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绝句鉴赏之九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选一） 苏轼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以物喻人，托物咏志，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的手法。屈原诗中的鸾鸟、凤凰，李白诗中的长鲸大、鹏，杜甫诗中的葵藿、佳人，都是诗人品格的外化，也都寄托着诗人所追求的理想。苏轼的这首绝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也是如此，表面上是咏物，实际上是喻人。诗人借对直干凌空和根到九泉的桧的咏叹，来称赞友人王复光明磊落的为人，从而表现了诗人处世的态度和美学理想。王复，是当时杭州一位著名的医生，住候潮门外，家有园圃亭榭。这首诗是熙宁五年（1072）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过访王复园居见其所植双桧而作，共二首，这里选的是第一首。
全诗四句，基本上可分成两个部分。一、二两句咏叹桧的枝干，即人所能见到的部分；三、四两句赞颂桧的根部即隐蔽的部分。当然，桧的品格和诗人的敬佩之情是贯串其中的，对桧的枝干的咏歌，诗人主要突出两点：一是直干凌空，二是朴实无华，这两点也最能体现桧的品格。直干，是说它枝干挺拔，既无杨柳的婀娜之姿，也无桃杏的俯仰之态；凌空，表面上是在夸其材高大，实际上是赞它超凡脱俗，纵横于天地之间。“未要奇”则是桧品格的另一面：朴实无华，默默无闻，既不去争功邀宠，更不去炫奇斗艳，平日默默侧身于闲草幽花之间，只有在严酷的考验下才显出桧的本色来。诗人的这一层意思，在咏桧的第二首中表露得较为明显：“吴王池馆遍重城，闲草幽花不记名。青盖一归无觅处，只留双桧待升平”。“青盖”，用《晋书·陈训传》中的典故，指亡国败家之事。诗意是说在吴越王钱傚鼎盛时，宠柳娇花争奇斗艳，双桧隐没于其中默默无闻，一旦青盖入洛，吴越王降宋，花残柳败，只有双桧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迎来了太平盛世。孔子曾说：“岁寒知松柏之后凋”，松柏如此，桧的品格也是如此。也正因为桧具有上述的品格，所以人们对它是“凛然相对敢相欺”。凛然，是恭谨之状，这里既有作者对桧的敬佩，也有它本身凛然不可犯之态。清代方苞说游人一到雁宕山就会产生“严恭敬正之心”，其原因是由于雁宕山本身“笔立千仞，持身危正”，使人自然产生敬畏之心（《游雁宕山记》）。苏轼在这里说的“凛然相对敢相欺”，意思也在此。
下面两句，则是从另一个侧面把桧的品格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因为上面所咏叹的是桧的枝干，这是公开的，人所能见的一面；那未隐蔽的，人所见不到的根又如何呢？诗人称赞说“根到九泉无曲处”，这是夸张也是想象，因为桧根再长也无法扎到九泉；即使扎到九泉，诗人也无从得知。但诗人认为，桧的这种表里如一的品格，即使表面上看不出来，世人也不知道，但总有人了解，总有人知道的，这就是蛰龙。蛰龙是潜于地下之龙，它对桧深到九泉的根的曲直当然是深知的了。
诗人一再称赞桧的正直不曲，表里如一，难道真的是在咏桧吗？不！他是在借物喻入，是要借桧的直干凌空来称赞王复的才干过人又刚正不阿，借桧的“未要奇”来称赞王复身处民间、平易待人，借桧的“根到九泉无曲处”来称赞他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据有关诗话记载，王复精于医道又能行侠仗义、以医救人又不图报，杭之人对他很是推崇，苏轼对他也很敬佩，曾为王复园中亭题名为“种德亭”。所以这首诗借咏王复园中之桧来称赞王复，表达诗人对他的敬佩之情，处处是在咏桧，处处是在誉人。
那么，这首诗的寓意是否仅止于此呢？“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弦外之音呢？有些评论家主张分析到此为止，不要再深下去了，因为苏轼为了这首诗，尤其是诗的后一句吃尽了苦头。据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元丰二年八月苏轼因御史舒宜等人诬陷被捕入狱后，狱吏曾把这首诗作为苏轼的主要罪证之一，在审问时追问“‘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讽刺？”幸亏苏轼回答的很巧妙，他引用了王安石的《偶题》：“山腰有水千年润，石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王安石在这首诗中指责蟠龙不救苍生，却于山间吐泉，讥讽之意是很明显的，苏轼却说自己诗中的蛰龙就是王安石诗中的蟠龙。苏轼的罪名是以诗讽刺新法，而王安石是变法的领袖，苏轼把自己的诗与王安石的诗联系起来，狱吏投鼠忌器，只好作罢。另外，据《石林诗话》所载，当时的权贵确实是想借这两句诗给苏轼戴上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置之于死地的。宰相王禹玉就曾向神宗进谗，说“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幸亏神宗还清楚，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予朕事？”苏轼才算保住了脑袋。诚然，说苏轼在这首诗中有不臣之心、反叛之意，这当然是穿凿附会，污蔑不实之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在诗中就没有寓意和寄托了，这只要了解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就可知道。在此之前，苏轼因对变法持不同看法引起了王安石等人的不满，但苏轼冒着顶撞权相甚至皇帝的风险，接连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进士策》等，反复申述自己的主张、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样更招来了王安石周围一些人的攻击。熙宁三年八月，侍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服丧期间不穿丧服，并假借出差派士卒来回做生意，苏轼在辩白不清的情况下只好要求离开京师。从以上的写作背景来看，苏轼在杭州所写的咏桧诗除了对王复为人品格的赞誉外，我认为此句还有以下以下两重内涵：一是诗人品格的自我表白。他为人光明磊落，不愿隐蔽自己的主张；他为人劲节堂堂，不因遭到排挤而改变初衷、委曲俯就。他相信自己的为人和主张，总会有人理解的。这些内涵通过对桧的品格的咏叹，暗暗地但又是明白无误地流露了出来。二是宰相王珪进谗之言并非无中生有，诗中的蛰龙确有暗示皇上之意，不过不是贬义而是褒义，暗指皇上为知己，对自己的赏识，而且不止是神宗皇帝，而是数代帝王。这在宋人的文史笔记和诗话中均有记载：
