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何为

何为学者

　　这个题目有模仿海德格尔的嫌疑，不过每个做学问的入门之前或在门中已久，都会有此一问，故我也就不避嫌疑了。要问学者何为，首先要问何为学者？在现代社会中，学者是一种人数屈指可数的少数民族，他们做的事既没人懂也没人关心。这么说像是故作惊人之语，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或称为学者的人并不少——多如牛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都麕集着大批学者。但我并不同意把这些人都算作学者，就像有博士文凭或教授职衔我也并不把他视作知识分子一样。知识分子并不是有知识的人，学者也不是作研究的人。决定学者本质的不是职业或工作对象，而是一种气质，一种喜好琢磨问题，喜好探讨人情物理，喜好追究事物真相，喜好穷极万物本原的气质。在这种气质驱动下，人最大的生活目标和生活乐趣就是追索真理。以此衡量，还有谁会说学者很多呢？真是少而又少。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在大众看来，学者还是很多。报章电视上出头露脸的都是博士、教授、专家，这些人难道不能说是学者吗？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有用传统学术观念对学术目的的分析才能说明。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此语古来解说不一，我的看法和朱熹一样，觉得程子的解释最简明扼要。他说：“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又说：“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他将学术目的作为区分古今学者的准则，认为古人为学期于成就自我（用现在的时髦语言来说即自我实现），今人为学则期于成名于世。后来章世纯《留书》进一步申明其义，将二者的区别阐释得更清楚而具体：“古之学者为己，事归乎实，实归乎惬心；今之学者为人，事归乎名，名归乎缀利。”这实际上正是真学者和假学者的区别。真正的学者，学术目的当然也并不纯是超功利的，它只是超越世俗的功利，而与人生的终极目的联系起来。人生最大的幸福，最根本的意义，不就是“惬心”——合乎自己意愿地生活吗？真正的学者，以追索真理为乐趣，颠沛以之，造次以之，学问作为生活方式就成了人生目的的最高实现。所以从根本上说，学问是和世俗的功利相冲突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决不能成为衡量学者的标准。君不见，许多学者的功成名就之日，也正是他们学术生命枯萎之时。等到主席台前就座，被掌声和闪光灯包围时，他们就和学术没什么关系了。惟一的关系是他们担任着学会的主席。

　　李二曲《四书反身录》有云：“一切世味淡得下，方于道味亲切。苟世味不淡，理欲夹杂，则道味亦是世味。淡而不厌，非知道者其孰能之？”金德嘉《与张藕湾书》亦云：“读书学道人最与冷淡相宜，古未有读书学道而不冷淡者。”（《居业斋文稿》卷十二）这实在是很有味道的话，当今真学者少，无非能淡于世味、能冷淡者少罢了。发展的滞后，使我们的商业社会在后工业时代姗姗来迟，物质生活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使许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在作生活道路选择时必须忍受极大的压力，抵抗巨大的物欲诱惑，不少人最终不能抗拒这种压力和诱惑而下海，或身在曹营心在吴越。许多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都希望将学术目的和人生目的统一起来，但因时世的关系，真正能做到的极少，所以真学者也就凤毛麟角了。

　　追索真理这一点彷佛是试金石，不仅可以区分真学者和假学者，还可以将学者与思想家、读书人区分开来。首先，从追索真理的方式说，学者对真理的追索是在学问的基础上实现的，从知识和对知识的反思中发现真理；而思想家却不一定很有学问，他们是一种耽于沉思的动物，可以在纯精神的漫游中思考世界和人类本身的问题，凭着过人的感觉和洞察力，发现关于人生和世界的真理。比如神学之类的精神学科和逻辑、数学之类较为抽象的学科都具有这种性质。至于读书人，在日常语言中人们通常是将它与学者混为一谈的，然而这实在是两个相去甚远的概念，除了好学求知一点，两者内涵、外延的重叠处极少。简单地说，学者和读书人的区别，不在求知欲本身，而在求知的目的。学者读书是为了弄清问题，读书有明确的目的和一定的系统性，更重要的，学者是使用知识的人。清人袁翼在《古欢斋藏书记》里说：“能藏而不能读，能读而不能用，读而能用矣，施之于词章小技，不能体之于身心家国，有书等于无书。”这是说的藏书家和读书人，能藏能读而不能用。其实这本无可非议，读书人就是这样。而且，对读书人来说，能读书就算不错。有一等追新族，嘴里总是谈论着最新的书，最新的学问，彷佛一部当代文化思想史就经纶于腹中。这同样也无可非议，反正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知道本身，而不在乎要知道什么问题。不过始终读最新的书，值此知识爆炸、信息过剩的时代，势必疲于跟踪热点。也不遑一一浏览，只能读读序跋前言，好在需要的场合作谈助。我不少关于新学问的知识就是从这些朋友处获得的，深感这世界真需要有不同的读书人。

人文学者和人文科学

　　如果说整个学者群是人类社会的少数民族，那么人文学者则应该说是世界上的珍稀动物，稀有程度决不亚于大熊猫。因为人文学者相对自然学者来说显得尤为无用。通常，科学家的概念总与发现、发明联系在一起；而人们提到科学家，也总指研究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的人，人文科学家的称呼我还没听到过，听起来也很别扭。物理、化学与生活日用密切相关，其价值自不待言，像天体物理之类的，研究的对象虽离我们很遥远，但靠它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有别的星球和地球相撞，也好早作太空移民的打算，终是有大用的。惟独人文科学，研究什么，有什么用呢？在费希特的时代，他骄傲地宣称学者是人类的教师，说学者的真正使命是“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论学者的使命》）。然而到今天，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于自身阶层对社会的影响力已普遍感到绝望，在这种境遇下，我们怎么来论证自己存在的意义呢？

