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

　　一个品格正直的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一个成功的学术带头人，一个优秀的作家，任何人只要占得其一就会觉得不愧此生。而程千帆先生一身兼此数种功德，他的人生该是多么满足。然而众所周知，千帆先生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呀！回顾千帆先生的经历，可以看到本世纪中国学者的普遍命运，而千帆先生的立身治学和教书育人则又向我们显示了中国学者的优良传统。

千帆先生的学术道路

　　千帆先生原籍湖南宁乡，1913年生于长沙。叔祖是与易顺鼎、曾广钧并称为湖南三诗人的十发居士颂万，著有《十发居士全集》。父名康，字穆庵，也能诗，著有《顾庐诗钞》，为陈衍采入《近代诗钞》，又与十发居士同著籍于汪辟疆先生《光宣诗坛点将录》。千帆先生幼秉家学，少年时代便喜爱诗歌，又广泛阅读了四部典籍，打下传统学问的根基。

　　1932年，千帆先生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师从于黄季刚、吴瞿安、胡翔冬、胡小石、汪辟疆、刘衡如诸先生。在前辈大师的陶冶下，他在小学、史学、文献学、诗学、文学史等方面培养起广泛的兴趣和相应的研究能力。他最初的论著都是关于文献学的，从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陆续发表《校雠目录辨》、《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杂家名实辨正》、《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杜诗伪书考》等论文，不仅为日后的校雠学研究奠定基石，也为自己的全部学术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此后的史学著作《史通笺记》及文学史通论《汉魏六朝文学散论》三篇，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入研究的力作。1936年，陈寅恪先生用英文发表《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千帆先生敏锐地觉察到文中提出的“行卷”现象对唐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立即将它译成中文，并在日后的研究中不断搜集材料，进一步丰富、深化寅恪先生的观点，终于在三十年后完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对这一关乎唐代科举制度、社会风气和文学创作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该书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后，马上被译成日文，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这部写得极为凝炼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学术文史结合的传统。

　　先生自1941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讲师，一度任金陵大学、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5年调任武汉大学中文系，1947年晋升为教授。五十年代初，先生主要讲授文艺学。出于对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荣誉感，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文艺的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对当前各种文艺理论问题的论争发表自己的意见，写作了《关于对待祖国文化遗产问题的意见》等文章，对当时流行的狭隘的文艺观念进行批评，即使今天看也通达可取。与此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在古典文学研究上进行理论探索，尝试开辟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但不久，“反右”的政治迫害就剥夺了他学术研究的权利，迫使他离开学术岗位，离开亲人，到广阔天地干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从1957到1976的二十年间，“反右”和“文革”曾消耗了两代学者最宝贵的学术青春。千帆先生也历经磨难，直到1975年才摘掉”右派”帽子。先生自己虽不以此为意，但深为年富力强被剥夺工作机会而憾恨。是啊，对一个学者来说，正值学问走向成熟的年龄，却未能留下本该是最深的学术印迹，这怎不教人抱恨！

　　1978年，千帆先生被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延聘为中文系教授，兼任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重新获得工作的先生对学术事业充满热情，尽管年事已高，健康不如从前，但依然孜孜不倦地治学著述，渊深的学养与过人的睿智以及对新知识的热切关注，使他的学术活动在八十年代以后焕发出蓬勃的活力，达到成就的顶峰。先生平时指导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两个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主编《全清词》，还担任各级学术机构和团体的重要职务，日常事务分外繁忙。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勤奋地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诗学论文，使他毕生颠沛以之、造次以之的诗学研究在晚年爆发出辉煌的创造力，结出丰硕的果实。以往的旧著也陆续整理出版，在不到二十年间先后出版著述二十余种，数量惊人。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的《程千帆文集》即收入其中十九种：

　　史通笺记　校雠广义版本编 与徐有富合著

　　文论十笺　校雠广义校勘编 与徐有富合著

　　闲堂文薮　校雠广义目录编 与徐有富合著

　　古诗考索　校雠广义典藏编 与徐有富合著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被开拓的诗世界 与莫砺锋、张宏生合著

