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结合,史论兼具———从《唐代科举与文学》看傅璇琮先生的治学方法
【摘 要】《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将科举作为研究之中介，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运用文史结合的治学方法综合考察唐代文学与科举的关系。其文史结合的治学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作者对每一问题的论述都以史料为基础，经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分析和鉴别之后他才得出结论。二、注重对一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做历史的分析，以展现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的面貌。三、反过来以诗、文等文学作品来明确科举史中存疑的地方。
傅璇琮先生是当今古典文学界非常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也是我深深敬仰的学界前辈。傅先生的学问很深，学术成果颇丰。近年来他的学术研究受到古典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大影响。罗宗强先生在为傅先生的《唐诗论学丛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所做的序中将它界定为“文学社会历史学研究”，而陈允吉先生为同一本书所作的另一序言中将它称之为“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无论是“文学社会历史学研究”，还是“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其中运用的一个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文史结合。这种方法先生自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种方法，就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做综合的考察……”[1]《唐代科举与文学》是运用这一治学方法写出来的代表性著作，这一点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对于这一点先生自己也是很提倡的，他说：“近二十年来我们唐代文学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进展，是不少学者注意将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有史学研究的扎实基础，就能使文学作品的涵义理解得更为深切、丰满，否则就很容易泛泛而谈，虽然词句很美丽，构思很机巧，但往往会在基本史实方面出差错，从而降低了整篇文章或整部著作的品位。”[2]
《唐代科举与文学》这本书共三十七万字，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十七章，分别是：材料叙说、唐登科记考索、总论唐代取士各科、乡贡、举子到京后活动概说、明经、制举、进士考试与及第、进士出身与地区、知贡举、进士行卷与纳卷、进士放榜与宴集、举子情状与科场风习、唐人论进士试的弊病及改革、进士试与文学风气、进士试与社会风气、学校与科举、吏部铨试与科举。在这些章节中，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充实他所讲述的内容。其中进士试是作者论述的重点，因为进士试在唐代科举中的地位最高，与文学的关系最密切，对举子生活的影响也是最深远的。作者自述：“我的重点是考察唐代士人在登第以前或落第以后的生活情景，至于登第以后如何通过吏部铨选进入仕途，则只用最后一章（第十七章《吏部铨试与科举》）加以概述。”[2]可见作者在将科举制度作为文化史的一种进行研究的时候是紧紧围绕文学这个中心展开的。作者傅璇琮先生是精通文史的，在这本书中他的文史结合的治学方法得到了充分体现，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他的这种治学方法的。
一、作者对每一问题的论述都以史料为基础，经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分析和鉴别之后他才得出结论。
文史结合就意味着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以史为基础，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而不是从想当然出发，作看似概括性强而实为虚拟的推想。傅先生对史这一方面是很看重的，他在《于平实中创新———记台湾学者罗联添先生的治学成就》一文中说：“澄其源，就是探寻问题的原始材料究竟如何，应当对原始材料做准确的搜讨与把握，而不应以后起的或已变化过的材料当作原始材料。清其流，就是从最初的起因出发，不带任何个人爱好与偏见，把由原始材料生发的种种解释、议论、记载，按照事物本身发展加以清理，惟有这样，才能对课题的纵向发展与横向联系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概括，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才会有充实的材料基础。”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傅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傅先生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用以佐证他的观点，这些史料的来源面非常广泛，不囿于一两本书。本书使用的主要史料除了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外，还包括《新唐书》、《唐摭言》、《蔡宽夫诗话》、《封氏闻见记》、《文苑英华》、《玉海》、《文献通考》等几十种之多，这些史料都是第一手材料。作者在论述问题时非常重视对这些史料的考订，真正做到了以史实为基础，用事实说话。