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任翰林学士辨

四

　　以上所述关于开元时期翰林院建置的演变以及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于开元后期的区分，从这一大背景来观察李白天宝初几年在长安的生活与心情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安旗先生《李白纵横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有一段话倒是较为确切的，书中叙述李白第二次入长安，说：“‘翰林待诏’就是待在翰林院里，听候皇帝下诏，或帮助起草些文书，或回答皇帝的咨询，或侍侯皇帝宴游，做些点缀太平的诗文，本是个帮闲的角色，但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毕竟还是相当荣耀的。”（页41）这所谓“相当荣耀”，不只一般人的心目中是如此，李白本人自我感觉更为优佳。他本早有抱负，“拜一京官”，但一直未有机会，只能流落各地：“少年落托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现在却忽然意想不到地直上云霄：“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他确实是颇为得意，就在这首诗中，说自己有幸陪从皇上到骊山温泉去宴游，于是“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注：按此诗，宋本《李翰林集》卷八、清编《全唐诗》卷168、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九，均题作《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此从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题为《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

　　我以为，我们看李白自己描述这段时期的生活，最好把有关作品分成两部分，一是李白当时在长安所写的，身处其境时他是怎么看待的，二是离开长安后他是怎么回顾的。这两部分作品确有所不同，我们分别来作一些分析，可能会更合乎实际。

　　李白作品的系年，研究者多有不同意见。长安这几年的诗作，我们可以选择确切系年的作为例子来说。我觉得，这二三年的作品，如为《金门荅苏秀才》、《游宿温泉宫作》、《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玉壶吟》、《羽林范将军画赞》等，其内容，一是表现得意之状，以及对皇上的感恩之情，二是抒发未能遂志之意，并作离开长安、“归卧白云”的准备。这两方面，有关的研究著作已论述得很多，这里不必再为重复。我认为其中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李白此时所作，没有说自己为皇帝起草过制诏等机要文书，连一些比喻性的词句也没有。稍为接近的，如“晨趋金门中，夕待金门诏”，那也不过是说，到翰林院值班，等候上面有什么事情要办。而且接着又说：“观书散遗袟，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息而笑”（以上皆见《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原来在院里他只不过看看一些散遗之书，相当寂寞。这时的集贤院学士，其职责主要也是校理经籍、编著目录，与开元中期“分掌诏书敕”大为不同，因此李白与他们可以作心理上的沟通。

　　这里还应提一件事，此事看来似乎是一个细节，但对我们考察李白在长安这几年的生活，是应予重视的，而这，却恰好为李白研究者所忽略。唐代的翰林学士，严格说来，只是一种差遣之职，并非官名。《新唐书·百官志》一，曾说：“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诸曹尚书，如尚书的各部侍郎，官阶为正四品下，校书郎为正九品下，不管品阶差得很远，都可入充为翰林学士。这是唐代的特殊现象，因此引起宋人的注意，宋叶梦得特别提出：“如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书学士，乃是职事之名耳。”（卷五）清人钱大昕也说：“学士无品秩，但以它官充选”，“学士亦差遣，非正官也”（《廿二史考异》卷四四）；“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他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同上，卷五八）。

　　这就是说，一个翰林学士，他必须带有其他正式的官职，这样，他才有一定的品位，才有一定的薪俸。如德宗初一位翰林学士姜公辅，他原是以左拾遗入充，“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旧唐书》卷一三八本传）。诗人白居易也是如此，他于元和二年以集贤校理入为翰林学士，第二年由集贤校理改为左拾遗，元和五年，又可改官，这时他上奉：“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朝廷也给予京兆府户曹参军的官衔，实际上则仍为翰林学士（《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京兆府户曹参军为正七品下，比左拾遗要高好几阶，而主要是京兆户曹参军薪俸收入明显增多，因此白居易很高兴，特地写了一首诗：《初除户曹喜而言志》，其中说：“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不以我为贫，知我家内贫。”（注：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笺》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元稹也特地作了一首和诗，点明“君求户曹掾，贵以禄奉亲”（注：《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元稹集》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可见仅是翰林学士是没有经济来源的。

　　这就是说，凡翰林学士，都须带有官衔。如与李白同时的代宗时翰林学士于益，据《金石萃编》卷九三著录的《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赠太子宾客白公神道碑铭并序》，于益撰，所署为：“朝议郎、行尚书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赐绯鱼袋”。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说唐代翰林学士，其给衔“或在官上，或在官下，无定制”。他据其家中所藏唐碑，引录两个例子，一是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为“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一为大中中《王巨镛碑》，撰者为“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瑑”。就是说，不管在先在后，是一定带官衔的。

　　翰林学士如此，翰林供奉、翰林待诏也是如此。前面已举过数例。又如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六载《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之碑》，碑阴有撰者吕向署衔，为“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轻车都尉……”（注：《山右石刻丛编》，见严耕望《石刻史料丛书》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则吕向除翰林供奉外，还有从五品上的尚书主客郎中。又如《金石萃编》卷一○七《閤国公（梁守谦）功德碑》，篆额者为翰林待诏陆邳，其衔为“朝议郎、权知抚州长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可见其所带之官衔，不仅有京官，还有地方官。这又可见于白居易在穆宗长庆年间任中书舍人时起草的《侯丕可霍丘县尉制》（注：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笺》卷五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原来这位侯丕也是翰林待诏（制词云“执艺以事上，奉诏而处中”），现在给予“守寿州霍丘县尉，依前翰林待诏”，是因为“既宠之以职名，又优之以俸禄”，由于地方官的薪俸是高于京官的。

