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及日韩学者共议中华文化传承问题

编者按：
　　2016年8月23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国学网共同举办的海峡两岸中华文化传承问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原主编陶文鹏研究员、主任赵敏俐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项阳研究员、西北大学原副校长李浩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方铭教授、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教授、台湾逢甲大学廖美玉教授、台湾大学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沈冬教授、韩国釜庆大学文学院院长金昌庆教授、日本关西大学东方学部长谷部刚教授。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院长吴相洲教授主持。现将各位发言要点发布于下，敬请分享。

吴相洲：
　　各位专家，本次会议设计议题有以下四个：第一，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价值；第二，中国文化传承方法与途径；第三，国学教育与文化传承关系；第四，中国文化传承经验和问题。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提出这些话题的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作为支撑。国家层面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解决当前人心问题，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即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对当前精神文化建设做一些工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想到一个词——国学。目前民间国学非常热，当然出于各种目的的都有：有些人真的是想从“兴盛继绝”这个角度来传承民族文化，有的人是出于纯粹商业利益，认为国学可以成为挣钱工具。目前各类讲座、讲习、辅导、教材，电视台各种各样的节目……在这样一个民间国学非常热，国家也迫切需要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情况下，学界的反应却很不一致。国学这个概念到现在没有被官方教育体系认可，到现在还是“黑户”。有些学校，即使是成立国学院，招收本科生、研究生，但只能授予相关领域里的学位。因为现在学科设置完全是从西学来的，国学在其中没位置。大多数学者都是站在西学角度来看国学，怎么都不接受。从事国学研究、教育、宣传的人也达不成一致，拿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到现在国学没有“户口”这是国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传统文化是一个资源，教育在文化传承中是传统文化变为文化传统的最重要途径。高校体制如此，但中小学因为上层的文件要求，试图加强国学教育，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有效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背景，希望能够听听各位高见，尤其来自对岸、日本、韩国在中华文化传承上有哪些经验，希望能贡献出来，供大家分享。

陶文鹏：
　　应台湾张家旺先生邀请，刚刚完成《论诗三百首》，现在谈谈自己的体会，主要关于诗词。宋诗是继唐诗之后的第二个高峰，仅次于唐诗，元明清都比不上。宋代人为何诗写得好？宋诗学术上、创作上有如此大成就，出现苏东坡、欧阳修、黄庭坚那么多名人，除了才气之外，是因为他们学问高。另外，宋代士大夫从政精神太强烈，又擅长古文，学问又高，所以一写起诗来以文为诗，当然比唐人有创作力。在继承和发展唐人的基础上面，他能大胆地创新、变革，像黄庭坚曾说“宁做鸡头，不做牛后”、“随人作计终后人”。国家有一个传统，包括宋人也有这个传统，即宋诗精神。做学问得有传统学术精神，做学问是为了经世济民、经世致用。研究王国维不能光研究王国维，只有几个人知道，这样的学问不是最好的。宋人做学问做事都跟政治关系紧密。那时的爱国主义很辉煌，像文天祥拿生命来写诗，像陆游临死前还写“死去元知万事空”。

　　回到国学上来，本人曾做过两届评委的诗词大赛，还有河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也举行过一些诗词、汉字大赛，这些都有利于国学的发展，增加了人们的兴趣。比如成语大赛，说出一个故事就要讲出成语，确实有利于国学。但是诗词大赛不一样，诗词大赛是真正要去创作。这方面大陆的学生还是比较欠缺，老师也是。老师不会写没关系，但一定要培养学生写。现在只有南方几个大学，比如中山大学，跟台湾、澳门、香港联合起来办诗词比赛，还有奖金，还可以发表。学生毕业后还可以交作品，进行评点，集结成书。如果一直办下去，效果会很好。诗词是国学的精华，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以上都应该会写，写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应该尝试去写。程千帆先生对他学生就是这样要求的。中国做学问做得好的人，都会写，像钱钟书、唐圭璋、夏承焘，所以作为老师得教学生写，不一定要写得好，但是要会写。知道写的甘苦之后，才能研究深，研究细，在写的过程中才能谈一些体会。

