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竟成绝唱——品评《桃花扇》
清人孔尚任的《桃花扇》不遑说是有清一代最佳、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传奇了。无论是内容、构思，《桃花扇》已经完全走出了明传奇的风气与影响，独树清代传奇之一帜。《桃花扇》以其体大精思的结构，颇有蕴藉的思想内容，使其成为清代戏剧中的一朵奇葩，但同时，传奇的创作也以《桃花扇》为结点，逐渐走向衰落之路。
因而本文尝试分析《桃花扇》的成功之处，并揭示其背后思想风气的转变，令得传奇最终走向没落的缘由。
《桃花扇》最显著、最成功之处，便在于其自出机杼、不落俗套的剧情布置、戏剧排场，完全一反之前传奇的传统。并且，在完美的结构中，把晚明的衰亡之史，天衣无缝的嵌合进去。使得历史与戏剧想象如盐、水般相融，历史的必然，最终成就了戏剧的或然。
首先，作者在晚明历史中下了许多功夫，特别在剧前列《考据》一篇，并在每出之始，标以年月，令人感到仿佛在读史书一般。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桃花扇》于细心搜罗明末史实以构成此剧之一点言之，辟前人未辟之径，最为著名。……艺术虽无须如此，然史实正确而结构亦佳者，不可不以之为最合理想之剧。”[1]
的确，艺术上无须如此，但孔尚任为何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呢？毕竟，这是一部传奇，而不是史书。
我们可以说，这是作者为了契合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所作出的努力，也正是这种细致，才最终使《桃花扇》得到成功。但不容否定的是，由清初便逐渐走向征实、考据的学风，影响了孔尚任。而考据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考据最终追求便是义理，便是思想的制高点。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如此踏实、严谨地来考据研究。因而，作者在《纲领》中把人物分类定性，用传奇来象征宇宙之“道”，正如书中所言：“名曰传奇，实一阴一阳之为道矣。”[2]
借由这种严肃的征实考据，作者在戏剧背后的历史批判才能有力地说服读者。并使传奇在文体的地位大为提高，由市井之俗走入士族之雅，使得“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3]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便是作者在布置排场上的超凡之思。
如何将晚明纷繁的史料，既不失艺术，又严谨地组合成一部传奇呢？除了上面提到的《纲领》外，作者在上卷卷尾增添了《闲话》一出，又在下卷卷尾加了《余韵》一出。既能让之前的剧情得以收束，又留有余韵，给予适当的留白让观者想象。正如梁廷柟《曲话》所说：“《桃花扇》以《余韵》作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4]
当然，《桃花扇》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悲剧。两人最后于道观中，偶然相遇，本以为能团圆收场，谁知二人各自入道，以凄清惨淡作结。
近代学者吴梅评价《桃花扇》时说：“通体布局，无懈可击，至《修真》、《入道》诸折，又破除生旦团圆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场复不冷落。此等设想，更为周匝，故论《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5]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反于以往传奇创作中，大团圆的定式。昔人常以“南洪北孔”来并称洪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尽管稍早于本剧的《长生殿》也博得了时人及后人的广泛称誉，但从其构思、从其内容而言，《长生殿》大多延续旧例，仍然是明代风气下的“旧传奇”。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团圆结局，仍是依循明传奇的先例。
而《桃花扇》一扫旧习，以悲剧收场，不能不佩服作者构思之奇，构思之新。而这一具有残缺美的结尾，不仅是作者在传奇结构上脱离明人结构，也同样是在思想上与明人决裂。
《桃花扇》新颖的戏剧结构与其作品内在的思想互为表里。正如前面所说，作者将传奇譬喻成宇宙中的“道”，而这个“道”就是形式里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桃花扇》的爱情悲剧，并不是不合情理的空想，而是让人出奇之余却不觉突兀，使人觉得处处皆在情理之中。那么，其背后的道理又什么呢？
不妨细读下《入道》一出中，张道士与侯方域的一段念白：
【外】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那里话。当次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生】此言差矣！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管得？【外怒介】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6]
