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气骏爽　篇体光华———论傅璇琮先生学术论著的语言特色

　　【摘　要】在当代学术界，傅璇琮先生的一系列学术论著既开创了文学的历史文化学研究的良好风气，又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意气峻爽”的优良文风，体现了“篇体光华”的鲜明特色。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我们总结他的学术论著的语言特色，就是为了在当今的学术界能够倡导一种优良的文风。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谓：“《诗》总六义，风冠其首，其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而他对文学创作总的要求则是“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这虽然只是就文学创作而言的，但是，事实上，又何尝不可以移用于学术论著的评论呢?在刘勰的观念里，凡为文章，在写作之始，必须首先考虑到“风教”的问题，因为在“怊怅述情”时，只有包含“风教”（社会教化的作用）的文章，才是理想化的文章。就学术论著而言，则只有学术针对性明确，又证据充分、逻辑严密的论著方能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只有文气充沛，理兼情采的论著方能具有清新的文风进而去感染和吸引读者的心灵。即使是刘勰本人的《文心雕龙》这一体大思精的巨著，也正是针对齐梁时期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淫丽而繁滥”的倾向而作的，而且也正是在他那饱含意气、辞采华茂的论述中使人得到理义才情的陶熔；与其同时的钟嵘也正是鉴于齐梁时代“庸音杂体”的流行，诗歌批评中“喧议四起，准的无依”（钟嵘《诗品序》）的混乱局面而明确提出他的“滋味”说的，并试图以此来辨彰清浊，掎摭利弊，进而建立起客观公正的批评标准；唐代的陈子昂更是在痛感于六朝以来“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这样一种“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的创作局面，振臂高呼要求恢复“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光辉传统，千年而下的文人志士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

　　而在当代学术界，傅璇琮先生的一系列学术论著可以说就是这一方面的表率，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意气峻爽”的优良文风，体现了“篇体光华”的鲜明特色。首先，他的每部学术著作，都是具有鲜明针对性的。如作为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的《唐代诗人丛考》之作，就是有感于当时的学术界里一些“纂辑之书”一如“买旧钱以充铸”的现象，而想倡导一种“采铜于山”的原创性研究，他是主张治学必须坚持实证的，“他认为从事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首要的不是采集既有的成果去编结花环，而是弄清客观事实的真相。”（陈允吉《唐诗论学丛稿序》）同时，又“从个案考辨通向了整体研究”。《李德裕年谱》则更是“已经超出了一般谱录编写的范围，而是一种历史的整体研究了”。“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则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所有这一切，概括起来，就被称之为“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罗宗强《唐诗论学丛稿序》）。而且，所有这些著述的语言，都是那样的朴实流畅，文采斐然。就“意气峻爽”的优良文风而言，我们不妨可以从《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之“补记”中窥见一斑。其中提到韩愈为柳宗元所作的墓志铭中的话，他说：

　　有些人在交往中，先是“握手出肺肝以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负”，而一旦友人失势，就“挤之又下石”，而且“自视一位得计”。李德裕也有此遭遇。他在武宗朝任宰相时，特别提拔白居易之从父弟白敏中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白敏中于会昌年间仕途的进升是全得力于李德裕之荐引的。但武宗一死，宣宗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到半个月，李德裕就马上贬官，连续受到打击，直至贬于海南岛而死。这之中，白敏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怪不得清初王士在《池北偶谈》中说：“及德裕之贬，（白敏中）诋之不遗余力。……尤为当世鄙薄。”李德裕在流贬途中所作《穷愁志》四卷，置生死于度外，对世事作了严正的评论，其中有《小人论》一文，说小人不仅是因“世态炎凉”而对人漠视，最主要的是“以怨报德”、“背本忘义”，而这二者又恰恰是“不可预防”的。李德裕这样说，当是有为而发。这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世态人心，都有启发。

　　当傅先生在这里讲述唐代这段政治纷争中的世态人心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抒发个性的“有为而发”之论呢?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中，总不免有着这样那样的“世态炎凉之压”存在。从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得到傅先生内心里那一份关注社会人生的激情，意气骏爽，不平则鸣，针贬时弊，不遗余力，这正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面对世态人生之时应有的态度。

　　其中最为鲜明地体现出“篇体光华”之特色的，则在于一些有感而作的短章佳什，以及一些为学术界友人而作的序跋类文章之中。在《濡沫集》中一篇题为《热中求冷》的文章里就有这么一段文情并茂的文字：

