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研究60年：回顾与展望
内容提要：据不完全统计，自1946年嵇文甫先生发表高拱研究开山之作《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以来，已出版专著4部，学术论文近70篇，硕士论文4篇，约有20部专著设有高拱研究的章节或论及到高拱。这些研究在高拱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改革、边疆治理、著作传记、历史地位等方面作了重大拓展和深化，成绩显著。总结已有的成果，反思存在的问题，无疑对于高拱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十分有益。
关键词：高拱；学术思想；社会改革；边疆治理；著作传记；历史地位；回顾展望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谥文襄，河南新郑人。他自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后，先后任大学士、礼、吏二部尚书及内阁首辅等要职。在他居官期间，特别是从隆庆四年（1570）职掌吏部事继又提任首辅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改革，在吏治、边政、法治、赋税、漕运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开创了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河。在学术上，他针对宋明理学虚伪迂腐、空疏误国的流弊展开了全面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为推动明代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术界对高拱的研究，发端于1946年嵇文甫先生在《河南民报》上连载的论文《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1]420-434，至2008年8月为纪念高拱诞辰430周年，在其故里河南新郑召开的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有60余年。在此期间，出版和发表了大量高拱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到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吏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边疆治理、著作传记、历史地位等诸多方面。本文拟对高拱研究的成果加以综述，并作一简要评价和展望，以期将其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一
在高拱的学术思想中，哲学思想是其重要内容。学术界对高拱的研究，首先就是从哲学思想开始的，其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厚。
嵇文甫认为，高拱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位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1]434，是满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2]461，也是一位不下于王廷相而更超过黄绾的思想家[3]691。嵇先生认为，高拱学术思想的特质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1]434；他的学术，大概可用“通”和“实”两个字来概括，平正通达，有实用而近人情[1]420。李慎仪认为，高拱把感觉经验作为认识的来源，他的认识论是一种直观反映论；他通过对程朱“理先气后”和“性即理”的批判，阐发了“气即是理，理即是气”的气本论观点；通过对“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说的批判，阐发了他的无神论思想；通过辨析“义”和“利”、“义”和“力”的关系，论证了他的直观辩证法思想[4]。葛荣晋认为，在天人观上，高拱集中揭批了天人感应说和灾异谴告说，对神学迷信的社会根源作了精辟分析，继承发展了王廷相的无神论思想；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了“闻见之知乃德性之资”、“尊德性而由于问学”的著名论断；在历史辩证法方面，他阐述了经权、义利、义力、时势等辩证法思想，比王廷相又前进了一步[5]625-635。葛先生还认为，在理气关系上，高拱把程朱“理先气后”说颠倒过来，提出了气先理后说，把理气关系改造成物质论与规律论相统一的唯物论；在人性问题上，他反对宋儒的人性二元论，认为人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在理欲问题上，他提出“理欲不两立，人心无二用”，“人情即天理”的观点，从而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给人的情欲以合理的道德地位[6]185-187。牟钟鉴指出高拱大力批判程朱理学并改造王阳明心学，建立起一套具有一定深度的哲学理论：“气即是理”，“理即是气”的气本论；“圣人以人情为天理”的理欲论；“人只是一个性”的人性一元论；“灾异本不可以事应言”的无神论；批评“知行合一”说和“致良知”说；“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的义利观；“以义用其力，以力成其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的经权统一论；并提出做人求诚，做学问求是，做事情求实，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7]269-281。林怡伶探讨了高拱的理学思想，即“气先理后”的本体论，心性根源于形气的心性论，格物致知的知识论，“明善”“诚身”的修养论和“权变之道”的方法论，并充分肯定了他的学术地位[8]。