　　作为一个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我经常受到这样的质问？你的研究有什么用？李白、杜甫、曹雪芹，考证他们的生平，弄清他们一首诗甚至一个字的意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是啊，我也这么问过自己。在当今这时代，知识的确不能仅凭自身而获取合法性了，任何知识都需要向消费者证明自己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五千人，社会上每个人都有权发问，凭什么我们要养着你们？甚至学中文的学生都会有这样的困惑，研究古典文学有什么用？为回答这个问题，我曾颇费踌躇，我不想用古为今用，弘扬民族文化之类的大道理来解释，那与他们没关系。他们的疑问正起于没关系，宣传部的人是决不会有这种疑惑的。也许是这个问题困扰我太深了，有一夜我竟做了个梦，在梦里我轻松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是拂晓做的梦，醒后还记得很清楚。我说：“回民不吃猪肉，深山老林里的人不知道莫扎特、贝多芬，他们一样生活得很幸福。但吃猪肉的人，听过莫扎特、贝多芬的人，就一定会觉得不一样。小而古典文学，大而至于人文科学，都是向社会，为人们提供精神财富的。艺术丰富人们的精神，历史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没有它们，生活并不缺少什么，但有了它们感觉就不一样。”不多久，我在一所学校作演讲，恰有学生提出类似问题，我就用上面的话作了回答，虽未见得深刻，却不失为通俗易懂。说穿了，这也就是老子说的“无用之用”罢了。

　　当然，如果面对专业的质问，或科学本身的反思，我还应该说，自然科学是关于真假是非的科学，而人文科学是关于价值的科学。自然科学发现、发明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人文科学则研究那些东西该怎么用。居里夫人发现了核物质放射带来的巨大能量，这发现本身不具有伦理意义，但后人如何使用核放射的能量却是个重大问题。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产生一系列伦理问题，让人重新考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意义与价值。而这在大倡技术立国、由技术官僚操作政治机器的中国，似乎还未被人意识到。今天的中国，科学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已不太悬殊，真正水平悬殊的是技术，而更悬殊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美国驻华科技参赞白瑞理先生在评价中国科学界和美国科学界的差距时就曾说，中国科学界就学术水平而论并不低，但他们无法把科学成果转化为产品，这方面美国做得很成功。说到底，科学不能自己转化为技术，技术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这种条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熟和发达。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制约技术转化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合理，而导致这种现状的缘由则是公正、公平及知识产权观念的缺乏。如果社会科学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必然会带来技术进步。

　　进一步说，一旦到社会的问题用科学技术无法解决，甚至问题本身就是由科技的发展产生时，人文科学就成了我们最后据有的根本。时下的报章杂志上，“精神的家园”一词出现频度极高。显然，精神的失落是现代化招致的社会普遍问题之一。自神学的信仰和其他的什么信仰瓦解后，用什么来填充精神世界的价值真空，成了人文科学的核心问题。直到此刻，人文科学者才忽然发现，茫茫世界，芸芸众生，惟有他们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是公理和正义的裁量者，是终极价值的承传者和捍卫者。形不满五尺而心雄万夫，身居斗室而欲以广厦万间蔽天下寒士；“身在西下洼，放眼亚非拉”……这就是人文学者的心胸和民胞物与的关怀。那种崇高感有时不免显得虚幻可笑，但人们不能不尊敬那份真诚。当然，这里要将一些故作姿态者排除在外，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马克思所说的将贫民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的人。再去掉这部分人，人文学者越发寥若晨星。

　　以上的问题都还指向学术的社会价值，其实在大多数场合，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职业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向个人的叩问。对我们这辛苦不少、挣钱不多的人文科学研究，经常有人问：你们这工作有意思吗？我毫不犹豫的肯定回答显然不能消解他们的怀疑。没办法，读书的乐趣天生是难以言传的。清初有位李潜一，重病十个月，犹聚书床头读之，临终叹道：“吾死矣，独念茫茫泉路，能读书否？悠悠来生，解读书否？”（王晫《今世说》卷八）这是我看到的最伤心的读书格言。我时常庆幸自己选择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每当看到做官的朋友机心算尽，谨小慎微，喜怒随人，言不由衷，我就会庆幸自己选择了一个自由自在的职业，不必委曲逢迎；每当看到做生意发财的朋友忙碌不堪，临深履薄，连吃饭喝酒都变成工作，不得称心时，我就庆幸自己选择了一个顺适性情的职业，独往独来，免于应酬；每当看到退休后的父亲闲得无聊，只能以花鸟虫鱼打发时光时，我就庆幸自己的职业永远没有退休，可以生命不息，读书不止。当今之世，能获得一份与自己兴趣相符的职业，真是幸莫大焉。别人的工作是谋生手段，我的工作就是我理想的生活方式——读书，思考，研究，写作。有赚钱更多的职业，有更清闲的职业，但再没有这样合乎愿望的职业！能成为学者的人，必以求知为人生最大乐趣。有人问古文家汪琬，何意沉酣故籍中，汪不紧不慢地说：“身之好书，正如君侯之好博弈。”（《今世说》卷八）这就是学者的天性。吃喝玩乐当然也让我快乐，但更快乐的时候还是坐下来与书本、电脑相对的时候。如果谁几天不看书，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若有所失，那么他就能理解我工作的快乐。

　　如果学问成了洪荒中的孤岛，我愿乘最后一叶方舟前去。如果学问成了墓地，我愿作寒夜的守灵人。魔鬼来点最后一个人文学者的名字，我开门答应——

　　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