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巨擘，文化传人——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

　素处以默 夜傍青灯苦读书

　　傅璇琮，1933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傅璇琮的父亲贤弼先生，早年在金陵古都的一家营造公司给资本家当账房先生，以他微薄的收入供养着一家五口人，小日子倒也过得平平稳稳，他的儿子也终于能稳步地从小学读到了中学，并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傅璇琮在家中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贤弼先生对爱子在学校里出色的学习成绩自然是喜在心头，但从不表露在脸上。他并无重男轻女的思想，璇琮虽然是独子，但父母亲对他还是要求很严，甚至到了十分苛刻的程度。在他读中学的时候，家住三市路，与他就读的宁波中学近在咫尺，但也要求他必须住校，因此，除了周末他一般都不回家。当时学校伙食也很差，有时只有一点酱豆腐和两条小咸鱼，家里十分心疼他，慈母特地为他烤了牛肉让他带上，他却以为不可，坚持不肯带。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锻炼了年轻学子那种刻苦向上的刚毅气质，为他此后面对更加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傅璇琮在念初中的时候，正当解放战争时期。宁波中学师资雄厚，又有着高标准、严要求的良好校风。这是当年孙中山先生曾经发表过演讲、亲自播下过民主革命火种的地方。解放初期刚继任的校长钱念文先生，曾在春晖中学接受过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教育家叶圣陶、夏丐尊等人的教育和熏陶，思想开明，治校严谨。他制定了“名师治校，学生自治”的办学方针。同时，在师生之间他又提倡一种民主、平等的和谐关系。正因为有了正确的办学方针，吸引了一大批有名望的教师前来执教。正是在一种优良师风的熏陶下，培养了璇琮刻苦求实、敢攀高峰的性格特征。

　　那时的少年学子们对于曾经活跃于白马湖畔的文化精英们都是崇拜已久的，当时由夏丐尊、叶圣陶等先生主编的《开明少年》、《中学生》等杂志由上海《大公报》和开明书店出版，公开发行了，璇琮订阅了这两份杂志，从这一方窗口探视着当时国内的政治文化风云，并大胆地向这两刊投稿。那时的开明书店有一规定，学生稿件刊用后，稿费并不付以现钞，而是寄赠向开明书店购书的书券。这对于爱书如命的璇琮来说，可谓正中下怀，因为他最喜爱的正是书。他把书券积累起来，到了一定数量之后，到书店买的第一本书就是朱东润先生写的厚达四百多页的《张居正大传》。作为初中生的他，虽然不可能完全读懂这部大书，但他居然咬咬牙，一口气通读了一遍。书中那颇有现代特色的人物对话，那清新优美、情感丰富的叙述文笔，无不给这位少年学子以强大的吸引力。读着读着，居然到了入迷的地步。那天，母亲给了他一盘米块（宁波当地的一种糯米制成的点心），并给了他一盘糖，让他趁热吃了。他头也没抬，只是“嗯”了一声，继续读他的书。等他从房中出来时，大家一看都愣了，只见他满嘴乌黑，问他米块吃了没有，他说“吃了。”大家都禁不住大笑出声。他这才感到了事情的不妙，等他一抹嘴，才发现自己竟然满嘴都是墨汁。原来是他错把砚台当作糖盘了。乐得老外婆连连夸赞：“好好好，喝足了墨水才能中状元哪！”

　　正是少年时期的课外读书生活，使他对朱东润先生的学问景仰有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把朱东润先生的所有传记著作都读了个遍，并满怀深情地写下了题为《理性的思索与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的学术性纪念文章。虽然，此文作于他60余岁之时，但那种植根于少年时期的景仰之情，仍不时地隐隐透露于字里行间。他从小酷爱读书，父亲在外工作，无人督促他的学习，他也根本不要人家来督促他，学习十分自觉。当时家住一楼，盛夏季节，酷热难耐，外婆常常带着几个妹妹在屋外乘风凉，有时让他也出来吹吹风，他总是说要读的书尚未读完，从来不肯出来一起乘凉，只是一心读书。十余年的寒窗苦读，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51年夏，离他高中毕业尚差半年，就以同等学历的资格报考了他向往已久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

