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

一

　　永贞是唐顺宗年号，实际是他让位于太子时所补立的年号，时为公元805年。这年正月下旬德宗死，子李诵即位，后称顺宗。他即位就病风瘖，说话、行动不便，他就重用在东宫时所信用的翰林待诏王叔文，来实际主持朝政。王叔文于二月由待诏升为翰林学士，与同为学士的王伾、凌准一起，外廷联结刘禹锡、柳宗元等有识之士，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历史上即称为永贞新政或永贞革新。关于永贞时期的政治措施与王叔文的为人，有些论著尚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对此还是肯定的。由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史念海先生担任分卷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明确标出“永贞革新”，与其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并列，认为顺宗即位后重用王叔文等人，在政治上进行了改革（注：《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近一、二十年来，论述永贞新政，以及与之相关的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以及韩愈等著作已经不少，有些还相当深入，如2000年出版的查屏球著《唐学与唐诗——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商务印书馆），胡可先著《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以较新的视角，从南北学风、南北地域的不同来考察永贞新政，很有见识。但现有的论著似忽略一点，即王叔文是翰林学士，他是想发挥唐代翰林学士的特殊职能来进行改革的，那末中唐时翰林学士的发展情况如何；顺宗朝的翰林学士有多少人，其政治表现如何；永贞新政行施不过半年，就遭失败，这与翰林学士的职能、作用有何关系，等等，一般都未论及。

　　我于1984年撰成《唐代科举与文学》后，曾在自序中提到唐代的翰林院与翰林学士，认为翰林学士与唐代科举进士、明经，以及地方方镇幕僚，都是研究唐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方面。（注：《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后我为戴伟华先生《唐方镇幕僚文职考》所作的序中，又说及翰林学士，认为唐代翰林学士是以文采名世的政治型知识分子，他们接近于朝政核心，“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注：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幕僚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我觉得，永贞时期以王叔文为代表的翰林学士参预政治，在整个唐代是很有代表性的，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翰林学士像王叔文那样直接把握朝政，而且大胆提出措施，要把唐朝中央兵权从宦官手中夺过来，但由此也就遭到彻底的失败。这是中庸社会文人参预政治而遭致惨败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也是文人生活与政治联系的一种文化现象。
为避免重复，本文不拟全面论述永贞一朝的政事，谨就王叔文如何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来参预政事，重点来探讨唐代翰林学士究竟能在中枢机构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所谓参预高层次政治会给文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二

　　王叔文，《旧唐书》卷135、《新唐书》卷168有传；其事迹又见韩愈《顺宗实录》。比较起来，柳宗元的《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柳宗元集》卷133）、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9）所记较为确切。（注：《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柳、刘与王叔文共同参预新政，柳文作于永贞元年六、七月间，（注：据柳宗元所作这篇志文，王叔文之母刘氏卒于贞元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卒后“天子使中谒者临问其家”，而后又云“是年八月某日，袝于兵曹君之墓”，则此文似作于八月。但宪宗于八月庚子（初四日）即位，壬寅（初六日）即下令贬谪王伾、王叔文。柳文不可能作于八月，可能即作于六、七月间，其“八月某日袝于兵曹君之墓”，乃预设之词。）此时王叔文虽已失势，但尚未贬谪；刘文作于武宗会昌二年（842），时年七十有一，且距永贞已37年，故对王叔文均不会有所讳避。

　　两《唐书》本传及《顺宗实录》都说王叔文为越州（今浙江绍兴）人。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称“夫人既笄五年，从于北海王府君讳某”。所谓北海，刘禹锡《子刘子自传》曾言及“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也就是说这北海人是王叔文自言的，还是唐代借重名门郡望的习俗。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54也说：“此云北海者，举其族望也。”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记王叔文之父曾应明经举及第，授任城尉（任城为今山东济宁）。又云：“今世多难，不克如志，卒以隐终。”可能安史之乱起，即归居山阴，隐居不仕。柳文连其名字也未记，可见王叔文家世确是薄寒的。

　　《顺宗实录》称王叔文“以棋入东宫”（卷五），与王伾 “俱待诏翰林，数侍太子棋”（卷一）。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也说“时有寒隽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博望苑为汉武帝为其子卫太子所建交接宾客之所（见《汉书》卷63《戾太子刘据传》及注）。这就是说，王叔文虽门第低微，但却因善棋得入于太子宫中。又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称王叔文“贞元中待诏禁中，以道合于储后，凡十有八载”。顺宗李诵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柳文说王叔文在太子宫中有十八年，则其入宫当在贞元四年（788）。（注：《柳宗元集》百家注本引孙氏曰，也说“叔文善棋，贞元初，出入东宫，娱侍太子”。）按据柳氏所记，作此文时王叔文为53岁，则当生于玄宗天宝12载（753），其于贞元四年入宫侍侯太子当为36岁，这时太子李诵为28岁。（注：据《旧唐书·顺宗纪》，李诵生于肃宗上元二年（761），德宗建中元年（781）正月立为皇太子，时年二十。）

