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唐文学会印象

　　唐代文学在中国，因为受传统评价的影响，一向只有盛唐诗独领风骚，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中唐相对来说不为人重视。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历史方式取代形而上学方式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潮，中唐文学研究才日益受到关注，蓬勃兴旺起来。但我们的邻邦日本却不同，由于大诗人白居易与日本文学的特殊关系，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中唐文学研究，一直就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醒目的位置。1990年，由几位年轻一辈的学者发起，一个主要由专攻中唐文学的青年学者结成的研究团体——中唐文学研究会成立。这是日本中唐文学研究的一次飞跃，也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件大事，被目为“中国文学研究新的胎动”。这个学会的出现所以显得很不寻常，是因为它改变了日本学术纵向延伸的学术传统，将一种与信息社会的属性相契合的学术运作方式带入日本学术圈。

　　据学会发起人之一、筑波大学文艺、语言学系的松本肇教授说，中唐文学会成立的缘由是这样的：他最初读到京都大学文学部川合康三的论文，就感觉到一种独特的个性，一种坚定地将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来把握的眼光，那是迄今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所不曾看到的。他从中体会到一种论”文学”的快乐，由此萌生进行合作研究的想法。1989年秋，筑波大学邀请川合康三作专题讲座，两人一见如故。松本肇是研究中唐文学的，他想：同辈学者研究中唐文学的人相当多，彼此一定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如果将大家联络起来，成立一个”中唐文学研究会”之类的组织，一起研究、交流，必将给研究带来触动。他和川合一谈，原来川合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一拍即合。于是两人分头联络同道，以关东、关西为中心，向全国学者发出倡议，提出如下一份倡议书：

　　自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中倡四唐说以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说法普遍为人接受。然而，其中“中唐”一名终究给人一种存在感很弱的印象。高棅无疑是将“中唐”作为连接盛唐与晚唐的过渡时期来把握的，但从总体上说它在历史上并不是过渡时代吧？

由于安史之乱使唐代政治机构遭到破坏，中唐成了个动乱的时代。这动乱时代因动乱之故，同时也是个蕴藏着巨大能量、充满活力的时代。例如在散文领域，既流行着基于理性主义的古文运动，同时也流行着追求非理性世界的传奇小说。又如诗歌领域，在韩愈倡导怪奇诗风的同时，白居易却走向平易表现的方向。这乍看像是截然相反的文学动向，其实双方不都是要突破在盛唐达到顶点的文学规范的冒险尝试吗？

破坏与创造共生，浑沌与宇宙并存，中唐就是这样一个活跃的时代。对于用“中唐”这未必得体的称呼来定义这个活跃的时代，我们提出强烈的异议。在新的视点上重新把握“中唐”时期，在今天已是最迫切的问题。

　　我们向来都习惯于以出身的大学为母体，一作研究就显出自足于同窗意识框框的倾向。当然，那种积累确实形成了大学各自的学术传统，但另一方面，学阀的门户限制了研究者同道间的自由交流，也是不争的事实。消除这一障碍，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基于以上想法，我们提议成立“中唐文学会”，围绕“信息交流”、“友情联谊”、“研究报告”三个中心开展活动。我们的宗旨是，凡赞同者都欢迎参加。

　　他们的倡议立即得到部分同道的响应，第一届“中唐文学研究会”遂于1990年10月召开，与会者二十二人，包括了日本著名大学的年轻学者。中国报刊也介绍了这次活动，在学界引起反响。翌年第二届会议，参加者达四十人，以后每年举行的例会大体维持着这一人数。到1993年，登记在籍的会员人数已有七十名。