负笈京城 三校名师普授恩

　　傅璇琮是幸运的，1951年的秋天，他就从人杰地灵的宁波，来到了繁华的京都。一个纯朴的中学生，一下子进入了这样一座风光旖旎的名牌学府，他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都是那么诱人，他好奇地观察着这所高等学府里的一切：那苍翠的古树名木，那幽静的林荫甬道，那颇具西欧建筑风格的图书馆，那生物楼旁古朴的音乐厅，甚至那些夹着讲义、行色匆匆的老教授……尤其是那图书馆和音乐厅是他印象最深的两个地方。在他写下的《清华旧事》等几篇回忆短章中曾不止一次满怀眷恋之情地讲到过它们。

　　清华当时的校风是比较宽松的，很有一种民主的氛围。他们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自由活动。他则是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就到那颇具西欧风格的图书馆去阅报看书。

　　清华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课，老师讲得轻松，学生学得也愉快。诗人陈梦家先生当时教语言文学概论，王瑶先生教大一国文，李广田先生教文艺学引论，不仅是在课堂上可以充分领略著名学者们情调各异的风采，即使是在1952年所谓“三反”、“五反”运动中，教授们的政治批判会居然也是学生们聆听名家教诲的极好机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教授们都要作自我检讨，学生们可以自由地去听。傅璇琮当时就幸运地聆听过金岳霖、冯友兰、张奚若等老先生的自我批评，使他真觉得大开眼界。他们讲得是那么真诚，那么深刻，自我检讨之中又能结合各自的学科来讲，讲得那么专，那么透，就像是在作学术解剖，让人感到不是在听政治批判，而是在听学者们的学术交流。这是在一般的课堂中所听不到的，也正因此，养成了璇琮探索不同学科治学路数的浓厚兴趣。然而，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变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北大不设工科，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燕京大学取消。而傅璇琮则从清华到了北大。这样一来，北大中文系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壮大，真可以说是人才荟萃的国学渊薮了。几乎是每一门基础课都由国内一流的名家执教，听着这样一批名师的课，让人感到就像进入了一座深不可测的学术殿堂，使人整个身心都受到了德业的熏陶。
正当傅璇琮在学术的海洋里尽情地遨游之时，不知不觉之间，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像他这样埋头苦读的书生，居然也难以逃脱风暴的袭击。

编辑生涯 几多辛苦几多甜

　　在反右斗争中，傅璇琮被调出北大，到商务印书馆从事文字工作。傅璇琮进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那里原有一个古籍编辑室，室主任是辞书编辑专家吴泽炎先生。他出于对青年学者的关爱和保护，就有意将自己本来就打算要做的一项工作交给了璇琮，那就是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目的显然是要这位刚从北大贬出的年轻人借此可以好好地收收心，以便尽快地从抑郁的心态中摆脱出来，同时也可以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具体要求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一律改为新式标点，并且还要从现存的李慈铭日记中补辑旧编所缺的或漏收的部分内容。

　　对于李慈铭其人，璇琮并非一无所知，小时候就读过《孽海花》这部小说，那时候对于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只感到十分的可笑，但也就仅此而已。现在却要把读他的日记当作一件正式的工作来对待了，自然这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李慈铭是近代中国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加之他又是浙江大同乡，所以读着读着，居然慢慢地改变了原先的看法，甚至于对他那坎坷的经历产生了同情。因而，做起这个工作来也就不显得怎么的苦了。

　　那时的商务印书馆设在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10号，整体布局上来看，就是由几个四合院组成，一律都是平房，而古籍编辑室则是坐落于北屋的西头，门前就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活：