岳天雷提出，在本体论上，高拱阐发了“气具夫理，气即是理；理具于气，理即是气”的气本体论；“常久不息，化生万物”的元气本原论；“人只是一个性，此言气质之性”的气质人性论[9]。在天人观上，他论述了“在天有实理”的天道观，“在人有实事”的人道观和“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的天人观。高拱还批判了“天人感应”说和“五德终始”说，决心根除迷信命运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10]。在辩证法方面，他阐发了“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的政治辩证法；“以义用其力，以力成其义”的军事辩证法；“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的经济辩证法；“用有所养”、“宽严适宜”的教育辩证法；“德才兼备”、“务核名实”的人才辩证法[11]。在认知论上，他论述了“事必求其实”的求实论，“虚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论，“贵乎知而能行”的知行论，“闻见”和“问学”的知识论[12]。李书增认为，高拱阐述了“气具夫理，理具于气”的宇宙观，“事必求其实”，“虚心以求其是”的认识论，“义”“利”和“经”“权”相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3]1024-1055。
经权思想作为高拱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研究成果颇多，但亦有争议。嵇文甫认为，高拱对汉宋儒家各种异说加以批判，他总结的“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的道理，通于大《易》，通于《中庸》，和后来王船山所谓“其不定者皆一定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1]425。高拱的经权思想牵涉到一般原则和具体运用的问题。他很得力于这个“权”字，所以他讲道理都很切合人情事变，平正通达，和那班迂滞偏执的道学家大异其趣[2]454。赵纪彬指出，高拱不分居常、处变，均需用权，以“权”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方法论范畴，此点颇有特识，自有其正确的意义。高拱权说中的直观辩证法因素，颇为鲜明和丰富，但其对锤与衡的关系只见其相成而不见其相反，终至以“反经合道”为不可能，自陷于形而上学[14]282-302。张立文认为，高拱的经权观既蕴涵着本与末、体与用、“衡”与“锤”的对待性，又内蕴着相辅相成、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统一性。他的辩证经权观使中国的历史哲学、道德哲学进入了辩证思维的殿堂，在中国经权范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5]733-735。葛荣晋提出高拱对“权”的解说富有辩证法的精神；“权”作为一种辩证的认识方法和处理事物的应变能力，是从后天的问学、行事、深思、积养等经验中获得的。他的经权统一说是对中国经权问题讨论的一次概括和总结[5]633-635。牟钟鉴认为，经权之说，长期聚讼纷纭，高拱之说一出，可谓千古疑义，一朝洞开。高拱用体用范畴建立起经权统一论，这是他在理论上的一大创新。这种新经权论，一反传统偏见而独具特色。高拱经权新论包含的深刻思想和一般意义，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任何一种原理原则都必须结合实际，灵活运用[16]。岳天雷指出，在经权关系上，高拱阐发了“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的辩证经权观；在权与经、权与道、权与中的关系上，高拱阐述了权变的原则性、规律性和适度性问题；在权变方法上，高拱通过论证权变的必要性和普适性问题，提出了“权也者，圆而通者也”的权变新论[17]。岳天雷又指出，在权变性质上，高拱论证了权变方法的必要性和普适性；在权变内涵上，提出了“合圆”“会通”说，深化了权变范畴的哲学内涵；在权变原则上，论述了行权须合道、当则、适中；在权变价值上，高拱权说是为其“更法以趋时”的改革提供理论基础的[18]。邓志峰则持有不同观点，认为高拱的“权”就是权术，时人批评高拱“任权术”并没有说错，他就曾专门撰文讨论过权术问题。他的经权论与传统的经权论颇有不同，反而与王守仁、耿定向等的观点大致无异[19]341、256。
经学思想也是学术界对高拱学术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台湾学者钟彩钧认为，高拱的经学思想主要是《四书》学——对朱注从信从到批判，《春秋》学——政治体验与经书诠释，圣人观——天理人情之至，儒学观——体用兼备经权不离。由此，钟先生得出四点结论：他把政治家的实际体验融入经书诠释中，而常有精到的见解；他的经学从朱注出发，而走向批判朱注，并重视体用一致的经世之学；他的学问是精胜于博，但从方法学来说，他还是朱子的后裔；他批判朱注，用意在回到圣人本义，虽然在方法上没有创新，但其返回圣人本义的努力，使他成为明代后期经学复古思潮中的一员[20]463-483。周书灿阐述了高拱的经学贡献问题，认为高拱通过对《周礼》的怀疑与辨伪，对《尚书·洪范》及蔡注的质疑与批判，对《春秋》灾异谴告说的批判，阐发了他的经学思想。他还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诠释和解读，撰成《日进直讲》一书，成为后人研究高拱经学思想的重要文献[21]44-54。陈娟认为，高拱将实学注入经学，为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提出的“天理不外于人情”的研究原则，摆脱了明代经学研究的玄远、空疏的传统。他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也为其经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理论批判力量，对贯穿于经学中的理学、心性之学作了有力批驳。其经学思想对于充实明清经学历史，探讨明朝经学发展有着一定的价值[22]。
二