　　另外，中西问题。从写诗角度、做研究角度，不能只读中国书，太崇拜外国也不行，但一点不懂也不行。钱钟书说过别读外国书，读那么多没有用，读也读不懂。但实际上他读的最多，也才会有那么多新发现。《谈艺录》里谈李贺、岑参十几个章节，写得都非常好。习主席也说过我们要学习西方好的东西。古今中外一打通，就有利于提高。我们需要有一批人去探索文学很偏僻的领域，如敦煌，研究成果是很有用的。但不用所有人都做这个，经世致用的也要做。在抗战时，我们学者们在大后方写了那么多专著，比现在很多人写得好。因此，要学诗，学着写诗。

吕正惠：
　　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是同时的，汉帝国先瓦解，罗马帝国比较晚，但是汉帝国之后大约五百年，又重建了隋唐帝国，是在同样的地方建立的，而且秦汉到隋唐，是同一路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实际上从来没有在同样的地方重建过。罗马帝国范围很大，包括现在的埃及、现在西方的德国、英国、北欧——这些日耳曼民族建立起新的国家，所以现在西方人都说他们是继承了希腊、罗马。但他们的继承和我们的继承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继承是在原来的土地上延续下去，而且文化也是延续下去。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是绵延不绝。重新再造的第一次是隋唐帝国，汉帝国崩溃之后，西晋期间短期统一过，可是后来，北狄的少数民族侵入中国，长期战乱和激烈，是少数民族帮我们重新统一起来。

　　李渊的父亲、李渊其实都是胡人，杨坚的父亲、杨坚都是胡人，所以中国的重新统一跟胡人分不清。统一之后，他们就同中国文化，纠结不开，延续下来还是先秦两汉的文化传统。外面的武力进来使得国家重新恢复统一，把文化继续发展下去，世界上几乎没有类似情况的。如果说霍兹帝国征服了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的文明就没有了。马其顿帝国和罗马、中古埃及，不断有各种游牧民族侵入印度，印度河和孟加拉河文明都变成伊斯兰文明。印度是有绵延，但并没有像中国这么完整，这是很独特的。站在世界文明角度来看，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看历史，要从世界史看中国史。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文明为什么具有这样不间断的延续性这个特点？先提出两点比较特殊的，第一，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广大农业文明，那么任何民族进来，都会被这个农业文明所吞没。每一次一入侵，一往南逃亡，最后统一，疆域一定比原来的还大，最后一次就是满清，空前的庞大，因为它已经囊括了西藏、新疆、蒙古，这是最大的一次。第二，汉字把中国文明凝固起来，而不是汉语，汉族本身。事实上，广东话、闽南话、比德语和英语的差距还大，那实际上这些很难沟通的人还是靠汉字沟通起来。中国的官僚制度可以使得平民阶层可以产生士大夫，平民阶层和士大夫阶层依靠汉字连接起来。

　　最后，可以这样说实际上最后统一中国的都是游牧民族，比如隋唐。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武力来源，就是我们的游牧民族；有非常巩固的农业文明，可以把土地和农民结合在一起。任何民族都有两种无产阶级，一种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使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无产阶级。第二个无产阶级是农民。共产主义说农民起义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每一次改革的是农民起义，只是最后建国的不一定是农民，可是没有农民起义，那个朝代不会崩，所以，农民起义改变中国历代的历史。

廖美玉：
　　跟各位分享的是《中国文学研究在台湾》，相对于吴老师所谈的国学这个词，我用“中国文学”这个词。这里面的背景就是现代大学的体制，大体上它的建立有三段历史，从1898年的《重立京师大学堂章程》，一直到1902、1904年，最后有一个《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里面，大概就把学科分了四个科，格致科，农业科，医术科和文学科。简单来讲，所谓的文学科主要就是包纳了所有中学——中国学问，其实也就是国学。相对于其他文学，国学这个概念就显得特别大，也和西方的学科特别不一样。台湾的中国文学系基本上来讲，就是中学的广泛范畴，吸纳了很多不同得科目门类，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大概在中国文学底下，总共有大约有228项不同的类别名称，如诠释学、语言学、学术思想、哲学、目录学、文献学、方志学、敦煌学、民俗学、宗教学、比较文学、人文地理学、文化学等，和历史学都有很多的交集。这个情况下，面对现代学者，面临两个方向的挑战，那一个是现代科研体制的形成，强调成果产制，强调考核的方式等。