　　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花、月季花，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忘了自己罪人的身份。（《热中求冷》，见《濡沫集》第96～9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就这样，在人家正热衷于投身到各种运动之中的时候，傅璇琮却在那冷静的京城一隅细细地阅读着晚清文人的文集和日记杂著，居然真的就像是“忘却营营”了一般，假如用他自己给曹道衡先生《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作序的标题来说，那就叫“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接着，他又细读了经过专业编辑赵守俨先生整理过的俞正燮《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等，为他此后的直接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年的六七月间，商务印书馆的古籍编辑室取消了，专门成立辞源编辑室，吴泽炎先生留下来专职主持《辞源》的修订工作；其他大部分人则转到中华书局，璇琮也在其内。当他刚到中华书局，局里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先生就告诫说，要在工作中好好改造，把工作做好。这当然是作为领导的身份必须要说的场面上的话。其实，他倒是个十分爱惜人才的人，把这个年轻知识分子牢牢地圈在古籍之中。大概是看着璇琮得力好用，基础厚实，于是，他又向璇琮询问：“你们北大中文系像你这样的，还有没有？”璇琮自然就领会了他的用意，于是就举了几个，他就随手记了下来。后来，璇琮的难友褚斌杰、沈玉成也从京郊斋堂的劳动改造场所被调到中华书局来读古书了。

　　经过在商务印书馆的一段闭门读书的时期之后，他的内心已经完全的沉静下来了，与古代典籍之间的那种亲和力在不断地增强，作为专业编辑，他已经渐入佳境了。有两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一是他刚到中华书局，就被安排到古代史编辑室工作，并要着手写出关于明末李永茂于崇祯十五、十六年在兵科给事中任内的两件疏稿《邢襄题稿》和《枢垣初刻》的出版说明。一般地说来，这是只有资深的专业编辑才能从事的工作，而现在却要他这个二十五岁的“戴帽子”的年轻人来做，而且他又不是搞历史出身的，起初他还真有那么点儿畏难情绪，到底应该如何做法呢？他想，一部书的出版说明，尤其是较冷僻的书，大概应当在一开始就要用比较浅显明白的语言交代清楚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不管自己在动手写作之前已经查阅过多少资料，都不能把这些资料堆砌出来，而只能将这些资料作为背景，经过充分的理解、概括，然后用自己的笔写出来。他就这样做了，硬着头皮一口气写了三千多字。

　　他撰写的出版说明，文字省净，言简意赅，既说明了该书的性质、内容，又说明了两疏写作的时代背景及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读了令人一目了然。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是很能充分利用自己所学中文的某些优势来从事历史文献整理工作的。更重要的是，由此也培育了自己文学与史学相结合作综合研究的浓厚兴趣。

　　另一件事是在这之后不久，也就是当年的八月份，组织上又把他调到文学编辑室，要他加入《新编唐诗三百首》的编选注评工作。接着，文学室主任徐调孚先生又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为顾颉刚先生校点的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写一篇出版说明。虽然这对于一个学文学的来说应该是老本行了，但是，在大学中文系里所能学到的也只是一些选篇，他当时大概在课外也只是读过几部选本。这次，他为了写那几千字的出版说明，几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不但通读了《诗经通论》，还参读了郑振铎《中国文学通论》一书论“毛诗序”的全部内容、朱熹的《诗经集注》，以及清代的其他几部所谓的凝古之作（如方玉润等人的著作）。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这种甘为文化学术事业而执著奋斗的精神，使他在专业编辑的岗位上终于成就了他今后的辉煌。即使是在当时，他就明确意识到了一点：“一个人，即使长期在出版社工作，不在大学或研究所，也能学有所成的。”因此，那时他就立下了一个志愿：“我要当一个好编辑，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专业编辑。”

