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2016年10月22-23日，第四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学院长江学者方维规教授召集并主持。本届会议主题为“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邀请了包括葛兆光、欧立德在内，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新加坡、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15位知名学者参会。本届大会因其鲜明的主题，高质量的学术讨论，富于历史意识与现实关切的问题意识，吸引了近五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慕名前来。
会议议程分为高端对话和学术论坛两个部分。首日的高端对话在英东学术会堂进行，葛兆光教授与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就“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他们围绕“什么是中国”、“如何理解中国”、“中国何以成为‘问题’”等议题，展开了关于历史/现实，内/外，中国/世界的学术思辨与对话。其后，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汪荣祖和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乌•额•宝力格教授，分别对两位学者的发言加以精湛点评。
葛兆光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在东亚和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是享誉海内外的思想史名家。在其题为《历史中国之“内”与“外”——有关“中国”/“周边”概念的再澄清》的发言中，他总结了有关“中国”的问题化思考如何在北宋、晚清与当代中国展开，并点明此种思考背后反映的焦虑意识。对这一问题的追索关涉中国的疆域问题，即中国自秦汉形成的核心政治文化共同体与变动不居的边疆地区之间的关系，由此，他强调当代对“内”/“外”问题的关注，一方面是对抗战后逐渐成型、以现代中国的空间回溯历史中国这一主流观念的回应，另一方面，对该问题的廓清也将对如何重思“多元一体”、如何书写民族史、如何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在国际环境中遭遇不快等问题提供历史资源。
欧立德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马克•施瓦茨讲席教授，长期致力于清史和满蒙民族史研究，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史和内亚史专家。在题为《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的演讲中，他从概念考古的方法论出发，考察“帝国”这一概念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位置。回顾百年来中国话语中“帝国”一词的意涵，从二十世纪初以“帝国主义”的词汇形式出现，到近二十年来开始以“帝国”解说中国元明清时期历史的趋向，欧立德教授提出，“帝国”应被视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词汇。近年来新帝国史研究兴起，它不仅关注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并将对帝国内部思想与结构的理解，进一步拓展到主权、文化、法律等维度，并查考帝国之后，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现代国家的建构。他认为，这一全球史视野下的新帝国史研究中应该有中国的位置。
在评点环节中，宝力格教授简要回溯了蒙古自元代以来在“内”/“外”之间不断游动的历史状态，他从自身成长于内蒙古的环境与多年海外执教经历出发，指出，相较于葛兆光教授所提的“内”/“外”范畴，他对游动边界的感知更具有相对化的“中间地带”意味，可谓吸引力与张力并存。
汪荣祖教授与欧立德教授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早有几番切磋，此次他的回应从“什么是中国”何以成为问题谈起，认为中国疆域历经两千余年伸缩变化，这一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历史过程本身即内蕴着讨论“中国”问题的难题性，这与美国经两三百年就实现大体稳定的状况不同。同时，西方概念与中国古代中“国”的意义也不相同，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将中国人等同于汉人，还是将明清王朝更替解释为殖民行为，都有不恰切之处。
在对话人互评环节中，四位学者就若干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回答了在场观众的提问，其中，围绕“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研究、“新清史”讨论中核心的“汉化”问题，四位学者从不同维度与立场出发加以研讨，将会议的思辨性推向新的维度。
次日在京师大厦第六会议厅举行的学术论坛中，与会的15位学者以圆桌讨论的形式，围绕会议主题开展讨论。他们各抒己见，有的发言基于对特定文献的细读、比照与查考，追溯“中国”话语在特定时代的位置及其相应的历史需要；有的从宏观视野出发，提炼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国家转型；有的从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角度，从历史中汲取处理内/外、中心/周边、普遍/特殊关系的经验。尽管具体的学科规范、研究对象、方法论有所不同，但学者之间共享着相同的问题感，即突破囿于单一学科意识与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桎梏，探索更具创造性的学术生产方式，来理解“中国”意识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张力。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甘怀真教授通过简要回顾唐以前中国内外制度的变化，重思唐律中的“化之内外说”，认为其是四世纪以来胡族国家运动带来的基层社会身份一体化的结果。