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任翰林学士辨

  近二十年来,关于李白的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有关李白生平的考述,如李白的家世与出生地、李白的两次入长安、李白的交游等等,很有创见。我个人认为,这些年来有关李白作品的论证和李白事迹的考索,其成就是超过对同时期诗人杜甫的研究的。但有些似还有模糊不清之处。近年来我因研究唐代翰林与文人生活的关系,搜集了一些材料,其中也涉及李白于天宝初入长安任翰林供奉问题。最近写有一篇《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注:刊载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本拟同时论述李白的翰林供奉一节,但限于篇幅,不便细述,故另撰此文,以便将这一问题说得更充分一些,谨供李白研究者研讨。

  李白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秋应诏入长安,为翰林供奉,天宝三载(744)春离开长安,随即在洛阳与杜甫会面。尽管目前有李白两次入长安、三次入长安等不同说法,但天宝初几年在长安,这是没有异议的。而且这二三年间李白的生活与创作,也很受人关注,是李白生平研究中一个重要环节。但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即李白这几年应诏入宫中,是为翰林供奉还是翰林学士?随即又产生一些疑问,就是这时的某些作品,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是否为李白所作,以及是什么原因使他不得不离开长安。这些看来都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但我近来翻阅这些年来的有关论著,却觉得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还是需要清理的。

  1999年《光明日报》的《史林》副刊(第266期),刊有《古代翰林制度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影响》一文(作者杨果),把李白、杜甫与宋代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同列于翰林学士之列。我当时看了很奇怪,因杜甫虽考中进士,与个别翰林学士也有过交往,但他本人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毫无关系,李白则在历史上仅记为翰林供奉,怎么能把这两位诗人与真正是宋朝翰林学士的苏轼、欧阳修等并列呢?我最初以为这大约是搞历史的人不太懂文学家的生平事迹,以致出现这一不应有的疏误,但后来翻阅近些年来的一些论著,不意发现竟有好几家说及李白于天宝初任为翰林学士。

  较早的,如安旗先生于1983年所写的《李白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以文艺笔调描写李白进宫的情景,明确把李白说成翰林学士,如:“大家都要来看看天子亲自召见的翰林学士”(页132);“贺知章站出来说:‘李学士醉了……’”(页147);“翰林院一角,一群蚊子在哼哼:‘他哪里像个翰林学士!’”(页154)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在有关李白一章中,虽没有明确说李白是翰林学士,但在提及翰林供奉时,仍认为这“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地位特殊而重要”,把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混同。书中还引录《新唐书·百官志》一句话:“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其实《新唐书·百官志》的这句话说的就是翰林学士,而且还不是初期,是就中唐时期翰林学士地位逐步提高以后而说的。

  郁贤皓先生主编的《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于“李翰林”条下注云:“李白于天宝元年(742)至三载(744)曾奉诏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又称翰林供奉”(页1)。

  詹锳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在注释《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诗时,说:“李白在朝,即为翰林学士,未授他官。”(卷二二,页3467)

  《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载有李子龙先生《读〈李白集〉三题》一文,其中也说及:“即如他(指李白)奉诏翰林学士之初”(页336)。

  应当说,这几位先生在李白研究中,是作出过引人注目的成绩的,但为什么都把李白说成天宝时期的翰林学士呢?

  按《旧唐书·文苑传》说李白“待诏翰林”,《新唐书·文艺传》说李白“供奉翰林”,都未有“翰林学士”一词。李白自己也只称“翰林供奉李白”(《为宋中丞自荐志》)(注:见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六,页15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从来没有说自己做过翰林学士。他的友人,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及、魏万等,在所作与李白交往的诗文中,也未称其为翰林学士。——这应当说是现存最原始的材料,值得注意。

  中唐时,曾有几位翰林学士,根据他们在翰林学士院中所见到的壁上所书材料,详细载录自玄宗开元以后的翰林学士姓名(包括翰林学士承旨以及翰林侍讲、侍书学士)。如元稹有《承旨学士院记》,记载贞元二十一年(805)至长庆四年(824)期间的翰林学士承旨姓名,及任职时间;韦执谊有《翰林院故事》,记开元至宪宗元和时期的翰林学士姓名,及以什么官职入充,以什么官职出院;丁居晦有《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记开元至咸通年间的翰林学士姓名,及入、出之年月与官职(注:按以上三书均由南宋洪迈编入《翰苑群书》。)。此三书,以丁居晦所记,时间最长,人物最多。按丁居晦于文宗大和九年(835)五月入院,开成三年(838)十一月以御史中丞出院,后又于开成四年(839)闰正月入院,五年(840)三月卒。当然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丁居晦此记,据丁氏自云作于开成二年(837)五月,而其卒又为开成五年,怎么能记翰林学士姓名至懿宗咸通年问(860-873)呢?据岑仲勉先生《翰林学士壁记注补》(注: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原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1948年;后又附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之后。),谓:“盖丁氏记述,应至作记日止,过此则后来入院者各自续题。”可见所谓学士院壁记,其姓名皆为入院的学士自己所题,因此可以确信。二是丁居晦所记,题云《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实则所记不限于承旨(按承旨是宪宗即位后所定的每一时期翰林学士首领),凡翰林学士及侍讲、侍书学士,都予记入,这样似名实不符。不过丁氏此书,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职官类,著录其书,仍为《重修翰林壁记》一卷,可见此书确为当时的实际记录。