高拱的政治思想是以“尚实”为宗旨、以经世致用为基本内容的思想学说，并集中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人才思想、军事思想、法治思想、经济思想等方面。这也是专家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教育思想。嵇文甫认为，高拱的帝王教育论和宰相教育论，通达世变而切合实用，显然带有事功派或实用派的色彩[1]430。朱鸿林提出，高拱对经筵讲学问题作了一系列反思：在经筵日讲内容上，他主张除了讲授《四书》和“五经”之外，还要增加“祖训”和历朝故事，这是建基于他一再强调的为治之要在于“法祖”的见解；在讲官技能要求和出身资格上，他主张出身翰林的阁臣和讲官先要给予特殊而有实用性的训练，才能具备职业所要求的技能，并在为政以实的思想指导下，内阁大学士不应只用出身翰林的官员，而应该参用其它衙门的官员；在讲官道德素养和讲读方法上，他主张讲官必须是个正人君子，有声望，有信用，言行相顾，心口合一，而又头脑聪明，思维灵活，随机表达，能够给予人君见微知著、由小见大的启发。臣下应该反求诸己，要求先有好讲官，再求热心参与的皇帝，否则无法改变隆庆朝经筵颓废的现状[23]5-22。
人才思想。王宗虞认为，高拱主张“修举务实之政”，反映在他的用人思想上，就是要用有真才实学之人，不能单凭学历和资历。进士举人并用，“但系贤能，一例升取”；授官之后，惟考政绩，不问出身。高拱重视边疆州县正官的选拔与任用，其原则是“不当为官择地，只当为地择官”。边地官员既有行政民事之责，还有保卫国家的军事之任，因此“必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除补”。这已大大地高出了历代名君贤相的用人思想[24]。王兴亚提出高拱的用人思想是：发现人才，广求贤能；培养在先，使用在后；储备人才，建立梯队；选用贤能，不论资历；因人授职，人尽其用；选好要害部门正官，等等。在当时条件下，高拱的人才思想是高出于时人、难能可贵的。唯一的缺失是没有论及科技人才[25]。毛佩琦专门论述了高拱与边才的培养与储备问题，认为高拱提出增加兵部侍郎编制，对人才实施奖劝激励之法，兵部司属要选取边区人员等措施，使得从嘉靖末到隆庆年间军政名臣人才辈出，虽然这是当时的大环境使然，但不能不说与高拱等人培养储备边才的政策主导有关[26]。岳天雷论述了高拱“用人必先养人”的育才思想，“人有当用之才”的识才思想，“有才皆得其用”的用才思想和“推贤让能”的爱才思想。研究高拱的人才思想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其吏治改革，而且对我们实施的人才强国战略也有借鉴价值[27]。乔凤岐认为，高拱的育人用人思想是：育人要因人而教，养人以备他日之用，用人所长、不拘一格，考核赏罚要务核名实。这种人才培养与使用理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仍然有着重要地位[28]175-183。
军事思想。李慎仪认为，高拱在边略上实行的是“以力行义”。其具体战略思想是“南剿北抚”。但不论剿抚，他都坚持“以力行义”的原则。他说的“以实为声”就是“以力行义”[4]。葛荣晋指出，高拱针对程朱割裂“义”与“力”的形而上学观点，阐发了“以义用其力，以力成其义”的军事思想。义与力的关系，并非绝对不相容，而是相辅相成的[5]632-633。岳天雷论述了高拱的“以义用其力，以力成其义”的正义战争论；寓战于守，寓守于和的防御战略论；“先实后声”，声实互用的灵活策略论。高拱的军事思想不仅为其军事改革和靖边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而且对我国今天实施的和平军事战略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29]。
法治思想。张鸣芳从吏治考察的角度，提出高拱要求考核时综核名实，“但问其政之美恶，勿论其名之有无”，如此才能达到“官修实政”的目的；要求明确考核的目的，为破除惩汰官员循以定数之弊，高拱提出“惟求至当，不得因袭故常”的措施；应加强平时考核，不必等到岁终再行；强调考察从严，分清是非，不能因循旧例，考察之后，还要奖勤罚懒，惩酷罚贪[30]。岳天雷将高拱的法治思想概括为：“本之以公，祥刑之经”的立法价值论；“法必贵当”，“罪必责实”的司法原则论；“宥过刑故”，反对大赦的执法实践论；“礼乐驯服，法度绳约”的礼法并用论。其中还蕴涵有公平公正、变法改革、从严执法和礼法并重等可资借鉴的精神品格[31]187-200。
经济思想。牟钟鉴指出，高拱鉴于理学末流坐而论道，侈谈心性，口不言功利，造成空疏不实的学风，从理论上批判超功利主义，重新诠释义利之说。高拱以公私辨义利，确是一种高见，把义利之辨提高了一个层次。他还痛斥宋儒对理财官吏的诬蔑和攻击，为唐朝理财家刘晏辩诬鸣冤，其目的就是要大家认识到超功利主义的危害，去掉因袭虚浮、不务实际的习气，号召整个社会注重经济生活方面的实际学问[16]。岳天雷认为，在义利关系上，高拱主张“义者，利之和”，提倡谋利计功，反对“以名为利”；在理财和王政的关系上，主张“理财，王政之要务”，力倡生财之说，理财之道。高拱这种以功利为价值取向的经济思想，既是他批判宋儒超功利主义的有力武器，也是其主政期间推行经济改革的思想指南[31]201-219。与高拱的经济思想密切相关的是其民生思想。林金树认为，高拱、张居正反对“重义轻利”说教，为生民兴利制造舆论；重视发展生产，为改善民生创造经济基础；大力整顿吏治，为改善民生营造安定环境。但高、张对民生问题关注的重点也有差别：高拱关于中央和边区官员配备与选用，多具创新意义；张居正更关注社会财富分配，尤其痛恨豪强兼并；高拱将商业在民生中的作用提高到事关全民生活的新高度，而张居正特别强调商业与农业的互动关系。尽管他们的民生思想有其差别，但在理论上，他们“前后呼应”；在实践上，张继续完成高未竟之业；他们都是为了“裕民富国强兵”这一崇高事业。谋“生民之福”是高、张的共同追求[32]69-84。
政治思想的特质及品格。岳天雷认为，“崇实黜虚”是高拱政治思想的特质，体现为“天地之间惟一气而已”的元气实体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实理实事论；“事必求其实”，“虚心以求其是”的求实求是论；“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实政实惠论[33]。其精神品格主要表现为：“务实而不务名”的务实精神，“虚心以求其是”的求是精神，“子有驳正”的批判精神，“贵乎知而能行”的实践精神，即“以天下为己任”的勤政精神和“挽刷颓靡之习”的改革精神。这些精神品格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34]。