　　闲堂诗文合钞　古诗今选 与沈祖棻合著

　　杜诗镜铨批钞　两宋文学史 与吴新雷合著

　　读宋诗随笔　程氏汉语文学通史 与程章灿合著

　　新诗少作　俭腹抄 巩本栋编

　　桑榆忆往

　　此外还有《治学小言》及编集《汪辟疆文集》、《沈祖棻诗词集》、《黄侃日记》等，其中除《史通笺记》、《文论十笺》及《闲堂文薮》、《古诗考索》中的部分论文作于三四十年代外，其它的都撰写于“文革”以后，仅此也可以看出千帆先生研究和著述的勤奋。但浏览这份目录，让人在钦佩之余又不免惋惜：如果不虚耗那二十年的光阴，这部选集又将会增添多少内容？“十有八年真露电，剩将白首仰苍旻”，“未答涓埃伤老悖，极知祸福自乘除”，“无成素业劳湔祓，不辨遗书孰在亡”。一诵《闲堂诗存》中的零余之作，俯仰今昔，教人悲欣交集。

千帆先生的学术品格

　　千帆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非我这个做学生的所能全面评价，这里谈论他的学术品格只能涉及诗学一个方面。诗学本是先生的家学，也是先生用力最深的学问。只要读一读《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二书所收的论文，我们就能窥见先生在这一学术领域的造诣及其不断深厚的历程。周勋初先生为《古诗考索》写的“读后记”及同窗张伯伟所编《程千帆诗论选》的“编后记”对此都有详致的论述，无须复赘。在此我只想就自己从先生学及读先生著作的收获，略谈点对先生学术品格的体会。

　　通观千帆先生的著作，我格外感觉到受陈寅恪学风影响之深，这也是世所公认的。作为前辈大师，寅恪先生将钱牧斋注杜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推广到整个唐代文史研究，实开一代风气。程、陈两家本是世交，千帆先生谊属晚辈，又夙钦佩寅恪先生的学问，学风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其实，在三四十年代，寅恪先生渊博的学问举世仰止，受他沾溉的学人指不胜屈。但至今，有又多少人能继踵前修，以突出的学术贡献立于学林呢？看来，学风并不是决定学术造诣和成就的一切，还须辅以有效的研究方式和思想的智慧。以我看，开放的胸襟和强烈的理论意识乃是千帆先生治学的基本品格。从早期著作《文论十笺》和《史通笺记》可以看出，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对理论怀有热情。这两部书虽以朴学的方式著成，但指归却是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整个工作不是要完成一个朴学的成果，而是藉朴学形式的深入钻研达到对文史理论经典著作的深刻理解，从而为文史研究积累下丰厚的理论素养。值得提出的是，《文论十笺》是较早用当代眼光来处理古代文论资料，按中国传统文论的框架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尝试。就我所知，这项工作发轫于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弘度先生用传统文论素材编撰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但他的整体框架是借鉴于西洋文学理论的。此后不断有各种文学概论出版，大抵稗贩西说，因缺乏本土的创作实践而与中国传统文学脱节。《文论十笺》总结并建立起中国文论特有的理论结构和修辞学说，非但在当时有针砭时弊的意义，在今日“本土化”思潮下加以回顾更具有某种超前的意义。

　　应当承认，理论意识只是一个优秀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它具体体现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千帆先生的理论意识，体现为研究活动中理论的运用与方法的自觉。考据与批评是传统文史研究的基本方式，无论古代还是今天，都有无数学者运用这两种方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千帆先生自己在早年的研究中，也分别运用两种方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有感于清代学者将两种方式分开，“使考据陷入繁琐，批评流为空洞”的流弊，他试图探索一种新的方式，开辟一条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新途径。1954年，沈祖棻先生在他们夫妇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的后记中曾说，千帆先生在他的论文中“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抱着这样的愿望，他们有目的地“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这里说的考据和批评的结合不是以作家生平或作品本事、写作背景的考据作为批评的基础，那仍是传统的方法；他们说的考据和批评的结合，是指用考据方法确立阐释的起点或者说通过考据来解决阐释的关键难点，实际上就是广泛吸收、利用跨学科的知识，从非文学的阐释中获得文学和文学史的新结论。这清楚地反映在千帆先生当时写的一些论文中。如《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二文，通过对“韵”字“仙”字在六朝、唐代的独特含义，揭示出其中包含的社会风习，从而对作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断。《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一文，从详细考察唐代科举制度入手，发抉诗中包含的社会内容，使唐代习见的送人落第诗的深刻内涵通过个案分析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这些论文，都显示出陈寅恪先生论著中的以史证诗的特点。而《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二文则又运用近代物理学知识，引证登山运动者的视觉经验，用以解释韩愈诗中特殊的视觉描写，并说明韩诗艺术表现上的一些特点及对后人的影响，非常新颖，不仅显示出作者热心关注学科以外知识、乐于接受新知识的开放态度，同时也体现了沈先生所说的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并用不同方法加以解决的尝试。读《古诗考索》中的论文，我们能欣赏到一种方法的智慧──每一篇文章都出自独特的角度，采取独特的解决方法，具有独特的构思和论析形式，给人以策略的启示。这种方法的智慧决不同于前些年学界热谈的“方法论”，因为它们既不是作者一贯标举或奉行的理论，也不是具有普适性的原则，而只是一种智慧──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的智慧。除上引沈先生那段话外，千帆先生自己很少谈“方法论”，只是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表明，解决问题是有多种角度、多种方法的，而每个问题的提出方式将决定解决的方法，或者说问题本身会构成对方法的选择。所以对所谓“新方法”，千帆先生的看法是：

