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闻一多与唐诗研究

三

　　我们在前一节中胜一定的篇幅论述了闻一多先生的古代研究，为的是有助于对他的唐诗研究工作的理解。先从宏观上来把握闻先生的研究格局和学术体系，那末闻先生对唐诗的一些具体看法，才不致被误解。

　　闻先生对唐诗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计划。一九三三年九月，刚到清华大学不久，他在给友人饶孟侃的信中谈了近年来从事的学术项目，共有八项，除了《诗经》、《楚辞》各占一项外，其他六项全是唐诗，它们是：

　　《全唐诗校勘记》：校正原书的误字。

　　《全唐诗外编》：收罗《全唐诗》所漏收的唐诗。明已得诗一百余首，残句不计其数。

　　《全唐诗小传补订》：《全唐诗》作家小传最了解。拟订其误，补其缺略。

　　《全唐诗人生卒年考》。

　　《杜诗新注》。

　　《杜甫》（传记）。

　　从这个项目来看，他的研究格局也如同《楚辞校补》，先做文字校订和字义训释的工作，然后再进行综合的研究。过去一些研究者强调闻先生继承清代朴学家训诂学的传统，这是对的，但仅仅讲这一点不够的，应当说闻先生是多方面地承受了前代学者的优良学风。譬如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顾炎武主张“博学以文”，闻先生每做一项研究，都尽可能搜罗有关材料，以求彻底解决，都与这些大学者的学术思想有关。至于他的大胆怀疑的精神，敢于立异的新颖之说，更是受清代学风中积极因素的影响。这些，在他的唐诗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唐诗杂论》中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发表于一九三○年，这是他一系列唐诗研究中所作出的最早的业绩。从这一篇较侧重于资料编排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眼光的非同一般。譬如他注意辑入音乐、绘画、文献典籍等资料，如开元二年杜甫三岁时，根据《唐会要》、《雍录》等书，记设置教坊于蓬莱宫侧，玄宗亲自教以法曲，称为“梨园弟子”。开元四年、五年，连续记载于洛阳设置乾元院（后改丽正书院），加集群书。开元十五年，记徐坚纂修文艺性类书《初学记》成。开元二十年，吴道玄作“地狱变相图”。开元二十九年，崇玄学，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为“四子”，并作为科举考试明经举的依据。天宝三年，芮挺章选开元初以来的当时人诗为《国秀集》。年谱中又以较多的篇幅记载佛教的活动，如开元七年《华严论》成，八年印度金刚智、不空金刚来结（合善元畏称“开元三大师）、开元十八年僧人智升撰《开元释教录》（此书为我国唐以前佛教经录之总汇），开元二十四年五月名僧义福卒，赐号大智国师，七月葬于洛阳龙门北。送葬有数万人，大臣严挺之为作碑。宋代以来，为杜甫作年谱者不下几十家，但都没有像闻先生那样，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这种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国年谱学的一种创新，也为历史人物研究作出新的开拓。

　　在这以后，闻先生继续沿着这一治学方向发展，他的方法运用得更加自如，创获也更加显著。他从不孤立地论一个个作家，更不是死守住一二篇作品。他是从整个文化研究着眼，因此对唐诗的发展就能把握大的方面，着力探讨唐诗与唐代社会及整个思想文化的关系，探究唐诗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诗人创作的缺点怎样与其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发生密切的联系，等等。总之，他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唐诗的发展变化，冲破了传统学术方法的某种狭隘性和封闭性。这是闻先生唐诗研究的极可宝贵的思想遗产，是值得我们很好吸取的。

　　《唐诗杂论》中的《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三篇属于初唐诗的研究。不必讳言，闻先生对初唐诗的具体论述有不够确切、不够全面之处。他对于初唐诗的消极面看得多了些，对初唐诗为盛唐诗歌的发展准备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条件估计不够充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作用的评价也不恰当，他单以某种欣赏趣味的高低来把唐太宗与隋炀帝作类比，认为唐太宗鉴别诗歌的眼力大大低于隋炀帝，在《类书与诗》的末尾还得出这样结论性的意见：“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近年来唐代文学有研究，已经纠正了长期以来对唐太宗评价过低的偏向。

　　我觉得，时过几十年，再来具体讨论某一人物、某一作品评价的得失，并不能对我们的思考有多大的意义。对我们有总义的，是闻先生研究初唐诗的角度，以及他对这一阶段文学变迁审视的眼光，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闻一多先生所特有的气度生魄力。