  应当说,元稹、韦执谊、丁居晦所记的翰林学士姓名,也是唐代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是可信的。正因为此,唐代研究前辈学者岑仲勉先生即据这几份材料,对从开元至唐代最后一个君主昭宗约一百七十年间的翰林学士,作了总体事迹的考索,是本世纪唐代翰林学士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所记玄宗朝的翰林学士,依次为吕向、尹愔、刘光谦、张垍、张淑(应作埱)、张渐、窦华、裴士淹;肃宗朝的翰林学士,依次为董晋、于可封、苏源明、赵昂、潘炎。丁居晦的《重修翰林壁记》,玄宗朝八人,与韦执谊所记同,肃宗朝四人,缺赵昂,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则据《翰林院故事》补入,仍为五人。可以注意的是,有关唐代翰林学士,其姓名记于学士院壁上而为唐代当时人著录并考述的,均无李白。这便值得我们考虑。

  以上应当说是确切可靠的证据,说明李白于天宝初应诏入宫,只为翰林供奉,非为翰林学士。不过这里还有一个误会,即翰林供奉可能就是翰林学士,两者大约是同一而异名。从有些学者所记,似乎有这一意思。上述《李白大辞典》,于“李翰林”一条,即谓李白奉诏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又称翰林供奉”(页1)。又《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在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一诗时,就说“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也容易使人以为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确为同一职事,只不过于开元二十六年改了名称。

  应当说,所谓开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为学士,是有所依据的。翰林院之设,始于唐玄宗。《新唐书·百官志》一,谓:“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注:据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183。按,本文凡引及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只注页数,不一一注明版本。)此处《新唐书·百官志》的文字,大致是本于中唐时李肇《翰林志》、韦执谊《翰林院故事》的,但概述得不够清楚。如说玄宗最初建翰林院,设翰林待诏,命张说等人为之,实际上张说等人至少于开元十年以前未作过翰林待诏,而这时已有翰林供奉(为吕向,详下文),并非开元十三年置集贤院后才改翰林供奉的。

  开元二十六年以后任为翰林学士的吕向,《新唐书》卷二○二有传,称“玄宗开元十年,召入翰林”。又同书卷二○○《儒学下·赵冬曦传》,载赵于开元初由监察御史坐事贬岳州,后召还复官,与秘书少监贺知章等为集贤院修撰,而这时“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集贤)校理”。据岑仲勉《注补》所考,赵冬曦召还,为开元十年,对照《新唐书》吕向本传,则吕向于开元十年已为翰林供奉。

  实际上,玄宗于开元初建立翰林院时,所谓翰林供奉、翰林待诏,实为同一职名,并非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说,先是待诏,后改供奉。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正月记:“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有《翰林》一条,即据两《唐书》,记唐代历朝工艺书画之士,及僧、道、医官、占星等,均入“待诏翰林”之列,而这些人又称之为翰林供奉。
开元二十六年则不同,“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李肇《翰林志》)”,由是遂建学士,俾专内命”(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就是说,在此之前,设有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其人大致分两类,一是工艺书画、僧道医术等人,一是文学之士(如吕向等);而开元二十六年起,选取一部分文学之士入学士院,“专掌内命”,同时在翰林院中还是有供奉等人,并不是单纯地把所有的翰林供奉改为学士。就是说,并非改名称,而是另选人。因此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在叙述学士院建立后,就说:“其外有韩翃(应作汯)、阎伯玙、孟匡朝、陈兼、蒋镇、李白等,在旧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所谓“外”,即学士院之外。其意谓开元二十六年建学士院后,仍还有一部分人在过去的翰林院中(其中就有李白),不过“假”翰林之“名”,而未就学士之“职”。因此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也说:“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注:《石林燕语》卷七,页96,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

  应当说,在此之后,凡称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皆非翰林学士,也即不像开元二十六年以前那样,有时还能与集贤院学士、中书舍人等,分掌制诏,他们一般是书画家、医官、僧道。如玄宗时著名书法家蔡有邻,据《金石萃编》卷八十八所录《章仇元素碑》(天宝七载十月建),即署为“翰林学士院内供奉”。又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三著录有《简寂先生陆君碑》,注谓“中岳道士、翰林供奉吴筠文并序”。又《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卷》二:“(敬宗宝历)二年三月戊辰,命兴唐观道士孙准入翰林”。又卷一八○《帝王部·滥赏》:“(宝历)二年十一月己巳,赐翰林僧惟真绢五十疋。惟真以异术出入禁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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