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五）：通俗小说集

51、《红楼梦》

　　清代章回体长篇世情小说，原名《石头记》，又名《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曹雪芹撰，高鹗续。曹雪芹（约生1724—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河北唐山（一说辽宁铁岭，一说辽宁辽阳）。其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家奴）。曹雪芹的高祖因随清兵入关有功得受官职。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父辈的曹颙和曹頫相继担任江宁织造达60余年之久，颇受康熙帝宠信。曹家也因此成为当时财势熏天的“百年望族”。雍正初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多次打击，曹頫被革职入狱，家产抄没，举家迁回北京，家道从此日渐衰微。这一转折，使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更清醒地认识了社会制度的实质。从此他生活一贫如洗，但他能诗会画，擅长写作，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小说《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这部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巅峰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曹雪芹陷于极度的忧伤和悲痛之中，到这一年的除夕（1763年2月1日），因贫病无医而逝世。《红楼梦》在曹雪芹手中并未全部完成，只写了八十回。后四十回由高鹗续成。高鹗（约1753—约1815），字兰墅，一字云士，别号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祖籍辽东铁岭。乾隆五十三年（1788）秋天，高鹗参加顺天乡试，得中举人，乾隆六十年（1795），又中进士，任内阁侍读。后来，高鹗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大约在中进士前，高鹗将八十回《红楼梦》补成一百二十回。他的续书虽有不合曹雪芹原意之处，但毕竟使这部小说能以完整的故事流传于世，功不可没。对《红楼梦》的完稿和出版起到重大作用的还有程伟元。程伟元，苏州人，乾隆后期，在京花数年之功，搜罗《红楼梦》残稿遗篇，并邀友人高鹗共同承担“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的编务，并三次刊印《红楼梦》。

　　《红楼梦》在流传初期是通过名为《石头记》的手抄本形式流传，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这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它继承了《金瓶梅》的网状结构特点，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以金陵贵族名门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为暗线。展现了穷途末路的封建社会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宫廷、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婚姻、奴婢、等级制度及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

　　另外，该书在我国古代民俗，封建制度，社会图景，建筑金石等各领域皆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红楼梦》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尤其是真实地再现了人物的复杂性，使我们读来犹如作品中的人物同生活中的人物一样真实可信，《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令人徒加评论。不仅贾宝玉，林黛玉这对寄托了作者人格美，精神美，理想美的主人公是如此，甚至连王熙凤这样恶名昭著的人物，也没有将她写得”全是坏”，而是在”可恶”之中交织着某些”可爱”，从而表现出种种矛盾复杂的实际情形，形成性格”迷人的真实”。作者善于通过那些看来十分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描写，揭示出它所蕴藏的不寻常的审美意义，甚至连一些不成文的，史无记载的社会习惯和细节，在红楼梦里都有具体生动的描绘。小说作者还充分运用了我国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各类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使这部小说始终荡漾着充满诗情画意的特殊韵味，飘散着东方文化的芬芳。

　　《红楼梦》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乾隆年间始，各种关于《红楼梦》的续作纷纷出笼。据有关学者统计，《红楼梦》的续书种类高达百余种，如《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增补红楼》、《红楼》、《红楼梦影》等。甚至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的社会影响和艺术成就超过《红楼梦》。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有成就的作家，都有意或无意中受到过《红楼梦》的影响。

　　《红楼梦》现存最早手抄本是乾隆甲戌年（1754年）本，但只有不连续的16回。后来又发现了若干手抄本，较重要的如乾隆庚辰年（1760年）抄本，今存78回。这些手抄本都题名《石头记》，并且有署名“脂砚斋”等人的许多评语，所以又被称为“脂评本”，简称脂本；脂本何以出现并流传，尚有争议。

　　现在流行的《红楼梦》有两种本子：八十回本和百二十回本。前者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以前流行的一种抄本，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当时称为《石头记》，上面有或多或少的脂砚斋评语，一般称为“脂评本”。后者是经过高鹗几次删改，并续作了后四十回，凑成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这个本子由程伟元用活字排印两次：第一次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一般称为“程甲本”，第二次在第二年，一般称为“程乙本”。程甲本改动原文较少，程乙本则把曹雪芹原著改得很多。现在通行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一九五七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程乙本加以校订的本子。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十次印刷”出版的四卷直排本，一九七四年重印的横排本，其正文仍是一九五七年采用的程乙本。

　　至于前八十回的脂评《石头记》，现在有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七十八回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一九七五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本。另有最近影印的有戚蓼生（1732—1792）序的清末有正书局大字本《石头记》。前者所缺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则用别的旧钞本补抄配足。后者曾于一九五八年排印，作为《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另有一个十六回残本的脂评《石头记》，一九七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有影印本。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至于后四十回中文字和情节的改动，则用程甲、程乙两种本子互相对勘。 