侯方域所言，男女间的感情，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这些恰恰是明人传奇创作的主要题材。而其中，特别以《牡丹亭》“情可以生、可以死”为代表，肯定男女之情，推崇男女之情。同时，李贽童心说的广为流布，提倡不为礼教掩盖的真心，使士人普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那套压抑人欲、否定情感的说法进行批判，走上离经叛道之路。
因而，晚明是种开放、敢于追求情感的时代。而这种思想、这种心态本是正视人类欲求、肯定纯真爱情的思想进步。但遂之而来的，却是上层骄奢淫逸，不顾政事，下层民不聊生，爆发起义。最终明朝覆灭，而被文化落后的满人所征服，统一了中国。
而经历这场国家覆灭的士人，必定要思考旧国覆灭的原因，为什么先进的文明会被野蛮战胜？又是什么让国家崩坏呢？孔尚任也不为如是，他在书前《小引》说道：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7]
《桃花扇》的创作，便是为了总结明朝覆灭的原因，以警世人。所以，张道士对侯方域的训斥，便是作者自身对晚明风气的质问，当国家倾颓，家庭难保之时，依然沉浸在男女的爱情之中。就是这割不断的男女情爱，让明朝灭亡，就是这种以情相尚的风气，让社会的伦常颠倒。
而这，就是作者想通过《桃花扇》、通过传奇，传授给观众的“道”，给观众的思想。作者借由新的传奇结构，把传统理学思想带入传奇之中（割断花月情根，跟循天理，灭人欲并无所异）。一方面，在形式上进行了革新，另一方面，也对旧传奇以男女情感为主的创作思维给予思想上的重创。
孔尚任的这套崇尚正统儒学、理学的思想，正是清初士人及官方的主流思想。对晚明灭亡的总结固无不妥，但把病因归结为晚明崇尚真情实感，正视人性的思想，企图用旧理学来治理国家，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的倒退。
同样地，当传奇这种通俗的文体、通俗的表演形式，被赋予过于沉重的思想，过多的教化时，越趋雅致时，虽能与诗文同价，但其生命力也在急剧减少。也意味着，传奇的衰落，场上向案上的转变，变为少数文人的赏玩。
一方面，在作者否定男女之情、宣扬教化之下，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感情，在剧中的分量还是偏少，显得较为单薄。除却《访翠》、《眠香》、《却奁》数出外，把太多的笔墨着落在人物的忠贞、奸佞之上。尽管《沉江》一出，将史可法沉江之悲惨写得雄浑大气，整本书也能把南明史事勾勒出来。但“桃花扇”及背后侯、李的爱情经不起深层次的推敲，只顾写李香君如何大义凛然，却忘记了人性、情爱，这就远逊于《牡丹亭》柳梦梅、杜丽娘那种生死间的爱情缠绵。写史而忘情，实在是《桃花扇》的失色之处。
另一方面，《桃花扇》尽管结构精妙，文采优美，案头上经得住细读，但放于场上，其音乐上的缺点，则暴露无遗。吴梅评曰：“所惜者，通本乏耐唱之曲，除《仿翠》、《眠香》、《寄扇》、《题画》外，恐亦寥寥不足动听矣。”[8]毕竟，孔尚任於戏曲为门外汉，对音律所学不深，文字、音乐未能两全。因而如青木氏所说：“然以音律故，遂使《长生殿》称霸近代，而《桃花扇》至近日，戏场内演之者渐稀少焉。”[9]
总其原因，传奇是成长、兴盛于明代的戏种，举手投足间，无不带有明人气息。而其体式，最适宜表现男女之情，亦俗亦雅，令观众感到轻松快乐。如将史事至于其中，则思想过于沉重，对戏剧反而有损。虽然孔尚庆极力革新，但终究明清有别，晚明风流已然逝去，而清人的风气又稍有扞格，所以《桃花扇》于气韵上略逊明人传奇一筹。
再加上传奇的创作已逾百年，无论音乐上，还是文体上，都显陈旧。正如王国维所说：“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10]
因而，明清风气的转变及文体发展规律的必然，传奇的创作、昆曲的演出无疑将走向衰落，走向小众。
但瑕不掩瑜，《桃花扇》以其完美的结构与雄浑的历史叙事，透过明清易代中，侯、李间爱情及国家的两重悲剧，赞颂了具有忠贞气节的爱国英雄，贬斥了奸佞无耻的小人及投降者，亦对明亡一事作出了沉重的哀悼及深入的反思。
可以说，《桃花扇》是对明代传奇的一种总结，将戏剧的文字、结构及思想深度都推到了又一极致。但时代的步伐总是向前，传奇也不可避免的由盛转衰。而这身处文学转折点的《桃花扇》，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曲竟成绝唱，成为戏剧史中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注释：
[1] 青木正儿 原著，王古鲁 译著，蔡毅 校订《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华书局，P286
[2] 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P25
[3]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P202
[4] 转引自《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华书局，P287
[5]《中国戏曲概论》，P202
[6] 《桃花扇》P250-251
[7] 《桃花扇》P1
[8] 《中国戏曲概论》P202
[9] 《中国近世戏曲史》P287
[10] 王国维 著，徐调孚 校注，《校注人间词话》中华书局，P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