　　应用新方法，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使结论比用旧方法得出的结论更深刻，新的方法要能发掘出新的内容。至少要对旧方法有所补充，否则又何必要新方法？新奇要落实到对作品的深入理解与开拓上，不然它就代替不了旧的。同时，不能因为提倡新的就排斥旧的，传统方法仍要保留。（见《访程千帆先生》，《文学研究参考》1987年第1期）

　　不难看出，千帆先生对方法的态度是非常通达的，因为它基于科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有效性原则。他论文中体现出的那种讲究方法却不执著于既定之法的态度，同样也是基于上述原则的。实质上，这正是中国古代工具论的最高原则——“至法无法”的具体体现。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理论意识在千帆先生的研究中，并非仅体现于研究过程及具体手段，更重要的是还贯彻到研究结果中去，表现为超越具体认识的对理论升华的追求。学界普遍认为，千帆先生的论文是比较有理论眼光的。我想这不光与他乐于学习新知识，了解新理论有关，也与他追求认识深度的学术观念有关。千帆先生曾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申述了如下的主张：

　　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已有不少人从事，后者则似乎被忽略了。实则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是传统的做法，注意这样的研究，可以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并根据今天的条件和要求，加以发展。

　　同窗张宏生认为：“程千帆教授的治学，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研究问题时，往往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抽象出一些规律来。”（《江湖诗派研究》后记，中华书局，1995年）张伯伟则将老师对理论的态度归纳为“以作品来印证理论”与“从作品中抽象理论”（《程千帆诗论选集》编后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者如《读诗举例》一文，从古代作品丰富的艺术经验出发，考察了批评史上“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五对审美范畴，以创作实践发明了理论；后者则如《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由描写、时间、声律、章法多方面揭示出古典诗歌写作中整一与错综的辩证关系，从古代诗歌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提炼出一对未经理论家总结的美学范畴，抽象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这样一种主张及其实践，在理论上的意义是巨大的。从研究对象上说，它“不啻为古代文论研究界提供了已发现一个新矿藏的重要信息。而且这一矿藏，犹如古代传说中的‘息壤’，是生生不息，没有穷尽的”（张伯伟语）。而从研究主体来说，它要求学者在研究古代文学时不应满足于对具体事实的认识，停留在艺术现象的表面，而应该去发现纷纭的艺术现象背后那深刻、永恒的结构性存在。这实质上是对文学研究提出了超越现象，深入内核的哲学要求。这一要求无疑是非常高的，也许就是在将来也很少有人能企及。但这志在高远的期待与黾勉不息的努力，已足以使千帆先生的诗学研究与时代的脉搏共振，以新颖的角度和独造的深度，给学术界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还记得，十年前《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等论文发表时，带给学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博得一致称赞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虽只是杜甫一首诗《饮中八仙歌》的阐释，可是千帆先生的阐释不仅角度新颖，分析透辟，而且通过一个个案的剖析，令人信服地作出一个论断：伟大的作家在他们创作出伟大作品之前都有个心理和艺术上的准备过程，并在一些作品中留下标志其自我觉醒之转折点的印迹。这是“从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其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的方式，也突破“三段论”的八股气，给人一种新的感受。