52、《儒林外史》

　　清代长篇章回小说，吴敬梓撰。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吴家是当地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曾出过榜眼、探花，但到吴敬梓父亲一辈时，吴家的功名已不再显赫。吴敬梓的生父是吴雯延，但他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吴霖起为康熙间拔贡，曾任赣榆县教谕。吴敬梓十三岁时母亲去世，十四岁随父亲来到赣榆县。由于吴敬梓是嗣子，吴霖起死后引起遗产继承的纠纷，家道开始衰落。遗产纠纷给吴敬梓以很大刺激，使他对封建家族制度中的某些丑恶方面开始有所认识。由于他生性豪放，又不善于治家理财，不久就将继承的两万多两银子挥霍殆尽，不得不于雍正十一年（1733）举家从全椒迁至南京，过着贫穷而狂放的生活。吴敬梓自幼聪颖，读书刻苦，在二十三岁时考取秀才，但此后未能中举。乾隆元年（1736），吴敬梓被安徽巡抚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但他称病不赴，从此也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干脆连秀才籍也放弃了。吴敬梓在南京的二十年中，生活越来越贫困，有时甚至无米下锅，冬天则靠围绕南京城墙走几十里取暖。晚年客居扬州，尤落拓纵酒。后卒于客中。著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小说《儒林外史》约成书于吴敬梓五十岁前，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的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

　　《儒林外史》是部批判科举制度并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杰出的讽刺小说。也是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全书共五十六回（按：也有人认为最后一回非吴敬梓所作），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书中的故事情节大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它真实地描绘了康乾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吴敬梓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肯定或否定书中人物，如匡超人假造文书，冒名代考，却被温州学政“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严贡生无恶不作，却被前任周学台推举为“优行”；作者无情地鞭挞丑恶事物时，同时也歌颂正面人物，王冕是书中的第一流人物，为人“嵚崎磊落”，庄绍光追求“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等。

　　《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一是语言朴素、幽默，极具讽刺性，鲁迅赞其为“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假名士的庸俗不堪，贪官污吏的卑鄙刻薄刻画的穷形尽相。二是是结构松散，没有贯穿首尾的主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串联而成，“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

　　《儒林外史》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也是影响巨大。胡适认为后来的晚清谴责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以及《海上花列传》，都是继承《儒林外史》的余绪。《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可作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动的参考。

　　《儒林外史》原本仅55回。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这个刻本，今已失传。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儒林外史》目今可以见及的旧评本有四种，即清嘉庆八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之间完成的黄小田评本，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齐省堂评本，以及与齐本几乎同时的天目山樵（张文虎）评本。

　　今有：《儒林外史》张慧剑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78年版，1995年版；《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此评本以卧闲草堂本作底本，以潘氏抄本等多种刊本为校本和参校本，予以分段、标点，在此基础上重新批评；《儒林外史》岳麓书社1988年版。 

53、《隋唐演义》

　　清代长篇白话历史演义小说，褚人获编撰。褚人获（1625~1682）字稼轩，一字学稼，号石农，别号后进没世农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为人交游广泛，与尤侗、洪升、顾贞观、毛宗岗等清初著名作家过从甚密。一生功名仅止于秀才，终身不仕但文名甚高，能诗善文，尤喜涉猎历代稗史轶闻，著作颇多。康熙二十九年（1690），褚人获编成《坚瓠甲集》，此后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结撰，陆续编成《坚瓠十集》、《续集》、《广集》、《补集》、《秘集》与《馀集》等共六十六卷。此外又有《读史随笔》、《退佳琐录》、《圣贤群辅录》、《续蟹集》、《宋贤群辅录》与《鼎甲考》等著作刊行于世。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是《隋唐演义》。作者在书的“自序”中言：“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账簿，斯固然矣。第既有总记之大账簿，又当有杂记之小账簿，此历朝传志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看来他是把历史演义当做史传的另一种形式来对待的。

　　《隋唐演义》20卷，100回，70余万言。是一部兼有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双重性质的小说。以隋朝末年农民起义为故事背景，讲述隋朝覆灭与大唐建立的一段历史演义。

