”[25]气与理原非二物，不可分离，那么谁本谁末呢？他指出：“物，气之为；则，理之具。有物必有则，是此气即此理也。”[26]物质性的气含具规律性的理，而规律性的理又依赖物质性的气。这是最明显的气学宇宙观。

　　高拱的气学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吕坤认为：“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27]反对理气相分离的观点：“理者，气之自然者也。”“道器非两物，理气非两件。”[27]唐鹤征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生生不已，皆此也。乾元也，太极也，太和也，皆气之别名也。自其分阴分阳，千变万化，条理精详，卒不可乱，故谓之理，非气外别有理也。”[28]杨东明也主张：“理气断非二物”、“理气一也”，肯定“盈宇宙间只是一块浑沦元气，生天生地，生人物万殊，都是此气为之。”[29]认为“理”只是气的条理、属性：“气犹姜桂，而理则其辛辣之性，浑是一物，毫无分别。”[29]可见，这些哲学家的气学观点同高拱是一致的，就连他们提出的气学命题同高拱也是相似的。可以说，他们都是高拱气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从明代气学阵营来看，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高拱、吕坤、唐鹤征、杨东明等都是著名的气学家。但相比较而言，除罗钦顺开明代气学之先河、王廷相集气学之大成外，明代另一位最重要的气学家当推高拱。这不仅是因为他构建了气学思想体系，对后世气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30]，而且还由于他对理学、心学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使气学与理学、心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定高拱是明代气学哲学的重要代表。

　　2．高拱的气学是宋明气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

　　从宋明气学发展来看，以王廷相、高拱为主要代表的明代气学是从北宋张载到明清之际王夫之的中间环节，与张载和王夫之共同构成气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张岱年先生说：

　　张载开辟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一个新阶段。后来，经过王廷相，到王夫之而达到中国朴素唯物主义高峰。[31]

　　笔者认为，作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的中间环节，并非只有王廷相一人，而应该包括高拱在内。因为“高拱是满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32]，“高拱与王廷相都是第一流的哲学家”[14]。若从气学发展史来考察，就不难看到王廷相、高拱这个中间环节的重要地位。

　　中国哲学发展到宋代，其重要代表有两派：一是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一是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洛学经过朱熹的阐扬，形成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而后源远流长，一直到清代占据着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如果不是张载倡导气学学说，则我国自先秦以来唯物主义传统到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就近乎“中绝”，而且“张载的唯物主义学说，在一定意义上说，决定了明清时代的唯物论发展方向”[33]。但关学门户不象二程那样英才济济，《宋元学案》列名弟子仅有十三人，其中最著名者是吕大临，但他在张载死后竟背离师道投附二程，在其所著《横渠先生行状》中，不顾事实盛赞二程，贬损张载。可见，真正继承阐扬张载气学的不是其及门弟子，而是王廷相和高拱。如果没有王、高二人，张载的气学至少在明代则成为“绝学”。

　　王廷相和高拱都是以阐发张载学说自命的，特别是发扬光大了他的气学思想。王廷相在其《横渠理气辩》中曾高度评价张载的气学：“横渠此说，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也认为，王廷相“主张横渠之论理气”。高拱在《问辨录》、《本语》等著作中，对张载的关学多有评论，而对其气学则没有直接论及，但并不能由此否认他与张载之间的渊源关系。如前所述，高拱在其著作中多次引证王廷相的气学观点，称赞其“兹言良是”[34]。既然高拱是王廷相气学的继承者，王廷相又是张载气学的继承者，当然，顺理成章，高拱也是张载气学的继承者。

　　在高拱之后，把古代气学推上高峰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从诸多方面对以往气学的成就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在坚持气本论关于气范畴内涵传统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概括，提出以“实有”作为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和统一的基础，力图突破气学的直观性、朴素性的局限。另外，他对气的阴阳、聚散、动静的性质和功能也作了全面深刻的阐析，从而使中国古代气学思想获得了充分发展，并达到了高峰。如果说王夫之是古代气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建构起博大精深的气学思想体系，那么，高拱应是他的理论先驱。这也显现出高拱在宋明气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总之，高拱作为隆万大改革的开创者，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政治进步，取得了“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显著效果；高拱作为明代实学思潮的先驱者，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新学风，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提供了思想武器；高拱作为明代著名的气学家，丰富了古代的气学思想，成为宋明气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高拱在明代政治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学术地位。

参考文献：

[1]高拱：《程士集》卷四，《策五道·孔子言权》。

[2]郭正域：《明太师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3]张居正：《辛未会试程策二》。

[4]高拱：《南宫奏牍》卷一，《挽颓习以崇圣治疏》。

[5]张居正：《陈六事疏》，载《张居正集》，第一册。

[6]嵇文甫：《论高拱的学术思想》，《嵇文甫文集》（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0页。

[7]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8]嵇文甫：《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嵇文甫文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页。

[9]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10]王守仁：《与王纯甫书》。

[11]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送泾野吕先生尚宝考绩序》。

[12]高拱：《政府书答》卷四，《答同年陈豫野书》。

[13]高拱：《掌铨题稿》卷十八，《复吴文佳条陈疏》。

[14]牟钟鉴：《论高拱》，《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

[15]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简邹孚如吏部》。

[16]顾枢：《顾端文公年谱》下。

[17]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五，《会语》。

[18]王廷相：《雅述》上篇。

[19]王廷相：《答何柏斋造化论》。

[20]王廷相：《慎言·道体篇》。

[21]高拱：《诗文杂著》卷四，《行状·浚川王公行状》。

[22]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中），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23]高拱：《程士集》卷四，《策五道·天人之际》。

[24]高拱：《日进直讲》卷二，《中庸直讲》。

[25]高拱：《问辨录》卷八，《论语》。

[26]高拱：《问辩录》卷十，《孟子》。

[27]吕坤：《呻吟语》。

[28]唐鹤征：《桃溪札记》。

[29]杨东明：《晋庵论性臆言》。

[30]岳天雷：《试论高拱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3期。

[31]张岱年：《中国哲学发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页。

[32]嵇文甫：《论高拱的学术思想》，《嵇文甫文集》（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1页。

[33]张岱年：《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57页。

[34]高拱：《问辨录》卷一，《大学》；《本语》卷三。

原刊《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

（作者单位：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