　　闻先生始终把文学看作为一种历史运动，他把文学发展作为动态来把握。他并不把诗的初唐看作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即唐政权建立（618）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这是前五十年；在这之后到开元初（712），是另一阶段。闻先生这样描写两个阶段交接的情况：

　　“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类书与诗》）这就是文学发展的动态叙述，正好像前面引述过的《风诗类钞•序例提纲》所说的“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那样，作者也是力求给今天的读者看到那个活的时代。”

　　文章接着说：“所以我们要谈的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这又是把文学放在它自身的历史运动中来考察，而不拘牵于封建王朝的兴替。──要知道，在闻先生的年代，谈中国历史要打破王朝体系真不知道有多少困难。据朱自清先生介绍，闻一多先生抗战时期讲授中国文学史时，曾有一份《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提纲，将四千年的中国文学分为八大期，其中第五期名为“诗的黄金时期”，系自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196－755），五百五十九年。由此可见，初唐第一阶段的五十年，只不过是这一大期的一个极为短小的过渡期。

　　接着，闻先生就展开了他那特有的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对初唐诗，他提出三个动向，一是诗的学术化，以词藻的堆砌作诗，于是发展了类书；二是宫体诗的衍变，诗的情趣怎样由亵渎走向净化；三是由于作家身分的变异，一批新人走上文学舞台，诗的题材也得到了解放，即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而前两点，也正是从那“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而著名论断出发的，指出它们都与六朝诗风紧相关连。他说：“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然后他举出从太宗时期到开元时所编修的数量众多。篇幅浩繁的类书；写道：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

　　这几句话真是所谓“立一篇之警策”！要这之前，有谁论述初唐诗，会把它与六朝及唐初的学术风气相联系，在谁会想到唐代前期，大量编修类书是出于一种文学风格的需要。读闻先生的这些著作，确实会有一种启人思考的展新和开拓之感。

　　《春江花月夜》算不算宫体诗，学术界还有争论。闻和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中，主要并不在于讨论这首诗是否属于宫体诗的范围，而是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着重探讨了唐初将近一百年的时期，诗人们怎样以自己的努力，来扫除齐梁以来弥漫于计坛的这种恶浊空气。那种“人人眼角里是淫荡，人人心中怀着鬼胎”，“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的宫廷艳情诗，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的裎裸狂”。但这种诗风盛行已久，隋末的政治风暴并没有把它们驱散，在唐初又适应宫廷的需要而得以继续存在，而且“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闻先生在这里揭示了文学上的一条规律，那就是文风的转变有时的相当艰巨的，它不能单靠政治的力量，而是更靠作家们长时期的创作实践中，经过自我的斗争和提高，才得以逐步完成。冲破齐梁以来诗坛中萎靡不振的那种“虚伪的存在”，开始是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它通过歌唱长安的繁华，教给人们“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但这首诗的形式上还不够成熟，感情又过于狂放，好似狂风暴雨，虽有气势，不能持久，不易为许多人所接受。于是接着出现了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认在？……年年岁风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闻先生指出这首诗里潜藏着一种“宇宙意识”，这就是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到“永恒”。这已经超过了《长安古意》“从宿倡家桃李蹊”的狂放，一跃而进到对青春年华的圣洁般的赞叹。接着就到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这就是“更敻绝的宇宙意识！不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因为在这里，已经把宫体诗所散发的一切潮污浊从诗境中完全排除出去，把男女间刻骨的相思之情，真正用庄严的诗笔表达出来，而且赋予这种真情以哲理的光辉。诗的最后四句：“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闻先生赞叹道：

　　“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闻先生怎样把审美活动与哲理研究融汇在一起，怎样把文风的改革放在历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观照。可以想见，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恶浊环境中，在小市民庸俗情调的包围中，对提高人们的艺术鉴赏水平，培养纯真的审美情趣，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另外，从对贾岛的评论中，我们又可看到闻一多先生对传统批判的特点。贾岛是中晚唐之际有独特成就的诗人，明代著名的诗评家胡应麟曾说：“曲江之清远，浩然之简淡，苏州之闲婉，浪仙之幽奇，虽初盛中晚，调迥不同，然皆五律独造。”（《诗薮》）这种幽奇的计风，大行于晚唐五代：“唐末五代，……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可能有人觉得闻一多先生对贾岛诗评价得太低了。应当说，对贾岛诗的评价，是学术上的百家争呜问题，可以各抒己见，而且以后还会出现新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闻先生在《贾岛》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你甚至说晚唐五代之际崇拜贾岛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偏见和冲动，但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这就把问题一下子提高了。作者接着犀利地提出：