　　本书的整体结构以史为经，以人物事件为纬，以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的“两世姻缘”为“大框架”，自隋文帝起兵伐陈开始，到唐明皇从四川还都去世而终，记说了隋唐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主要写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隋末宫廷故事，以隋炀帝和朱贵儿的旖旎艳情故事为中心，描写了隋末宫廷生活的豪华奢靡，刻画了隋炀帝的荒淫残暴。这部分描写，铺陈华丽，富有时代气息，客观地反映了隋末农民战争的社会背景。二是唐代宫廷故事，以唐明皇杨贵妃的风流情事为线索，展示了唐代宫廷生活的骄奢淫逸；同时也描写了李世民亲刃兄弟，武后、韦后的谋杀亲夫、争权夺宠、至酷无情。这部分描写则笔力浮泛，情致不足，不及隋代部分。三是草莽英雄的故事，如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当、花木兰等事迹，都空插在前七十回之中，描写他们起兵反隋，追随李世民打天下的传奇经历，颂扬了他们的侠义勇武。这些故事，多串联于隋唐两代朝政之间，用笔粗豪，形象生动，不乏精彩之处。在描写中，对隋亡后十六院夫人的流落江湖的同情，对秦琼英雄失意的感叹，虽然均以旧本，但与作者自己的“鹱落”、“困顿”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者在《隋唐演义》写作过程中，广博采集当时流传于世的大量野史传奇，更直接的则是依据罗贯中的《隋唐志传》、齐东野人的《隋炀帝艳史》，以及袁于令的《隋史遗文》等演义小说，又参考了明刊本《大唐秦王词话》、无名氏《隋炀帝艳史》以及唐宋传奇、戏曲、民间传说等材料，如《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开元天宝遗事》、《太真外传》等。作者广采博收，精心编撰，重新综合加工，改写修饰，将众多的人物、繁杂的事件，悠长的历史熔于一炉，形成一部有机的艺术整体。形成了自己的情节体系，可谓后来居上全书叙述生动，语言流畅，小说中塑造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情节脍炙人口。其中的经典段落，经久不衰。在说唐故事演变过程中，群雄反隋，尤其是瓦岗寨英雄们的反抗故事，有较好的基础，褚人获对这一部分的加工也最见功力，不但思想内容上多有可取，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它较成功地塑造了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等草泽英雄的群像。这些人物，既有传奇色彩，又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个性不同的人。如单雄信耿直淳厚而自视甚高，程咬金鲁莽而风趣善谑，罗成勇猛而少年气盛，都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像。作者不但注意从重大的事件、情节中写人，还能通过细节描写表现人物细微的感情和心理。如描写主要人物之一的秦琼的许多节文字，就相当精彩、细腻。

　　《隋唐演义》是隋唐历史小说集大成之作，也是有“清一代历史演义小说最优秀的一部”之称。但其思想和艺术上也有局限，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它不仅以大量篇幅直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且正面塑造了以愚忠求宠的王义、姜亭亭夫妇的形象。如小说花费大量的笔墨写王义夫妇怎样用头发做成“青丝帐”以谢“隆恩”，博得隋炀帝一笑。作者对这对愚夫愚妇的“品行”津津乐道，赞赏不已。又如，作者谴责了隋炀帝的暴政，却又不厌其烦地渲染朱贵儿等人以“殉节”报答昏君的故事。这表明，在作者的心目中，“忠君”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即使这“君”如狼似虎。第二，作品在总体结构上以朱贵儿、隋炀帝与唐明皇、杨贵妃的“两世姻缘”为副线，以欣赏的态度写了这两对情人的“爱情”。第三，从全书看，《隋唐演义》以史为经，以人为纬，结构全书，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但有些地方剪裁不够精当，繁琐冗长，接榫处也不够圆转自然。

　　《隋唐演义》现存最早版本为康熙年间四雪草堂刻本。

　　今有：《隋唐演义》中华书局1986年版，即以康熙年间四雪草堂刻本为底本；《隋唐演义》长春出版社版2008年；《隋唐演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隋唐演义》黄山书社2009年版。 

54、《女仙外史》

　　清代长篇神魔小说，吕熊撰。吕熊字文兆，号逸田，亦称逸田吕叟，江苏昆山人。约生于明崇祯末年，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左右，享年八十有余。年轻时因明王朝灭亡，其父令其学医，不参加科举考试。吕熊极喜爱诗歌、古文与书法，他的朋友称其为人“性情孤冷，举止怪僻”，“文章经济，精奥卓拔”。曾为直隶巡抚于成龙幕僚，参与治河事，又曾南下广东，为广州修郡志。清康熙四十年（1701），吕熊会见江西提刑按察使刘廷玑，提及自己创作小说《女仙外史》的计划，第二年刘廷玑为吕熊提供“适馆授餐”的条件，使他能专心于创作。这部小说最后大约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完稿。除《女仙外史》外，吕熊还撰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志》等作，今俱不传。