　　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花，就着斜阳余辉，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忘了自己罪人的身份。

　　傅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系工作后的第三年，即1957年夏，因为与几位同事“想搞同人刊物”而被划为右派，遭贬至商务印书馆，这段文字就记述了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的情形。初涉社会的苦难加强了他人生选择的执著；被排挤出学术主流反而强化了他的理性思考。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早就说过：“诗的本质在于使无形体的理念具有生动的感性的美的形象。”从这段文字中可以见出，作者不赶热潮，心无旁鹜而执着于钻研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人生精神境界，透露出他的学术选择甚至人生选择之自觉，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段文字还蕴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清新扑面，沁人心脾，极富美感。同样在《热中求冷》一文中，作者最后写道：

　　1969年至1973年我随文化部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最后一二年，人走得差不多了，由热转冷，劳动战地变成了休闲场所，晚饭后我有时找萧乾、楼适夷诸先生聊天，后即转入屋内，点起煤油灯看书。咸宁地处楚泽，广漠的平野常见大湖返照落日的奇彩，晚间我遥望窗外，月光下的远山平湖仿佛看到这屈子行吟的故土总有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这时心也就渐渐平静下来，埋首于眼前友人从远地寄来的旧书中。

　　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就指出：“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法–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森林，他就要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反复阅读上面这段文字的时候，不禁令人想起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人生目标，同时又会让人联想到王国维借宋人词句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描述的三种学问境界、亦是人生之崇高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审美的境界?人生的苦难经过醇化，逐渐沉淀为一种宁静、澄澈而有深度的诗情。经历了咸宁“五七”干校那样一段身心都备受折磨的痛苦时期以后，稍稍有所宽松之际，居然能够让我们的大学者唤起了对“广漠的平野”那“常见”的“大湖返照落日的奇彩”一种超常的审美愉悦，并由此而产生出一种思想者的深沉幻觉———“月光下的远山平湖仿佛看到这屈子行吟的故土总有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在这种文化审美心理的更深处，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时代悲剧意识的深刻揭示！

　　细检傅先生已经发表的各类著作，像以上描写个人沉湎于祖国学术，孤独然而充实之境界的优美文字实在太多，如《唐代科举与文学·序》描写参观敦煌的印象道：

　　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来。但就在这大片沙砾中间，竟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毫米的小草，虽然矮小，却顽强地生长着，经历了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

　　作者由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联想到了伟大民族的文化的根；由沙漠上备受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等自然灾害蹂躏的小草，联想到我们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等等，这都符合于陆机《文赋》所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刘勰《文心雕龙》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这样一种艺术构思的准则，要言之，即“神与物游”的基本特征。文章的结尾处，他还写道：

　　到过敦煌的人，会更真切地感到敦煌学以及我们整个人文科学，变化是多么巨大。我又想，敦煌在当时虽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但它终究还处于西陲之地，敦煌的艺术已经是那样的不可逾越，那么那时的文化中心长安与洛阳，该更是如何的辉煌绚丽！但俯仰之间，已成陈迹。除了极少的文物遗留外，整个文化的活的情景已不可复见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人，我们在努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的同时，尽可能重现我们祖先的灿烂时代的生活图景，将不至于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历史癖吧。

　　在历史文化遗迹的凭吊中引发出了历史的沧桑感，而在历史沧桑感的抒写中激起的却是一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在这里，还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在艺术构思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刘勰所强调的，是“志气统其关键”（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的结果。

　　神秘而又厚重的大西北，似乎更能引起知识分子的联翩浮想。这不，在傅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重印题记”中，又再一次地写到了西北大地之风光及其历史文化意蕴：

　　这次的河西走廊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汉唐时期的中西交通要道，确与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有关，这条长达千余里的通道，南北两边各是雪山、荒漠，就是这条路上有绿地，特别是几座名城。另一印象较深的是，西北地区的现代化发展确实很快，武威市的人口已达一百万张掖示内大厦林立，市内广场精致，出租车也相当多。敦煌更是发展成旅游热点，八十年代初我至敦煌，看到的多是农居小舍，倒有古朴之感，现在则是满街灯火辉耀，商店招牌炫目。

　　如果说，这段的描述是拥有一份现代化建设的自豪情感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有关天水、周至的描述则更多一些自然人文环境遭到摧毁、生态平衡被打破的感慨了。尤其是有关户县、周至县的一段，他写道：