宋人陈岩肖在《庚溪诗话》中说，不仅是神宗，“而累朝圣主，（对苏轼皆）宠遇皆厚：仁宗朝登进士科，复应制科，擢居异等；英宗朝，自凤翔签判满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之。如轼岂不能耶！’宰相犹难之，及试，又入优等，遂直史馆”。只是神宗对苏轼更加赏识：“神宗朝，以义变更科举法，上得其议，喜之，遂欲进用，以与王安石论新法不合，补外”。除了“蛰龙事件”否决宰相的谗言外，在一次君臣对话中甚至认为苏轼超过李白，并排除层层干扰，直接下达手谕，将苏轼由监管黄州量移到京城开封附近的汝州：“又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材，因曰：‘轼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颇同’。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上累有意复用，而言者力沮之。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苏轼默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因量移临汝”。（《庚溪诗话》卷上）
宋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苏轼黄州之贬后，神宗数次欲起用苏轼但遭朝臣干扰，最后不得已亲自下手诏的前后经过还有具体的叙述：苏轼“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每记怜之。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其后，巩亦不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卒出手札，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即上表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二·神宗元丰七年）
此诗虽写于“蛰龙事件”发生之前，但对神宗上述言行，苏轼不可不知，不可能没有感遇知己和危难中救助之情。只是仁宗、英宗尤其是神宗对自己赏识奖掖不可能不知，不可能不心存感激。只是由于此诗要歌颂双桧的扎根身后，只能用蛰龙不能用“飞龙在天”而已。这同王安石《偶题》中“蟠龙”用典相同，只不过一是挖苦，一是讴歌而已。
（元人四大家）吴镇《双桧平远图》
附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二·神宗元丰七年 宋·李焘
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守臣王珪进呈，忽言苏轼於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於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章惇亦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每记怜之。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其后，巩亦不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卒出手札，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即上表谢。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轼於此表有“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饑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之句也。
《庚溪诗话》卷上 宋·陈岩肖
东坡先生学术文章，忠言直节，不特士大夫所钦仰，而累朝圣主，宠遇皆厚。仁宗朝登进士科，复应制科，擢居异等。英宗朝，自凤翔签判满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之。如轼岂不能耶！”宰相犹难之，及试，又入优等，遂直史馆。神宗朝，以义变更科举法，上得其议，喜之，遂欲进用，以与王安石论新法不合，补外。王党李定之徒，媒蘖浸润不止，遂坐诗文有讥讽，赴诏狱，欲置之死，赖上独庇之，得出，止置齐安。方其坐狱时，宰相有谮於上曰：“轼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虽有罪，不应至此！”时相举轼《桧》诗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又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材，因曰：“轼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颇同”。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上累有意复用，而言者力沮之。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苏轼默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因量移临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为南宫舍人，不数月，迁西掖，遂登翰苑。绍圣以后，熙丰诸臣当国，元祐诸臣例迁谪。崇观间，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党籍，禁其文辞墨迹而毁之。政和间，忽弛其禁，求轼墨迹甚锐，人莫知其由。或传：徽宗皇帝宝箓宫醮筵，常亲临之。一日启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诘其故，答曰：“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始能达其章故也”。上叹讶之，问曰：“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所奏不可得知，然为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苏轼也”。上大惊，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辞墨迹。一时士大夫从风而靡。光尧太上皇帝朝，尽复轼官职，擢其孙符，自小官至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