　　《女仙外史》100回。叙明代永乐年间山东蒲台县农民起义领袖唐赛儿事。吕熊在“自叙”中叙述其创作动机是：“夫建文帝君临四载，仁风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熊生于数百年之后，读其书，考其事，不禁心酸发指，故为之作《外史》。”可见小说的宗旨是假借唐赛儿神魔异事来讨伐燕王朱棣，为建文帝鸣不平。小说云天界矢狼星因调戏嫦娥被贬下界为大明燕王朱棣，嫦娥愤而投胎于山东蒲台唐氏之家，即唐赛儿。月宫诸仙也先后前来辅佐。赛儿得天书宝剑，苦练成功，济贫助弱，结识豪杰，准备起事。时，洪武崩，建文帝即位。燕王起兵南下，建文帝僧装出逃，南京陷落，燕王即位。唐赛儿以勤王之名起义，攻陷青州、济南。各路英雄闻讯来归。剑仙聂隐娘、公孙大娘等也下界相助。赛儿率军北上，燕王震惊，欲重礼聘赛儿为正宫，遭拒。几番鏖战，义军逼近北京，与助燕的道人、法师展开了神魔斗法。永乐22年，燕王征漠北车手凯旋途中，赛儿也白日飞升回月宫。

　　小说情节是史实虚幻并存小说前14回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有关叙述而加以发挥，叙唐赛儿奇异诸事。其後写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族灭方孝孺﹑景清﹑铁铉等建文诸臣，篡位登基数回，又多据史实。以下80回叙唐赛儿起事，集合景﹑铁诸人之後，尊奉建文正统，连拔青﹑登﹑兖诸州，占据中原，对抗燕兵等事，则纯然出於虚构。

　　《女仙外史》选材命意有其新异之处，并富有浪漫色彩地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独特的巾帼英雄形象，对后世小说如《红楼梦》、《镜花缘》颇有影响。但大旨在于声讨朱棣篡位，而将农民起义仍复纳入封建正统轨道之内，且又将唐赛儿反抗朱棣的斗争，归结为嫦娥与天狼星的夙怨。至於将魔﹑仙﹑佛并称三教，间以仙灵幻化，称兵斗法，则又堕入明代神魔小说旧套，文笔亦不见佳。

　　《女仙外史》约成书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刊刻于康熙五十年（1711）。原本不传，今存清末坊间石印本。

　　今有：《女仙外史》，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女仙外史》，齐鲁出版社2008年版；点校本《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话本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26册）1983年1版。 

55、《醒世姻缘传》

　　清代世情长篇白话小说，原名《恶姻缘》。题为“西周生辑著”。据杨复吉《梦阑琐笔》引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鲍以文即鲍廷博，是乾隆年间人，距蒲松龄生活时代较近，并曾代赵起杲刻《聊斋志异》，其言必有根据。同时，《醒世姻缘传》的人物情节，与《聊斋志异》的《江城》、《马介甫》等篇也极为相似；而清抄本《聊斋志异摘抄》所录《魏氏》一篇，即是写《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二回“妖狐假恶鬼行凶”的故事。据此“西周生”可能就是蒲松龄的化名。蒲松龄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四）文言小说别集《聊斋志异》”。

　　《醒世姻缘传》是继《金瓶梅》之后的又一部以一个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白话小说。全书共一百回，长达百万字。主要是描写一个冤仇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历史背景是从明代英宗正统年间到宪宗成化以后。头二十二回为前世姻缘，写武城县官僚地主之子晁源射死一只仙狐，又娶娼妓珍哥为妾，纵妾虐妻，以致嫡妻计氏投缳而死。二十三回以后为今世姻缘，地点移至绣江县明水镇；晁源托生为狄希陈，仙狐托生为其妻薛素姐，计氏托生为其妾童寄姐，珍哥托生为妾婢珍珠。珍珠终为寄姐逼死，狄希陈则倍受素姐、寄姐的虐待，而素姐的酷虐尤为异常，她对钬希陈囚禁、针刺、棒打、火烧无所不用其极。后经高僧点明因果，狄希陈诵一万遍《金刚经》，方才解除宿孽。

　　《醒世姻缘传》的价值，首先在于其中部分故事情节暴露了现实政治的黑暗腐朽。如晁思孝通过行贿，走阉卧门路，得到北通州知州的肥缺，到任之后便大肆贪赃枉法，其子晁源也就借着他的财势，无恶不作。他和妾珍哥逼死计氏后，计家告官，他以大量钱财买通县令衙役，逍遥法外。后来珍哥被判处死刑入狱，他又贿赂典史、在死囚牢中盖起福堂，大摆寿筵。晁源死后，刑房书手张瑞风看上了珍哥，竟在监中放火，烧死另一个妇人，而把珍哥换回家中作妾。这些事情虽然那样骇人听闻，却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