　　中唐文学研究会成立伊始，就在组织形式上树立起革命性的姿态。首先，学会没有形式上的组织机构，所以也没有会长、理事等职衔，这自然就避免了学术团体通常也不能避免的名利职权之争。每次会议决定翌年会议的承办者，他就承担干事的组织义务，所以也可以说是轮流坐庄的组织机构。其次，他们开学会时也一改日本的惯例，彼此不称老师而称さん（比较随意、亲近的称呼），以求平等地对话和讨论问题。意见相左时，也充分尊重对方的观点，寻求理解和沟通。九年来，学会的活动形成了他们初衷期待的那种自由、通达的气氛。这在我们看来好像没什么稀奇，但在历来重视同校同门先后辈垂直关系的日本学术界，这种横向交流的联系却是一种新型的学术关系和学风的表征。出身大学各异的学者，由共同的学术兴趣联系起来，一起切磋学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愉快。彼此感受到来自不同思维的刺激，学问在这里产生了飞跃。就我看，中唐文学会的创立，不光催生许多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养成一种新学风，那就是打破门户之见，融汇各学派之长、富有包容性的研究风气。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最初设想为同人俱乐部式的研究团体，已变成广为人知的开放性学会。谁想参加，提出申请即可，上至教授，下至研究生，中唐文学研究会的会员遍布全国。随着成员的增多，为加强联系与交流，出版会刊或论文集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日本文部省从1994年起，专拨研究助成经费，资助名为“中唐文学的综合研究”的项目。1994年、1995年两年共有15位学者得到资助。这项综合研究集结了治文学、思想、历史各方面的专家，计划从整体的视点阐明中唐文学的特质。通过这项有计划的规模研究，中唐文学研究会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他们首先做的一项工作，是在《创文》杂志第346～352期(1993年8月～1994年3月)连续发表”作为转折时期的中唐”系列文章，表达他们对中唐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艺术特征的认识。具有总论意义的川合康三《文学的变容——中唐文学的特质》一文，要言不烦地宏观描述中唐文学的基本内容和艺术特征，在具体把握中唐文学的转型上不乏启示性。此后松本肇《古文与新乐府——来自修辞学的照射》、大野修作《中唐时期的书论——以品第法的瓦解为中心》、斋藤茂《士人与妓女——唐代文学的一个侧面》、西胁常记《舍利——中唐以后的火葬情况》、爱甲弘志《权贵们的文学——由中唐到晚唐》、浅见洋二《诗描绘世界吗——中唐的诗与绘画》诸文，各就一个方面展开对中唐文学与文化的论述，显示出年轻一辈学者在融合传统与当代学术思潮中形成的作风细腻而又视野开阔的特点。

　　1994年10月在明海大学举行的第五届年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学会改名为”中唐文学会”，并刊行了由明海大学市川桃子、杏林大学詹满江、茨城大学河田聪美三位女学者编辑的大会资料，作为首辑会报问世。这次大会的报告分别为浅见洋二《唐代的诗与绘画》、泽崎久和《白居易诗的比较表现》、和田英信《中唐文学会的会员们》。此外，市川桃子、植木久行、大野修作、加藤国安、河田聪美、斋藤茂、副岛一郎、中纯子、西上胜、许山秀树、爱甲弘志、浅见洋二等还提交了介绍自己近期研究情况的研究报告，涉及到唐诗中动植物意象与禽言研究、书法理论研究、音乐文化研究、古文与史传之关系、日本典籍与唐诗的关系以及杜甫、柳宗元、杜牧研究等方面，内容颇为丰富。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唐文学会活动的基本方式，此后的会议及会报大致采取这样的形式。

　　中唐文学会成立虽已九年，但还没有固定的组织、管理机构，学会的日常活动主要是组织讨论会和研究会。会议大体分三类：一是学会的年会，一般在秋季召开，与日本中国学会的地点相同，时间衔接，以便于各地学者出席。每届会议由各学校的学者轮流承办，一般是半天大会，有两三位学者作报告，晚餐酒会自由交谈，然后出版大会资料集。二是各地区举行的分会，一般在春假中用两到三天举行，人数不多，常以读书会的形式讨论问题，或报告自己新近的研究成果。三是读书会，以课题为单位，由志趣相近的学者组成，定时集会讲读某部书或研究某个课题。另外还有特别讲演会，邀请有关学者报告新研究成果，这一般是由大学的研究室承办，但听众面向学会成员。通过这些活动，全体会员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逐步建立起不同程度的友谊。

　　1997年1月，我受聘为京都大学大学院客员教授，在文学研究科做“中唐文学研究”的特别讲义。在这段时间，我曾参加中唐文学会的不同活动，对他们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式有了直接的了解。先是在三月初应大阪市立大学斋藤茂先生之邀，作了题为“大历诗歌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与会者大多是关西地区的中唐文学会会员。然后是三月底到四月初去松山、东京两地参加了分别由爱媛大学加藤国安先生和日本大学丸山茂先生主办的四国、关东地区中唐文学会的分会。前者是刘禹锡集的读书会，与会者佐贺大学古川末喜、广岛大学富永一登、杏林大学詹满江、广岛女子大学柳川顺子、久留米大学静永健、高知大学乾源俊、姬路大学橘英范、研究生永和里加子。每人准备一诗(绝句则两首)一文，先训读，然后详细注释、翻译，最后说明诗的内容，一字一句，讨论得很细致。后者是一个交流近期研究成果的报告会，参加者筑波大学松本肇、妹尾达彦、国学院大学赤井益久、詹满江、学艺大学佐藤正光、二松学舍大学市川清志、静冈大学许山秀树。由于有我参加，丸山先生将通常的各人报告最新成果改成了介绍自己的近期研究，这样我就更全面地了解了各位的工作。赤井益久谈了最近在考虑的”中唐”之定义及年限的问题，许山秀树根据发表的两篇论文讲了唐诗口语词汇的研究，詹满江宣讲了新作《李义山诗所咏的亡国天子》，市川清志宣讲了《中国学会报》近刊论郎士元的论文，松本肇则将自己历年研究柳宗元的心得加以总结，作了详细的介绍，丸山茂介绍了准备进行的唐诗小序研究的设想，佐藤正光报告的是关于《唐诗三百首》注释的蓝本。妹尾达彦是唐史学者，他研究唐代城市生活，根据官人居住坊区的分布来考察城区的构成与经济性质，相当有趣。