　　作为亲炙于千帆先生的学生和后辈学者，我经常惊异，先生的学术研究在七十高龄还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保持着敏锐的思维。显然，强烈的求知欲和勤奋的思考能使人变得年轻。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思潮急剧涌入。当学术界非议蜂起，许多更年轻的学者都在抱怨“看不懂”，怀疑甚至拒斥它时，千帆先生却在冷静地理解、接受。以他的年龄，自然不可能去读原著，但他仍通过各种途径吸取新的知识，并以丰厚的艺术修养和通达的见识包容、消化它们。事实上，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对世界的认识本质上也是相通的。当人的学养与见识达到一定的深度广度时，就会在世界上发现愈益多的相似，钱钟书先生的学问便是个典型的例子。1980年千帆先生写作《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时，尚未接触原型批评的理论，只是受清代金德瑛的启发；而1982年写作《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时，也尚未读到关于接受美学及解释学的学说，可是这两篇论文的出发点、意旨和方法却完全与上述两种理论相融通。这不仅启示我们，传统的研究方法中也包含有现代批评的因素，现代文学理论需要学习和借鉴；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理论最根本的源泉是创作和研究的实践。从具体的实践中抽象出理论，才是学术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因为这才意味着认识的深化。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千帆先生的学术品格：开放的胸襟，强烈的理论意识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对认识的深化和超越的自觉追求。

　　还是在四十年代，千帆先生最初发表的几篇诗论，就以探索和创新意识博得前辈大师朱自清先生的赞赏。四十多年过去，先生的新作仍充满活力，给后辈学者以多方面的启迪。这本身不就意味着先生的诗学在随着时代进步，并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吗？如果从本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学术流程来看千帆先生的论著，就能感觉到它在当代中国诗学研究中所占的承先启后的位置。先生继承文史结合的学术传统，从目录学入手，以史学为本，熔考据批评于一炉，开创了一种古典诗歌批评的新模式。可以预见，日后我们回顾八十年代的学术史时，先生的诗学会愈益凸现它在学术转型中承先启后的意义。

千帆先生的教书育人

　　千帆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十八年的政治风雨消耗了他最宝贵的学术年华，等到重返学术岗位时，先生已是六十四高龄。历经磨难使他对学术有了更深远的抱负和关怀，在勤奋著述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科建设和培养学术队伍上。千帆先生三十四岁就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又兼中文系主任，对教学、科研包括学科建设和管理都有一定经验，更兼对匡亚明先生的国士之遇深怀知己之感，所以一调入南京大学工作，便为大学系科的建设和管理贡献一系列有价值的意见。如今，学界同人常感叹，南京大学中文系因聘请程先生任教而焕发生机，古典文献研究所由此成立，古典文学专业由此再度兴旺。先生关于古典文学文献学研究生培养的几次讲话，后来作为教委文件发到各院校，对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培养、学位论文的规范化及评审基本原则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先生不仅对新知识十分关注，对后辈学者的成长，对学术队伍的建设也倍加关注。每次听先生论学，都感觉他对后辈学者的论著非常了解，熟悉许多后辈学者的特点。入学不久，他就让我们都读一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这部书的写法很有特点。又让我读台湾大学张淑香女士的《李义山诗论析》，说这部书运用了当今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可谓十八般武艺俱全，读一读可以了解海外学者是如何研究古典诗歌的。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也是先生经常提到并给予好评的著作。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萧占鹏到南京访学，正值罗先生申请博士导师，想听听程先生的意见。我陪萧占鹏去拜见先生，当介绍萧王达津先生的研究生，也是罗宗强先生的学生时，千帆先生说：“罗先生我知道的，他的文章也读过，很佩服。”萧占鹏说他担心您不知道他，先生说：“我对中青年学者的东西还是注意看的。我们也干不了几年了，很快要交班，以后主要靠中青年同志来干。”这种交班意识时时萦绕在先生心头，在学会组织、系科建设、梯队培养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宽容大度的胸襟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唐代文学会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团结和良好风气，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梯队的形成，与先生对学术的公心是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千帆先生为国家培养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莫砺锋，到1990年退休为止，共培养了十名博士及近二十名硕士。据说当年让程先生招博士生时，他起初是有顾虑而推辞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博士是何等样的水平。后先生辞不获已，就提出先看看海外的文学博士论文，等到看过一些博士论文后，先生心里有了底，向有关部门说：“如果博士论文就是这样的，那么我能指导。”先生的谦虚和自信就是这样统一在一起的。先生晚年将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花了无数心血在指导学生研究上，从研究生入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到学位论文的指导，全都是他自己考虑、安排的。每份课程作业他都一字一句细心批改，然后从文章的主题、结构、材料到论证、行文、格式各方面指出还存在的不足，让我们修改，有时甚至反复多次。我作博士论文时，先生正抱病住院，部分文稿是送到医院，由先生在病房审阅批改的。第一稿上几乎每页都有先生的批语，第二稿也有许多页留下先生的手迹，后来学校图书馆要求凡博士论文须将底稿交馆保存，我忍痛交出第二稿，而将第一稿珍藏箧笥。