　　可是另外一方面，中国文学研究又承载了一个悠久古老的文化传统、知识体系与价值。因此在研究形态、研究方法、学术议题上比起其他的专业学科来讲要更丰厚，也更难为他们所认可。我们并没有他们所谓专业研究的态度，所以通常中国文学和其他学科在进行跨领域对话的时候，都特别辛苦。这是我们一直都要面对的，以下分几个角度来谈谈：

　　一是中文学术传统到了今天，无可比避免地要与社会科技发展有一个交汇，也就是说，我们面临数据化世界的来临、相关资料的处理分析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过去以文本研究为主，而我们在这个数据化的浪潮当中要创造新的研究模式，在这里面，我们就会思考和面对：数位人文的可能性在哪里？其限制在哪里？那也面对数位人文研究方法学的建构。以目前来讲，国学网这样一个资料库数据库、汉籍文献乃至数位地图的建制已经相当多了，那么好不好呢？现在的数位化通常就变成了检索出来以后，只做片段式的阅读。

　　第二，现代研究分析运用。资料库建了，数字库有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把已经建立的这么丰富的数位资料落实到研究分析运用中。在目前这么多数据资料里面，我们如何走下一步。我们其实要更珍惜像陶老师这样的前辈学者。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受到西方冲击的这个阶段，一百多年来，学术成果也就格外地丰富，那这里面我们开始面对现当代人文学术史的建构。那比如说徐复观先生，从文学的角度读《诗经》，其中国艺术精神就包含着中国所有的传统学术，也都呼应在现代大学的体制里面。这些都需要重新厘清，我们会更清楚如何去深化、转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议题。

　　第三，关于汉字部分。汉字跟重写中文学术史的这个论题，是我们关注的一点。特别是大量出土的古文献，个别研究有很多，可是这么多研究之后，在研究议题上已经开启了重写中文学术史的契机，我们一定要纳入这样一个思路里。

　　第四点，国际汉学。国际汉学，以往主要谈日本的论语学，韩国的诗学等等。目前我们提出世界文学的观念，重新去体认有关经学传播的重塑、翻译、曝光、文本旅行等。所以这里面，新的观念的引进，有助于中西学说的交流、整理事业的新风貌。曾经有过比较文学，重新以一个世界文学的观念来思考来讨论。在跨领域的机制下，经典文本如何回应现当代的可能性，特别是加深中文研究对社会的研究，重新去重现国学对中国文献的价值。在现代科研体制下，我们不得不面对当代知识产域所开展的研究，这当然带来很多的机会，可是年轻朋友不知道怎么去衔接，也包括传统文献和基本文献的阅读，在传统文言文阅读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所谓中文本身的范义变得模糊。

项阳：
　　礼乐的主脉有仪式用乐和非仪式用乐，一是国家所用，一是个人情感的表达。现代受西方影响就会注重审美欣赏，而将另一条主脉——国家用乐忽略了。大文史学界提到“乐”总是形而上的乐教、乐化，而不提音乐的本体功能。

　　乐有一个特性是稍纵即逝，在1877年爱迪生没有发明留声机之前，我们是听不到的。中国古代音乐记谱只记主干，在雍乾之后才有完整的记录。我今天主要讲“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消解”。我们要进行反思，在持续性的时段之内，当偏激和偏颇成为了主导，对传统文化形成了围剿之势，国人对传统文化了解不清楚。当社会缺失了传统文化氛围，即便学界对传统深挖，只可能是局限在小圈子里，难有社会影响力。回溯历史，学者的思想理念和社会主流合辙，能够和国家制度推行引领才算是真正的前进，否则难以对社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力。

　　先贤认定，礼可以使社会有序，与礼“相嘘为用”的乐可以改变社会风俗，“相嘘为用”就是你我依靠，互不相离。乐和礼在仪上连接起来。没有仪式，就没有礼乐，如果不把握这一点，礼乐就难以说清楚。中国自周代起，从国家意义上，礼乐文化奠基基础，以制度固化将礼乐不断延续。即便是俗乐，也应该有礼的道德规范，否则就会被指斥为靡靡之音，乱世之音，这就是中华礼乐文明存在和延续的意义。礼乐文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构成，无论是国家和民众，都已经认同情感的仪式性诉求。礼乐，是与中国国家仪式、与民间礼俗仪式，相嘘为用。