　　在西安时，六月十三日，与几位友人，坐车西去游户县、周至县。我提出要去看一看户县西边的陂湖，因杜甫于天宝时应岑参兄弟之邀曾去陂一游，写有名篇《陂行》，写得很美，我想去观赏一下杜甫所写的这一美景。那时的陂，湖面是相当大的，杜甫曾有“波涛万顷堆琉璃”之句。但没有想到，我们那天去看，却是一片干枯。我们后去周至县。周至县南有一名寺仙游寺，白居易在任周至县尉时，曾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唱和闲谈，其著名的《长恨歌》即由此而作。仙游寺应是文学上的名地胜景。但现在的仙游寺却已杳然无存，据云因建水库，已将仙游寺沉于库底，当地拟在附近新建一仙游寺。白居易如有知，恐不会再有“自嫌恋著未全尽，犹爱云泉多在山”（《游仙游寺》）了。

　　整段文字借助于文学名篇的联想，深沉地缅怀古代的地理名胜，痛感于人文环境的变迁，斯文虽在，而旧地难寻了。这种深沉的人文关怀，在傅先生的笔墨中是在在有之的。

　　在给蒋长栋先生《王昌龄评传》撰序而对唐代诗人王昌龄被贬至湘西的追怀中，更是将强烈的生命体验寓于清新又带些孤寂的景物描写之中，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一九八六年秋，我因参加韵文学会诗学讨论会，在怀化住了几天，后又应邀去黔阳，游览相传为王昌龄所住之所的芙蓉楼。黔阳县内的青石板路面，街两旁旧时建筑的店铺，在在引起我对儿时江南小镇的亲切回忆。在夕阳返照青山、远望一片黛色的湘西特有景色中，我缅想王昌龄当时不知是怎样一步步来到这个地区的，后来又是如何安于这山山水水，把自己融化于自然和宇宙。

　　这样的生活态度、这样的文字境界，都极富美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黑格尔曾经说过：诗人“所突出并且带着情感去描述的主要适合他内心活动合拍的那些情节，这些情节描述得愈生动，也就愈益在听众心中引起同样的情感。”

　　以上所列举的文字都出自随感或序言等散文小品之中，按照通常的理解，这类文体当然可以抒情，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示文采。其实，如果从文采和诗情的角度看，傅先生的有些学术论文又何尝不是如此?且看：

　　纵观天宝时期的诗坛，使我们感觉到不少诗人似乎从开元盛世的光圈中走了出来，他们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幻想式的雾气，而逐渐学会用一双清醒的眼睛来看现实，我们发现他们饱含诗情的眼神中竟如此的忧郁，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深刻的不安。陈寅恪有一种本领，他能够利用并不很多的常见材料，或者就用前人提供的线索，然后如禅宗那样地直指本性，一下子把具体材料提到历史发展普遍性的高度。他的这种提高或引申，当然并不都很准确，但你在沿着他的思路探寻时，拨开史料的丛林，穿过弯曲的溪流，你好像忽然来到一个山口，面对眼前展现的一片平芜，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美感。他的著作吸引人的地方就在这里。

　　形象生动，文采飞扬，情韵悠长，却又深刻独到！在一般人的眼中，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学术论文与文学作品、抽象理性与诗情画意似乎是冰炭霄壤的，但是，傅先生的这些文字却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水乳交融，看到了这位学者的深刻理性与诗人的感悟激情、社会科学的超脱冷峻与人文学科的人间关怀在学术研究中的互相促进、相得益彰，而这在目前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文章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傅先生学术研究之开拓成就已为众所瞩目，但还少有人注意到其如此诗一般的奇情异彩和独特魅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许多学术文章写得让人越来越读不懂的情况下，管见所及，觉得傅璇琮、王元化二位的文章当得起“明白如话”四个字。傅璇琮的学术语言都能做到清楚明白，理论阐释也绝不晦涩，即使是以考证为主的论述中，也分明地体现了上述这种简洁省净且富于文采的语言特色。如他考证王湾生平而涉及其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之受到张说激赏的现象云：

　　先天或开元初，不但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早已死去，在武后和中宗时受到宠幸的宫廷诗人，如沈期、宋之问、苏味道、李峤等，也都相继或贬或卒，离开诗坛，而一些盛唐诗人，不但、杜、高、岑都还在童年，较早的如王之涣、王昌龄、崔颢、孟浩然等都还没有写出代表的诗作。正是在这样一种新旧交替而暂时形成空隙之际，王湾唱出了“潮平两岸阔，风正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那样风格壮美而富于展望的诗句，一扫武韦时期绮丽不振的诗风，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一新耳目，预示着盛唐诗歌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这正是这一诗篇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以及它在盛唐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

