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任翰林学士辨

一

　　近二十年来，关于李白的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有关李白生平的考述，如李白的家世与出生地、李白的两次入长安、李白的交游等等，很有创见。我个人认为，这些年来有关李白作品的论证和李白事迹的考索，其成就是超过对同时期诗人杜甫的研究的。但有些似还有模糊不清之处。近年来我因研究唐代翰林与文人生活的关系，搜集了一些材料，其中也涉及李白于天宝初入长安任翰林供奉问题。最近写有一篇《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注：刊载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本拟同时论述李白的翰林供奉一节，但限于篇幅，不便细述，故另撰此文，以便将这一问题说得更充分一些，谨供李白研究者研讨。

　　李白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秋应诏入长安，为翰林供奉，天宝三载（744）春离开长安，随即在洛阳与杜甫会面。尽管目前有李白两次入长安、三次入长安等不同说法，但天宝初几年在长安，这是没有异议的。而且这二三年间李白的生活与创作，也很受人关注，是李白生平研究中一个重要环节。但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即李白这几年应诏入宫中，是为翰林供奉还是翰林学士？随即又产生一些疑问，就是这时的某些作品，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是否为李白所作，以及是什么原因使他不得不离开长安。这些看来都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但我近来翻阅这些年来的有关论著，却觉得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还是需要清理的。

二

　　1999年《光明日报》的《史林》副刊（第266期），刊有《古代翰林制度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影响》一文（作者杨果），把李白、杜甫与宋代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同列于翰林学士之列。我当时看了很奇怪，因杜甫虽考中进士，与个别翰林学士也有过交往，但他本人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毫无关系，李白则在历史上仅记为翰林供奉，怎么能把这两位诗人与真正是宋朝翰林学士的苏轼、欧阳修等并列呢？我最初以为这大约是搞历史的人不太懂文学家的生平事迹，以致出现这一不应有的疏误，但后来翻阅近些年来的一些论著，不意发现竟有好几家说及李白于天宝初任为翰林学士。

　　较早的，如安旗先生于1983年所写的《李白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以文艺笔调描写李白进宫的情景，明确把李白说成翰林学士，如：“大家都要来看看天子亲自召见的翰林学士”（页132）；“贺知章站出来说：‘李学士醉了……’”（页147）；“翰林院一角，一群蚊子在哼哼：‘他哪里像个翰林学士！’”（页154）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在有关李白一章中，虽没有明确说李白是翰林学士，但在提及翰林供奉时，仍认为这“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地位特殊而重要”，把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混同。书中还引录《新唐书·百官志》一句话：“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其实《新唐书·百官志》的这句话说的就是翰林学士，而且还不是初期，是就中唐时期翰林学士地位逐步提高以后而说的。

　　郁贤皓先生主编的《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于“李翰林”条下注云：“李白于天宝元年（742）至三载（744）曾奉诏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又称翰林供奉”（页1）。

　　詹锳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在注释《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诗时，说：“李白在朝，即为翰林学士，未授他官。”（卷二二，页3467）

　　《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载有李子龙先生《读〈李白集〉三题》一文，其中也说及：“即如他（指李白）奉诏翰林学士之初”（页336）。

　　应当说，这几位先生在李白研究中，是作出过引人注目的成绩的，但为什么都把李白说成天宝时期的翰林学士呢？

　　按《旧唐书·文苑传》说李白“待诏翰林”，《新唐书·文艺传》说李白“供奉翰林”，都未有“翰林学士”一词。李白自己也只称“翰林供奉李白”（《为宋中丞自荐志》）（注：见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六，页15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从来没有说自己做过翰林学士。他的友人，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及、魏万等，在所作与李白交往的诗文中，也未称其为翰林学士。——这应当说是现存最原始的材料，值得注意。

　　中唐时，曾有几位翰林学士，根据他们在翰林学士院中所见到的壁上所书材料，详细载录自玄宗开元以后的翰林学士姓名（包括翰林学士承旨以及翰林侍讲、侍书学士）。如元稹有《承旨学士院记》，记载贞元二十一年（805）至长庆四年（824）期间的翰林学士承旨姓名，及任职时间；韦执谊有《翰林院故事》，记开元至宪宗元和时期的翰林学士姓名，及以什么官职入充，以什么官职出院；丁居晦有《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记开元至咸通年间的翰林学士姓名，及入、出之年月与官职（注：按以上三书均由南宋洪迈编入《翰苑群书》。）。此三书，以丁居晦所记，时间最长，人物最多。按丁居晦于文宗大和九年（835）五月入院，开成三年（838）十一月以御史中丞出院，后又于开成四年（839）闰正月入院，五年（840）三月卒。当然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丁居晦此记，据丁氏自云作于开成二年（837）五月，而其卒又为开成五年，怎么能记翰林学士姓名至懿宗咸通年问（860-873）呢？据岑仲勉先生《翰林学士壁记注补》（注：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原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1948年；后又附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之后。），谓：“盖丁氏记述，应至作记日止，过此则后来入院者各自续题。”可见所谓学士院壁记，其姓名皆为入院的学士自己所题，因此可以确信。二是丁居晦所记，题云《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实则所记不限于承旨（按承旨是宪宗即位后所定的每一时期翰林学士首领），凡翰林学士及侍讲、侍书学士，都予记入，这样似名实不符。不过丁氏此书，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职官类，著录其书，仍为《重修翰林壁记》一卷，可见此书确为当时的实际记录。