　　其次，小说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金钱势力的逐渐上升。金钱至上的观念已经在撕裂封建家庭的伦理和感情，所以晁源父子死后，族众就来抢夺财产，素姐怕公公的妾“生了儿子，夺了他的家私”，竟想要阉割公公。金钱至上也渗透到一切社会关系中，作官的污秽狼藉是为了贪财，衙役乡约为非作歹是为了诈财，三姑六婆装神弄鬼是为了骗财，银匠裁缝掺假赚布是为了发财。在社会生活中，也确是“钱能通神”，只要有银子，不论贤愚善恶，都可以弄到官做；也不管罪恶万端，都可以逢凶化吉。所以作者无可奈何地说：“靠山第一是‘财’，第二才数着‘势’。就是‘势’也脱不过要‘财’去结纳。若没了‘财’，这‘势’也是不中用的东西。”

　　但由于作者世界观的落后，他既站在维护一夫多妻和纲常礼教的立场上，批评这种去“妻虐夫、妾欺正”“阴阳倒置，刚柔失宜，雌鸡报晓”的现象，要求妻要“贤惠”，能“容得妾”；妾应当“老实”，知道“嫡庶”之别；而妻妾都该懂得“夫者，妇之天”，而对丈夫“拿出十分的敬重”。同时，又用佛教因果轮回的迷信思想解释这种“恶姻缘”产生的原因，认为“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演为因果报应。这就使整个故事加重了宣传封建道德观念和因果迷信思想的色彩，而在基本思想倾向上成为腐朽落后的东西。另外，为了正纲常，宣善道，调和阶级矛盾，作者又美化了晁夫人。她鉴于丈夫、儿子的恶果，一心信佛行“善”，不仅扶难解灾，感化别人，自己也得到好报。这就把许多社会罪恶归诸个人的思想根源，减弱了作品暴露封建家庭罪恶的现实意义。

　　《醒世姻缘传》用山东方言写成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语言流利酣畅，人物口吻毕肖，诙谐幽默，生动有趣。全书围绕着婚姻主线，大量描绘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群像，老少村俏，各具体态；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阔，而且前后照应周到，结构十分严密。这些都表现了小说的艺术成就。是清代长篇小说中优秀之作。胡适曾称赞说：“这是一部十七世纪的写实小说”，又“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他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教育史、经济史的学者，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痛苦、宗教生活的学者，都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徐志摩对小说作者的“写实大手笔”作了艺术的阐发：“你看他一枝笔就像是最新的电影，不但活动，而且有十二分的声色。”“他把中下社会的各色人等的骨髓都挑了出来供我们鉴赏，但他却从不露一点枯涸或竭蹶的神情，永远是他那从容，他那闲暇。”“他是把人情世故看烂透了。他的材料全是平常，全是腐臭，但一经他的演梁，全都变了神奇的了。”“他的画幅几乎和人生的面目有同等的宽广。”张爱玲1955年2月在给胡适的一封长信中写到：“《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

　　《醒世姻缘传》现存的辛丑十行本现藏大连图书馆藏本（见《大连图书馆藏孤希本明清小说丛刊》第46种）；同德堂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本首都图书馆藏本；另有同治九年刻本，亦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今有：《醒世姻缘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和1994年版，均据同德堂刻本影印；《醒世姻缘传》（美）李国庆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　

56、《儿女英雄传》

　　又名《金玉缘》、《日下新书》，清代长篇白话小说，满族文学家文康著。文康姓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字铁山，一字悔庵，号燕北闲人。约乾隆末年至同治初年在世。文康出生于历代显贵的八旗世家，其祖父勒保历任巡抚、总督而至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充国史馆总裁，兼管理藩院。文康年青时是一个豪放不羁、俊才风发的人物，道光三年（1823）至五年（1825）在理藩院任员外郎，并以提调官和总纂官的身份参与《理藩院则例》的续修工作。道光十九年（1839）至二十二年（1842）再次续修《理藩院则例》时，他又以郎中上行走之衔任提调官与总勘官。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二十三年（1843），任分巡天津河间兵备道，咸丰元年（1851）至三年（1853）任安徽凤阳府通判。后丁忧归里，又特起为驻藏大臣，因病未能赴任，不久病卒。《儿女英雄传》成书于文康晚年。据文康的朋友介绍：文康“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文康晚年块处一室，笔墨今存，因著此书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亲历。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相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廻异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儿女英雄传》通过安学海父子仕途生活，多侧面，多角度地描绘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官场的腐败，黑暗。在作者笔下，整个社会就像不见天日的大地窖一般，令人窒息。可以这样说，由于作者长期混迹官场，对社会的黑暗面接触既多，了解亦深，因而笔触所及，种种丑恶现象变暴露无遗，这也正是小说最有价值之处，然而当他企图为病态的社会开出疗疾的药方时，就不免流于迂腐与空想。这不能不使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成败参半。