　　唐玄宗即位之初，即建翰林院，设置翰林待诏，也称翰林供奉。《新唐书·百官志》及唐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李肇《翰林志》都有所记叙。《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三载正月有所记，比较清晰：“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4有《翰林》一条，即据两《唐书》，记唐代历朝工艺书画之徒，及僧人、道士、医官、占星等，均入“翰林待诏”之列，而这些人又称之为翰林供奉。这就是说，当时翰林院有两类人，一是属于文学之士，主要为皇帝起草文书，并陪侍皇帝作诗文唱酬，另一类是书画琴棋等才艺之士及僧道医卜等，也属于宫中陪从的行列。后至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另建学士院，把上述第一类的文士移入学士院，称翰林学士，“专掌内命”；（注：见《新唐书·百官志》一。）第二类人则仍在翰林院，称呼未改。在唐代，其社会声誉和政治待遇，翰林学士是明显高于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的，但待诏、供奉中仍有出色的人才，如玄宗时著名书法家蔡有邻、韩择木，书写有不少碑文，见宋佚名《宝刻类编》；中唐时书法家唐玄度、韩秀实，见宋陈思《宝刻丛编》；唐玄度还是一位字体专家，于开成时曾据《说文》，勘正古今异体字，覆定九经字样，见《玉海》卷43。大历时江南著名诗人张志和，也曾为翰林待诏，颜真卿《张志和碑》记张年轻时受到肃宗的赏识，“令翰林待诏，授左金卫录事参军”。（注：《颜鲁公文集》卷9。）至于大诗人李白于天宝初在长安入为翰林供奉，已为大家所知。可见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在唐代与翰林学士一起，应是一个有较高层次的文化群体，我们今天不应以其品位低而仍轻视之。

　　由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可知王叔文在李诵的太子宫中时间是相当长的，在这18年中，不只是以棋陪侍太子，还“献可替否，有匡弼调护之勤”，也就是刘禹锡《子刘子自传》所说的“因间隙得言及时事”。太子李诵是很关心时事的，常与左右议论，但王叔文对此却很谨慎。如《顺宗实录》、两《唐书》本传都记有一事：太子曾有一次与诸待读谈论当时的宫市之弊（即宦官利用专权强占市场之利，详后），就表示要向皇帝进言，在座诸人都极赞同，独王叔文不言。事后李诵单独问王叔文为何不表态，王叔文就说：“皇太子之侍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輙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旧唐书》本传）王叔文的这段话是很合乎情理的，在德宗当时对朝臣常有猜忌的情况下，这番话尤有识见。王叔文在东宫虽常与太子议及时政，但正如刘禹锡《子刘子自传》所说，“如是者积久，众未之知”，就是说王叔文与太子议及朝政时事，十分谨慎，时间虽久，外界却并不知。这应当是符合实际的。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记述此事时，把王叔文訾为“诡橘多计”，应当说是出于嫉视偏见。

　　王叔文在此时期也注意交结外面一些有识之士。如他较早就注意结识当时任翰林学士的韦执谊。《旧唐书》卷135《韦执谊传》：“执谊幼聪俊有才，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第，召入翰林为学士，年才二十余。”又据丁居晦《重修翰林学士璧记》，韦执谊于德宗贞元元年（785）即入为翰林学士。此年翰林学士共8人，年令最高者为归崇敬，年74，顾少连年45，陆贽年32，其他如吴通微、吴通玄兄弟，吉中孚、张周，当都较陆贽年令为高，而韦执谊则二十岁刚出头，这是中唐时入翰林学士之年令最轻者。不只如此，韦执谊在入院的第二年，即贞元二年，撰写《翰林院故事》，把自开元二十六年建院以来的学士姓名都按入院先后记录下来，这是唐代有关翰林学士第一部系统著作，可见其很有识见。同时，韦执谊也是德宗一朝翰林学士任期最长的一位。据丁居晦《重修翰林学士壁记》及岑仲勉《注补》，他于贞元元年入院，贞元十六、七年间因母卒丁忧出院，十九年服阙官吏部郎中，则任翰林学士有十六、七年。

