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三十年的文学流程

一

　　唐诗或唐代文学，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盛、中、晚，其间的起讫年限，当今唐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但初唐，起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止于中宗景龙四年(710)——睿宗景云元年(711)，则看法大致相同，因第二年即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后年开元元年(713)，就开始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也就是进入盛唐之世了。

　　这初唐94年，又可分为若干阶段，有分为三个阶段，或两个阶段的，各有不同说法，当然也各有一定依据。我个人认为，这初唐90余年中，唐高祖武德九年(618-626)、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27-649)，是自成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无论就政治、文化与文学来说，其中心人物即为唐太宗李世民，其起辅佐与纽带作用的是魏征。第二个阶段则自高宗永徽元年(650)起，至701-711年。当然这60余年中还可分前后两期，如有些文学通史或断代史、分体史所论述的，但这所谓的前后两期实不易截然划分，因在这60余年中对文学起政治上支配作用因而在诗歌发展中起明显消极影响的是一个武则天，这也是唐诗的盛唐之音在贞观之后迟迟至60年之后才得以起响的重要因素（此当另文详述）。

　　我很同意罗宗强先生的看法：“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在当时文风的变化上，而且他们的文学思想，还深远地影响着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注：《隋唐五代文学史》（上），第3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唐文学的繁荣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朝代的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唐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

　　唐武德9年、贞观23年，这32年，在初唐文学上所占的时间比例为三分之一，在整个唐代的历史上也仅占九分之一，但这32年是很不平常的，它不但在政治、经济上起新一朝代的兴起、奠基作用，而且在文学上有开拓、创新意义。这一点，过去三四十年前的论点是截然相反的，那时不少论著认为这唐初30年不过是袭齐梁的余风，受宫体诗的浸染。近20年来渐有变化，有新的认识。但比较起来，这30年的文学过程的研究，比起唐代的其他时期来，则相对薄弱，涉及的文献材料甚少，所论的作家不过寥寥几个，总之所下的工夫不多。可能有人认为这30余年时间毕竟太短，一闪而过，算不得什么。但我们如果把这32年放在当代的时间流程，作一比喻，如从建国1949年起，32年，则为1949-1980，对我们来说，即相当于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前期，“文革”十年，“文革”后的四五年。这段时期无论从政治运动或文学活动来说，经历是很不平常的。由此可以设想，这一千多年前的32年，也当有其值得探讨的历程。文学理论所概括的，文学历史所探索的，归根到底是具体人的文学活动。人的文学活动，在不同年份里，有不同的景象，有几年，似乎像是平静淡泊的细流曲涧，有几年，却可能突然出现浩瀚奔腾的巨波大浪。我们今天来研究历史上的文学活动，最好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当时的实景，而再现当时的实景，一个办法是整体展现社会的全景，即当时的政治、经济、风尚、习俗，以及多种文化景象，一个办法是按时间的自然流程展现当时的文学和人一年一年、一月一月的行程和痕迹。

　　20年前，也就是1978年11月，我在《唐代诗人丛考》的自序中曾对文学史写作表述过一些想法，我想借此引录一段，以作为本文构思的一个意向：“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注：《唐代诗人丛考》，第3页，中华书局，1980年1月。）

　　当时我想到的，是用一种编年体的方式，首先是把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区作家的不同活动，放在同一个时间环境中，然后又把这一文学整体，按时间流程，一年一年地往前推移，好似电视屏幕上，有些消失了，有些出现了，很可能这些变动的实景会引发我们原先意想不到的思考。

　　本文就试着大体按这种方式，来描画这唐初30年文学的具体流程。

二

　　唐开国的第一年，也就是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有怎样的一种文学图景呢？

　　在这一年的前一年，隋炀帝杨广还在扬州行宫行乐，而这时天下实际已四分五裂，农民武装，以及地方豪强，都纷纷割据一方。就在这年(617)七月，李渊起兵于太原，西图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立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而自封为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并进封唐王，以长子建成为唐国世子，次子世民为秦公，三子元吉为齐公。这时北方中原一带，则王世充奉隋越王侗据洛阳，李密率领一支农民劲军据洛北，互相对峙。

　　李渊占据关中的帝王之州，有一种政治地理的优势，自然抱统一宇内的意图，于是就在618年正月，命长子建成为左元帅，次子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东进以与王世充争夺洛阳及山东之地。这是唐帝国开国之初的头一个进军出击举措。

　　就在这时，扬州发生震惊朝野的军事政变，即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联合一些武将，把炀帝杀死，名义上立秦王浩为帝，实际上由他控制军政大权，并随即率兵北上。

