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学人的雪泥鸿迹——读傅璇琮先生《治学清历》

　　《治学清历》是傅璇琮先生的自选集，内容主要是作者自著或主编之书的序跋，还有对现当代著名学者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的研述。该书所收文章最早写于1958年，最晚写于2009年，大致记录了傅先生50余年的治学历程，雪泥鸿迹，弥足珍贵。联系傅先生的其它著述，引发我许多思考和感慨。

　　我以为，《治学清历》展示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清历，也是这一代学人的清历。我所说的“一代学人”，特指新中国50年代培养的学者。他们在战乱中度过少年时代，在新中国受到高等教育，走上学术之路时，又遭遇数不清的政治运动，长期处于动荡严酷的生存环境和缺乏独立与自由的学术氛围。直至上世纪80年代，这一代学者始获新生，并为中国学术界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古典文学与文献领域，傅璇琮先生堪称这一代学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1951年夏天，傅璇琮高中还未毕业，就考上了清华大学。不久随院校调整，他就读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1955年，23岁的傅璇琮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牵联而受到审查。1957年又因为参加乐黛云、裴斐为首的文人团体而成为“反党小集团”成员，被打成右派，并从北京大学调动到中华书局。直到文革结束，他才真正迎来学术的春天。

　　1980年傅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唐代诗人丛考》，这在百废待兴、充满期待的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时他已近50岁了，经过二十年的沉潜，他的学术研究真正进入佳境。

　　看了《治学清历》，我想用三句话来总结傅先生和这一代优秀学者的学术贡献：发千古之覆，筑百世之基，开一代之风。

傅璇琮：《治学清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

　　“发千古之覆”，是借用了钱锺书先生的话。他在赠傅先生《管锥编》上的题辞有“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一语。这当然含有对后辈勉励之意，但也是确评。钱先生对于傅先生《黄庭坚与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诸书确是颇为欣赏的，他在《谈艺录》中只提到两个现代人的书，一个是吕思勉，另一个就是傅璇琮。傅先生的考据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像文史方面的福尔摩斯，擅长澄清旧说，了断疑案。其《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才子传校笺》等著作总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经过精确的考证，在唐代的作家生平与文献方面，纠正了不少原先流行多年的错误，还原历史面貌，对于唐代诗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奠百世之基”，是指傅先生等一大批学者为后来研究者打下了可靠的文献基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傅先生凭借着他的学术声望和广泛人脉，广聚海内外学人之力，出色地主编了一系列中国古籍的基本文献，出版了一大批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型书籍。比如傅先生等人率领一大批学者，积12年之功，编纂成迄今中国最大的一部断代诗歌总集——《全宋诗》。又如傅先生与顾廷龙先生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工程，所收书的总量远超《四库全书》。正如傅先生说，“《续修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配套，将构筑一座基本古籍的大型书库，中国古代即1912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齐备。”《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能站在学术发展的时代高度，反映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成为了解我国古代特别是18、19世纪近二百年间文化学术发展的基本参考”。现在走进大中型文科图书馆，就能看到这部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用绿、红、蓝、赭四色精装的1800册《续修四库全书》。它是文史学者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而随着电子化与数据库的普及，又将成为文史学者使用率最高的丛书之一。又如傅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由20多名学者合作完成，是唐代作家史料集成与考证力作，为唐代文学研究奠定相当坚实的学术基础。

　　“开一代之风”，是说傅先生等优秀学者在研究理念和研究范式上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学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学术界为了从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大致出现两种努力的方向：一种是从西方引进大量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名词；一种是回归本土的传统治学方法又有所创辟。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傅先生继萧涤非、程千帆先生之后，成为唐代文学研究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们倡导摒弃浮华、崇尚实学的风气，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文献学与文艺学相融的方法。傅先生多次提出事实是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宏观研究“只不过是侈谈”。但他的理想并不是单纯的实证与考据，而是于其中贯穿着历史文化意识。他在继承陈寅恪先生的基础上，运用文史互证、文史沟通的方式，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近二三十年来，这已经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学风。