三
隆庆四年至六年（1570-1572），高拱职掌吏部事继又提任首辅期间，针对明朝内外交困、弊端丛生的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其相关论著中，学者们就高拱改革的纲领、内容、历史地位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有些问题也有重大分歧。
改革纲领。韦庆远把高拱的《除八弊疏》作为其改革纲领，并与张居正的《陈六事疏》作了对比研究，指出高、张两疏都是立足于除旧布新，将国家的前途寄托于改革上。尽管两疏提出的时间、背景不同，立论也略有不同，但都起到了前呼后应，振聋发聩，统筹全局的作用。对隆庆后期和万历前期的大改革，一直起着指导性的积极作用[35]225。岳天雷指出，高拱的《除八弊疏》全面揭露了嘉靖中后期的“八弊”积习，提出了破除“八弊”的改革对策，指明了“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目标。这一纲领性文献对高拱执政后的整顿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36]。刘志琴则认为，高拱的《除八弊疏》只停留在具体的是非论断上，缺少理论的提升，更缺乏张居正那样高屋建瓴，全局在胸的气势[37]127。
改革内容。高拱的改革涉及到吏治、军事、边政、法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厚。嵇文甫认为，高拱有干济才，勇于任事。既为首辅，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筹边、课吏、用人、行政，不数年间，成效卓然[2]450。牟钟鉴指出，高拱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在整顿吏治上，改革官吏考察升降制度；精简机构编制，裁革冗员，充实弱项；储养人才，爱才护才。在定策安边上，他力排众议，圆满解决了俺答封贡和安国亨之乱问题。这一时期的边政，西北、东北、西南、南方等地的整顿、改良和巩固，都与高拱决策正确、用人得当、施行坚毅有极大关系[16]。黄仁宇认为，高拱性急而有闯劲，他藐视官场的惯技和程式化的守旧作风，竭力教导各级官僚具有一种管理意识，善于选拔任用官员，如任命张学颜巡抚辽东，王崇古总督宣大，殷正茂提督两广等等。兵部高级职位必选有军事经验的官员，中央政府派人定期视察边防[38]562-564。韦庆远论述了高拱对人事制度和边政的整顿改革，如对军事领导体制和边防将官选任制度作出了突破性改革，以政绩而不以资格作为任官的主要依据，加强对官员的考察，扩大考察范围等；促成俺答封贡的实现；取得擒斩汉奸赵全和瓦解板升叛乱势力的胜利。他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订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39]352-392。许敏认为，高拱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他在主持接受俺答孙求降以及对俺答封贡互市中，把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在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40]1590-1596。毛佩琦认为，高拱通晓政务，勇于任事，负经世之才，在整顿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颇有建树。在高拱主持、张居正赞助下，俺答封贡互市成功，使北方边境保持了三十年之久的和平安定局面[41]168-173。金程丰对高拱实施的吏治改革、财政措施、边疆治理作了论述，并分析了高拱改革对明中后期改革的影响及其作用[42]。赵世明指出，高拱刷新吏治，整饬言路，振兴学政，力革官吏颓废之习，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激活了行政机制；整顿军备，策成俺答封贡，平定地方叛乱，社会渐趋安定；重视商业，行惠商、恤商之政，经济日渐复苏，凡此等等，其改革成效卓然[43]。岳天雷提出，吏治方面，高拱细化惩处条例，打破循以定数陈规，举劾必实，举人进士并用；增加提升官员透明度，建立人事档案制度，州县正官年轻化，地方小官异地化。军事方面，改革兵部领导体制，兵部官员专业化，边防将领特示优厚，实行边关总督休假制度，边方设立兵部司属，划定边方之地。法治方面，观政进士和州县正官讲求律例，刑部司官专业化，惩汰贪酷之官。经济方面，加强理财官吏选用，完善税粮征收措施，推广丈田均粮和一条鞭法改革，整顿币制，推行惠商政策，疏通漕运，恢复海运等。这些改革取得了“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显著效果[31]220-410。
除了以上全面研究高拱的改革内容之外，军事改革和边疆治理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孟森指出，隆、万间军事颇振作，高拱、张居正皆善驭将。高拱亦政事才，不失为救时良相[44]236。赵世明认为，高拱改革军事体制，增加兵部官员，创设军事官员人才储备制度、特迁制度、边防官员休假和内迁制度等激励机制，同时强化军备人员不职误事的惩处之制等，使明中后期军备一度振兴，边防形势大为改观，其改革在明史上举足轻重[45]。岳天雷提出高拱在军事上的主要成就有二:一是对兵部领导体制和边防将官选任制度进行了突破性改革；二是对南倭北虏、东蛮西夷挑起的边患采用战抚两手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他的军事改革和靖边实践取得了“边陲晏然”的成效，使隆庆朝出现中兴之势[46]。李良品认为，高拱对贵州安国亨之乱的定性是准确的：即不同宗派的互相仇杀，属于彝族内部的内乱，而不是地方土司政权对抗中央政权的叛乱。高拱处置的对策也是正确的：不能派兵镇压剿灭，只能和平解决。这是他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一个极为成功的范例[47]。