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论李斯的政治失意与文学得意
内容提要：李斯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一个悲剧人物。千载之下，有人关注他的“仓鼠哲学”，认为那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有人说他是经天纬地的治国能臣，堪比管仲，周公旦；他屈从赵高，参与“谋逆篡位”，成为万劫不复的罪臣，自己最后却逃脱不了“具五型，夷三族”的悲惨下场。他人性的丑恶，却不能掩盖他惊世文学才华，《谏逐客疏》“一言以兴邦”成为政治散文的典范。我们到底因该如何评价李斯？如何看待他的一生？明朝李贽在《史纲评要.后秦纪》中评：“李斯是圣是魔，未可轻易评说。”本文就跟随司马迁的《史记.李斯列传》，从深入了解李斯的性格入手，简要、客观地分析比较李斯在政治上失意和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力求还原一个矛盾而真实的李斯。
关键字：李斯；焚书；东门黄犬
一、跌宕起伏的政治仕途
李斯在他人生的政治舞台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跻身政坛，仅用不到十年的时间辅助秦始皇一统天下，这都体现了他惊人的才华和高人一筹治国谋略。然而，他最后却偏离人生轨道，走上身败名裂的道路。这些看似有许多偶然性，其实与李斯独特的人生价值观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1、李斯的发迹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史记.李斯列传》），在列传的开头，司马迁用开门见山的方法点出了李斯的家世背景，他只是楚国上蔡的一介平民，只做过郡县的小吏。他是如何从一介布衣，摇身一变成为秦国风光无限的客卿，从而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这要从他的“仓鼠哲学”和师从荀子开始来看他的人生轨迹。
无疑司马迁对李斯恶劣的本质是有着非常到位的了解。他在列传的开头，便引入了关于“老鼠之叹”的故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史记.李斯列传》）厕鼠和仓鼠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它们的生存境况竟有如此天渊之别——厕所里老鼠吃脏东西, 人或狗的接近，让它们惊吓流窜，无以安生；而仓库里的老鼠却有吃不完的肥美粮食，住所宽敞，且无人惊扰，自在舒适，“于是李斯乃叹之曰：‘人之不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他不由得进行人鼠对照，想到了贵与贱在老鼠身上都如此，人何以堪！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价值观已经显露无疑，那就是要为自己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不惜一切代价，跻身权贵之列。有了改变自己处境的原动力后，李斯刻苦努力，终于学成帝王之术，追求功名心切迫使他匆忙辞别恩师，辗转他乡。“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史记.李斯列传》）离开荀卿时，李斯对老师发表的这番慷慨激昂的陈说，可以说是他“仓鼠哲学”的形象演示。一方面表现了他不甘于平庸、恢弘志向不同于常人；另一方面他对卑贱的极度鄙视与赤裸裸对富贵的追求，为他日后遭遇不测之祸埋下了潜藏的危机。
2、从“谏逐客书”到“力荐焚书”是其政治理想的实现
最先让李斯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让他从一名普通客卿一跃为掌握实权的“廷尉”，源于秦王朝统治阶层决定的“逐客事件”。其起因是韩国人郑国被派到秦国修建郑国渠，后被秦国宗室、大臣举报为间谍，说他修筑郑国渠的目的是为消耗秦的国力，以消灭秦灭六国的雄心。“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候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而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此时李斯力挽狂澜，奋笔疾书，成功上书《谏逐客书》，不仅为秦王挽回了大量的人才，也为他赢得了秦王的特殊赏识和信任。在《谏逐客书》一文中，他大胆引证秦王先祖的用人制度，提出了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具体实施方法，李斯杰出的政治才华因此得到充分的展示，一举成为因时大臣，成为秦国政坛的核心成员。《谏逐客疏》为秦荡平天下，统一六国作出的贡献，应给以充分的肯定。
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是秦王嬴政一统天下，封建中央集权的开始。而这一设计方案的提出者，则是政治经验老道而丰富的李斯。他通过分析周朝分封同姓弟子的历史教训，指出分封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和发展巩固，只有推行集权于中央的郡县制才是社稷安定的长治久安之计。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提出设立郡县制，体现了他反对封建割据，支持一个中国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它避免了由于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而引起的纷乱社会局面，人民可以过上相对安宁的生活，它的积极意义一直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直到今天。
然而一种旧制度消亡之后，与其相应的思想观念并不会立刻消失。实行郡县制，不封王分地，这在秦以前的朝代都是没有的，对于皇子功臣们来所，这是他们第一次面临失去天赋权力的机会，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对秦始皇歌功颂德，就在皇帝很高兴的这个场合，淳于越提出了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的建议，大骂周青臣不是忠臣，理由是：“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常田、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李斯列传》）淳于越敢于冒死进谏，并不是他没把秦始皇反对分封主张当回事，淳于越的“声音”代表了被削弱利益的群体。当然，这也与李斯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相违背。这是对皇帝权威的公开挑战，这在专制时期是万万不许的，更不许其扩散蔓延，如何维护皇帝和中央的绝对权威，自然是秦始皇和这一政治主要追随者李斯要考虑的问题。