如第六章讲到制举的地位时，为了证明制举在唐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先生除了引用《李娃传》中的一段话和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的一段话，在这节的末尾又举出了《通鉴》卷二三七、陈子昂《唐水衡监丞李府君墓志铭》、陈子昂《周故内供奉学士怀州河内县尉陈君硕人墓志铭》、张说《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和皇甫冉送钱塘路少府赴制举》多个例子证明。又如第五章第二节讲到明经科是否也起源于隋的问题时首先列出《通鉴》中的一则材料，根据胡三省注明经科起于隋，《旧唐书·孔颖达传》中的一则材料也表明明经科起于隋。但作者指出“仅凭以上所举两《唐书》和《通鉴》的材料，还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3](P113)根据《唐摭言》卷一和卷十五的明确表述作者断定作为科举制度的明经科同进士科一样在唐代起于高祖武德五年，隋朝的明经科属于科举制度还是属于察举制度还不甚清楚。在这里，如果作者轻信两《唐书》和《通鉴》的材料不仅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还会在基本史实方面出错，从而影响整本书的价值。详尽地占有资料，并对资料作细致地分析和整理，有这样扎实的史料基础做保证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我们也可见出老一辈学者在做学问过程中脚踏实地、严肃认真的态度。
有扎实的史料考证，这并不意味着《唐代科举与文学》是一本枯燥的考据之书。它决不是索然无味的史料的堆积，它是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具有学术价值的观点。纯粹的史料考订是称不上文史结合的。这本书只是将科举作为研究的中介和桥梁，它的最终目的还是对关涉科举的文学的研究。作者通过考证唐初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得出“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这一观点不合理的结论。他通过《通典》和《文苑英华》的材料证明在唐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士考试是与诗赋无关的，到了高宗后期，武则天实际掌握政权时进士试才由试策文一场变为试帖经、杂文、策文三场。到了天宝年间，杂文才专用于诗赋。而在这时，唐诗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了，不仅走过了初唐，也已步入了盛唐的阶段，而杰出的诗人如“初唐四杰”、陈子昂、李白、杜甫、王维等已相继登上了诗坛，可见唐诗的繁荣与试诗赋并无直接关系。从史料出发，经过详细考订得出一个有意义的结论，这表明作者文史结合的治学方法不仅落到了实处，而且体现了其优越的地方。
二、注重对一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做历史的分析，以展现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的面貌。
傅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体现的文史结合不仅在于其扎实的史料和考证基础，也在于其在写作过程中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分析手法。他对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的重视种族、环境和社会习俗对于文学艺术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十分赞赏，同时他也经常提到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的名言：“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这些观点对先生影响很大，是他在写作《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时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用历史的眼光进行分析，展现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习俗对文学的影响。他还特别关注唐代举子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对这一群体生活的历史文化背景及他们的命运他都有详细的论述。
傅先生认为科举制度“牵连着社会上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科举在唐朝的发展，事实上就研究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1]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举在唐代的发展史也就是唐代举子们的生活史。基于这个原因，傅先生注重对唐代举子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作历史的分析，将一部举子们的生活风俗画展现在人们面前。本书从第三章乡贡开始详细地叙述举子们参加考试的整个过程，从被选拔上京考试、考前一些活动直至发榜之后的宴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在科举道路上的艰难跋涉。第四章第三节讲元日引见，即举子们在元旦那一天接受皇帝接见，因为唐人没有文字记载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得其详。为了让读者身临其境地体会当时那种情状，傅先生引用了北宋中叶沈括的一段记叙，写得很风趣，可以作为参考：
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见之日，先设禁围于著位之前，举人皆拜于禁围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阁门之累。常言殿廷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梦溪笔谈》卷九）