　　书中塑造得最成功，最有艺术生命力的形象是十三妹何玉凤，小说前半部着力刻画十三妹救困扶危，疾恶如仇，轻财重义，智勇兼全的侠女性格。她与安骥相遇在悦来店，救难于能仁寺，虽系萍水相逢，却挺身而出，拔刀相助，那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场面，不仅把小说的情节发展推向高潮，而且一位可亲，可爱，可敬的侠女形象，可就活生生地兀立在读者面前。十三妹是我国古典长篇侠女形象的典型，倘若和其他名著中的典型人物相比较，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种任一己之力的济世英雄，本身就不免有空想色彩，而小说后半部更着重写她在安学海的熏陶濡染之下，成为一个行动规矩的贵妇人，这样她的侠义性格非但未得到发展，相反却向着侠女的对立面转化，十三妹性格的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这一切都显示了作者对人的社会活动的批判，均以封建道德为准绳与归宿，无疑是书中人物出现败笔的底蕴所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塑造，如邓九公，张金凤，舅太太等，虽仍不免前述的憾病，但都声容毕肖，栩栩如生，自有个性，各展丰采，为琳琅满目的古典小说人物画廊又增添了一幅幅引人注目的肖像。

　　这部小说之所以吸引广大读者，还由于在文体形式与语言上有着突出的成就。形式上它以民间说书人的口吻道来，绘声绘色，娓娓动听，且故事性强，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是它艺术上区别于其他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我国古典长篇小说深受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但像《儿女英雄传》那样既可供案头阅读，也可作说书人的唱本，显为鲜见。书中的语言为地道的北京话，且为了展现满足生活的需要，又融入不少满族的日常用语，不但深动地再现了彼时的生活习俗和风貌，而且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语言的生动，幽默，更为人们所称道。

　　今有：《儿女英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57、《荡寇志》

　　清代长篇白话小说，又名《结水浒传》，俞万春撰。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俞万春出身于官僚家庭，青年时随父游宦广东，曾亲身参加过镇压瑶民的战事，并立有战功，但一生未曾做官，科举功名也仅为秀才。俞万春后来在杭州行医。鸦片战争时，他曾“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晚年信奉道教，又潜心佛学。俞万春从道光六年（1826）即开始创作《荡寇志》，作者为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不遗余力。据他的家属宣称，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中间凡“三易其稿”，首尾历二十二年。书前有作者之“引言”叙其创作宗旨：“（《水浒传》）这部书既已刊刻行世，在下亦不能禁止他。因想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如今他既妄造伪言，抹杀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可见作者是抱着极端仇视农民起义军的态度，站在与《水浒传》针锋相对的立场来创作这部小说的。

　　《荡寇志》上接明末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70回本。金圣叹删去了120回本的《水浒传》的后50回，添了个卢俊义的噩梦作为结尾。《荡寇志》第一回开篇便说卢俊义“当夜做了一场凶梦，梦见长人嵇康手执一张弓，把一百单八个好汉都在草地尽数处决，不留一个“。由此展开了”那梁山上一百八个好汉便是如此了结，正应了那年卢俊义之梦”的“荡寇”之志。《荡寇志》的主要情节，是写告休管营提辖（禁军教头）陈希真陈丽卿父女受当朝权奸高俅父子的迫害，受侮不忍的情况下，怒杀了高府的差役，又痛殴了花花太岁高衙内，暗夜弃家亡命。陈希真父女虽然亡命他乡，时时被官府追缉，又有梁山好汉邀其“人火”，但却胸怀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一副报效“天子”的热肠始终不泯，坚决不上梁山“落草为寇”。相反却是忍辱负重，在奔亡途中一路斩杀“草寇”，并昼夜习炼“神功”，结纳忠于朝廷的官军云天彪、刘广、祝永清（《水浒传》中祝家庄的头领）等，结成至亲关系，专与梁山泊的义军作对，以赚杀梁山泊义军的行为来洗刷自己的“犯上”之罪。书中将陈希真父女写成天神降世，陈希真带罪征讨梁山人马，造出盖世无双的“九阳”巨钟，运用所谓的“五雷都箫大法”，使宋江的“贼兵”死伤无数。陈希真的爱女陈丽卿也了不得，冲阵斩将如入无人之境，真个是所向无敌。还有“女诸葛”之称的刘慧娘，也是天神下凡，不仅谋兵驱策，几败梁山“智多星”之妙计，更能制造具有现代战争中攻取皆能的“陷地鬼户”，使梁山义军几遭重创。