　　“可见每个在动乱中毁灭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

　　这里把贾岛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提到某种规律性的高度。闻先生是环绕诗歌与生活的关系这一文学的根本问题来展开的。他把贾岛生活的中晚唐之际，形象地比喻为“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灰色的时代”。贾岛早年又曾出家为僧，出世超尘的早期经历，养成了“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中年后还俗，屡考不中，仕途无望。时代还是那个时代，一个以自我得失为中心的诗人只能背对着生活，那种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也激发不起他的任何诗情，禅宗与老庄思想又乘虚而入。这就使他爱静、爱瘦、爱冷，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贾岛的诗正是使那种远离生活而又陷于苦闷、无所作为的人们得到某种虚幻的满足。在年龄上，比起白居易、孟郊、韩愈以及张籍、王建来，贾岛是晚辈，是青年，然而在诗的情调上，他比起这些前辈诗人来，又是那么阴霾、冷漠，而且显得如此的疲乏。这种评论是否太苛刻了呢？不，要知道，闻一多先生并不单为贾岛而发，而是超越贾岛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社会老年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这是一种畸形，却又是旧制度（包括闻先生所处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正常产物。闻一多先生这里把古代研究与现实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抗战后期，闻一多先生一方面看到国统区某些文艺作品因脱离生活而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又接触到抗日根据地刚健质朴、有丰富生活内容的新作。由此出发，他特别强调生活对文学的重大作用。他称赞田间的诗是时代的鼓手，说“它所成就的那一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又说：“你说这不是诗，因为你的耳朵太熟习于‘弦外之音’……那一套，你的耳阿朵太细了。”（《时代的鼓手》）他强调诗要有骨格，“这骨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邓以蜇〈诗与历史〉题记》）正是从这点出发，他批判了贾岛，又高度评价了孟郊。他认为孟郊虽没有像在易那样写过成套的“新乐府”，但是他有穷苦的生活作基础，并不追求闲情逸致，“他的态度，沉着面明锋”（《〈烙印〉序》）。他说，苏轼诋毁孟郊的诗，那是出于苏轼的标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的力，像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所存’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炼我们的力“（同上）。无论对于贾岛或孟郊，我们现在看来，闻先生的评价或许还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直探本源，抓住要害，并联系广阔的社会环境，对传统的弊病和现实的症结作犀利的批判，那种眼光与手力，到现在还能给我们以启示。

四

　　在前面一节中，主要是联系闻一多先生的整个古代研究，就注意于文化史的总体探讨和对传统的批判两点，来探索闻先生在唐诗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目的在于从大的方面把握他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格局。我想，这可能比讨论一个个具体问题，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要有意义一些。当然，闻先生唐诗研究的建树还不止这些，还可以举出一问题来谈，如《岑嘉州系年考证》对于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的生平考证，工力深厚，直到现在还可作为依据；又比如《唐诗大系》所选的诗，既能照顾到各种时期，各流派的作家，又能选择其中的艺术珍品，是很有特色的唐诗选本。闻先生所作的《全唐诗》的文字校勘和作品辑佚，以及作家小传订补，其手稿有待整理，一定还有不少富有成果的学术遗产可借探究。以上这些，本文就不再详细论述了。这里拟简单补充一点的，是闻先生学术文章的艺术差。

　　闻先生诗人的素养和优美的文笔使得他的学术文章有一种难以企及的诗的境界。关于这一点，朱自清先生曾经谈到过：“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诗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散文如《唐诗杂论》，可惜只有五篇，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唐诗杂论》的这几篇文章，对学术论著如何做到既富有理致，又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很能给人以思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须要具备多各条件，要有生活阅历，要像闻先生那样有对传统文化广博的学识，还要有很高的艺术素养，能够品味出艺术美的细致精妙之处。譬如他的《英译李太白》一文，谈到李白诗的翻译成英语问题，说：“形式上的秾丽许是可以译的，气势上的浑璞可没法子译了。但是去掉了气势，又等于去掉了李太白。”又如论孟浩然的清逸淡远的风格，说：“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孟浩然》）这些都不是一般的鉴赏水平所能说出的。又譬如他讲到庄子时，说庄子“是一个抒情的天才”，然后举出《庄子》中这样的文句：“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远矣！”说“果然是读了‘令人萧蓼有贵世之意’”。把学术文章当作美文来写，这方面，闻先生也给后来者竖立一个不太容易达到的标准。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只能提一提，其实这是很值得写一篇文来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