刘祥学、余同元认为，高拱针对嘉、隆时期西南边患，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对广大下层各族百姓的反抗活动，采取以剿为主、剿抚兼施的方针；对土司反叛，确立以抚为主的治理方针，以缓和西南地区民族矛盾；整顿吏治，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为张居正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48]97-109。彭勇提出高拱边政功绩的取得是同他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分不开的，并以高拱促成西北俺答封贡为例，提出“华夷之防”和“华夷一家”是构成其民族观的主要内容。他的民族政策呈现出“慑之以威”、“因俗而治”、“怀之以恩”、“务实灵活”、“慎选官员”的特点。高拱的实政思想在其处理民族事务、制定民族政策方面也得到了切实体现[49]85-96。
俺答封贡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学者们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是隆庆帝[50]，有学者认为是张居正[51]115，而邓之诚则认为是高拱，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为最成功，虽成于王崇古，而主持者则拱也。隆、万以后，鞑靼扰边之患遂减[52]139。李勤奎指出促成俺答封贡的首功当属高拱[53]。颜广文提出，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高拱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人。张居正主持修撰的《明穆宗实录》，刻意隐瞒高拱这一功绩，导致学界对高拱研究的忽略[54]。
高拱不仅重视边疆治理问题，而且还在隆庆改革的背景下，关注和参与了河南地方政治。牛建强指出，高拱关注和参与河南地方政治集中体现在：新郑城墙的改筑，郭店驿站的添设，民兵操备的撤除，新郑归属的调整，宗藩禄米的筹措，族众奴仆的约束，地方治安的强化，抚按职事的支持。高拱改革的时间尽管短暂，但已“先立规模”，绘制了初步的改革蓝图，开启了改革步伐，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种改革精神和一些成果被张居正所继承，成为万历最初十年更大规模改革的起点和弥足珍贵的经验遗产[55]23-43。
历史地位。嵇文甫最早提出高拱开创张居正之先河的观点，认为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1]420。有许多事情江陵似乎还是继承他抄袭他的[1]434。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2]451。他有许多整饬吏治，考察官吏的方法，和后来张居正所行正相类。后来把许多边防功都归结居正，而不知高拱实开其先，也应当分得一份[3]682。韦庆远把明中后期的改革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隆庆后三年为第一阶段，是这场改革运动的创始期；万历前十年为第二阶段，是隆庆后期改革的延续期。隆庆和万历两朝的改革是一个不同阶段性的整体，合称为“隆万大改革”[39]3-5。岳天雷认为，高拱主持隆庆后期的改革开创了万历初元大改革的先河，即首先奠定了隆万大改革的理论基础——变法思想、权变思想和实政思想；首先提出了隆万大改革的政治纲领——《除八弊疏》；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纲领付诸实践；他还为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基础和政策基础[56]。
四
在隆庆内阁中，高拱、徐阶、张居正均为重要阁臣。高与徐、张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在是非功过的界定上亦存在较大分歧。
关于高、徐关系，学者们多从性格、恩怨、争权等方面予以论定，争议颇大。孟森认为，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之间相轧如此[44]236。汤纲、朱元寅认为，高拱为政有才能，但傲气、抱怨心重，被逐出内阁是当时官场相互倾轧的必然结果[57]。刘志琴指出，徐阶起草遗诏，高拱全盘否定，这就势必毁掉以平反冤狱为前导的改革。高拱把兴利除弊的正确政策，说成是为先帝抹黑，以此迫使徐阶罢相。在嘉靖秽政之后要更化改制，必须力纠前朝弊政，这是革新的起点，但高拱没有胆识和度量摆脱一己的私仇，丢不开个人恩怨，这就失去了改革的重要前提，再也不可能迈出前进的步伐[37]83。樊树志认为，高拱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先后赶走阁臣陈以勤、李春芳、赵贞吉、殷士儋[58]19。战继发认为，高拱如同好斗的雄师，横冲直撞，迫使徐阶、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殷士儋等先后辞官[59]。姜德成认为，高拱初入阁，即负气冲撞徐阶，不满首辅独尊的现状。以遗诏谤先帝，攻击首辅徐阶，刻意制造不同政见，完全出于政客怀私图谋之手段。他反对徐阶放宽言路，反招科道攻击，自己付出沉重代价。后来徐阶去政，也是高拱贿赂李芳所致[60]332-334。
