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

三

　　当然，作为一个文人，特别是象白居易那样深具历史传统而又富有现实思考的作家，处于翰林学士那样政治环境，其心境是不会平板的。一方面他感到机遇难得，荣幸异常，一首作于元和四年的诗就以热情的词句歌颂当今的圣世：“元和运启千年圣，同遇明时余最幸”；“步登龙尾上虚空，立去天颜无咫尺”；“身贱每惊随内宴，才微常愧草天书。”（注：《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见赠》，《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二。）即使以讽刺现实著称的“新乐府”，也有谀颂之作，如《贺雨》，说元和三年冬至第二年春一直未有雨，大旱，皇帝下了自我检讨的“罪己诏”，就马上见效，“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下起了大雨，于是“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注：《白居易集笺校》卷一）。

　　但另一方面，假使只写这样的诗，白居易就不成其为文学史上的白居易了。他对当时的政事确实是相当投入的，他对宦官的专权，方镇的跋扈，地方官吏的向上纳贿，皇帝宫内的私下聚财，都敢于直言极谏。这些建议，宪宗有些采纳，有些拒绝，特别是牵涉宦官的事，他大多不听（宦官吐突承璀早年曾是宪宗在东宫时的随从，一直受到宠信）。元稹因得罪宦官，受到贬责，白居易极力上言，宪宗均未采纳，这对白居易刺激极大。元和四年，白居易还带左拾遗官衔时，接到元稹的诗，中有“不是花中唯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就深有所感。这时他在学士院中值班，虽有皇帝所赐之酒，有宫中所栽之花，他还是感到十分孤独、寂寞：“赐酒盈杯谁共持，宫花满把独相思。相思只傍花边立，尽日吟君菊花诗。”（注：《禁中九日对菊花酒忆元九》，《白居易集笺校》卷一四）。

　　有一情况很值得深思，即白居易写他在学士院中值班，其心情总是很落寞，甚至很凄凉的。如《答马侍御见赠》，中云：“谬入金门侍玉除，烦君问我意何如。蟠木讵堪明主用，笼禽徒与故人疏。”（注：《白居易集笺校》卷一四。）有时他与另一学士钱徽同值夜班，冬夜深寒，相对饮酒，但还是“夜深草诏罢，霜月凄凛凛”（注：《冬夜与钱员外同直禁中》，《白居易集笺校》卷五。）。有时单独一个人值班，更是“心绪万端”，“独宿相思”，怀念远地的元稹：“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五声宫漏初明后，一点宵灯欲灭时”（注：《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禁中夜作书与元九》，《白居易集笺校》卷一四）。

　　韩愈的一位好友独孤郁，于元和五年四月入为翰林学士，后因其岳父权德舆作了宰相，他就避嫌，于同年九月主动要求出院。这时白居易特地送他一诗：“碧落留月住，青冥放鹤还。银台向南路，从此到人间。”（注：《翰林中送独孤二十七起居罢职出院》，《白居易集笺校》卷一四。）意思是说，你这次出去，等于鹤向天空放还，又如走向人间，自由过活。白居易在这几年中确已有摆脱拘束的心理。他在任职期间，有一人为他画像，他看了后，“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这是因为，这几年来，“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注：《自题写真》，《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元和六年四月后，他因母丧丁忧，退居下邽乡村，回顾在翰林学士任期：“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予方且介，举动多忤累。”这样，出院后，退居农村，远离政事，忽有一种悠然自如之感：“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注：《适意二首》，《白居易集笺校》卷六。）

　　在这之后，特别是元和十年贬江州之后，更引起他对这五年翰林学士生活的反思，终于得出出人意料的结论。他认为，元和十年之贬，表面看来，是因为宰相武元衡被盗所杀，他第一个上疏要求追查凶手，被指责为越位，而实际上其祸根则在元和二年至六年的学士期间。他于贬江州后的第二年即元和十一年，在《与杨虞卿书》中，说他“始得罪于人也，窃自知矣”。这是因为“当其在近职时，自惟贱陋，非次宠擢”，就积极上言，“不识时之至讳”，“直奏密启”。这样一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丽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由此得出结论：“以此得罪，可不悲乎！”（注：《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四。）所谓“可不悲乎”，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积极参政，秉公直言，往往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但同时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在这之后他就逐渐疏远政治，趋向闲适。我们确可从唐代的翰林学士这一角度，来研究唐代士人的从政心理及所遭致的不同境遇，拓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