　　又，考证贾至生平而涉及杜甫诗《送贾阁老出汝州》之解析，云：

　　就在那年春天，贾至由中书舍人出汝州刺史。关于贾至出守汝州，新旧《唐书》贾至本传一字也没有提到，仅仅在《新唐书·肃宗纪》于乾元二年三月提到一句汝州刺史贾至云云，那已经是第二年的事了。此事首见于杜甫《送贾阁老出汝州》一诗，云：“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宫殿青门隔，云山紫逻深。人生五马贵，莫受二毛侵。”贾至这时为中书舍人，中书省在右，因此，唐人习称中书为右曹，又称西掖。杜甫这时任拾遗，属门下省。而唐时“两省相呼为阁老”（李肇《国史补》卷下）。贾至由中书省外出，因此诗中说“空留一院阴”。贾至为洛阳人，汝州在南阳，与河南府相邻，因此也可以说“归故里”。时在春日，所以说“损春心”。杜甫于同年六月由左拾遗出为华州司空参军，则本年春尚在长安，时地也均相合。

　　傅先生的学术论著，不论是考据文字，还是诠释文章，对于文学作品的认识不再是简单的判断，而达到了“同情”之“了解”；通过具体历史文化环境细节的清理，以准确地阐释诗歌内容；在理性的认识中，包含着一种情感体验，包含着对于文学作品诗意的确切阐发。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联想起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采用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诗史互证之学术方法，以设身处地的了解代替脱离历史的单纯判断这种“通识”的境界。当然，这是就读者的感受而言的；对于傅先生，这种学术研究、学术发现本身，也许更到了“进乎技”而“游乎艺”、“饮之太和，独鹤于飞”的境界罢–和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完全相通了！然而，如果我们在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傅璇琮先生的写作生涯作一纵观的话，我们也就不难发现，他的这种清新活泼的文笔，意气峻爽，篇体光华的语言特色又是与他少年时期的读书与写作训练分不开的。傅璇琮先生少年时期曾经凭着自己向《开明少年》及《中学生》等杂志投稿所的购书券买到了一部大书，那就是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作为初中生的他竟然能够一口气将这部长达四百多页的大书通读了一遍，书中那颇有现代特色的人物对话，那清新优美、情感丰富的叙述文笔，无不给这位少年学子以强大的吸引力。由此，使他对朱东润先生的学问景仰有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把朱东润先生的所有传记著作都读了个遍，并满怀深情地在《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上发表了题为《理性的思索与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的学术性纪念文章。虽然，此文作于他六十余岁之时，但那种植根于少年时期的景仰之情，仍不时地隐隐透露于字里行间，如文章一开头就说：

　　在老一辈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中，朱东润先生是我几十年来一直十分敬仰的一位。读朱先生的著作，总会感到一种人格的力量，又能受到做学问的一种极难得的启示和陶镕，那就是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既要有理性的思索，又要有情感的倾注，这样才能使传统的研究蕴含一种“秋冬之际”、“山阴道上”的眷恋情怀，又能有一种“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舒朗气息。

　　在这段诗意化的话语中，其本身就不仅具有“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舒朗气息，人们更不难体会到傅璇琮对朱东润先生所倾注的深深的怀念之情，尤其是能够从朱东润先生的传记文学创作中得到一种理性思索的启迪。当然，傅先生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一种类似于他评论钱钟书先生时所说的，这种超然于程式，是他深厚的学养之必然。而上述那些鲜活的意象与充满诗情画意的语句，一旦从他的笔尖流出，就足可启人心智，又涉笔成趣。

　　傅璇琮先生在谈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时说到：“通篇用明白如话的文体写成，没有艰涩难懂的语句，不堆砌那些生造的、使人看不懂的名词和术语，真正做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使我想到，我们的文学创作要有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不应排斥引进某些外来的概念、范畴，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的名词术语，但运用时应当有精确的科学的含义，读了要使人更加明白.而不是使人更加糊涂的。”“注意学习和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这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我感到，我们还是应当尽可能地采取我们民族文学中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样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从中看出作者文风的形成，除了固有的语言修养而外，也是他有意识地追求这种明白晓畅文风的结果。胡适在《晚年谈话录》中说：“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傅璇琮的论著之所以影响广泛，同他的文风是有很大关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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