对淳于越要加封皇子功臣的建议，李斯大加斥责。李斯敏锐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要求加强思想统治，他认为众儒生以私学议之，对国家律令和朝政妄加评论、扰乱民心。“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他建议，私人所藏的诸子百家书一律上缴官府，民间求学要以官吏为师。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建议，采取了粗暴的“焚书”文化政策，《诗》、《书》是上古三代的学术汇集，百家是春秋战国的学术精华，几乎“暂尽杀绝”，这种毁灭文明、割断历史的极端专制主义，它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一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焚书”事件，是秦始皇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惜破坏国家和民族文明的根基，是一种残暴的政治手段。这个时候，李斯没有把他所学的帝王之术，用于弥补君主的过失，帮助国君走上富国民强的道路，是他作为人臣的过失；李斯小题大作，充当“焚书”策划者，充分暴露了他以“私利”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他的所为不过是为了取悦秦始皇这个靠山，继续维持他对功名利禄的疯狂追逐。“焚书”事件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且无法让后人原谅。
3、李斯的失势与败落
李斯凭借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政治手腕，成为统一帝国的开国元勋。而真正断送李斯一生辉煌政治前途，让其背上历史千古骂名的是“矫诏”事件，因为他所犯的错误是致命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于第五次东巡的途中染病，并于同年七月，客死沙丘。秦始皇生前令宦官赵高拟写诏书，立长子扶苏为太子，并赐书公子扶苏：“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史记.李斯列传》）但“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胡亥的老师赵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野心家，他想通过废长立幼，把握住这次篡权的绝好机会，把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这件事，必须得到丞相李斯的同意才能成功。李斯作为国家栋梁之臣，深知“废长立幼”宫廷政变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其中利害关系，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当时扶苏是长子，又有皇帝的遗诏，理应是皇帝的接班人，但扶苏身边有掌握重兵且战功赫赫的蒙恬辅助，特别是扶苏倾向于儒家的治国思想，与自己法家思想不同，一旦扶苏入主咸阳，对自己很有可能不利。这时，赵高以李斯的“利字当头”人性弱点为切入点，胁迫李斯就范。
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李斯的“仓鼠哲学”战胜了他的理智和作为人臣应有的“义”，他选择保全已有的高官厚禄，最终丧失了政治立场和最后的道德底线，选择和赵高同流合污，也因此落入了赵高的陷阱之中。“矫诏”事件是李斯人性最为扭曲的表现，迈出了人生最丑陋的一步，李斯从此告别了他政治生涯的煊赫时代，进入了他人生最为不光彩的时代，即使最后仍没有逃脱赵高的魔掌，以腰斩咸阳并夷灭三族的结局收场，也得不到人的同情，他作为历史的反面教材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胡亥当上皇帝后，赵高成为政治上的新宠，他们师徒二人把国家弄得一片狼藉。李斯昔日辉煌的中央集权政治理想也昙花一现，大秦帝国也因此走上了风雨飘摇的末路。司马迁对李斯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劳是肯定的，但由于他见利忘义的本性而导致了个人乃至整个家族的毁灭，如果他当初敢于与赵高抗争，戮力维护秦皇朝的稳定统治，那么历史上多了一个流芳千古的忠臣，那么“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史记.李斯列传》）
二、李斯熠熠生辉的文学成就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有秦一代文章，李斯一人尔。” 他天资聪颖加上后天的孜孜不倦求学，《谏逐客书》是他文学才华熠熠生辉充分展现。而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对人生有了更加多的关注和思考，政治仕途最后的失意，催生了他“东门黄犬”千古一叹。通过分析，李斯璀璨的文学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政论散文典范《谏逐客书》
李斯的《谏逐客书》收录于《文选.第三十九卷》。编者萧统已经意识到文章与经史子有所不同，经主要为统治者所倡导，主人伦教化，史在褒贬是非，借鉴历史。萧统并没有否定经、史、子的作用，而是对文章对了自己的评判标准，其所认定传世“文章”的特征在序言里就讲的十分清楚：“若其讚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不仅思想深刻，而且词采华美，即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其选文范围远自周代，近到梁代，选文才七百篇左右而已，足见选文要求之高。而《谏逐客疏》当时仅为一篇奏疏，凭借它兼具词赋之丽，被独具眼光的编者萧统发现，收编于《文选》。