　　应当说，元稹、韦执谊、丁居晦所记的翰林学士姓名，也是唐代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是可信的。正因为此，唐代研究前辈学者岑仲勉先生即据这几份材料，对从开元至唐代最后一个君主昭宗约一百七十年间的翰林学士，作了总体事迹的考索，是本世纪唐代翰林学士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所记玄宗朝的翰林学士，依次为吕向、尹愔、刘光谦、张垍、张淑（应作埱）、张渐、窦华、裴士淹；肃宗朝的翰林学士，依次为董晋、于可封、苏源明、赵昂、潘炎。丁居晦的《重修翰林壁记》，玄宗朝八人，与韦执谊所记同，肃宗朝四人，缺赵昂，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则据《翰林院故事》补入，仍为五人。可以注意的是，有关唐代翰林学士，其姓名记于学士院壁上而为唐代当时人著录并考述的，均无李白。这便值得我们考虑。

三

　　以上应当说是确切可靠的证据，说明李白于天宝初应诏入宫，只为翰林供奉，非为翰林学士。不过这里还有一个误会，即翰林供奉可能就是翰林学士，两者大约是同一而异名。从有些学者所记，似乎有这一意思。上述《李白大辞典》，于“李翰林”一条，即谓李白奉诏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又称翰林供奉”（页1）。又《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在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一诗时，就说“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也容易使人以为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确为同一职事，只不过于开元二十六年改了名称。

　　应当说，所谓开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为学士，是有所依据的。翰林院之设，始于唐玄宗。《新唐书·百官志》一，谓：“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注：据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183。按，本文凡引及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只注页数，不一一注明版本。）此处《新唐书·百官志》的文字，大致是本于中唐时李肇《翰林志》、韦执谊《翰林院故事》的，但概述得不够清楚。如说玄宗最初建翰林院，设翰林待诏，命张说等人为之，实际上张说等人至少于开元十年以前未作过翰林待诏，而这时已有翰林供奉（为吕向，详下文），并非开元十三年置集贤院后才改翰林供奉的。

　　开元二十六年以后任为翰林学士的吕向，《新唐书》卷二○二有传，称“玄宗开元十年，召入翰林”。又同书卷二○○《儒学下·赵冬曦传》，载赵于开元初由监察御史坐事贬岳州，后召还复官，与秘书少监贺知章等为集贤院修撰，而这时“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集贤）校理”。据岑仲勉《注补》所考，赵冬曦召还，为开元十年，对照《新唐书》吕向本传，则吕向于开元十年已为翰林供奉。

　　实际上，玄宗于开元初建立翰林院时，所谓翰林供奉、翰林待诏，实为同一职名，并非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说，先是待诏，后改供奉。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正月记：“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有《翰林》一条，即据两《唐书》，记唐代历朝工艺书画之士，及僧、道、医官、占星等，均入“待诏翰林”之列，而这些人又称之为翰林供奉。
开元二十六年则不同，“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李肇《翰林志》）”，由是遂建学士，俾专内命”（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就是说，在此之前，设有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其人大致分两类，一是工艺书画、僧道医术等人，一是文学之士（如吕向等）；而开元二十六年起，选取一部分文学之士入学士院，“专掌内命”，同时在翰林院中还是有供奉等人，并不是单纯地把所有的翰林供奉改为学士。就是说，并非改名称，而是另选人。因此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在叙述学士院建立后，就说：“其外有韩翃（应作汯）、阎伯玙、孟匡朝、陈兼、蒋镇、李白等，在旧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所谓“外”，即学士院之外。其意谓开元二十六年建学士院后，仍还有一部分人在过去的翰林院中（其中就有李白），不过“假”翰林之“名”，而未就学士之“职”。因此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也说：“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注：《石林燕语》卷七，页96，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

　　应当说，在此之后，凡称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皆非翰林学士，也即不像开元二十六年以前那样，有时还能与集贤院学士、中书舍人等，分掌制诏，他们一般是书画家、医官、僧道。如玄宗时著名书法家蔡有邻，据《金石萃编》卷八十八所录《章仇元素碑》（天宝七载十月建），即署为“翰林学士院内供奉”。又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三著录有《简寂先生陆君碑》，注谓“中岳道士、翰林供奉吴筠文并序”。又《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卷》二：“（敬宗宝历）二年三月戊辰，命兴唐观道士孙准入翰林”。又卷一八○《帝王部·滥赏》：“（宝历）二年十一月己巳，赐翰林僧惟真绢五十疋。惟真以异术出入禁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