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绝句鉴赏之十一
田家二绝句（选一） 张耒
门外青流系野船，白杨红槿短篱边。
旱蝗千里秋田净，野秫萧萧八月天。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因体貌丰肥，人称“肥仙”。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人。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外祖父李宗易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晏殊赏识。张耒幼年就读于家乡学宫，自称“丱角而读书，十有三而好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已传诵人口。十八岁游学于陈州，受到苏辙的赏识，因之结交苏轼，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神宗熙宁六年（1073），二十岁时中进士，历临淮主簿、寿安县尉、咸平县丞，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奔波劳顿，加之父母、妻子此间相继谢世，家境更每况愈下，经济拮据。其诗文“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元丰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其间与苏轼、黄庭坚等同门师友，或举酒论文，或同游酬唱。这是张耒一生中难得的美好时光，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学究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但好景不长，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祐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任上徙宣州，绍圣四年（1097）贬黄州酒税监督，再贬复州（今湖北天门）监竟陵郡酒税。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建中靖国元年（1101），远贬海南奉召内迁的苏轼病卒于常州。张耒闻讯后在颍州举哀行服，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他在黄州柯山下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以回到故乡淮安。由于晚年长期赋闲，贫病交加，加之秦观、黄庭坚、苏辙、晁补之等师友同道相继去世，心情更觉凄凉，政和四年在寂寞和痛苦中辞世，年六十一。张耒有三子，曰“秬、秸、和，皆中进士第”。张秬、张秸在陈州死于宋末兵乱。张和为陕西教官，在归葬二兄时又被强盗杀害。陆游概叹曰“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宋史》卷444有传，事迹见《东都事略》卷116。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今存的张耒文集以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张耒集》较为完备。词有《柯山诗余》，赵万里辑本。笔记体专著《明道杂志》一卷，有中华书局1985年版。
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也是“苏门四学士”中结识苏轼兄弟最早、辞世最晚和文学理论上受苏轼兄弟影响最深的作家。“文以明理”是张耒文学思想的核心，《宋史·本传》说他“诲人作文，以理为主”。他认为成功之作，应该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做到文理并重：“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主张作家创作应遵循天然之理和情性之道：“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也被当时学者奉为至言。
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奇简，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这也是苏轼“词达”观的阐述。张耒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这确实把握住了文艺创作的真谛，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他本人的创作也正因其自立的樊篱，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其创作成就前不及东坡，后不如放翁，除才华有差外，这也可能是痼疾所在。
张耒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以诗歌的成就最高。集中今存诗歌一千七百余首，题材比较广泛，其内容可分为抒情遣怀的个人愁叹、关注民生疾苦和西北边事、田园风光和寄赠唱和之作几个主要方面。他能直面社会下层，用自己的诗歌来反映劳苦大众遭受的苦难，由于他长期担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反映面也相当广阔，在他的诗作中，为我们勾勒出一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者群像，这当中有“筋骸长彀”、“半衲遮背”出卖苦力者（《劳歌》），有饿死车下，妻子抱子而泣的逃荒汉（《一亩》）；有一辈子不知盐味，守着“坏屋疏篱”靠着“脱粟寒蔬”度日的山间老农（《九月十二日入南山憩一民舍》），也有“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的卖饼孩子（《北邻卖饼儿》），有“试问朱门余酒肉，几人回首念无衣”（《北风》）尖锐的贫富对立画面，也有“昨者飞雹几破屋，颇说四郊妨麦熟。”（《昨者》）对农事的关心。通过这一幅幅悲惨画面，不仅表现了诗人“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悲悯，以及“我身为吏救无术，坐视啼泣空汍澜”（《一亩》）的自责和愧疚。诗人还进一步试图探求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持钱粜（籴）官粟，日夕拥公门。官价虽不高，官仓常若贫。兼并闭仓廪，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腾价邀吾民。坐视既不可，禁之益纷纭。扰扰田亩中，果腹才几人。我欲究其源，宏阔未易陈。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
诗中将造成农民极度贫困化的原因归结为：兼并之家，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朝廷治国无方，无抑制粮价的得力措施，贪官污吏借此损民以肥己。在《送程德孺赴江西》又再次指出“年来屡下宽大诏”而“赤子未免饥与寒”的原因就在于吏治的腐败：“朝廷法度寄吏手，付授得所乃合宜。”诗人认为吏治腐败才是造成农民饥寒交迫的真正原因。