潜心学术 导夫先路开风气

　　在五六十年代的整个20年里，傅璇琮以他的身份，是不能写文章往外发表的。于是，他只能白天审读、加工他人的稿件，晚上回家看看自己要看的书。有一次，当他处理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书稿时，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何不干脆搞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呢？于是他就向领导提出了这一建议，结果马上得到认可。于是，就把陈友琴先生的这部书稿改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后来又相继组约《陶渊明卷》、《陆游卷》、《柳宗元卷》，以及编辑部自己编纂的《李白卷》、《杜甫卷》。他本人则因为在北大从浦江清先生求学时已对宋代诗文深感兴趣，立志于从事宋诗研究，于是想从资料积累着手，开始编纂他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和《杨万里范成大卷》。在那段时间里，他平时从中华书局图书馆里借书，夜间翻阅。每逢星期天，就到府右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的书，中午把早晨所带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聊当一餐午饭。就这样，做成了共有90余万字的两部研究资料汇编。从此，他对文献资料的研究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十年动乱的结束，使他的心情格外的开朗。他准备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工作，这时，北大方面提出要调他与褚斌杰回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嗣后，清华方面也多次与中华书局交涉，要调他去担任中文系主任，但是都未办成。实际上，关键还在于他本人的态度并不坚决，他已立志向周振甫先生学习，一辈子从事这“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事业。1978年，他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了纠正，中华书局任命他为古代史编辑室主任。于是，璇琮在70年代后期就有了一个宏大的研究规划，那就是大致用十年左右的时间，编著五部书：《唐代诗人丛考》、《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才子传校笺》，朝着这个既定的目标，他开始奋力拼搏了。

　　傅璇琮的第一部专著是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这是他20年磨一剑的学术结晶。早在60年代初，他就已经开始酝酿该书的基本思路了。当时，他由于胃出血而不得不住院，随身携带的是一本那时刚刚出版的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本。从丹纳的书中使他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觉得研究文学就应当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这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改变，但是，具体的应该如何着手呢？这就促使他进行了深入的思索。首先，他想到了编年史。他认为文学编年史将会较圆满地解决研究整体的问题，而当时通行的文学史著作在体例上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一想法后来就写进了《唐代诗人丛考》的前言之中，他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对于叙述复杂情况的文学发展，似乎也有很大的局限。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点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坛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份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

　　这一连串的逼问，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真可谓是天问式的一种求索，也是对当时的文学史研究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而尝试着要解决这一课题的又正是傅璇琮自己。

　　他带着这些想法出院了，并准备在中国文学充分发展的时代——唐朝来作一番实验。于是，就陆续阅读了一些唐代史书和唐人的别集。然而，还没能等他正式动手来作这番实验，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天翻地覆，风云突变，这些想法也就只好深埋心底了。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文革”后期，他居然又有了读古书的机会！那是在文化部的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里，最后的一两年，活络点儿的人都走了，剩下几个老实巴交的继续守望着那一片战地黄花。原先轰轰烈烈的劳动战场，如今变成了冷冷清清的休闲场所，倒也乐得清闲，每天晚饭之后，他就去找萧乾、楼适夷等先生聊聊天，然后就折回他的小屋就着一灯如豆的煤油灯看起他的古书来。
在这地老天荒的云梦大泽里，比起人潮涌动、人心浮躁的大都市来，倒也少了些禁忌，多了些自由。这平芜旷野宽广的胸怀似乎最能容纳读书人的执拗，你爱读什么就读什么，什么都可以想，又什么都可以不想。尤其是到了晚间，倚南窗以遥望，那月光下的远山平湖间，彷佛时而可以影影绰绰地看见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这时的傅璇琮还真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了，他决心要弄清唐代文学的来龙去脉，虽然我们已经搞了多年的作家评论，文章和著作也已不少，但是细究起来，众多作家的生平仍然是若明若暗，有些事迹的叙述不够确切，有些则基本上搞错了。一些大作家尚有大致的轮廓，而一些中小作家则还是无人过问，对于他们在当时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居然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作出精确的编年又是谈何容易！这就促使他回过头来先做作家考辨的基础工作。于是，蕴含着文学史研究全新理念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
他在《唐代诗人丛考》中，除了考索作家事迹以外，就特别注重两个方面：一个是注重于数量较多的中小作家，而过去的研究视角只落在少数几个大家身上，于是文学史往往成为孤立的点的联缀，而不是永流不歇的作家群体的发展。他以为，“时代特色往往在一些小作家的作品中更能体现出来。研究大家与小家的关系，研究他们怎么共同承受社会的影响而又如何风格各异地表现出时代的音响和色彩，这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多少吸引人的新鲜题材”。另一个是注重不同地区的作家群的分布，从中探索不同的创作风格。如对于由盛唐向中唐转变的大历时期，过去的文学史研究大都只作点儿笼统的否定就一笔带过，而在本书中则是对当时众多作家的分布作了群体的分析，他描述道：