沈冬：
　　报告题目是《“民国范儿”的传统音乐——在台湾学国乐》。本人从小学传统音乐，弹琵琶、七弦琴等乐器，主要根据自己在台湾学习传统音乐的历程跟各位交流，尝试以一个史学的角度把自己纳入传承中去。

　　最早在民国时期谈到的国乐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现在所说的国乐团或者民乐团是以传统乐器为主，合起来变成西方形式的管弦乐团。每一种乐器，在现代乐团里，都是传统音乐的传承者，个别传习时，非常强调传统的流派、曲目等等，可一旦坐到乐团里，它们的传统特色就不能表现出来。1935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队，只有六个人，以广东乐和江南丝竹为主，1937年因为抗战迁到重庆，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来追随西方乐团。比如旋律要加上和声、要有乐队组织的专业建制、要以扇面形式呈现表演、要有看谱试奏、采用十二平均律等等，都是现代性的表露，与传统的丝竹班子完全不一样了。到1949年他们到了台湾改名为“中广国乐团”，同时扮演了官方礼乐和传承俗乐的角色，再开枝散叶，有了许许多多的业余乐团，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一直参加的1951年成立的台湾大学的熏风国乐团。

　　当年重庆的制度移植到了台湾，包括团员的招收、设立作曲专员、各种节目的配置、与国家政治、政策的配合，还办了国乐培训班，培训了一大批后来有重要影响力的音乐人才。第一个职业乐团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真正出现。（展示照片、播放乐曲）这些曲子都是用小小的旋律串起来，加上速度的快慢、声音的强弱，就把它做起来了，都是大陆的传承。

　　接下来，我将自己放入历史的脉络中跟各位介绍。我主要跟过四个老师学习,他们都有他们的困境和努力，因为在台湾没有传统滋养，所以很难找到自己的路径。当年在台大熏风国乐团最大的启发是——开始听到大陆的民乐，包括音乐风格、演奏技巧等等都让人非常震撼。为什么我们会去追寻国乐？因为台湾的教育就是塑造一个大中国的想象，当听到大陆音乐时，就是大中国的想象落实了。本人就是台湾众多追寻者中的一个。所以“民国范儿”的国乐，从南京、到重庆、到台湾、到台北，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所以是功不可没。但传过来的时候没有充分地和传统、流派结合，又逝去了传统的土壤，所以学国乐的人又千方百计地追寻，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到1980年代，两岸交流之后，国乐团已经很相似了。

方铭：
　　国学是中国固有学科，但它的边界难以确定，西方的学科体系难以包括它。我认为国学以经学为主，主要解决人怎么样在社会上生活问题。国学典籍现在分属文史哲不同的学科研究范围。国学学科没有被学科评议组重视，希望以后能得到重视，设立国学学科。如果设立国学学科，就需要文史哲三学科合并，最好能比照马克思主义学科在中国的设立在中国设置国学的一级学科。对国学的认识，体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

　　之前与吴相洲教授参加《光明日报》的一个关于讨论习总书记的治国理念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讨论时我说过一个观点：领导人对传统文化建设的规划，体现了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这是一个进步。只有认识到国学是什么，才能谈国学教育。国学以经学为核心时，重点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概念是什么？它一定是传承道统的。传统文化不存在优秀不优秀的区分，传统文化都是优秀的，像裹小脚这些不属于传统文化。这些年国家汉办一直在培训孔子学院的老师，会让老师学习一些编织中国结、包饺子等手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像佛教之类，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文化主体性问题。

　　第二个是永恒性，要坚持从孔子那传下来的东西。中国文化之所以一直流传下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性特点。孔子提倡“鳏寡孤独老有所养”，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现在社会还没有实现，还有很多值得努力的地方。

　　第三个是普遍性。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好东西要分享。

　　另一个是世界性，孔子讲“均民人惠”，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国与国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作的，要善于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诸如此类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国学教育中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值得注意，就是繁与简的问题。吴相洲先生曾做过国学考试书目大纲，这非常好，希望是实际操作中，做好繁与简的问题。中、小学生在读书时可以多读一点诗词。繁与简就是在国学推广中在让群众花最少的时间，了解中国传统知识文化、了解“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问题。