　　《荡寇志》的基调是“尊王灭寇”，全书充斥对农民起义的无端斥责诋毁：将宋江等108位起义英雄污为“盗魁”，“杀人放火”的“贼魁”，书中连篇累赘地肉麻地歌颂封建朝廷和封建官吏，使他们成为施赈放粮救难拯灾的“救世主”和保护群众生命财产不受“强盗”侵犯的“大英雄”了。至于蔡京、童贯等贪官污吏，作者不能尽讳，却异想天开地编造出蔡京、童贯等“奸贼”与宋江等起义者相互勾结串通的故事情节。陈希真、刘广、苟桓等则是忠良的“榜样”：无论受到当道“权奸”的何等欺凌迫害，蒙冤受屈，都不该改变“初衷”，投靠起义阵营；相反，而是要去积极屠杀起义者，用他们的头颅来换取皇上的信用。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一问世，便受到清政府的青睐：作者死之次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南京的清政府官员们就开始酝酿刻印《荡寇志》，以维系摇摇欲坠的“世道人心”。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下南京，清政府官员们逃至苏州，竟把《荡寇志》版片也带去，就在苏州大量印行。此书的初刻本却改署书名为《结水浒传》，这大概是刻书者为了要利用《水浒传》原来的社会影响，以广招徕，诱人购读的缘故。接着，广州的“当道诸公”，也“急以袖珍板刻播是书于乡邑间，以资功惩”。稍后，咸丰七年又另有一个重刻本。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下苏州，把《荡寇志》当作反革命的宣传品，予以毁版。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同治十年（1871），《荡寇志》又有了大字覆刻本。

　　当然，作为一部流传久远并未被历史淘汰的长篇小说，自有其艺术上的生命力，例如：书中写陈希真父女受高太尉迫害，弃家出亡，路过风云庄等片断，反动的政治说教没有压倒患难相恤的真情实感，便觉文情交至，颇能动人。书中塑造了陈丽卿、刘慧娘这两个女性形象，一武一文，也颇有个性特征。作者知道一点我国古代的科技知识，又在广东耳闻目接过一些西方的工艺成果，小说在传统的斗武艺、斗法术之外，又穿插进斗器械、斗技术，也算得别开生面。从行文布局、造语设景的写作技巧方面看，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匠意，确实有如鲁迅先生说的“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这部书的大框架搭得比《水浒》好，它不是一个十回又一个十回串起来的，而是写了一场大的战役的全过程。一边是梁山从鼎盛到逐步衰落到灭亡，一边是陈希真、云天彪、张叔夜这些朝廷和地方的势力怎么兴起，怎么慢慢对梁山形成合围剿杀之势。常常是同时几条战线都在打，而方方面面的战况，彼此都有微妙的关联。这在今天的军事小说里不希奇，古典里能在这方面做得好的，此外就好象只有《三国演义》。甚至《水浒》里的一些破绽，也被俞万春利用得很好。如秦明是给宋江设计害死全家，才不得不逼上梁山的。要说对此事秦明一点怨气没有，那也未免不合情理。《荡寇志》就写官军抓住这一条，大搞反间计。梁山马军五虎将里，为什么独独董平的名字在天罡排名里和其他人隔开，孙立那么厉害，为什么却只能在地煞里容身，《荡寇志》都给解说得很圆。

　　《荡寇志》的最早刊本为咸丰三年（1853）官刻本，又有咸丰七年金陵重刻本；，同治十年（1871），《荡寇志》又有了大字覆刻本；光绪二十二年焕文书局排印本。

　　今有：《荡寇志》，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荡寇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荡寇志》，珠海出版社2007年版。 

58、《包公案》

　　明代的公案小说，全名为《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又名《龙图公案》、《龙图神断公案》。全书十卷，安遥时编。安遥时生平事迹待考。

　　《包公案》是一部有关包公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其内容虽不连贯，但包公形象却贯穿全书。与其他公案小说一样，《包公案》的成书，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也有部分采录自史书、杂记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材料而加以编排敷演成篇的。基本内容是歌颂包公的，写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明。通过他审理的一系列有关“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类案件，作者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其中有些故事判斩了皇亲国戚，如《黄叶菜》、《狮儿巷》；有的故事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狠毒凶残，如《栽赃》、《鬼推磨》；而《屈杀英才》、《久鳏》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包公案》，是中国古代文学三大公案小说之一，影响较大，其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为后来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所汲取。书中有的故事写得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也较鲜明，但全书文意较差，夹杂了一些因果报应、鬼神梦兆等宿命论和封建迷信的内容，可以说思想性、艺术性两皆平平。但就是这些在当时社会上被认定的“非主流”作品，却得以广泛的流行。这并不奇怪，宋元时期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是侠义公案小说流行的根本原因。百姓的文化程度、文化心态和文化口味决定着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作品的公众认知度。时至今日，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影视剧目仍然多达几十种。我们完全可以说，包公的故事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反腐倡廉、民众呼唤司法公正的今天，包公形象仍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版本分繁简两种，繁本十卷一百则。主要有清初刊本、四美堂刊本及乾隆丙申重刊本。本书据四美堂刊本为底本，适当参照其他版本校点而成。