　　从以上事例，我们当可有这样一个认知，即无论是开元时期，还是天宝及天宝以后，翰林学士以及翰林供奉（翰林待诏），都应该带有正式官衔，这一方面是个人地位及生活保障的依据，一方面也是朝廷对其待遇的确认。这是一个通例。但偏偏李白除了“翰林供奉”外，什么也没有，这不是一个空架子吗？这确实很奇怿，很值得探究。如果刚召入，有待考查，暂不带官衔，还可理解，第二年整整一年，还是没有，直至第三年；天宝三载春，李白离去，也还仅仅是一个“高士”（其友人李华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尽管魏颢《李翰林集序》中说玄宗曾表示要授予中书舍人，这只是李白去世后的一句虚辞，不足为信；而且即使如此，这位帝王也不过略作表示而已，并未真的授予。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尽管历史上记载唐玄宗如何对他宠遇，却始终不给他一个官衔，实际上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陪同宴游的侍者。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前三首曾见于法藏敦煌遗书。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卷上所录，敦煌抄件原卷题下所署作者姓名为“皇帝侍文李白”。这是抄录者加的，但也可见当时确有人把李白仅仅视为皇帝的“侍文”，这是很有意思的。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如此，李白在刚刚离开时，仍很向往以后再返朝廷。如《赠崔侍御》诗，据詹锳先生校注本（卷八），此诗作于天宝三载秋，刚离长安不久，仍希望崔侍御再荐于朝。又如《走笔赠独孤驸马》（同上卷八），此位独孤驸马为独孤明，玄宗之婿。李白先颇为眷恋地说：“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而现在“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因此希望“傥其公子重回顾，何必侯嬴抱长关”。李白的这种心态，一直是保持着的，而且对唐玄宗的感恩之意，以及对天宝初宫廷生活的怀念之情，比刚离开长安时更为深切，也正在这时，出现了替皇帝起草政书、密参朝政等文词。如约作于天宝十二载（753）的《赠崔司户文昆季》（詹校注本卷九）中云：“攀龙九天上，别忝岁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后至德二载（757），浔阳出狱，在宋若思席，作《为宋中丞自荐表》，说天宝初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庭，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我觉得，这样写，与其自己于天宝初在长安所作的不合，也与翰林供奉的身份不符。我们往往把李白的高傲看得太重，实际上李白难免于世俗，他是不能脱离社会实际的。他一直是想回到朝廷中去的。又如《寄上吴王三首》（詹校注本卷十二），约作于天宝七载，中云：“客曾与天通，出入清禁中。襄王怜宋玉，愿入兰台宫。”如吴王可以延揽，他也愿意入以备顾问。也因此，他在回顾天宝初时，就竭力夸大玄宗对他的宠遇、重视。后来李阳冰、范传正、刘全白等所作的序、碑等文，说他在宫中作和蕃书，专掌密命，潜草诏诰，等等，俨然已在一般的翰林学士之上，是否属实，甚可怀疑。老实说，即使当时的几位翰林学士，也不一定能受此重任（参拙作另文《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

　　至于范传正所作的李白墓碑，题中提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裴敬所作墓碑，也说是“翰林学士”，等等，这些也是不足为据的。裴敬所作墓碑中还述及李白曾在太原解救郭子仪，后郭子仪又回报救李白，都为明显讹传。渲染得更多，而离事实也越远。即如他之受谗被迫离开长安，种种说法，也都须重新考虑，据可靠材料加以论证，如高力士为之脱靴、进谗言于杨贵妃等等，皆为后来传说之辞。杨玉环于天宝头三年，还只是以女道士身份在宫中，虽已受到唐明皇的宠爱，陪从到温泉等处游乐，但不可能如宋朝乐史在《杨太真外传》中所述，高力士在此时已当面称杨氏为“妃”。据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所考，杨玉环先于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被册为玄宗子寿王之妃，后玄宗宠爱之武惠妃于开元二十五年卒，后宫无有当其意者，遂听从高力士之意，于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将杨氏召入宫中，但为掩人耳目，于此时先将其度为女道士，至天宝四载八月，才册为贵妃，公开身份。

　　又如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是因为受张垍之谗才被迫出走的，现在的研究者据张这时也正好为垍翰林学士，以证实李白为“同列所谗”。这似乎已成为定论，实则尚可探究。据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张垍于开元二十六年自太常少卿入为翰林学士，是学士院建立后与刘光谦同为第一批学士。但丁居晦《重修翰林学士壁记》则记张垍为由太常卿入充。新旧《唐书》本传都未记张垍何时任翰林学士。据《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天宝十三载三月，张垍因涉安禄山事，与其兄均、弟埱都被贬出，这时他任为太常卿。同一年，张垍又被召回，复为太常卿。则他任太常卿，时间较晚。又《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四载五月，垍方为兵部侍郎。就官阶而言，兵部侍郎为正四品下，太常少卿为正四品上，太常卿为正三品。按正常而言，则张垍任太常少卿、太常卿当在天宝四载任兵部侍郎以后，而他由太常少卿、太常卿入为翰林学士，也就不可能在天宝四载以前。岑仲勉先生《翰林学士壁记注补》也曾考证刘光谦以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当在天宝五载以后，决非开元二十六年首批入院的。据此，则李白于天宝头几年在翰林院时，张垍还未为翰林学士，他就不可能因“同列”而妒忌李白。

　　总之，关于李白与翰林供奉，还是应从史料清理入手，对过去的各种说法作细致、求实的考析，切不要囿于成说，以免由误传误。谨以此向当代李白研究者求教，并祈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