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明代的灯俗

　　作为反映明代市井生活的文学作品，《金瓶梅》不仅描写了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也有许多民俗，丰富多彩的节日彩灯就是其中一项，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灯楼　狎客帮嫖丽春院》就是一篇专门描写上元节（元宵节）彩灯盛景的回目。

　　那一日，应李瓶儿之邀，西门庆的大小老婆月娘等人率家奴前往看灯。李瓶儿家的房子有“门面四间，到底三层：临街是楼……”正是看灯的好地方，她在“临街楼上设放围屏桌席，悬挂许多花灯”、“楼檐前挂着湘帘，悬着灯彩”。再看那灯市：“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诸般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灯的样式有金莲灯、玉楼灯、荷花灯、芙蓉灯、绣球灯、雪花灯、秀才灯、媳妇灯、和尚灯、师婆灯、刘海灯、骆驼灯、青狮灯、猿猴灯、白象灯、螃蟹灯、鲇鱼灯，各式各样，应有尽有，简直就是灯的海洋。而且这些灯并不是单单的挂在那里不动，“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灯儿或仰或垂”，那场景着实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四十二回《逞豪华门前放烟火 赏元宵楼上醉花灯》，描写了西门庆与其一帮狐朋狗友在观灯的过程中，还掺有词曲表演：“西门庆吩咐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筛美酒，再设珍羞，叫李铭、吴惠席前弹唱了一套灯词。”灯词的内容小说中没有说，但顾名思义，应该是与灯有关的小曲。

　　与文学作品呼应的是明人笔记关于灯俗的记载。张岱《陶庵梦忆》卷6《绍兴灯景》一节中详细的描述了绍兴地区人们放灯的情形：“绍兴灯景为海内所夸者无他，竹贱、灯贱、烛贱。”因为做灯的材料容易获取，所以家家都要做灯，如果不做灯就可能遭人家耻笑。因此，无论穷家富户，都要做灯。大街小巷，彩灯高悬，流光溢彩。在观灯的同时，人们还要进行一些活动，如竞猜灯迷、鼓吹弹唱、施放烟火等。沿街住户的家人杂坐在门前，赏花灯、吃糖豆、嗑瓜子、看美女。

　　这里张岱告诉我们，竹子是当时普通人家做灯的材料。一盏竹子灯，肯定费不了几个钱，万历时北京四钱银子可以买五个铁丝灯笼（沈榜《宛署杂记》卷10），那么竹子灯就更便宜了，这也难怪在《金瓶梅》里会有那些光怪陆离的灯了。

　　当然，也有一些灯不是用竹子做的。张岱的一个乡人，在福建某地做县丞，奉巡抚之命造灯。县丞得令之后，挑选雕工、匠工，穷工极巧，用了两年的时间做了十盏灯。灯做成了，那位巡抚却死了。县丞就把灯带回了老家放在柜子里藏了十年，后来知道张岱喜欢灯，就赠送给他，张岱以五十金作以酬谢（《陶庵梦忆》卷4）。十盏灯，五十金，平均每盏五金，这还不是灯的实际价格，只是张岱给人家的酬金，足见那些灯的昂贵，绝不是用竹子做的。

　　南方人如此观灯，北方的灯市更是多姿多彩。明人沈榜记载，京城放灯“每年正月初十日起至十六日止，结灯者，各持所有，货于东安门外迤北大街，名曰灯市……十四日曰试灯，十五曰正灯，十六曰罢灯”（《宛署杂记》卷17）之所以称灯市是因为除了观灯，在那里还有商品买卖。

　　灯市里无所不有，但多是冲着两类人，一是“纨素珠玉多”，赚妇女的钱；二是“华丽妆饰多”，赚富人权贵的钱。其他的五花八门，饮食器具、假古铜器等等（谢肇淛《五杂俎》卷3）。谢肇淛说他想在灯市上买一本古书、一副古画，但是逛了四届，每天都去，结果什么也没有买到，他自嘲自己是进了宝山去，两手空空归。

　　灯市结束，“城中游冶顿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3），伴随着灯市的结束，其他娱乐活动也宣告终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年过去了，该把心思用在工作、生产上了。

　　明代民间放灯始于永乐七年（1409），这年正月初十，永乐皇帝下诏，上元节“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驰夜禁，著为令。”（《明太宗实录》卷87）

　　民间观灯，皇家自然也不甘寂寞。每逢元宵，宫里处处都能见到用彩灯堆叠而成的灯山，很像传说中的巨鳌的形状。

　　成化四年（1468），因为正月十五要张灯，宪宗命词臣撰诗词进奉。有个名叫章懋的编修认为张灯不是尧、舜之道，诗词非仁义之言，劝皇帝停止烟火，省些钱好振饥恤困。皇帝想，上元节张灯是历朝留下来的规矩，又不是我非要显摆。他认为章懋妄言，于是将其“杖之阙下，左迁其官”。（《明史·章懋传》）对于章懋而言，这就是灯惹的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