但也有许多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张宪博提出高拱迫使徐阶致仕在时间上不符，高拱入阁一年多，于隆庆元年五月，便被迫离去。徐阶于隆庆二年七月致仕，其时高拱仍闲居在家，直到三年十二月底才被召还。因此徐阶致仕与高拱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在野失意之臣，如何能撼动日值中天的首辅徐阶[61]353。赵世明认为，高拱复出后，力反徐阶所为，力行改革，重新评价世宗，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改判方士王金等，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为进一步改革找到了支点和依据。如果仅从修怨的角度进行解释显得失之偏颇[62]。韦庆远提出隆庆内阁存在着以徐阶为首的保守派和以高拱为首的改革派两大营垒的对立，认为阁员之间固然存在着争权夺位问题，但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在政纲上的严重分歧、在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上的对垒。进入隆庆以后，有识之士迫切要求更新改制。徐阶、李春芳仍然坚持“恢复祖宗成法”的老套，无法接受急剧的变革而前进。而高拱、张居正则分别提出了一系列大破常格、立足于变的方案，坚持变通改革，适应了时代潮流。两种政见的对峙，根源于学术门户的对立和理论上的分野。徐、李、赵（贞吉）尊从陆王心学，属于阳明学派；而高、张则服膺和推行的是法家学说，立足于变法革新[39]5-14。岳天雷认为，高、徐是隆庆内阁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立，表现为大破陈规、整顿改革与救弊补偏、恢复旧制的政治纲领的对立，力倡经世实学与崇尚阳明心学的学术倾向的分歧[31]5-9。许敏认为，高、徐确有政见和处事方式、性情上的重大差别，学术取向也大相径庭，但若要说高、徐有改革与保守之分也未免绝对了一些，说徐属于保守派一类似也不妥。因为徐主政期间在吏治上的改革是大有成效的，其后张居正既继承了高拱改革朝政中的成功元素，也汲取了徐阶施政方针中的合理成份[63]127-134。陈时龙认为，徐阶倡讲学，李春芳助讲学；高拱反讲学，张居正禁讲学。讲学与反讲学的斗争，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学术倾向的差异所引起的，所谓徐、李与高、张两大阵营的对立实际是不存在的[64]101-147。
关于海瑞对徐、高评价的前后变化问题，史学界也有所研究。海瑞先是在《论劾党邪言官疏》中赞美徐阶，指斥高拱，其后又在该疏《附录》中指责徐阶，肯定高拱。吴晗认为，在徐、高的斗争中，海瑞没搞清楚，对徐阶只看到好的一面，不知道他坏的一面，对高拱只知道他的缺点，没有弄明白他的政治品质好的一面，做了错误的支持和抨击。但是几年以后，弄清楚了，就自己检查。海瑞自编文集，在骂高拱的信（疏）后附记：“一时误听人言，说二公心事俱未的确。”改变了对两人的看法[65]。张德信进而分析了这一变化的原因，认为海瑞上《论劾党邪言官疏》，肯定徐阶，指斥高拱。其原因是：海瑞是出于对徐阶的救护之恩的感激和对高拱才识的不了解，更没有认识到徐、高的矛盾冲突根源在于政见的不合；海瑞基于弹劾有功于隆庆初期政局稳定的首辅徐阶，自然遭到反对的认识；海瑞对高拱的指斥，多空言而少实指，更未指出高拱指使齐康弹劾徐阶的证据。但罢官之后，海瑞在该疏后加一《附录》，又指责徐阶，肯定高拱。其根据是：徐阶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开设店铺，从中牟利；纵容子弟及家人，多行不法之事。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处置徐阶等乡官，客观上与高拱有相通之处，但其动机和目的不同。海瑞对徐、高评价的前后变化，都是自己观察的结果，因此欠客观，欠准确[66]55-68。
关于高、张关系，学者们对二人在隆庆后期携手共政以行改革基本达成共识，但对隆万交替之际张居正是否有“附保逐拱”之事和参与密谋“王大臣案” 问题争议很大。“附保逐拱”是指穆宗去世之后，神宗登基之初，张居正表面敷衍高拱，暗中与冯保结成权力联盟，扳倒高拱的权力之争。“王大臣案”是指高拱罢官后，冯保挟旧怨而居正为专权，二者相结，欲陷害高拱于死地，然此案终以杀一王大臣而了结，未能牵连于高拱的案件。牟钟鉴认为，正当高拱大有作为之时，不幸穆宗去世，失去靠山。神宗即位后，他又不懂得如何重新取宠固位，反而开罪于权势宦官。于是张居正趁机与宦官冯保勾结，取得太后支持，驱逐高拱。高、张才识相当，而沉机默运高不如张，张胜高败，实属难免[16]。韦庆远提出张居正“附保逐拱”和王大臣案，明清史评几有定论，但到了现代，论点大变，主要倾向是为张辩释，有的干脆否认张有“附保逐拱”之事。他们不是说张、冯密谋“与时空不合”，“没有什么渊源”，就是认为“附保逐拱”是“捏造”、是“臆测”。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传主作为一代伟人而兼“完人”的形象，如果承认其有过失误失律失德之处，便会动摇其辉煌的历史地位。其实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39]20-27。樊树志提出某些现代学者处于对张居正的敬仰，百般为他的不光彩一面进行掩饰，有的说，所谓“附保逐拱”，“如果不是捏造，便是臆测”；有的说，“此乃乌有诬蔑之事”。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也是徒劳的[67]45。冯保一手策划“王大臣案”，以指使凶手谋害皇帝的罪名，陷害高拱。张居正作为冯保的盟友，站在幕后，积极支持，必欲置高拱于死地而后快。由此看到了道貌岸然的政治家力图掩盖的人性阴暗面[67]65。商传进而分析了此案未能牵连于新郑的原因：其一，隆庆六年（1572）六月庚午，距高拱罢官一月有余，即张、冯权力联盟之初成时期，尚未形成专擅的局面，故其尚无擅杀前朝老臣的权力。其二，此案发生后的中外舆论于居正显然是不利的。朝野的舆论普遍同情新郑，几乎无人相信行刺之说。其三，内廷无意以此案而罪及新郑。此案审讯过程中，张、冯先后上本追查主使者，却未见在旨追办。这说明神宗及太后无意追定新郑行刺之罪。其四，高新郑虽罢官乡里，但在内阁首辅之位多年，又去职未久，不乏官场中的关系，如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刑部侍郎郑汝璧在审案过程中亦有所回护[68]112-120。刘志琴则认为，张居正是否参与密谋“王大臣案”，没有确证，要说全不知情，那也未必。张居正有没有参与其事，参与程度有多深，已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谜[37]153-156。
五
高拱一生著述颇丰，共有18种，佚失3种，现存15种。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高拱著作4部：《高拱论著四种》[69]、《<问辨录>校注》[70]、《高拱全集》[71]和《高拱实学实政论纲》[31]。前三部为全面研究高拱的学术思想、政治改革乃至明史提供了丰厚的史料基础，后一部既是明代实学思想研究的一大成果，更是高拱改革研究的系统之作，使高拱研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并取得了较大突破[72]。