　　傅先生在治唐代文史方面，精于考据与文献，原本治学的路数较近于岑仲勉，但他一直更为推崇和向往陈寅恪、闻一多。这种现象颇耐人寻味。以我的推想，这也许正反映出他在当代学术背景下对治学理念和方法的独特追求。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固然代表古代学术的高峰，但仅回归这种传统仍不足以代表当代中国的学术理论水平。傅先生认为，考据是陈寅恪学术中“极为次要的部分”，是可以超越的；陈寅恪“难以超越之处，是他的通识，他的远见卓识”。“在唐史的范围内，具体史事的考证，众多材料的掌握，超过陈寅恪不是没有，陈寅恪却在总体上优越于他们，就因为他有涵盖面广得多的理论体系。他的文化史批评，虽然在某些材料考证上还不够精细，甚至或有疏失，但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在近现代历史学和文化学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又说：“我非常钦佩闻一多先生对于唐代诗歌所做的艺术分析，希望在继承乾嘉学派考据传统的同时，能够具有陈寅恪、闻一多先生等的通识，把考证与作家思想、创作道路、作品分析、时代背景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傅先生对陈寅恪的推崇，目的是在治学理念和学术方法上为学界指出向上一路。

　　学者有不同境界与格局，有的是“庭间之回骤”，有的是“万里之逸步”（《文心雕龙·通变》）。傅先生之所以成为领军人物，是因为他具有卓识远见和开阔恢弘的理论气度，他在治学上从不恃己之长，轻人所短，相反，他意识到所长有可能存在所短，故在理论方法上兼容众长，不断地完善与自我超越。他有很强的全局观与学科远见。比如他“一直呼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强调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建构文学史”。他非常强调从文学的整体出发来研究唐代诗歌，提倡用编年体的形式研究和叙述文学史，提供“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从地域和群体的角度来理清唐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他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又如《李德裕年谱》与《李德裕文集校笺》虽然是文献学著作，但实际上是以中唐时代李德裕为核心，围绕“牛李党争”这条主线展开，“让读者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矛盾、政局变动，并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在具体的文献研究中，由个案的精深进入文史博通的境界。

　　傅先生这一代学者年轻时曾生活在恶劣的学术环境中，重压之下，有的人零落，有的人枯萎，也有的人像沙漠中的胡杨树，特别顽强地生长着。这些出类拔萃者，除了特别的天赋与机遇之外，都有一种传承文化学术的使命感，这也是他们坚守的精神支柱。他们对“利禄”往往看得很轻，对学术史上的“名声”却看得很重。傅先生在为拙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所写的序中也说：“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政治重压，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根据我早年的经验，这就需要有一种‘傲世’的气骨。我总是以为，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时的社会名声或过眼烟云的房产金钱。”这大概是从司马迁以来中国文人对“名山事业”所认同的一种价值观传统。正因为如此，他的学术著作往往渗透着历史沧桑、人生感悟与人文关怀。

　　读傅先生的《治学清历》，还产生一些感慨。傅先生他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者，我们则是文革后产生的第一代学者。这两代学者都经历过文化的浩劫，都有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与理想主义色彩。傅先生说：“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我们这些学者都有一种兴奋的心情，觉得一场噩梦已成过去，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追回失去的一切。而我们又相信，只要靠勤奋，我们肯定会重新获得。那时国家的前途与个人的追求看来是那样地吻合，人们真纯地相信，我们应当尽自己的一点微力来奉献给这个重新给大家带来希望的美好的社会。”每读这段话，我都不禁怦然心动。这何尝不是我们这一代学人那时的心声！作为有着直接师承和学缘关系的两代学人，上一代的成果以及他们那种以学术为生命、坚忍不拔的优秀品德，一直是下一代效法的典范。当然，相比之下我们这一代学者受到政治压力与思想束缚毕竟要短暂得多，又得益于改革开放，知识结构、研究方法与眼界都有所不同，研究环境、文献资料等条件更为优越。我们的困扰恐怕不是直接来自政治的重压，而是在名缰利锁的诱惑下如何保持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这让我又想起傅先生的话：“我们这样的读书人或学者，不必有什么需求，更不必有什么做官、致富的奢望。如果有什么需求，那就应该是，自己所作的，要在时间历程上站得住，在学术行程中得到认可。”傅先生积50年的体悟之言，值得做学问的人好好回味，并深深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