　　《旧唐书·韦执谊传》载韦执谊入充学士后，得到德宗皇帝的信赏，“相与唱和歌诗”，并记：“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俄丁母忧。”据此，则韦执谊在贞元十六、七年丁忧出院前就与王叔文“交甚密”了。正因如此，贞元二十一年（即贞元元年）正月下旬顺宗即位，二月韦执谊就因王叔文推荐，任命为宰相，共同行施新政。

　　王叔文是很重视翰林学士对朝政的作用的。他在贞元末，德宗将去世前，又设法引进凌准为翰林学士，从而使其成为顺宗时新政的参预者之一。丁居晦《重修翰林学士壁记》记凌准“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六日自侍御史充”。又《旧唐书·德宗记》，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日，上不康。丙子，以浙东观察判官凌准为翰林学士。”再过十几天，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即去世。而至贞元二十年年底，当时在任的翰林学士已有6人，为什么这时又要加进一个呢？这确如《旧唐书》卷135《凌准传》所载，是“王叔文与准有旧，引用为翰林学士”。凌准与王叔文同为浙江人，凌准也家世微薄，（注：《唐书》本传都未记凌准的籍贯，柳宗元《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柳宗元集》卷10）记其为富春人，“以孝悌闻于其乡，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训于乡”。）也是“有旧”的原因。

　　这里再补记一事。有些论著说王叔文早年曾在江南作一小吏，引述《通鉴》的一段话及胡三省注为证。按《通鉴》卷236曾记窦群在谒见王叔文时，向其进言：“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葢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元人胡三省于此处有注：“叔文本苏州司功，故云然。”按此事《通鉴》所记在永贞元年三月，当时窦群为侍御史，扬言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又往见王叔文，说了上面一段话。据此，则所谓“去岁李实怙恩挟贵”，即指贞元二十年，这时李实正在京兆尹任上，确如《顺宗实录》于永贞元年二月贬词中所谴责的“颇紊朝廷之法，实惟聚敛之臣”，因此新政实施后贬其为通州刺史。窦群以李实的下场来讽喻王叔文。不过若以窦群的话，说那时王叔文只不过为江南一吏，则不合事实。按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记顺宗即位后，王叔文“由苏州司功参军，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通鉴》卷236永贞元年二月壬戌也记：“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表面看来，王叔文的确在苏州做过司功参军的，实际上则不然，这牵涉到唐代翰林学士、翰林待诏官阶设置的情况，似乎为现在有些研究者所忽略。

　　唐代的翰林学士，实际上只是一种差遣之职，并非官名。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谓：“如翰林学士、侍讲学士、侍书学士，乃是职事之名耳。”清人钱大昕讲得更清楚：“学士无品秩，但以它官充选”，“学士亦差遣，非正官也”（《廿二史考异》卷44）；“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同上卷58）。《石林燕语》卷四还举家中所藏的唐碑，引录两个例子，一是《李藏用碑》，撰者为“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一为《王巨镛碑》，撰者为“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瑑”，其中“户部侍郎”、“守中书舍人”都是官名。叶梦得原意为唐代翰林学士的结衔，有时官名在学士之上，有时在学士之下，无定制，但不管在先在后，是一定要带有官衔，没有只称翰林学士的。因为只有带正式的官衔，才有一定的品位，一定的薪俸。在翰林学士任期内，经过考核，也可以升迁官位。翰林学士如此，翰林待诏、供奉也是如此。如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六载《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之碑》，碑阴有撰者吕向署衔，为“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集贤院学士、翰林院供奉……”，又宋《宝刻类编》卷五载唐玄度所篆的碑记，其名下署为“翰林院待诏、梁王府司马、沔王友”。其“尚书主客郎中”、“梁王府司马”都是任翰林待诏时的官衔。可以注意的是，所署也有地方官衔的，如《金石萃编》卷107《阁国公（梁守谦）功德碑》，篆额者为翰林待诏陆邳，其衔为“朝议郎、权知抚州长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又白居易有《侯丕可霍丘县尉制》，此侯丕原也是翰林待诏，现在则为“可守寿州霍丘县尉，依前翰林待诏”。（注：《白居易集笺证》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这就是说，侯邳此时仍在长安宫中任翰林待诏之职，不过给予寿州霍丘县尉的官衔。白居易在制词中说得很明白，这是“既宠之以职名，又优之以俸禄”，因唐代中期以后地方官的薪俸是高于京官的。

　　由此可知，王叔文之苏州司功参军，即为他任翰林待诏时所带的官衔，并不是他真的在苏州任过此官职。苏州司功，按唐时官阶，当属于中州诸司参军事，为正八品下（见《旧唐书·职官志》一），品阶较低，因此窦群故意以轻视之语，讽其为“江南一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