　　在当时众多的诗人中，除了李白、杜甫、高适、岑参、元结少数杰出的以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群，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那就是翃钱起、卢纶、韩等大历十才子诗人，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呈献当时的祐达官贵人。一是以江东吴越为中心，那就是……刘长卿、李嘉等人，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风景山水。当然，这其间也有交错，如卢纶、司空曙也写过南方景色，皇甫冉、严维等也曾在洛阳做过官。但据诗歌史的材料，大致可以分为这两大群，两个地区，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有所不同。

　　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他试图以群体研究来理清唐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他成功了，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南开大学的罗宗强先生认为“这部著作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唐诗论学丛稿》序），此后又有一些研究者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对大历时期的南北两派作了充分发挥，如蒋寅的《大历诗风》一书的出版就成为他的学说的有力回应。

　　在他的第一部专著取得巨大成功以后，本来他还想做中晚唐文学的研究，但中晚唐的文献材料比初盛唐要复杂得多，其间有不少作品的真伪还需要清理。因此，他就想索性先对整个唐五代的人物作一个综合性的传记索引。然而，学术上的成功又往往连带着引起职务上的变动，中华书局又决定让他担任副总编，1991年又似乎理所当然地要他担任总编。实际上，行政事务并非他之所长，因而，工作的压力就更大了。于是，他只好与友人一起合作，收辑了83种唐宋人的史传著作，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编成了一部130余万字的大书，题为《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日本东方书店1987年重印版）。有了这样雄厚的资料基础之后，他就接着做下一步工作了，那就是《李德裕年谱》。他之所以要选择这一高难度的题目的原初动因，在他的序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认为：“牛李党争中，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办法则是研究李德裕。”这个题目不仅难度很大，甚至于还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李德裕毕竟主要还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一生牵涉到许多的政治事件和活动。而自己毕竟又不是治唐史出身的，何况牛李党争本身就已经够复杂的了，因党争之故而造成晚唐史实的真伪混杂现象更是使不少人感到十分的头痛。但是，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艺术就是一种勇气”。事实证明傅璇琮正是具有大智大勇的文学艺术研究的开拓者。假若没有这种探索和创新的勇气，也就不可能在1978年那个动乱刚刚结束的时期，马上奉献出《唐代诗人丛考》那部开拓性的专著。现在，凭借自己两年多时间的史料考辨功夫，他就更加勇气倍增了，他必须攻下这个坚固的堡垒，为唐代文学研究界扫清障碍。

　　《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一出版，立刻得到学术界的热烈反应，罗宗强先生称赞说：“在对纷繁复杂的史料的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而且是一种论辨是非的充满感情的审视。这其实已经超出一般谱录的编写范围，而是一种历史的整体研究了。”（《唐诗论学丛稿》序）陈允吉先生则称赞此书“是由精深的个案辨析进入博通研究的范例，全书围绕着‘牛李党争’这条主线展开，著者把谱主一生活动和历史功过的评说，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政局变动，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完全可以当作一部中晚唐的政治史和文化史阅读”（《唐诗论学丛稿》序）。

　　如果说，上面两部专著都是由个案考辨通向整体研究的话，那么，《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则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唐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书中收集、罗举了大量的典型材料，以唐代的科举制度为中介，采用生动的描述方式来探求唐代诗人文士的文化心态，并由此达到与当时文学创作的沟通。这在著作体例上更是一种独创之举。

　　以上三大专著“体貌颇异，而材料之富赡翔实与论证、描述的充实具体乃是其共同特色，它们着力展现的是历史上一个强盛时代的作家群体，在他们身上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思想性格与多彩的世态心情，就如同这些具有高度文明的古人在我们跟前复活过来一样”（陈允吉《唐诗论学丛稿》序）。