　　千帆先生培养学生的宗旨是德才兼备，全面教育，不光做学问，做人的方面也从严要求。平时待人接物、立身处世，甚至小到写信、题款的格式问题，都随时指点。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之严在学术界是有名的，以致日后常有人问我一些传闻是否真实，我一听几乎都实有其事。先生的严格要求，有两点给我印像最深：一是从小事抓起，二是不轻许可。比如世传先生要求写字必须正楷，不许潦草，确有其事。我们入学后第一次谒见先生，他就提出这个要求，作业须工整书写，不得连笔草书。先生当时的训诫还录音保留下来，收在同窗巩本栋编的《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以前曾有个硕士生，作业潦草，先生指出多次不改，最终令他退学。我的书写也曾被先生批评过，先生强调这是要培养我们一丝不苟的认真习惯。三年中，我常听先生称赞别人的研究和工作，却很少听到对我们学生的称赞。我受到的可以认为是肯定和称赞的评语只有一次，是称赞《左传》课程作业《〈左传〉与〈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在思维能力和写作水平上有所提高，后来先生把他推荐给《南京大学学报》发表。

　　先生在专业上对学生的要求，正如周勋初先生所概括，是“治学应沟通古今，融文史于一炉，考据与批评并举，严谨与创新并重”。在这总的原则下，先生还要求学生知识面广，关注理论，学好外语，提高研究和写作水平。先生经常说，博士博士就是要博通一门学科的多方面知识，只知道自己研究课题的有关知识，将来既不能教书，学问境界也不高。我至今保留着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试题，是应试后默记的。专业基础考试“中国文化史”的试题为：

　　1．《左传》与《公羊传》有何不同，各对后世产生什么影响？

　　2．试述《汉书·艺文志》的渊源与学术价值。

　　3．考定一部古代作品有哪些方法？请举恰当的例子加以说明。

　　4．在科学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阙一不可，交相为用，请以章炳麟、王国维或陈寅恪等人的著作说明这个观点的正确。

　　专业考试“唐宋文学”的试题为：

　　1．中国文学史上“赋”有几种含义？它们各产生于什么时代？关系怎样？

　　2．南北文风、学风不同，前人多有论述，就你所知加以说明。

　　3．试述从建安到元和的骈、散文的变化。

　　4．简论谢灵运诗。

　　5．简论王维诗。（与上二题选一）

　　这两份试卷大概可以显示，先生心目中的博士生应具什么样的知识面。这种意识不只体现在考试之际，也贯穿在日后的教学中。当时不少学校的博士生都不读课程，入学后就研究问题，做学位论文。千帆先生不赞成那样的方式，认为课程的学习，不光能为日后的研究打下广博的基础，更直接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作创造一个演练的机会。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学位论文的写作是深深得益于六门课程的研习的。先生对学生的培养，不光因材施教，更因学施教，每根据各人的基础和才性以及专攻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同样是六门课，先生给我开的和给张宏生、曹虹开的就不同。我的是《诗经》、《楚辞》、《左传》、《庄子》、《史记》、《文心雕龙》，要求读完六部书，各写出达到省以上刊物发表水平的报告。因此我第一年读得很苦，报告则到第二年上学期才全部做完，后来发表了四篇，《庄子》和《史记》自觉拿不出手，至今压在箱底。我在硕士阶段除了学位论文，没做过什么大型的研究，经过六篇报告的写作，我真是感到把握问题，论述问题和文字表达的能力都明显提高了。