　　国学推广中还涉及到中与西的问题。对于西方文化，不能盲目排外、排斥。我们发扬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与西方文化抗衡，而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传统文化。

　　同时还要处理好官与民的问题。国学教育得到推广，还是需要从官方着手，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是不能成为作秀的手段，要切合实际。因此，国学教育需要官方和民间同时努力，共同推进这个工作。

赵敏俐：
　　在国人如今的精神文化建设中，需要国学。国学的兴起，并不是源于领导人的提倡，而是从民间与知识分子中开始的。80年代十几个政协委员呼吁恢复传统文化，90年代在北京开办了一所以国学为中心的私立学校，叫“圣陶学校”，第一届校长是老舍的儿子——舒已。古话有“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们现在物质条件好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传统文化教育，追求精神上的提升。这一要求现在的学校教育可能达不到，一些私立的书塾可以办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所以现在的一些大学也开始开办了相关的研究，逐渐的国家领导人也开始重视这方面的教育。

　　传统文化的普及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虽然现在经济发展不错，但是受到商业大潮与政治体制的影响，大家对传统文化也存在质疑。经济发展，但两级分化严重，很多下层的工人、农民甚至怀念文革时期的日子，这就说明现在的思想文化存在混乱。西化派与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派都反对传统文化、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现在很多人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做的事情却破坏了真正的传统文化，如街上的算卦活动、假借传统文化开办的培训班等。所以我们要为传统文化正名，弘扬传统文化，让大家真正了解传统文化。

　　弘扬传统文化是一个大工程，一个人无法完成。我们现在希望以吟诵入手，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教育部之前发布一个关于让传统文化进课堂的文件，希望借此推广传统文化。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让传统文化进入课堂，哪些是传统文化？第二，如何进入课堂？现在课程已经设置，那传统文化的课程到底应该安排在什么课程中？师资力量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要考虑。

　　从学者层面来说，对国学的重视还是不足。国学与文史哲的关系到底什么？需要有人来专门研讨。但现在的高校体制影响这些工作的开展。很多老师也不愿意参与其中，缺乏专门的人才。

　　国学课程怎样融入到中小学里面？在不影响在中小学体系的情况下，把国学课程加入进去。如，吟诵，不仅仅是一种阅读方法，也是一种教学方法，希望借此改变现在课堂上的沉闷，让老师和学生更快乐、高效的学习。我们每年通过办培训班培训中小学老师吟诵技巧，受到热烈欢迎。但是因为时间短，吟诵又不仅仅是技巧问题，还要求老师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师资去给这些老师上课。吴老师做的国学考试系统是不错的。另外，如何挑选合适的国学内容纳入到现在的中小学课程中去也需要讨论。同时希望高校中有更多的学者和研究人进入到这个工作中，共同努力。

李浩：
　　本次会议名称中的“中国文化的传承”这个说法非常好，比较中性、客观，大家都能接受。

　　近些年中央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可谓恰逢其时。就我个人来说，从读书到现在教学以来所做的工作，没有举着国学这个口号，但并没有跳出这个国学这个大圈子，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在座的各位所做的研究都在这个领域这里，都和传统文化相关。

　　我们学校（西北大学）也成立了相关机构，想在国学这边多做一些工作。我正好负责具体工作。后续将会召开一些高层研讨、专家咨询等活动，或者面对学生、市民的讲座，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但目前存在一个资源分享的问题，一个学校有活动，其他学校的老师后人同学不能及时知道。我觉得香港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可以借鉴，所以我有一个设想，希望以后有讲座之类的活动，能在报纸或者其他媒体上刊登消息，让广大市民知道并参与进来。也可以让我们的老师能走入大众视野，让更多人了解国学。

　　至于怎样让学术走出去？走出去和引进来是一个问题是两方面。希望以后做一些工作，能把国外汉学的工作成果也引进来，如把日本、韩国、北美等地的研究，引进到中国，真正让国学、中国文化研究做到海内外互通，把国学研究成果分享。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想法。六月份教育部开会时，我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问题。20世纪以来，如果说我们与传统有大的断裂，是从教育方面开始的。从废除科举制后，中我们全部采取了西式的方法，从教授方式、教学设备、师生服装等都开始西化。有人曾经提过，现在采取的班级制度，其实是源自苏联的军队管理制度，我们传统的书院是没有这样的管理方式的。因此应该怎样向传统学习，这些方面都是可以考虑的。我们现在说弘扬传统文化，到底是以现在的教育制度弘扬，还是以中国传统教育方式恢复传统文化？教学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国学学科，全面采取现代教育方式不一定完全适合国学学科，所以一定要多方面考虑，不能一刀切。