尽管仍沿用既有儒家教化理论为判准，且基层社会仍充满多样的族群文化，但在制度上、身份上已无中国人与四夷人之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李焯然教授基于对《世史正纲》、《大越史记全书》等域内外历史文献的解读，对史籍中的天下、中国、内外、华夷等概念加以梳理，并指出对这些概念的辨明是理解历史中国和周边各国、甚至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课题。而在古为今用的同时，如何反思自身所处环境与政治立场的影响，是历史研究者都需应对的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结合多年深入西部地区考察的实证经验，指出，把握当代中国西部地区的核心议题是认同问题。而当下历史教科书编纂的认识论前提是“中原王朝史观”，造成的结果是，西部地区青年对本地区民族情况、政权沿革、历史人物不甚了解。他提出应从当前中国国家疆域版图的范围出发，讨论、研究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事件。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教授提出，目前较主流的历史表述认为“五胡乱华”导致了由汉至唐近四百年的政治动荡、社会变化，但二者是否果真构成因果关系，现代史学对以内亚人群为主导的十六国北朝研究是否完备，他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尽管建立起一套新的历史表述仍须时日，但历史学家的职责是破除既有迷思，中止对历史的误读与滥用。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冯锦荣教授以《东西洋航海图》、《坤舆万国全图》及《皇舆全览图》这三部东亚地理舆图绘制史上的珍贵实物为中心，对其画面要素进行细致读解，兼以考察其诞生所依托的测绘仪器条件，结合其时文献记载的史实，图文并茂地呈现了地理舆图视域中的东亚图景。
美国阿克伦大学历史系赵刚教授首先立足对《皇朝文献通考》的读解、分析，以汉化、胡化、近代化、全球化四个关键词，总结乾隆盛世时期清官方对多民族帝国大一统话语的重构。此后，他在肯定“新清史”的学术贡献之外，对之若干观点提出商榷与质疑。他认为，“新清史”继承了“汉化论”的本质主义观点，未能深入把握中国汉地儒家社会孕育的、超越族群界限的王朝认同传统。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对“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提法提出商榷，认为此种“从历史中拯救民族国家”的尝试将妨碍对真实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他进一步结合实例指出，历史叙事与历史话语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力，为历史的求真设置了难题，这是历史研究者需自我警醒的。
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崔溶澈教授在中国明清交替的历史语境中，观照长期接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如何应对新的国际秩序变化，并从中孕育“小中华意识”。这一深受宋明朱子理学影响的意识，不仅支持着其时朝鲜文人在观念上坚守纯粹的中华传统，而且在实践上通过直言上疏、义兵抗日、编纂并刊行《华东纲目》等活动来拯救朝鲜自身的危机。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波波娃（Irina Popova）教授聚焦于对中俄关系历史文化特性的研究，她提出，中国和俄罗斯的相互关系属混合文化型国家关系，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形成于欧洲的“水平”坐标传统，而中国传统则是“垂直”坐标，这造成了两国在17-19世纪开展交往时不同的历史感觉，而这一问题对现时的历史材料解读同样提出了挑战。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宝力格教授关注蒙古在中国“大国崛起”话语、中国人自我意识发展中的新位置。通过追溯蒙古国与中国在二战后的国际地位与历史表现，他认为，中国近年来在抗战问题上的“和平论”有其正面性，但也有屏蔽历史记忆的一面，而后者则牵涉历史上中原与北方的冲突、现实民族关系等问题。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李怀印教授注目于“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议题，他从地缘政治环境、财政-军事构造、政治认同三个因素分析清朝以降至二十世纪间，“中国”在疆域、族群、国家形态层面上具有的连续性，对之加以历史化查考，将有助于提炼有别于西方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
在总结发言中，本次学术会议的组织者方维规教授简要回溯了“Nation”概念及其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位置，由此对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no Chinese nation”的命题加以反驳。他指出，“Nation”概念既非天生，也非一成不变，它是历史发展与积累的结果，而“情感”及其背后反映的认同问题，是讨论民族问题时非常重要的范畴。与此同时，他肯定了本届会议的与会学者经由各抒己见，在历史材料的发掘、文献的问题化阐释、多学科领域研究思路的充分整合等方面，所作的卓有成效的探索。通过反复的研讨与辩难，对于特定历史过程及其“中国”意识的理解空间得以撑开。因此，组织此次高端对话与学术论坛，对于反思与回应现代中国认同焦虑的核心“什么是中国？”“如何重做中国人？”便更具有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双重意义。
作为“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的第四届，此次会议充分吸收过去三届会议的成功经验，一如既往地坚持小规模、高水平、高学术含金量的办会风格，以做学问的态度办学术会议，获得与会学者与学界内外的广泛赞誉，又因其话题的犀利性、碰撞性而在举办前后引发极大的社会反响，堪称一场让人眼界大开的国际学术盛会。（撰稿人：柏奕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