　　千帆先生于文学研究尤重体验，在诗歌批评方面，格外强调创作经验对批评的重要性，谆谆告诫后学：“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没有一点创作经验。”（《答人问治诗》）先生自己是个诗人，大学时代就曾与常任侠、汪铭竹、孙望等先生结土星笔会，出版《诗帆》。1937年与女词人沈祖棻结婚，虽置身于战乱流离中，不废笔墨唱和之乐。当时他们都热心于新诗创作，所有作品后由先生在武汉大学的学生陆耀东教授编为《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刊行。据查考，现代诗中第一首写南京的诗作就是千帆先生1934年发表的《鼓楼》。但后来先生写作更多的还是旧体诗词，前后累积有数百首，不幸毁于浩劫。劫后就记忆所及并近作编为《闲堂诗存》，约二百首，附刊于《被开拓的诗世界》，赢得广泛好评。先生曾说，此举意在让人知道，自己的诗论如果还有一二可取之处，那是与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基于这种体会，先生总是鼓励我们学写古体诗词。遗憾的是我夙乏才情，又比较懒惰，偶尔写一两首，始终没有进步。1997年在日本应人之请，为某尼僧作题画像诗，该尼素爱杏花，希望诗中有杏花意象，遂成七绝曰：“不随群妍竞芳时，疏雨帘栊雪满枝。廿四番风吹梦远，冰心未许世人窥。”后呈先生审阅，先生复函说不成体：“看来我对你们的训练还是有缺陷的，你对作诗全未入门。要下功夫好好学才行。”我看了十分惭愧，更惭愧的是我还不知道毛病何在，先生开示说：“作诗犹学书，平日当博览，写作时则当先守一二家入门。”不知何时才能不负先生苦心。

　　千帆先生对外语水平要求之高，也是学界的传闻之一，莫砺锋大师兄是外语系出身，多多少少加强了人们的印象。这也确实是事实。但先生重视考生的外语成绩，是因为他希望学生在读学位的三年中可以少花时间在学外语上，这就不是人们都知道的了。先生曾有三年中让我们出国游学一次的打算，1986年3月他曾对我们说：“我在尽力设法能让你们出去一次，把外语提高，也开开眼界。今后的文学研究，非要打开窗户接受别人的成果不可。我对考生外语要求高，正是为了入学后可以少花时间学外语，可以一心学专业。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就注意外语。”这就是先生的思路。而我当时确实参加过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进修生的申请，最终因受在学学生的规定限制未能实现。现在，南京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已和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合作，每年互派学生访学，实现了先生当年的心愿。

　　先生对学生要求虽严，但决不拘束学生的研究个性，不仅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见解，更鼓励学生在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多方探索。先生的教学方式也是灵活多变的，正像要求学生能写作诗词一样，特别注重体验。记得入学的第一年，先生有意让我们到栖霞山栖霞寺的金陵佛学院去旁听一个月，就住在寺中，跟僧徒一起晨钟暮鼓地生活一阵，好对佛门境界有所经验。为此我去拜访担任院长同时也是镇江焦山定慧寺住持的高僧茗山法师，申明此意，遗憾的是，法师当时因外事活动繁忙，法体违和，且以曹虹旁听，法席多有不安，而婉转谢绝了。现在回想当时的对话还很有趣，法师有言：“小和尚怕见女人。”这个怕，我想不会是“归正求真，怕甚么虎狼妖兽”的怕，无非是他自己怕再现“闹道场”的情景罢。

　　先生为人幽默风趣，出口成章，而且一肚子掌故，听先生论学，侍先生谈笑，那绝对是一种享受。逢先生高兴，讲些儒林旧闻，庄谐杂出，一座生风。八十年代后期，先生渐觉精力不济，遂不著书。除取历年治学心得，与吴新雷教授及门人徐有富、莫砺锋、张宏生合作完成《两宋文学史》、《校雠广义》、《被开拓的诗世界》三书外，主要从事汪辟疆先生文集、黄季刚先生日记、沈祖芬先生诗词集的编订。曾对我说：“顾亭林说注古典易，注今典难。许多本事，惟有当事人知晓，时过境迁，则不知所谓。”于是便举沈祖棻先生《得介眉塞外书奉寄》“犹忆春风旧讲堂，穹庐雅谑意飞扬”两句，给我讲了它的本事：王易字晓湘，博学而讷于言词，三十年代初在中央大学讲乐府通论，学者多以听受为苦。女生游寿（后任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素善谑，便拟《敕勒歌》之体嘲道：“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乌鹊难逃。心慌慌，意忙忙，抬头又见王晓湘。”见者无不大笑。先生当时念诗的音调和表情至今历历在目。