高拱罢官之后所著《病榻遗言》一书，史学界争议颇大。主要有三：刊刻时间问题，内容真实性问题，政治影响力问题。黄仁宇认为，该书是在万历十一、二年刊刻问世的：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绝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73]33。该书是否出自高拱的手笔还大可研究，即使确系他的手笔或系他的口述，其中情节的真实性也难于判断[73]35。该书被认为是高拱所作，但真实性可疑。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疑[38]556。高拱遗著的出现，在彻底解决张居正问题中起了重要作用。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73]33。岳天雷持有不同观点：第一，该书是高拱对壬申（隆庆六年六月）政局突变前后全过程的回忆录，决不是玩弄“权术”、胡编乱造的产物。第二，此书确系高拱手笔，完稿于万历元年（1573）王大臣案结案之后。第三，此书内容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因为该书的主要内容和情节在《穆宗实录》和《神宗实录》中都有明确记载。如王大臣一案，张居正六天之内两次上疏，《神宗实录》卷九均有记载。至于神宗制造张居正冤案，论者不从皇权与阁权的矛盾中寻找原因，而把主因归咎于《病榻遗言》的刊刻问世，似乎是本末倒置了[74]。赵毅提出该书有极大的可能是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刊刻的，因为这时正是全面清算张居正的时期。因此张居正的倒台原因中包含着高新郑的政治权谋。该书作为高新郑回籍闲住期间所撰写的政治回忆录，在明神宗以降的政坛和明代社会无疑于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震撼力是不可估量的。该书内容有的可信，有的可能是不实之词，并对该书提出了诸多质疑。《病榻遗言》是政治权谋的产物，似亦无可厚非[75]。
关于明清时期12种高拱传记资料问题，南炳文提出，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高拱传》和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撰写时代环境不同：前者撰于万历十八年世贞去世数年之内，官方尚未为之平反，而后者撰于万历三十年高拱得赠太师、谥文襄之后不久，即官方已为之平反之后。这使得两传行文志趣亦不同：前者虽肯定其才学，叙述其取得鞑靼封贡等功，但重点记载的是如何暴戾，如何倾轧同僚；而后者则为其大唱赞歌，如何有才干，如何除弊兴利，如何一心为公。清初官修《明史》之前，有吴伯与《国朝内阁名臣事略》卷9 《高文襄公状略》、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63《太师高文襄公拱》、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87《高拱》三篇专以肯定笔调叙述高拱生平的传记；此后的传记多数是批评与表扬参半，有的甚至表扬多于批评。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高拱传》、尹守衡《明史窃》列传第49《高拱传》、傅维麟《明书》卷135《高拱传》，即是如此。《明神宗实录》为高拱平反后赐予的两个《诰命》是官方对高拱的评价。其中既肯定又批评，然而肯定远远多于批评。可以认为，上述明清之际出现的高拱传记，当是受到了明代官方这两个评价的影响。李振裕《白石山房文稿》卷12《高拱传》、万斯同《明史》卷302《高拱传》、王鸿绪《明史稿》列传92《高拱》、张廷玉《明史》卷213《高拱传》等四种高拱传记，取材基本上是郭正域所撰高拱墓志铭与王世贞所撰高拱传兼顾，但李振裕取材于王传者偏多，而万斯同则间或取材于明实录等[76]。
六
从以上总结和回顾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高拱的研究无论是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改革功绩、是非功过以及著作传记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具体来说，主要有四：其一，学术思想研究较为充分。黄宗羲、胡适、冯友兰、容肇祖等著名学者在其相关著作中虽然没有为高拱立传，更没有论及他的学术思想，但20世纪4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高拱的学术思想则成为研究的重点，在哲学、经学、教育、人才、军事、法治、经济、民生思想等诸多方面得到了系统发掘和研究，由此提升了高拱学术研究水平，并初步构建了高学思想体系。这对丰富和发展中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其二，政治改革研究有所突破。近现代有些学者囿于历史偏见或狭隘地域观念，把高拱与张居正对立起来，认为张是著名改革家，而高则是“奸相”、“佞臣”。然而近年来，大多数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对高拱吏治、军事、边政、法治、经济、漕政等方面改革的具体研究，认定高与张一样，也是著名的改革家，并提出高拱主持隆庆后期的改革与张居正主持万历初元的改革是一个不同阶段性的整体，具有先后传承关系，称之为“隆（庆）万（历）大改革”。这一新观点的提出，既是对高拱改革功绩及其历史地位的肯定，也是明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其三，边疆治理功绩得到肯定。高拱执政时期，在西北、东北、西南、南方边疆治理方面，都取得了显赫功绩。史学界对此予以肯定。如，他在西北促成俺答封贡互市的功绩及其意义问题，诸多学者的研究比较深入，成果颇丰。尽管对其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还存在一定分歧，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推进。