另一方面，李斯通过《谏逐客疏》达到了“一言以兴邦”的效果，让秦王废除逐客令，足以说明这封只有八百多字的谏书它本身是多么具有影响力。《谏逐客疏》是古代政论散文中的精品，闪发着迷人的魅力。《谏逐客疏》的论点开门见山且非常明确：“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接着以事实为论据，围绕核心问题也就是人才问题，充分证明逐客的错误性原因何在。 “穆公东得百里溪，迎蹇叔于宋…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惠王使张仪之计，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昭王得范睢，废鑲候，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史记.李斯列传》）《谏逐客书》以史为证，证据十分充分，排比铺张，音节流畅，既富于感情，气势磅礴，有战国纵横家说辞之风，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文章中经典词句纷呈迭出：“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遣词造句工整而华美，字字珠玑，兔起鹘落，渗透着一种高扬壮阔的风貌，成为后世政论散文中的典范。
《谏逐客书》从文体的角度，它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它汲取了诸子散文的精华，散文到李斯的老师荀卿以后，由于百家争鸣，辩论盛行，文章“专题”论文成熟，议题鲜明，层次和逻辑性非常强，论据充分且论证方法多样，在这基础上，《谏逐客书》完善了诸子散文的体例，是政论文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谏逐客书》对东汉以来的对问体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东方朔《答客难》、杨雄的《解嘲》等。
2、李斯“东门黄犬”千古一叹的文学意义
当年的楚国上蔡小吏李斯经过奋斗、钻营，终于位极人臣、光耀门庭。有一次，他的长子三川郡守李由告假回到洛阳家中, 李斯在家中大宴宾客, 文武百官前来祝贺, 门庭若市, 车马络绎不绝。当此时, 李斯却喟然而叹曰:“夫斯乃上蔡布衣, 巷之黔首⋯⋯当今人臣之位无居上者, 可谓富贵极矣。物权则衰, 吾未知所税驾也! ” （《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内心异常敏感，一方面体会到生之愉悦可贵，但同时也伴随着朝不保夕，全身远祸的焦虑。这是典型的文人情怀，“李斯之叹”在他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或者说不具备“李斯之叹”的这种典型性。而命运的瞬息万变，正如他所预感的那样，而他这一叹，也就是“东门黄犬”之叹的前兆。最终，他被处以极刑，腰斩咸阳市，临刑前，李斯面对儿子, 语含幽怨，情多哀伤地叹息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 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免, 岂可得乎? ”生命最后一叹，他既没有咒骂秦二世的昏庸、赵高的奸诈，也没有留恋往昔的富贵繁华。而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一叹，极为简单，意义却非同寻常：他对外发现了自然，对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他明白了什么是他最渴望的生活，那就是带着儿子一起牵着黄狗出城，到上蔡东门去打猎捉兔,过一种普通人的“逍遥”的生活，那才是他生命最本质的需要。李斯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开始自我觉醒，虽然，对他来说，已经为时晚矣。李斯的千古慨叹不仅启发了后人如何善待仅有一次的生命，而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李斯的“东门黄犬”之叹，对东汉末年兴起的玄学派的思想起了高屋建瓴的作用，因为玄学乃是一种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性的一种科学，它是一种以个性自然为本的人生哲学，主张抛弃身外的名利，过着一种和大自然亲近的率性而逍遥的生活。郭象后来就提出了“适性即自然” 、“适性即逍遥”的重要观点，而“适性即逍遥”的主体也就是现实中的正常人，凡夫俗子、普通老百姓，只要顺应自己的自然本性，都可以活的逍遥自在。值得注意的是，“适性即自然”是要求人的生活必须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对名利的追逐归属于虚无，自然就因该摒弃。李斯临刑前一叹，是人在生命的秋天，流露出迟暮的的蛰音，也叹尽了他生前为功名利禄钻营的悔恨，回归到生命原始的本真。
（2）“东门黄犬”之叹，是失意与思乡结合之叹，汉代以来的诗赋直接继承了这个题材，王粲在《登楼赋》里慷慨“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与之叹音。”竹林七贤中向秀失图而作《思旧赋》，向秀举郡计入洛并非他的本愿，而是惧祸。他不过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深深眷念这个美好的尘世，是死的威胁与自全的欲望迫使他改节的。伴随着深沉的悲哀，嵇康临刑这一幕，始终在他心里挥之不去。虽然事件不同，但他也有着和李斯当年相通的情感，转而在文章里感叹到“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 “东门黄犬”之叹隐射出悲剧时代的社会心理和诗人痛苦不堪的灵魂，充满了独特的美学风貌，伴随着失去不可复得的悲伤，这种永恒之叹，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独有的一种思乡与失意结合的情怀，而这个主题的诗赋，不断地出现在后世文人的作品里，供后人品读、摩挲、咏叹。
李斯的一生是复杂而多变的。但历史是一面公正的镜子，一方面，李斯曾经是叱咤风云的超级政治家，为秦朝的大统一做出了伟大的历史功绩，但由于晚年屈从赵高，参与“矫诏”事件，让其成为历史千古罪人，得不到后人的同情。另一方面，李斯是秦朝杰出的文学家，他飘逸俊秀的文辞，给后人留下了美丽的瑰宝，而他对内自我情感的直白观照，直接引发了文学思潮，开创了新的文学主题，让我们为之欣喜，带给我们独特的美的感受，并引发我们无穷的思叹。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M]，2000年6月第2版
[2]李尚/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M]，2007年10月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