　　就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几个有影响的文士即遭难而死，未能进入新的朝代。一个是虞世基，也就是贞观时文坛领袖之一虞世南之兄。虞世基在陈时已官至尚书左丞，博学有高才，善草隶，为陈朝首屈一指的诗人徐陵赏识，徐陵以其弟之女嫁给他。虞世基入隋历官内史舍人、内史侍郎，中传称其五言诗“情理凄切，作者莫不吟咏”（注：《隋书》卷六七《虞世基传》。）。另一个被宇文化及杀害的为许善心，也就是贞观及高宗时称名一时的许敬宗之父。他也是由陈入隋的，在陈时15岁即被徐陵称为神童，隋时仕至礼部侍郎，著有《灵异记》10卷，并仿阮孝绪《七录》作《七林》，著作多种（注：《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另在宇文化及北上途中死去的有庾自直和崔赜。庾自直在隋时官起居舍人，曾编有总集类著作《类文》377卷（注：《隋书》卷七六《庾自直传》，及《旧唐书·经籍志》下。）。崔赜则素与当时名学者姚察、刘炫等相善，史传称其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及《洽闻志》7卷、《八代四科志》30卷，可惜未及施行，都因“江都倾覆，咸为煨烬”（注：《隋书》卷七七《崔赜传》。）。

　　约在这一年去世的还有著有著名传奇著作《古镜记》的作者王度，年约38岁。（注：见王绩《王无功文集》卷四《与江公重借随纪书》，《全唐文》卷五二八顾况《戴氏广异记》，及今人孙望先生《蜗庐杂考·王度考》。）。

　　因为炀帝被杀，天下无主，国内形势更加动荡，李渊就于这年五月即皇帝位，国号唐，纪元武德，定都长安。李世民也于六月任尚书令，封秦王。这时他还只有21岁，即开始“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政治、军事生涯。

　　唐朝开国，随着军事形势的进展，渐渐地吸引了周围地区的文人。如陈宣帝第十七子陈叔达，自幼能诗，为徐陵称赏，仕隋为绛郡通守，这时就在长安由丞相府主簿为黄门侍郎，年四十五（注：《旧唐书》卷六一、《新唐书》卷一○○《陈叔达传》，又参见《陈书·高宗二十九王传》。）。颜之推之孙颜师古，在隋时薛道衡曾赏悦其才，后十年间居长安，唐军入城，即在李世民府第为敦煌公文学，唐开国，任起居舍人，时年三十八（注：《旧唐书》卷七三、《新唐书》卷一九一《颜师古传》。）。另一个由陈入隋的文士孔绍安，李渊即位时，马上由洛阳奔赴长安，还赋诗以石榴为喻，说：“只为来时晚，开花不及春。”这年42岁（注：《旧唐书》卷一九○上、《新唐书》卷一九九《孔绍安传》。）。褚亮在陈，年十八时徐陵曾与他商榷文章，深为惊异，他的诗也受到江总的赞赏。陈亡入隋，唐开国时，他与其子遂良正好在陇西薛举幕府。武德元年十一月，李世民进军西北，破灭薛举子仁杲，褚亮、褚遂良就入李世民的府第，任文学、参军等职，这时褚亮年五十九，褚遂良年二十三（注：《陈书》卷三四、《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旧唐书》卷八○、《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与此同时，也另有一些文士分别进入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府第，如贺德仁年六十二，萧德言年六十一，陈子良年四十四，都为东宫学士，他们也都是由陈入隋的。另一个在江南时曾受江总器重，以《月赋》一文见称于时的袁朗，则入李元吉幕，为齐王府文学。庾抱虽不久即卒，但开国初也在李建成府为太子舍人，“时军国多务，公府文檄皆出于抱”（注：《旧唐书》卷一九○上、《新唐书》卷二○一《庾抱传》，又参见《续高僧传》卷三《慧净传》。）。

　　另外，还有散处于其他地区的。如李百药曾被隋炀帝贬为桂州司马，后吴兴郡守沈法兴在炀帝被杀后起兵攻占毗陵，即辟李百药为府掾，这时李百药年五十四（注：《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二《李百药传》，又《通鉴》卷一八六武德元年八月。）。唐初的两大文化名人，虞世南和欧阳询，本随炀帝在扬州，三月之后，被迫随宇文化及北上至山东境内。这时虞为61岁，欧阳为62岁。虞世南为越州余姚人，属文祖述徐陵，学书师事智永。欧阳询则为潭州临湘人，初学王羲之书，后变其体，笔力坚劲（注：虞世南，《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二有传；欧阳询，《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新唐书》卷一八九有传，又参见《法书要录》卷八。）。

　　由此可见，这时的大部分文士，都奔赴长安，其他则因受地理、政治等条件所拘，还散处于南北各地（又如孔颖达、陆德明这时还在洛阳王世充军中）。而在这之中，有才气，有名望的，大多出自于南朝的陈（这点很值得研究）。就在这一年，脱颖而出的，则是魏征。

　　据《旧唐书·魏征传》，魏征为钜鹿曲城人，没有门第背景，少孤贫，但落拓有大志。后出家为道士，但却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就属意于纵横之说。李密率瓦岗寨农民军进据洛阳北面，魏征即应征为其元帅府记室，与许敬宗共掌文翰。本年十月，李密为王世充所击溃，即西降于唐，魏征也随李密入关。但魏征不甘心于作一般官吏，他向唐朝廷上言，愿再出关，招抚山东豪杰。就在十一月，他就慷慨出马，并在出潼关时，写了《述怀》一诗：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行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此诗阔大的胸怀，非凡的抱负，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刚毅气质。清人沈德潜认为《述怀》诗“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唐诗别裁》卷一）。唐开国的第一年，有这样的诗出现，确实预示唐诗“潮平两岩阔，风正一帆悬”的广阔前途。