又如，对高拱和平处置西南“安氏之乱”问题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多，但分量很重。不仅充分肯定了这是高拱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一个极为成功的范例，而且也为其后张居正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其四，著作校勘整理成果丰厚。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式出版高拱著作四部。《高拱论著四种》、《<问辨录>校注》、《高拱全集》的出版，不仅为全面研究高拱的学术思想、政治改革乃至明史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史料，也为历史文献学增添了新内容。特别是《高拱实学实政论纲》一书，对高拱的身世生平、学术思想和政治改革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高拱的学术专著。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高拱研究尽管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学术发展和深化的角度来展望，也应该看到有些方面或领域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甚至是空缺。其一，在学术思想方面，高拱的经学、诠释学和文学思想的研究有待加强。目前经学研究虽有四篇论文，但均属宏观论述，分类研究薄弱，因此应该加强其《四书》学，《春秋》学，《尚书》学，《周礼》学，《易》学等方面的分类研究，如此才能将其引向深入。《日进直讲》、《程士集》、《问辨录》和《春秋正旨》均属高拱解读儒家经典之作，蕴涵着丰富的诠释学思想，但至今还没有研究成果的出现。高拱的《诗文杂著》一书内涵“古乐府”、“五言律”、“七言律”等诗文59首，还有“联”、“颂”、“论”等文学作品，对《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也有评论，但目前研究成果只有罗宗强《隆庆、万历初当政者的文学观念》[77]和高寿仙《世传袁炜“洛水岐山”青词志疑》[78]198-202两篇，十分薄弱。因此，高拱的经学、诠释学和文学是尚待加强研究的领域，也是构建高学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二，在政治改革方面，目前对高拱吏治、军事、边政和经济改革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其法治改革和漕政改革需要强化。他在执政期间，曾采取督令讲律、整顿刑官、明刑执法、申严法纪等许多整顿措施，并取得过明显成效。他还提出并初步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治漕方略，由于这一方略同张居正存在意见分歧，在隆庆后期没有得到有力实施，但在万历初年却得到了张居正的全面推行，并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三，在边疆治理方面，高拱对西北、东北、西南和南方的边疆治理都是卓有成效的，但史学界只限于对其促成西北俺答封贡与和平解决西南“安氏之乱”等问题的研究，而对其治粤方略并有效遏制倭盗侵扰，在东北重用辽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有效抗击女真、土蛮入侵并取得辽左大捷等问题的研究，尚属空缺。无疑这些方面需要强化。其四，对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和澄清。如，《病榻遗言》一书的刊刻时间、内容真实性、政治影响力问题，隆庆内阁是否存在着以徐阶、高拱为首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两大营垒的对立问题，如何把握高拱与隆庆重臣徐阶、张居正、海瑞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高拱的个性、作风对其政治业绩的影响问题，如何认定高拱的是非功过及其历史局限性问题，如何评价获奖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79]把高、张对立起来并把高拱塑造成反面人物问题，等等。这些有争议的问题，需要学术界同仁依据真实可靠的史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辨析和澄清。总之，我们坚信随着上述领域研究的加强以及有争议问题的解决，高拱研究肯定能够迈上新台阶，为河南中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增添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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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岳天雷.高拱著作版本考辨[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1）.
[75]赵毅.《病榻遗言》与高新郑政治权谋[J].古代文明，2009（1）.
[76]南炳文.修订中华点校本《明史》高拱、徐阶二传随笔[J].史学集刊，2008（4）.
[77]罗宗强.隆庆、万历初当政者的文学观念[J].文学遗产，2005（4）.（按，该文论述了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的文学思想，高拱的文学思想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并非专论高拱的文学思想）.
[78]高寿仙.世传袁炜“洛水岐山”青词志疑[A].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C].中国新郑，2008.
[79]熊召政.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