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闻一多与唐诗研究

一

　　对于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学术界存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近些年来，闻先生论述过的好几个问题，差不多都有争论；有的虽然没有提到闻先生的著作，但是很明显，其基本论点与闻先生是不一致的。如初唐诗，是否就是类书的堆砌与宫体的延续；唐太宗对唐初的文学发展，是否就只起消极作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否就如闻先生所说的属于宫体诗的范围，它们在诗坛的意义用“宫体诗的自赎”来概括是否确切；“四杰”在初唐诗歌史上的出现，是一个整体，还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孟浩然是否即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没有思想矛盾；中唐时的卢仝、刘叉，是否是“插科打诨”式的人物；贾岛诗是否就那样的阴暗灰色，等等。

　　以上的问题涉及到闻一多先生关于唐诗的专著《唐诗杂论》的大部分篇目。闻先生的另一部唐诗著作《唐诗大系》，是一部唐诗选本，书中所选的作家大多标有生卒年。这是闻先生对于唐诗所作的考证工作的一部分，在于个较长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有时还作为某些大学教材的依据。但这些年以来，有不少关于唐代诗人的考证的论著，对书中所标的生卒年提出异议，另立新说。

　　以上这些情况，已经牵涉到对闻先生唐诗研究某些基本方面的估价。

　　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些问题呢？

　　科学研究是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认识运动。科学史的实例表明，没有一个大师的观点是不可突破的。新材料的初充和发现，新学说的提出和建立，构成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容。闻先生进行唐诗的研究，是在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过了四五十年，学术界出现了与闻先生意见不相同的新看法，修订了其中某些不大符合文学史实际的论点，这正是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正常现象。如果说，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的唐诗研究还停留在二十四年代的水平，研究者的眼光还拘束在闻先生谈论过的范围，那才是可怪的了。

　　对唐代文学研究的迅速进展，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建国以前，我们的一些前辈们对唐代文学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应当特别提到闻一多先生及郑振铎、罗根泽、李嘉言等已故老一辈学者。但唐代文学研究真正沿着正确的方向，有计划地进行，并作出较大的成绩的，是建国以后，特别是近七、八年以来。对这些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突出进展，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填补了不少空白，尤其是注意到了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加以综合的考虑和概括，力图从中探求文学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是研究水平提高的明显的标志。如初唐文学，高宗武则天时期反六朝余风的斗争，大历时期文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南北文风的异同），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革新，古文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晚唐文学，等等。

　　第二，拓展了研究领域，这些年来发展了不少与唐代文学关系密切的边缘科学研究，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文学与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有些论著以文学为中心而扩展到对佛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科举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的研究，扩大了学术领地，也深化了对文学特征的认识。为传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反映了当前社会科学日趋综合化的新动向。

　　第三，对作家作品的考订更加细致精确。过去的唐代文学研究很多停留在名作名句的欣赏上，而对于材料的掌握相对来说较为薄弱，因此难免有些论断建立在不确切或错误的材料基础上。这些年来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对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订，对作品写作年代、真伪存佚的辨析。其细密确切，已远超前人，不仅是对大作家，即使二三流作家，也都有详尽的考析。这方面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它表明了我们不少研究者在踏踏实实地工作，努力使我们的理论研究基础更加紥实牢靠。

　　第四，对诗歌艺术性分析的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词句欣赏的范围，而是从整体的审美要求出发，对思想和艺术作统一的探讨，并且注意到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与外国文学的比较。

　　以上四点不一定概括得很全面，可能还有所遗漏，但即以此四点来说，唐诗研究的进展已经很可观了。我们是站在学术繁荣的新的高度来回视前辈学者的成就的。靠了许多人的努力，我们把学术道路往前延伸了一大段，再回过头来看看前人铺设的一段，我们有理由为自己胜汗水（有时还有血泪）开拓的一段高兴，但绝无理由因此而鄙薄前人的那一段，尽管那一段比起现在来似乎并不那么宽阔，或者甚至还有弯路，但我们毕竟是从那一段走过来的。要知道，在崎岖不平的学术道路上，要跨过一段，哪怕是一小段，是多么不容易，有时看来甚至是不可能的，而这一段或一小段，就是前行者的历史功绩。

　　我觉得，在唐代文学研究取得相当大进展的今天，我们来谈论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如果只是扣住某一些具体论点，与现在的说法作简单的对照，以此评论其得失，恐怕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前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拓他们的路程的，是风和日丽，还是风雨交加；他们是怎样设计这段路面的，这段路体现了创设者自身的什么样的思想风貌；我们对于先行者，仅仅作简单的比较，还是努力从那里得到一种开拓者的启示。

　　这就需要我们思考：闻一多先生是在什么样的观念下来建立他的研究体系的？

二

　　为了叙述的方便，在具体评论闻先生的唐诗研究之前，我们先概略地回顾一下他的古代研究，以便使我们对问题有于个总体的认识。

　　朱自清先生在为《闻一多全集》所作的序中，对闻先生作为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的三者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这几句话对于我认识闻先生的古代研究，包括他的唐诗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闻先生并不满足于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搞那种纯学术的研究，而是努力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与当前的伟大斗争相联系，从文化学术的角度对民族的历史命运作理智的思索。综观闻先生关于先秦《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以及远古神话的研究，不难感觉到它们的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于民族文化的总体探讨，二是对于传统的严肃批判。