　　卓异的研究成果为傅璇琮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威望，而中华书局总编的工作业绩，更使人看到了他潜在的学术组织领导才能。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恢复工作，由老干部李一氓先生任组长，傅璇琮被聘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参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工作。1990年冬，李老逝世，继任者为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先生。1992年5月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傅璇琮代表领导小组在会上作《1991年～2000年古籍出版规划制定报告》，嗣后，即被任命为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秘书长，同时兼任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他身上的社会职务越来越多，担子越来越重，而纯朴实在的他却依然勤勤恳恳地埋头于自己的学术天地之中，从不自傲其功，自夸其能，一方面又在不断地推出他的最新成果如《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唐诗论学丛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力作。同时又以其非凡的学术气魄，怀着对学科建设强烈的责任感，有计划地组织领导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和唐代文学的深入研究。

　　首先，在他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期间，由他主持并亲任主编的《中国古籍总目提要》这一跨世纪的浩大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该书是总括现存汉文古籍的综合性解题目录，全书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为基础，并参考现代学科分域，总分为四十个分卷，现已完成经部的周易卷、文字音韵训诂卷，史部的职官贡举卷、金石考古卷，子部的医药卷，集部的总集卷、诗文评卷以及丛书卷，其他各卷正在编纂之中，计划于2005年前全部完成。全书40分卷的提要，实际上就是中国古籍的百科全书。它从文献学的角度，总结我国古代各学科的发展概要及其代表性著作，它不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且在学术质量上更是继承前人成果，并站在２０世纪学术发展的高度，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概括与具体评析。它将是我国学术界对人类文化发展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他还主编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已出版三辑共30部当代学者研究古籍而获得重大成果的学术专著。又与顾廷龙老先生共同主编《续修四库全书》，该书共约2000册，到2002年上半年已经全部出齐。他所撰写的《续四库全书编纂缘起》一文，就清修《四库全书》所收典籍、禁毁书目以及乾隆以后至1912年间的学术成果详加论析，并提出了续修四库全书的根本原则与具体步骤，宏通博肆，淹贯经史，体现了高度学术整合的水平和识力。此后，又应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之聘，任《全宋诗》的第一主编，现已于1999年初出齐73册，此项目在1999年10月荣获国家图书奖的荣誉奖。

　　其次，由他主编并组织全国十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了《唐才子传校笺》五册（中华书局出版，前四册1986年～1990年，第五册1995年）的浩大工程，接着又完成了《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四册（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的工作，并乘势继续向前推进，又正在组织编纂《先秦文学编年史》、《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以及宋元明清各代的文学编年史，这将是更为宏大的跨世纪的基础工程，也是傅璇琮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构想着的集体研究计划。即使是在风云迷幻的“文革”十年，人们的正常生活备受纷扰，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探求。在这个过程中，他确曾吸收了如陈寅恪、岑仲勉、闻一多等一批前辈大师的“通识”，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在科研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许多真知灼见，并在高度理性的层次上求得融会贯通。就这样，他的学术视野由个案剖析而走向整体研究，由精微独到而趋博大宏通。他曾反复强调指出，实现古典文学研究观念的科学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必须把这门学科视为一项总体工程，需要在研究结构上有一个合理的搭配。他根据自己多年的体察，认为一个合理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总体结构，必须具备基础设施和上层架构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各自又由很多具体部门配合而成。在基础设施中间，主要包括文学史和作家作品基本材料的整理，工具书与作家传记的编纂，文学通史、断代史和其他著述的编撰。至于上层架构，则应包含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古典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学样式的专门研究与批评鉴赏等。在这一明确的总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要组织出版一套“中国古典作家传记丛书”，再出版一套“中国历代文学编年史”。这样，就能建立起一个纵横交叉的立体框架，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就有了雄厚的基础，尽可以在这上面做出宏文巨著来了。