　　中国文化的传播的意义是多层次的。是知识的传授？还是让学生领会其中的价值？这其中是不一样的。一直以来的以考试应试为目的的学习国学知识是不合适的，意义也不大。对传统文化的推广，不敢变成政治运动。因为运动有开始就有结束，传统文化的推广要变成大众一直的兴趣，而不是一时的运动。高层如果把它提的太高，民间大众容易有抵触情绪。所以希望国学推广不要变成一场运动，高层要适当倡导。希望这次传统文化的推广，可以做的慢一点，稳一点。

　　传统文化的教育、推广，一是要踏实，不能贪大求全，要慢，一点点来。二是要切合实际。我们推广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要抵制西方所有文化。应该理性看待西方文化的价值。还有一点是要身体力行，倡导的东西要实际能做到，不要唱高调，要提倡我们能做到的。同时，家庭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学校整个的风气也要改造，为人师表，为学生做好表率。整个社会要移风易俗，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目前社会上这种崇尚金钱、权利的风气要纠正。传统文化的弘扬，大家共同努力，身体力行，从小事做起。

金昌庆：
　　我的报告主题是《儒学在当代韩国的流播》，分为三个层面。

　　一、当代前儒学在韩国的传播。

　　儒家思想由中国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开创，历经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演进，形成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和学说，远播到海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文化思想，也逐渐融入当地文化，并得以广泛传播，深刻影响着当地的思想价值体系。

　　朝鲜半岛与中国北部相连，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儒家文化早在秦汉时期就已传入，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儒学东渐”，逐渐成为韩国国家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深深地扎根于朝鲜半岛。从朝鲜王朝开始, 韩国社会思想在儒家传统的主导下，基本呈现稳定的形态，直至今日。

　　值得一提的是，儒学传入韩国后，真正实现本土化的标志，是韩国本地儒学流派的形成、流播、演变，以及儒学各派大儒和知名代表人物的出现。

　　二、官私承继与大学教化：当代韩国儒学的流播与传承。

　　当代韩国儒学的流播和传承态势，既有早先历史上设立的官私教育机构在“中央-地方”的承继之径，也有以成均馆大学为代表的焕然一新的现代大学儒学教育之式。

　　首先，是官办和私办的教育机构。这种方式，早在历史上便已出现，并在相当长时期里，扮演着重要的国家思想文化信仰的教化、训导角色，起着文化教育考试、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典籍保存等诸多作用和功能。

　　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有这种教育机构，只不过分官办和私办而已。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儒学和儒家文化，开展相应的传统文化活动，韩国还相应地设置了成均馆儒道会、乡校财团和韩国书院联合会等组织、团体。

　　其次，是韩国代表性大学里的儒学教育。以成均馆大学为代表，韩国众多执行现代大学制度的大学，依然十分看重传统儒学教育，他们将新式教育融入到传统儒学的学习和实践中去，让传统儒学在大学里焕然一新。

　　而在韩的众多孔子学院，除了作为中文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基地和中心外，作为在韩传播儒学思想、儒家信仰的重要载体，也被越来越多学者所共识。这些孔子学院、孔子课堂里常设的兴趣课程，更是逐渐渗透到韩国社会的机理中，在韩国社会的基本面，潜移默化间，传播着最早来自于中国的儒学之道。其中，不乏将“传承儒学”作为设立孔子学院办学宗旨的大学。