三

　　以上就是初唐第一年的文学形势图，也就是当时的文人分布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图形又有所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与当时的战争情势密切相关的，其中心人物，则是李世民，特别是武德四年(621)十月开设文学馆，形成在那一动乱时期的一个文化小高潮。

　　武德二年(619)闰二月，盘旋于河北、山东一带的农民军首领窦建德，于聊城击灭宇文化及部队，原在宇文化及幕中的虞世南、欧阳询即转入窦的军中。“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注：《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同年十一月，窦建德又西进，攻陷黎阳，原在徐勣军中的魏征也为所俘。这样，在窦建德军中，虞世南任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丞，魏征为起居舍人。有意思的是，唐初以隐逸著称的诗人王绩却于此时也一度往依窦建德中书侍郎凌敬门下。贞观时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隋季版荡，客游河北。时窦建德始称夏王，其下中书侍郎凌敬，学行之士也，与君有旧，君依之数月。”窦建德于武德三年正月称夏王。可见武德二年、三年，窦建德不仅军事势力强，而且也有一定文化影响。

　　但这种情况马上起了变化。武德三年李世民率军东进围攻王世充，王世充困居洛阳，势不能敌，即求救于窦建德，双方联合，与唐军对垒。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乘窦军轻敌，用计策先加击灭，王世充也就被迫出降。这是唐军在中原作战的一个关键性战役，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故于这年七月下诏，“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给复一年”（注：《通鉴》卷一八九。）。

　　李世民不但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为唐王朝造成文化上的吸引力。这时，虞世南即入为秦府参军；魏征入关，李建成马上把他引为太子洗马。王世充平，则孔颖达、陆德明也就西入长安，而曾与虞世南、庾抱等结为文友的荆州人刘孝孙，也自洛阳入唐为虞州录事参军，他后来于贞观中曾为《续古今诗苑英华》一书撰序，在初唐诗歌思想上颇有建树。

　　这时，上文提过，曾任窦建德中书侍郎的凌敬，在窦军败后，也拟西入长安。这年秋，他先游历洛阳，“洛城聊顾步，长想遂留连”，目睹战后故都“平原悴秋草，乔木敛寒烟”，不免有所感慨，“彷徨不能去，杖策屡回邅”（《游隋故都》）（注：《全唐诗》卷三三。但《全唐诗》题作陆敬诗，“陆”当为“凌”之误，见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这可能代表当时一部分文士的心绪。在这之前，他曾与王绩议论天下大势，王绩对他说：“以星推之，关中福地也。”后来王绩也来长安，见到凌敬，对他说：“曩时之言，何其神验也。”（注：五卷本《王无功文集》吕才序，见北京图书馆藏清陈氏晚晴轩抄本。）屡次想归隐的王绩这时也有如此看法，这也可见一般文士对新王朝的依附心理。

　　就在被誉为“福地”的长安，李世民即于武德四年十月，以秦王府的名义，于长安宫城之西开设文学馆：“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注：《唐会要》卷六四。）这时列于文学馆的，有十八学士，其中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许敬宗等，后来还补收杜淹、刘孝孙，差不多都是一流文士。李世民以秦王的名义而下的《置文馆学士教》，着重提出：

　　“或背淮而至千里，或适赵以欣三见。咸能垂裾邸第，委质藩维，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词而咏风雅。”（注：《全唐文》卷四。）

　　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李世民当时聚集文士，确无地域、门户之见。这十八学士，除了一部分著籍关中外，不少是南方来的（“背淮而至千里”），也有从河北来的（“适赵以欣三见”），这为他在贞观时融合南北文风的主张开了一个良好的头。李世民在贞观时好几次说过：“朕往为群凶未定，东征西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朕）少从戎旅，不暇读书”（注：《贞观政要》六《悔过》，一○《慎终》。）。但就在这种“躬亲戎事”的环境中，他还能设立文学馆，而这时他不过是一位24岁的青年，就能吸引、聚集当时相当数量的知名之士，确实不易。后来他于武德八年因事至泾州，还特地召见被唐高祖李渊因听人谗言，在江南平后被贬为泾州司户的李百药，并赠以诗：“项弃范增善，纣妒比干才。嗟此二贤没，余喜得卿来。”（注：《册府元龟》卷九七。）可见他对文才的爱惜之情。

　　唐高祖李渊是一个平庸之主，军事上主要依靠其子李世民，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文化上除了武德七年由欧阳询、令狐德棻、袁朗等编撰一部《艺文类聚》外，其他也没有什么可提。武德五年十二月，曾命萧瑀、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修撰魏、周、梁、齐、陈、隋史，终因未有明确的修史主旨，“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注：《唐会要》卷六三。）。怪不得王绩虽在齐王李元吉府中住了一些时日，最终还是“病归言志”（注：《王无功文集》卷三《久客斋府病归言志》。按此诗题中“斋”字当作“齐”字，即李元吉齐王府。）。武德的后几年，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