　　先生谈话常信手拈古引典，娓娓不绝，有些可能会引起尴尬的问题，先生以妙语出之，顿时轻松化解。曾听陈尚君说，一次章培恒教授与先生闲谈，以不娴于书为愧，先生随口说：“章学诚字也不好。”盖章教授绍兴人，大学者章学诚是他的乡先辈，先生虽一时戏语，却寓褒许于解嘲，可谓妙语解颐。记得二年级的时候，看到其他学校的研究生都出去开会，我们几个也想去。对我们的要求，先生不置可否，却说了《世说新语》上的一个故事：“谢安石隐居东山时，兄弟都做了官，他夫人对他说：‘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安石捂着鼻子说：‘但恐不免耳。’你们也是，他年恐不免耳。”我们都乐了。张伯伟说，程先生刚调到南京大学时，身体还健朗，给本科讲大课，那才叫精彩，真是妙语连珠。当时正值校内基建，声音噪杂，学生或不耐烦，先生泰然自若，说：“我们应该忍受，因为这是建设。”雅量真不可及。我毕业离开先生后，常与先生通信。先生的书翰都很风趣，信手引用古诗古语，最是妥帖有味。一次讲到最近眼睛不好，很少看书，引东坡句：“山中老宿依然在，架上《楞严》已不观。”让人忍俊不禁。1989年6月10日，我经历“六四”回乡省亲，经过南京谒先生。值《汪辟疆文集》甫印成，先生取一册颁赐，并随手题了一句：“‘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蒋生大弟无恙南归，书此以赠。”这种记诵涵泳的功夫和运用存心之妙，让做学生的佩服到地。

　　读先生的论著，明显能感到艺术感觉的敏锐。平时听先生论学，随便谈起古人或近人的诗，总有出自体会的妙语，如果记录下来一定是精彩的诗话。记得有次谈到风格的把握，先生说：“唐诗和宋诗不同，读多了宋诗，就会不满唐诗。唐诗固有许多宋人不可及处，但与宋人比，唐人显得笨拙。唐人对仗多僵硬，而宋人则活脱。就作家而言，苏、黄同为大家，但有不同，苏浅黄深。苏尽管学陶，终浅，陶深。苏东坡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要在乎他早死了。坡诗如浪涛澎湃，但较浅，只是在上面翻滚。”这段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回去记在笔记里，越琢磨越觉得真正是深造有得之言。如今的诗歌批评，虽然理论一套一套，横竖说得头头是道，但这种严羽称为“取心肝刽子手”的解悟，却是百不遇一了。

　　回想从先生受业之日，倏忽已十年，当日的白袷少年今已风尘满面，先生也垂垂老矣。说来我和先生也算有缘。1980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论绝句起源的习作，寄给先生请求指点，这也是我平生惟一的一次将习作寄给不认识的人审阅。我记不起当时是怎么想到寄给先生而不是别人的了，大概只觉得千帆先生很有名吧。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先生回信告诉我，这个问题已有些学者发表过论文，《学原》第一卷四期登有孙楷第先生的研究，值得参看。做学问必须先了解别人的研究，然后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找不到《学原》，这篇习作也没有再接着做，但先生的话深印在我脑子里。考硕士研究生时，我第一志愿就是报考千帆先生，因外语成绩不好落第，后来我再考先生的博士生，最终有幸列在门墙，饱受三年教诲。读课程的一年多，每次去先生家问学，回来都记下所闻。最近我把那些笔记整理出来，题曰《立雪私记》，附在后面，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先生求知治学和教书育人的苦心。

　　先生的生涯虽历经颠沛，晚年终究是幸福的。看到自己的文集、晚年主编的《全清词》、《中华大典》文学卷陆续出版，先生满心欢悦。更让他欣悦的是，他用心栽培的学生，都如他所期望，老老实实地在做学问，做人，这给他老人家的晚年增添愉快和满足。我借此机会遥祝老师身体健康，幸福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