　　“我是把古书放在人物生活范畴里去研究”。这可以看作是闻先生进行他古代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他总是想透过书本来剖析活的社会。他在抗战时期的一篇文章中说：“二千年来士大夫没有不读儒家经典的，在思想上，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儒家的，因此，我们了解了儒家，便了解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什么是儒家》）多么警辟的论断！他就是在这种整体观念下建立他的研究格局的。

　　花了十年左右才成书的《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他在书前的引言中说：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文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讹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讲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郭沫若先生在为《闻一多全集》作序时，曾特别注意到了这一段文字，并且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第一项“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楚辞校补》的这一段话，实际上是闻先生对自己十余年来学术道路的一个小结，也使他更加明确了学术思想上的追求方向和所要努力达到地境界。

　　表面看起来，对于先秦，闻先生所作的似乎只是专书整理，实际上他所要努力触及的是“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也就是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他著《周易义证类纂》，是想“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于是“依社会史料性质，分类录出”，把《周易》的文句主要分成三大类，每一大类又分别几个小类，如：

　　一、有关经济事类：甲、器用，乙、服饰，丙、车驾，丁、田猎，戊、牲畜，己、农业，庚、行旅。

　　二、有关社会事类：甲、婚姻，乙、家庭，丙、家族，丁、封建，戊、聘问，己、争讼，庚、刑法，辛、征伐，壬、迁邑。

　　三、有关心灵事类：甲、妖祥，乙、占候，丙、祭祀，丁、乐舞，戊、道德观念。

　　这就是从“时代背景”到“意识形态”，对《周易》作社会文化史的研讨。他的《风诗类钞》，休例也与此相似。在《序例提纲》中，闻一多先生道德提出对《诗经》有三种旧的读法，即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而他这本书的读法则是“社会学的”。他把《诗经》的国风部分重新编次，分三大类目，即婚姻、家庭、社会。他认为这样重新编排和注解，国风就“可当社会史料文化史料读”，同时“对于文学的欣赏只有帮助无损害”。闻先生并不抹杀《诗经》的文学性质，他在译注中很好表达了国风作为抒情诗的艺术特点。他是要充分利用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特殊手段，来揭示那一时代话的文化形态，并把这种形态拿来直接与今天的读者见面，这就是他所说的“缩短时间距离──用语体文将《诗经》移至读者的时代，用下列方法（按即胜考古学、民俗学、语文学的方法──引者）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

　　显然，闻先生这样做，并不单纯是追求一种学术上的新奇，或者仅仅是一种研究趣味，他是把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联结，以古代广泛的文化背景给现实以启示，把他那深沉的爱国主义用对祖国文化的反思曲折地表现出来，来探求我们民族前进的步子。同样，他之所以又从《诗经》、《楚辞》而上溯到神话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话在我们文化中所占势力之雄厚”（《伏羲考》），是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吧”（朱自清《全集》序）。

　　闻先生古代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对传统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植根于他对社国历史文化的赤子之爱。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就是：“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复古的空气》）他早年有一首题为《祈祷》的诗，其中说：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诗人出于对自己人民的爱，提出“如何把记忆抱紧”，而并深情似的请求：“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应当说，这种故国乔木之思正是他作为诗人、学者、斗的根本动力，而作为清醒的爱国者和严肃的学者，他并不沉湎于历史，也不陶醉于传统。经过审视，他愈来愈感到古老文化中的惰性；这种惰性，更由于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而等到加强。批判封建传统，揭露古老文化的惰性和一切不合理成分，在当时的实际意义，就是反对黑暗统治，为民主革命而斗争，这正标志着闻一多先生爱国思想的升华。

　　在这方面，闻一多先生的态度有时是很激烈的，有些地方甚至使人感到竟有些偏颇。如说：“愈读中国书就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五四历史座谈》）。这种有激而发的语句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植根于严正学者的冷静思索：周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是家庭，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文化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家庭主义与民族主义》）

　　一九四三年冬他在一封信中，说到“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给臧克家先生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闻一多先生那种广阔的文化史研究如何加深他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又是如何促进他对传统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如与闻先生共事十余年，深知其治学历程的朱自清先生所说，“是在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而皮荆斩棘，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全集》序）。

　　要知道，闻一多先生是在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进行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这一严峻的环境不仅影响他的诗作，也影响他的学术著作。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那样在一个平各的环境中从事于学术探讨。激烈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斗争，使他本来具有的那种诗人浪漫气质。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促成的。事过几十年，当我们在完全不相同的环境来讨论那些问题，会觉得闻行生的某种片面性（当然，从历史主义地看，这点也不需要讳饰），但我们首先应当看到这种把学术研究与实际斗争相结合，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如何放射出永远值得人们珍视的异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