　　第三，他又组织了另外两项重大项目，一是邀约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主编《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企望借此以提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理论水平；一是由他亲任主编，编纂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这将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工程，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本世纪学术的回顾和总结，对于21世纪学术的迎候和奉献”（《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载《学林春秋》三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陈允吉先生在《唐诗论学丛稿》序中称：“璇琮先生勤于思考、自强不息，是我们这一辈人学术上的导夫先路者。”这正可以代表当今学术界的共同心声。令人欣慰的是，在他的精心策划和周密组织之下，他的这一理想正在一步步地得以实施，一批批丰厚的成果正在不断地涌现，古典文学研究的繁荣时期已经到来。非凡的学术成就使傅璇琮赢得了海内外的一片赞誉声，台湾清华大学特邀他于1999年9月至2000年1月赴台讲学半年，为增强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本人也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光荣地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八、第九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2000年8月，又作为党中央、国务院邀请的文化界50位优秀工作者之一到北戴河休假疗养。“老骥伏枥，志在千里”，21世纪崭新的学术研究宏图又已在他的心中渐次展开了。

四明遥望 山长水曲不胜情

　　在宁波中学百年校庆时，傅璇琮曾满怀深情地缅怀当年的宁中师风，他说：“母校的这一严和高的师风，养成我刻苦求实、敢攀高峰的性格。我一直服膺于陈寅恪先生”。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的人格意志。我深知，这些年来我取得的一点成绩都是得益于我的中学母校的。因此我经常吟诵宋人范仲淹的诗：“满面南风指四明，山长水曲不胜情挕”，这绝对不是场面上的敷衍话，而是发自他内心的真诚表白。当年的老校长钱念文先生是十分了解他的，给他的评语是：“实实在在做人，实实在在做学问。” 他不善言辞，不爱交往，只是一心读书。人家听我的历史课，喜欢听事件的情节，爱问‘后来呢？’他则喜欢听事理，爱问‘为什么？’傅璇琮对这位中学时期的老师也是一直敬仰有加的，每当自己有什么书出版了，总是不会忘记给他寄上一册，向自己敬爱的老师汇报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也是不忘师恩的一种真诚表达。

　　他对家乡的文化事业也是十分关注的，每次回到宁波总要关切地询问有关地方文化建设的事宜，常常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供地方政府参考。如浙东文化研究方面，他既充分肯定了近些年来浙东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又提出了指导性的看法。他认为，宁波是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现代的城市文化都是植根于历代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的。搞好浙东文化的研究，意义重大。但不能只是停留于零敲碎打式的状态之中，要有整体研究的观念。首先要花大力气，做好基础工作，摸清基本情况，然后再进行个案的研究。因此，他提出希望宁波能够先搞一个《浙东文化编年史》。他的这一建议受到市委、市府的高度重视，市委、市府马上责成市文化局，由局长亲自挂帅组成一个写作班子，立刻着手开展工作。傅璇琮得知此事后，又亲自拟定写作提纲，确定了写作范围和有关细目，为该项工程的顺利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他又为此多次专程赴甬指导工作，敦促此项工程的付诸实施。

　　《宁波市志》的编写出版，也凝聚了他的诸多心血和辛勤的汗水。当时，市志办公室的同志将市志初稿送呈他审阅，他不是一般性地草草看过就算了，而是认真细密地逐句审读，逐句修改。有时请他过来就在现场修改初稿，一住就是七八天。以他全国政协委员的地位又从事着全国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和中华书局那么繁忙的事务，他却甘愿为家乡人民做着如此繁琐的工作，这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深深地感动。原宁波市委书记项秉炎先生幽默地称他是《宁波市志》的“高级编辑”。该志出版之后，果然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好评，其质量之高，在同等市志中是罕见的。

　　对所有这一切，宁波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深深铭记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四明之子——傅璇琮的无私奉献，并会深深地感戴他对宁波这块热土的深厚情意。愿他在祖国的出版事业、文化学术事业各方面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赞曰：

　　四明大地，钟灵毓秀；文化传人，生生不休。
　　谦谦君子，淡泊寡求；学术巨擘，声扬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