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的崛起
秦人系出帝颛顼之后【1】。其先祖柏翳曾因助大禹治水有功，得到奖赏。后又由于为舜驯服鸟兽有功，赐姓嬴。秦人对驯服鸟兽，畜牧养马特有专长。柏翳的后人非子，为周孝王（前909年）养马，马匹得以大量蕃息，周孝王封之于秦，是为秦赢。周宣王（前827年）时，任命秦赢的曾孙秦仲为大夫征讨西戎，从此开启了秦人与戎夷的争战。秦人尚武善战，在《诗经》中可见到秦人勇于赴战的诗篇【2】。西周末年，秦襄公大战犬戎，又以护送平王（前770年）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以岐西之地，秦人开始建国。
多难兴邦，秦人先祖从人与天争、人与兽争、人与人争的斗争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治水、牧马、和战争的经验和才能。到秦穆公（前660年）时，任用百里奚、由余等能臣治国，终于称霸西戎。
此后二百年间，秦与邻国晋、楚、义渠等，时有争战，互有胜负，国力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到了战国时代，天下纷争，君臣乖乱，秦怀公被大臣逼死。其后，怀公的曾孙出子，即位不到两年，就与其毋被大臣所杀，改立献公。三晋乘秦内乱，攻占河西之地。献公力图振作，但成效不大。
秦孝公继位（前360年），他眼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以至失土辱国，忧心如焚。其时山东有齐、楚、魏、燕、韩、赵等六国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诸侯待之如夷狄，屏絕于会盟之列。秦孝公视“诸侯卑秦”为奇耻大辱；于是发奋图强，“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求贤，立志要恢復当年秦穆公的霸业雄风。
卫人公孙鞅，又名卫鞅，少好刑名之学【3】，闻得孝公令，遂西行入秦，求见孝公。孝公与卫鞅会谈了四次，谈的都是治国之道，但卫鞅每次谈话的内容都不同。第一次他谈的是帝道，孝公听得瞌睡连连。第二次他谈的是王道，孝公不感兴趣。第三次他谈的是霸道，孝公颇感兴趣。第四次他谈的是富國强兵之道，孝公大感兴趣，越坐越近，连着谈论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于是决定重用卫鞅，实行变法。
卫鞅所说的帝王之道，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必然是一些使人昏昏入睡，不切实际的空泛言论。他精研刑名之学，反对帝王之道，想来这四次谈话，定是他早已设计好的圈套。他先从帝王之道说起，正话反说，让孝公了解，帝王之道是不切实际的空谈。绕了一个大圈子后，再回到富國强兵的主题上，使孝公前后比较之下，进入了他的计算之中，实行他所订立的刑名法令。
一
孝公对卫鞅变法，还是有些疑虑，于是召集群臣，举行听证辩论大会。卫鞅首先发言。他强调变法没有什么可疑虑的，他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3】。力言变法要当机立断，不可犹豫不决。
大臣甘龙反对变法，他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卫鞅指他所说的都是世俗之见，他说，“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这些人只知居官守法，抱残守缺，成不了大事；且看“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所以“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只有愚昧之徒，才会守旧不变；智能之士得要变法更礼，建立千秋功业。另一大臣杜挚也反对变法，他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衡量正反双方，认为卫鞅说得有理，决定变法。
战国时代，礼乐崩坏，卫鞅认定礼乐仁义无以治国。他甚至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等文化道德修养，称之为六虱，认为一个国家“无六虱，必强；有六虱，必弱”。又说，“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於人，而不能使人爱”；所以“仁义不足以治天下”。治理天下得要“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4】。唯有严刑峻法，才能富國强兵。
“民弱国强”是卫鞅立法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弱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基本上，卫鞅认为人性本恶，所以“慈父无孝子，治主无忠臣”；因而他主张“以战去战”、“以杀去杀”、“以刑去刑”。治理国家更要利用人性的弱点，重赏严罚，而且要“重罚轻赏”，“刑多而赏少”才能治国。
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可知，秦法非常繁琐详尽。例如规定把耕牛饲养得好的，赏酒一壶，干肉十条；养得不好的，则要受笞刑，真是重罚轻赏!又如弩兵射箭技术达不到要求的，除了被免职外，并要罚二甲。御者技术不好也会被免职，还要罚徭戍，连教他驾御的老师也跟着受罚。甚至规定如果粮仓中有三个以上老鼠洞，管理粮仓的人员就要受罚。
二
秦法鼓励耕战，“耕织致粟帛多者”受到奖励；“事末利及怠而贫者”降为奴婢。最大的奖赏就是立得战功，“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此令一出，大家都把打仗杀敌作为致富的捷径；于是“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甚至“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杀敌固有重赏，失误更有严罚，军队实行连坐法，规定“五人束薄为伍，一人死”，其他四人如果没有战功，则“刭其四人”。家人为了重赏，出征时“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据睡虎地秦简记载，为了重赏，士兵中竟有抢夺他人所得首级的行为。重赏之下，他们祖先在《诗经》中所歌颂的袍泽之情【2】，已荡然无存。
新法行之十年，秦国大治，山无盗贼，户给人足。其后卫鞅又大败魏军，收复河西之地。秦孝公封他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商鞅的严刑苛法，确可在乱世中杀出一条血路，但由于舍弃了文化的发展和道德的教化，亦因此而种下了日后秦国迅速分崩离析的恶果。商鞅法令，杀气腾腾，刻薄寡恩，读《商君书》往往教人心惊胆颤，与读《论语》时，如沐春风的心境，不可同日而语。
商鞅变法，树敌过多，得罪了权贵，秦孝公死后，被诬谋反。商鞅闻讯，仓皇出逃，但由于他所立的秦法，律令苛刻，控制严密，竟令他自己走头无路。商鞅作法自毙，终于被新继位太子，惠文王，所杀。商君虽死，但秦法未败。此后秦行商鞅之法，拥雍州之地，据殽函之险，经惠文、武、昭襄等王的经营，追亡遂北，远交近攻，破联军，坑长平，灭周室，威震诸侯，奠定了日后嬴政席捲天下的基础。
秦人的崛起，是因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得当所致。战国末年，天下已大乱了几百年，百姓厌于战乱，但求统一安定。统一的天时既成，秦因地利之便，得能臣勇将之助，终于一统天下。统一后，天时、地利已改，秦却不知应变，反而徭役日重，民不聊生，国无四维，指鹿为马，焉能不土崩瓦解？如果统一后，秦能由恰当的人选（如扶苏）执政，以宽厚仁慈的法律，取代那刻薄寡恩的律令，“文景之治”将会提早到来。如果秦人更能乘着春秋学术思想黄金时代的馀风，发展文化；那华夏文化将会更加灿烂辉煌。往事已矣，秦人不暇自哀，后人当哀之，鉴之。
参考资料：
【1】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2】《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3】司马迁，《史记·商鞅列传》
【4】《商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