　　今有：《龙图公案》佚名撰，刘世德竺青编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包公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包公案》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包公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包公案》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包公案》王玉杰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59、《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

　　前者为明代公案小说，又称《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李春芳撰。李春芳，字羲斋，约明万历年间山西人。明中后叶，名为李春芳且声名卓著者有三人：一为江苏兴化李春芳，嘉靖时状元，曾官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一为广东海阳李春芳，弘治间进士，曾官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作为小说《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作者的李春芳与上两人均无关系，其生平事迹不详。

　　两书皆是以是以海瑞为原型敷演而成的一部公案小说。海瑞生前，他的事迹就以传遍朝野小。民间就有许多关于他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传说。去世后不久，万历年间李春芳就编有公案小说《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共6卷71回。后又编有《海公红袍全传》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悬案迭起，引人入胜，生动地塑了一个刚正清廉、不畏权贵、断案如神、体恤百姓的清官形象，但同历史上的海瑞相去甚远。到了清代有出现《海公小红袍全传〉10卷，42回。作为《海公大红袍全传》的续篇，主要描写海瑞晚年的政治活动。

　　《海公大红袍全传》现存最早刊本为嘉庆十八年（1813）二经楼刊本，现藏英国博物院图书馆。道光二年（1822）书业堂刊本，道光二十年（1840）聚星堂刊本、经国堂刊本，同治六年（1867）聚盛堂刊本等。

　　《海公小红袍全传》有文德堂刊本，现藏徐州师院图书馆；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1914年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

　　今有：《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文德堂刊本为底本，以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及上海昌文本局石印本为主要校本；《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李永祜李文苓校点，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海公案》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 

60、《施公案》

　　晚清公案小说。亦称《施公案传》、《施案奇闻》、《百断奇观》，清代三大公案小说之一。全书8卷、97回，未著撰人。大约由于其故事始于说书，后经文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现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庆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约成书于乾隆、嘉庆年间。小说的中心人物施仕纶，实即康熙年间施世纶，字文贤，清汉军镶黄旗人，曾任扬州、江宁知府、漕运总督等官，著有《南堂集》，《清史稿》有传。小说《序》称“采其实事数十条，表而出之，使天下后世知施公之为人，且使为官者知以施公为法也”。但书中许多公案题材和情节，大都出于虚构。

　　小说从施仕纶作扬州府江都县令写起，到升任通州仓上总督时止。所作之事，不外“审案”和“剿寇”。情节比明代公案小说稍加曲折，断案之外，又有私访遇险之事。书中大小十余案，大都靠托梦显灵、鬼神鉴察来解决，灵怪色彩很浓。剿杀“黄河套水寇”刘六、刘七，恶虎庄的武天虬、濮天雕，手段残忍狠毒，表现了维护忠孝节义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明显倾向。小说的另一主要人物为侠客黄天霸。黄出身“绿林”，行刺施公被擒，从此“改邪归正”（34回），改名施忠，充当官家的护院和走卒。他与昔日的绿林朋友反目成仇，定计斩决十二寇，逼杀结义兄嫂，邀功请赏。这一人物的塑造，意在使安暴济民的“侠客”和致君泽民的“忠义”结合起来，把“侠客”变成忠于封建统治的奴才和帮凶，从而维护封建帝国利益。但由于《施公案》宣扬“惩恶扬善”思想，并迎合部分市民心理，故产生很大影响。京剧《恶虎村》、《连环套》等数十曲剧目，均与小说《施公案》有关。《施公案》语言通俗，类似口语；但粗糙庸俗，语多不通。鲁迅称其“文意俱拙”（《中国小说史略》）。但善于铺排，则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的特点。

　　《施公案》标志中国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的合流。它在同治、光绪年间曾续至10集。其后续作品还出现了《三侠五义》、《彭公案》。此外又有《李公案》、《刘公案》、《于公案》、《张公案》等。这类小说的特点是：“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而所谓侠客，则“帮助政府”。

　　《施公案》现存最早刊本道光四年（1824）刊本，另有多种道光年间的刻本。402回，包括部分续书。

　　今有：《施公案》北京宝文堂1982年据道光四年（1824）刊本重新排印；《施公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施公案》秋谷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施公案》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正续施公案》（上中下）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施公案》齐鲁书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