诗人所勾勒的画面和生发的感慨，我们在杜甫的《自京至奉先咏怀五百字》、白居易的《卖炭翁》、杜荀鹤《山中寡妇》、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中都似曾相识，说明张耒的这类诗作是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而《八盗》则是这个传统的进一步发扬光大。诗中写八名强盗铤而走险、横行天下的传奇故事。写他们由于对抗官府、劫富济贫，深受民众欢迎、队伍迅速壮大：由八名骨干发展到“其徒新故有十三”，最后是“扰扰坐致几千人”，而且深受欢迎：“朝饭南山民献彘，主人赠刀其姓李。道逢两夫捕鹰隼，胁之以威使从己。晚投民居迫之馈，坐有三夫愿从事”。我们联想到同时代“宋江三十六人”事和河北田虎、江南方腊，但那是民间故事，这却出自士大夫官员笔下，尽管诗中也说到他们采取“胁之以威”也“淫污妇女”，但也许这就是草莽英雄固有的癖性和特征，诗人只是在写实。最后由于小人贪于百万赏钱，致其中二人被捕，但另外六人却成功逃脱，诗人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诗人在《和晁应之悯农》“为盗操戈足衣食，力田竟岁犹无获。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这简直就是杜甫“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其三）的北宋版。
安徽亳州张耒刻石像及纪念亭
这里选录的是他的《田家二绝》中的第一首，是一首悯农诗。在这首诗中，诗人以非常冷静客观的态度，平直的笔调，再现了旱、蝗灾害后农村凋蔽的景象，在宋人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这首诗很有特色。
诗所描绘的是一个村庄的灾后情景，用的是“见物不见人”的艺术手法，诗人并没有着眼于灾民的具体的生活现状，因此没有事件的铺叙，诗人对农民的同情和对社会现实的忧虑，是在通过对具体的自然景观的描绘中予以表现的。
“红槿”，开红花的木槿。木槿是一种落叶灌木，夏秋开花，花有紫红、白色等几种。常见于农村房前屋后，既可观赏，又作藩筒。诗的前二句，描绘的是这个村庄房前屋后的自然景观。孤立地看，这是一幅充满了和平宁静气象的农村八月风光图。“青流”“白杨”，“红槿”三种鲜色，交相搭配，色彩明丽。无疑，在这里我们是很难看到诗人对社会现实的褒贬评价的。
但是，到了第三句，随着诗人观察的深入，自然之境与诗人之情突然发生了矛盾。“旱蝗千里秋田净，野秫萧萧八月天”，这是完全不同于前二句的一种新的情境。这种情境对诗的前二句所创造的情境而言，是一个“逆转”。正是由于这个“逆转”，我们才得以明白，诗人在这首诗中，是在运用情境对比的艺术。即在有意描摹自然之美中，来反衬社会现实之丑。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净”字为中心的情境的出现，是诗人的认识的飞跃，也是感情的升华。它凸现了诗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并使这种意识和情感得以丰富化和整体化。于是，我们又会进一步明白，诗的前二句所创造的自然环境的“美”，是诗人有意为之的，它看似对自然的客观描摹，其实却正深藏着诗人的匠心；欲抑先扬，欲否定却先肯定。在先给读者造成一个“信以为真”的“美”的情境之后，突然点出这些“美”景只不过是假象、表象，而其实质却正是冷落荒凉，灾民逃亡后的一派死寂之貌，诗人的创造意图，也就宣告完成了。
这种创造不同的情境进行对比的手法，在前人的诗词中，也当然是有的。唐人皇甫松《梦江南》词云：“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这首词描绘的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境，但由于前二句描写的是实境，后三句表现的是梦幻的虚境，因此二者的对比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张耒的这首《田家》通篇所写的都是实境，是同一空间中同时之景。在前后二句各自表现的不同情境之间，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它们之间，既有对比关系，又有承接关系，赖以进行对比的，是诗人对同一地点的自然感观前后感受的不同，因此，前后两个不同的情境中间，又有对对方的映衬和补充，和皇甫松《梦江南》的界限鲜明的情境对比是不相同的。
也可以说，诗的前二句，是“客观”再现的描写，后二句却是诗人“主观”的再现。因为“净”和“萧萧”这两个形容词，显然带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正是在这两个形容词中，我们听到了诗人关心社会同情农民的声音。
事实上，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当然是有着对蝗旱为灾深感忧虑，对农民疾苦极为同情的鲜明意识的。由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往往还使一些诗人无法持冷静的态度，而以直截了当的语言，来表明自己的看法。梅尧臣的《陶者》，唐人李绅的《悯农二首》等诗，大多运用这样的表现方法。而张耒在写作此诗时，却是有意把自己的主观倾向隐蔽，让艺术形象说话，所以这首诗的美感比梅、李诗显得强烈。
有人认为，张耒的这些《田家》诗，是深受梅尧臣的影响的。这种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未免使人觉得笼统。因为梅尧臣在他的悯农诗中，追求的是平淡中的古拙，而张耒却是在平淡中强调清新，所以二者虽都讲“淡”，但韵味却并不相同。
《田家》二绝中的第二首，也是这种风格。诗云：“新插茅檐红槿筒，秋深黄叶已飞飞。滩头水阔孤舟去，渡口风寒白鹭啼。”这首诗是第一首诗的继续和补充，色调更加苍凉，感情也更加深沉。但在布局构思上，与第一首并无不同。而梅尧臣的《田家》却不同，其诗云．“南山尝种豆，碎荚落风雨，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平淡中带有古朴气，对比之下，我们是不难将它和张诗分开的。梅尧臣一向推崇和主张诗要平淡，他的“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也就成了后人信守的格言。然而，他自己的一些诗，却被后人讥为“不是平淡，而是枯槁”（《诗人玉屑》卷十），可见平淡之境创造实难。然而张耒的这首诗，却确实是一首平淡清丽的歌。宋人葛立方在他的《韵语阳秋》中说：“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纷华，然后可造平淡之境”，读了张耒的这首诗，我们可知此话信然。
附：哲宗年间张耒受御史攻讦情况：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八 清·黄以周等辑
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依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纪事本末》卷百一。〕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 清·黄以周等辑
右正言张商英言：“按内臣陈衍，先管勾储祥宫，大防之子数往谒，因本宫道士武宗道而与衍结识，既而（吕）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张充公往御药院与衍关通，寻援行衍入国史院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又因衍而与苏辙兄弟道达言语，其奸状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禄仕，甚非所以驳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恶，投之散地。削夺衍官，配流海岛。庶朝廷宫省内外，人人畏肃，不敢怀邪，饰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诏陈衍追毁出身已来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编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转押前去。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 清·黄以周等辑
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精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吏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