　　此外，我还参加了川合康三先生主持的韩愈联句读书会，约两个月举行一次，参加者是近畿地区大学的学者和研究生，每次一人准备材料(日语叫担当)。当时正读韩愈、李正封《晚秋郾城夜会联句》一首，一次读八句，据说已读了两年！方式也是先训读，然后检讨书证，切磋注释，再翻译、串讲。这样的读法，若干次下来就积累成一部日语的详注译本。而参加者在轮番搜集材料、报告、讨论的过程中，也同时提高了搜集材料、读解汉籍的能力，丰富了各方面的知识，并受到不同思考方式的刺激和启发。作为外国文学的研究者，日本学者首先重视的是训读，将对文献的正确读解作为研究的基础，所以花许多时间在文字的注释和书证的搜集上。我起初对训读有看法，认为它会影响读者对诗歌句法的感觉。但参加几次读书会后，便体会到训读是检验读者对诗的理解程度的最简便方法。而日本学者的细读，也的确能深入地理解诗意。我自己平时读诗，总是遇到不懂才看注，但现在发现，有时自以为读懂的地方其实却未必懂。就以《晚秋郾城夜会联句》“农书乍讨论，马法长悬格”一联来说，“马法”一词担当者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又因“悬”有异文作“废”，担当者注悬格等于“废格”，取的书证是《史记·平准书》：“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安拥阏奋击匈奴者雷被等，废格明诏，当弃世。”我初看认为格乃是刑格、律令之义，疑与马政有关，经讨论翻书，查考古人注解，乃知韩愈是用陆贾《新语》“师旅不设，刑格法悬”之典，格训止义，“悬格”即悬搁不行。于是疑义冰释，弄清了这里取《史记》作书证不太妥当。

　　上面说过，中唐文学会的气氛是很令人愉快的。彼此研究的领域相近，阅读的书和接触的文献也差不多，即使原先不认识，一介绍也是神交已久的，一见如故，而一起讨论和游览又使新雨变成旧雨，初识变成故人。我最喜欢他们的合宿，就是找个大学的疗养所或国家公务员度假村，包几间房间，白天开会，晚上沐浴后换上和式的浴衣，团坐喝酒聊天，那是特别令人难忘的时刻。聊到更深，意犹未尽，一起在榻榻米上排排睡。这样的度假村大都在山根水畔，如果是夏天，可以听到唧唧的虫吟。

　　不过话又说回来，若是参加读作品或全集的读书会，对日语不济的中国学者可能会成为一种折磨。我也难以忍受它缓慢的速度，一次只读一首诗或几句，而又听不懂日本学者的讨论——有趣的内容往往在这里，真容易倦怠。以我的想法，有问题就提出来，没有就过去。但日本学者一般只是默默地看，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然后有人像是要给沉默添上点声响似地提出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可能并不值得讨论。非要到长时间的沉默让人觉得不堪忍耐时，担当人才征询是否进入下一句。似乎大家都有一种默契，有义务让每个人的每一句延续一定的时间。每到这时候，我就像在幼儿园已学过数字和拼音的一年级学生那样心不在焉起来。

　　与中国学者相比，日本学者明显对名物感兴趣，这也许和他们中小学充分的自然知识教育有关。我觉得日本学者，不，普通人也一样，对动植物的知识普遍比我们丰富。读韩愈诗读到尺蠖，川合先生问我现在叫什么，我只知道“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川合先生说他家院子里就有这玩艺儿。日本学者读诗，遇到草木鸟兽必要弄清是什么东西。有次读到鹗，议论是什么鸟，我说是一种猛禽，韩翃诗有“相期同一鹗”之句。他们马上翻百科全书，查出它的日本名字和形态、生活习性等内容。由此我想到，孔子论学诗的意义，有一条不就是“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么？与日本学者的认真态度相比，我只有惭愧了。中国学者常会有种印象，觉得日本学者作学问太机械，把学问做得干巴巴的。其实听他们讨论草木鸟兽虫鱼的知识，是把文学的内容相当生活化了的。想想，文学本来不就是给我们一种可以吟味的生活内容么？

　　经过一年间的多次接触，我深感中唐文学会是个富有生气的年轻群体，她正在蓬勃发展。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会成员的学问日趋成熟，必将成为日本唐代文学界乃至中国文学界一个卓有成绩的群体，他们的成果也将成为整个唐代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也许日后回顾九十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会更清楚地看出这群年轻学者对中唐文学研究所做的贡献。我国学术界应该充分关注这个群体的工作。我在此遥祝他们日益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