作者在这段之后说：“沈括把举人与骆驼并提，诙谐带有挖苦，把一些从远方来的读书人不识礼仪、抢先恐后的纷乱情状，描写得极为传神。”作者就是这样通过极为有限的材料努力展示那个时代举子们辛酸与悲苦的境遇。其中写到一个老秀才一直考到老而未中，有一年除夕夜忽发奇想，想入宫窥看进傩的情况。他被人带进去却被当作一般乐人看待，跌跌撞撞，低头什么也不敢看。这样折腾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住处，连病了六十天，错过了这一年的考试。这样一个失意老秀才的悲惨境遇放入《儒林外史》中也毫不逊色。通过作者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包括科举制在内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压力是何等沉重。有了这样的体会，我们再来读韩愈《与李翱书》中那一段传诵的名句会感到字字包含着血泪：
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傅先生在提供丰富材料展示举子生活道路和心理状态的同时，他往往也会用同情的笔调抒写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将自己融入到那些举子当中，站在那个时代立场上去体会的结果，看来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对读书考功名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的感受是相通的。同情只是一方面，更多的则是对这种状况作历史地分析。同样是第十二章，针对科场中的腐败风习，傅先生冷静地指出；“一般地说，作为封建社会选拔官吏制度的科举制，作为地主阶级国家的一项政治设施，无论它怎样严格防范，漏洞是不可能堵塞的，因为它本身是一种私有制的产物，它是适应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产生的，绝不可能杜绝走私舞弊等腐败风气。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科场禁制十分严密，但科场案仍不时有所揭发，更不用说数量大得多的未被揭发的种种走私行为了。特殊地说，在唐代，科举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它仍不免带有前一历史时期荐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某些痕迹……在这样总的社会情势下，科举取士也呈现出种种腐败的恶劣的风气，那是必然的。”[3](P357-358)这段分析体现出作者历史的眼光，他设身处地站在那个时代考虑问题，并不苛求古人，我想这样才是对那个时代历史面貌的真实反映。
三、反过来以诗、文等文学作品来明确科举史中存疑的地方。
“以文证史”也是文史结合的一种表现方式，傅先生的文史结合在这方面也有所体现。因为史料的欠缺，所以对于唐代科举的不少细节问题至今不太清楚或缺少定论，傅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经常运用信手拈来的诗句补充史料的不足。如第十一章进士放榜与宴集第一节讲进士放榜时的情况时引用了韦庄《放榜日作》、李旭《及第后呈朝中知己》中的诗句，张鷟《朝野佥载》中的记载和晚唐人康骈在《剧谈录》中记载的一则小故事，通过这些诗和文的记载我们对进士放榜过程中的种种细节和情状就了解得非常清楚了。另外对于放榜的时间，根据历史的记载通常是在二月，但具体在二月哪一天不太清楚，傅先生从白居易和柳宗元的文章中推知出了具体哪一天放榜。白居易有一篇《省试性习相远近赋》（《白居易集》卷三十八）题下自注说：“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这篇赋是在礼部试杂文时所作，题下小注是白居易在放榜以后追加的。从这里可以知道唐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放榜的日子是二月十四日。柳宗元有《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二）说：“二月丙子，有司题甲乙之科，揭于南宫，余与兄又联登焉。”据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三载，柳宗元与苑论同于贞元九年登进士第；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贞元九年二月丙子为二月二十七日，由此知这一年放榜时间为二月二十七日。对于放榜的具体时间史料中似未记载，傅先生也是从时人的诗句中推出来的。黄滔有“五更桂苑听榜后”（《二月二日宴中贻同年先辈渭》）、“仙榜标名出曙霞”（《放榜日》）（《唐黄御史公集》卷三）；刘沧有“禁漏初定兰省开，列仙名目上清来。飞鸣晓日莺声远，变化春风鹤影回。”（《看榜日》、《全唐诗》卷五八六）从以上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放榜的时间是在一天之中的清晨。通过对当时人诗、文等文学作品的考察，傅先生明确了关于放榜的一系列细节问题，这些问题在史料中是少有记载的，而他们对于全章乃至全书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以文证史”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考证方法，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傅先生以科举为中介运用文史结合的治学方法写成《唐代科举与文学》，这一写作思路在八十年代中期为学术开辟了一块新的可耕地。在这块土地上，有一些学者已仿照他的写作思路、学习他的治学方法作类似的研究，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4月版）便是很好的一例。这种治学方法为唐代文学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的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后学者还可用这一好工具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挖掘出更多的东西。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序[A].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2]傅璇琮.《唐代铨选与文学》序[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3]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