　　三、“安东文化现象”：儒学在韩国社会的承继和发展。

　　安东“崇文尚儒”的文化现象，不仅体现在安东大学推崇儒学教育，还体现在这个城市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安东，位于韩国庆尚北道，一个坐落于韩国中东部的普通城市，却是汉风习习。早在朝鲜时代，这里就涌现出李退溪等众多堪称儒学先驱的学者，并拥有当时全国最多的书院和乡校，而现在，百姓依然崇儒尚贤，教育孩童从小学习汉学，“研习汉字、学写书法”蔚然成风，传统儒学体验和汉学课程培训活动丰富多彩。安东假面和河回古村，也成为文化遗产，1999年甚至吸引英国女王的到访。在这里，可以通过“相识儒教”、“儒教与修养”、“儒教与家族”、“儒教与社会儒教与国家”、“儒教与未来社会”等板块，全面观览到韩国儒学在地方上的流播和传承盛况。安东文化，是儒家文化在当代韩国社会的独特性和珍贵性延续和保存，儒学在当地的社会治理和风化教育中历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地政府也十分看重儒学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建设，得以“乡校犹存，书院林立”，形成了韩国独一无二的 “安东文化现象”。

　　儒学思想，是千百年来韩国精英阶层一直推崇和奉行的国家纲领，也是韩国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基本信条，即使是“日占时期”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各阶层也一直认同和实践着，从未中断或改变。在现代化进程中，韩国民族特有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让他们不断思索和研判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不断修复、过滤和完善其中的“糟粕”，不断充实、扬继和传播其中的“精华”。韩中之间，地理接近、文化相通，历来交流频繁，尤其是原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韩国当地儒家文化，保持着长期的、有效的、频繁的交流互动，也是韩国儒学得以完好传承、广泛流播的主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相影响、相得益彰，依然显得十分重要。当代韩中的文化交流，具体而广泛，中国文化来到韩国交流互动，汉字、书法、绘画、诗词、戏曲、艺术、舞蹈等“汉风”尽吹韩国各地，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也前往中国学习和生活，还有两国间的学生交换、青年互访、学术交流、文化展演等等，都对儒学和传统儒家文化在韩国的继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安东文化现象”，可能只是儒学在韩国流播传承的特殊案例，甚至还曾被一些韩国年轻人轻慢地称为“保守的安东”，现代文明的进程，也必然会让安东无可避免地面对外来事物和外来文化的挑战。然而，基于“安东文化现象”基础上的讨论和分析，可以看出，在思想和行为准则上，“重文敬贤、崇尚礼仪”的传统教化，已在包括安东在内的韩国各地根深蒂固，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在当代韩国社会被广为认同和推崇，韩国国家的社会家庭观念和韩国国民的日常世俗生活始终离不开儒家思想，儒学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承继和发展。

长谷部刚：
　　今天主要介绍一下《<聊斋>与芥川龙之介》，以此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芥川龙之介，1892年生于东京，1927年7月24日去世。从小接受日本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很喜欢《聊斋》，在他的作品中与《聊斋》有关的有六篇，今天主要介绍《马腿》这一篇。这是他晚年的作品，发表作品两年后他就去世了，写这部作品时作者精神已经不太好了。这部作品主要讲冥界官吏选错忍野半三郎带到冥界的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聊斋》的《王兰》。比如说，单援朝教授主张芥川龙之介《马腿》的基本构思是从《聊斋•王兰》的转生谭启发到的。對此, 1996年須田千里发表《芥川龍之介《第四の夫から》と《馬の脚》―主題をめぐって―》提出新的看法,就是芥川龍之介《马腿》不是《聊斋•玉兰》，而是從《太平广记》卷三七六《再生》二《士人甲》(出于《幽明录》)而來的。通过对比原文，我们可以了解，芥川《马腿》确实是取材于《太平广记》里的转生谭。须田所提的看法很有说服力。不仅仅如此，须田还亲自调查芥川留下的藏书,发现其中有《太平广记》，证明了芥川没错地看过《太平广记》。
须田在自己的论文中没有讨论过《聊斋•王兰》与《太平广记》里的转生谭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引用鲁迅的文章来证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说过这个，鲁迅指出：明代《太平广记》的传播促进了文人用文言创作怪奇小说的风气，其中最有名的是“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因此我们可以指出一个可能性:就是《聊斋•王兰》才是取材于《太平广记》的转生谭《士人甲》的。

　　芥川终生爱读《聊斎》,不会没有看过卷一的一篇《王兰》。他还藏有《太平广记》,看过其中的转生谭《士人甲》。因此，我们可以推想：芥川也可能发现了《聊斋•王兰》与《太平广记》里的转生谭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