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所欲，盛世修典展长才

　　曾广开：傅先生，我读过一些研究您的学术思想的文章，有的认为称您是考据学专家或者只称许您在文献学领域的成就与您国学大师的身份不般配，于是纷纷从“大文化”的角度来评说。我以为大可不必。文献整理的工作，有哪一项不与“文化”有关？从“文化”角度来研究问题，难道就是吕祖点石成金的手指头？戴逸先生分析晚清浙派时说：晚清，“传统的考据之学在社会变动以及西方文化的撞击中衰落蜕变，但尚未完全消歇，浙派学术即其嫡传。其代表人物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汉学探析》，见《清史研究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浙派“因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力求与西学沟通，其杰出代表能够中西兼纳，推陈出新，故其特点在创新。”（《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人民政协报》，1999年9月29日）傅先生所服膺的前辈学者陈寅恪、岑仲勉、闻一多，都是继承这一学术传统并与时俱进的杰出代表。作为浙派的传人，您是学术界公认的具备文史哲通识的文献学大师。正因为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入，盛世修书，众望所归，您相继担任《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和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主编，为新时期的中华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请您介绍一下这几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的实施过程好吗？

　　傅璇琮：我先来谈谈《全宋诗》的编纂经过。《全宋诗》是国家八五重点文化项目，也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规划与资助的重点项目，由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承担。1986年，该所邀请我来参与并担任主编。我当时认为主编非钱鍾书先生莫属，就和该所所长孙钦善教授一起去拜访钱先生，力请钱先生出来主持这一重大工程。不料钱先生婉拒，说他只能自己写书，绝不出门当主编，更不能挂虚名。于是，我只好勉为其难，承担起主编的责任。

　　编纂一代诗歌总集，一是求其“全”，要网罗放轶，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二是求其“真”，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与唐代相比，宋代虽然立国仅比唐代长20多年，但存世文献的数量，则数倍于唐代。《全唐诗》共收2200余人，约300万字；《全宋诗》所收诗人达8900余人，近4000万字。清康熙年间编纂《全唐诗》，借鉴了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统签》、清初季振宜的《全唐诗》稿本、明代吴琯《唐诗纪》等大型总集，又有宋代以来的许多文献研究成果可以参考。但《全唐诗》的缺收和重出误收，仍有数千例，小传也是错误百出，至今为人诟病。《全宋诗》是筚路蓝缕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依凭，必须依赖现存的600多种别集，并广泛采集各种选集、类书、方志、笔记、诗话，以及家乘、族谱、书录等各类图书，去搜集大量单篇零句。于是，书籍的搜罗，底本的选择，佚诗的辑录，异文的校勘，真伪的甄别，以及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订，千头万绪，一一须从头做起，其难度可以想见，我的确感受到沉重的压力。

　　为了避免重犯《全唐诗》的错误，《全宋诗》主编委员会制定了一个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编纂体例。首先，在时代断限上，皆以是否宋诗为准。凡五代人入宋后有诗者，将其入宋前所作之诗一并收录；凡宋亡以前有诗者，将其入元以后所作之诗亦一并收录。其次，皆以作者生年先后为序。生年无考者，则或参以登第、仕履之年，或参以其亲属、交游之有关年代，或就其诗作推其大致生活的年代，据以编次。郊庙朝会歌辞与时代无考者之诗，另立专卷，置于卷末；神鬼依托之诗，则暂附阙如，将来编入《补编》。第三，诗人小传叙其生卒年代、字号、籍贯、科第、主要仕履、封赠、著述等，务求明白无误，并一一注明出处，以征其信。第四，在编卷方法上，一以诗章多寡为准。凡据别集、总集收入者，为存原本旧貌，悉仍其旧；杂取诸书者，约略50首左右编为一卷。第五，在具体诗的编排上，辑得之诗，先整句，后零句，后存目。诗、句一般各以有题者居前，无题者居后；有题、无题两类中又略以出处成书先后为序。末皆详注出处，包括时代、著者、书名、卷次；一时难明出处者，则标明转引之书。一诗为诸家所录者，则选择其中时代较早、记录完整、文字较胜者为其出处。另外，考虑到宋代诗歌保存、流传的实际状况，成集之作必考察版本源流，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确定有价值的本子为参校本，并于诗人小传之后专段叙述版本依据。凡辑录之诗，出校以校是非为主，兼校异同。关于辑佚，暂时划定范围，集中在宋元诗话、笔记、类书、总集、方志，《宋诗纪事》和《宋诗纪事补遗》所引书，敦煌遗书及佛藏中《语录》、《灯录》等现存文献中去搜寻。

　　我和《全宋诗》的全体编辑人员，经过12年的艰苦努力，《全宋诗》正编共72册，于1999年全部出齐。这是迄今中国最大的一部断代诗歌总集，收诗人8900余家，总字数4000万。它的编成问世，使宋诗这一巨大的冰山浮出海面，世人得窥有宋一代诗歌全貌，也给当代及后世治古代文化、历史、思想、政治、民俗种种学科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曾广开：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宋诗则是宋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全宋诗》的编纂，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浩大的基础建设工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部书也难免出现一些错失。前修末密，后出转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全宋诗》也会进一步完善与提高。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陈尚君先生在《断代文学全集的学术评价——〈全宋诗〉成就得失之我见》的评价非常准确，他说：“《全宋诗》的成就，我想特别指出以下几点。一是首次完成了宋一代诗歌的全面结纂，为有文集的作者补充了大量集外诗，对9000多位无集作者作了诗作的首次汇集。二是对所有宋人别集中的诗歌作了认真校理，一般都曾利用了传世的主要善本，作了全面的校勘。各集整理都有文本交待，且一律保存别集原编的先后次第，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原集的信息，如北宋诸集中诗，分古近体后大致保存了作品先后写作的次第，对学者考定作品系年和写作动机，是极重要的线索。三是所有散见作品都说明文献来源。四是为近万名作者作了生平勾勒，并说明依凭，虽不完备，已很可贵，因为其中绝大部分作者此前没有任何研究基础可言。五是对部分作品的作者归属、真伪歧异、题序及本文有显著别本等情况，有所考按和甄辨。”我想，《全宋诗》编纂的体例及成就得失，对于汇集古代某一朝代的诗文总集这样的文化建设工程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傅先生，续修《四库全书》是学界企盼已久的事情。但一般读者对其原委不甚了解，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傅璇琮：《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期完成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乾隆下诏令各省征集历代及本朝图书。翌年二月，清政府组织了当时在各学术领域中最有成就的360位学者，由纪昀等担任总纂官，历时10年编纂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百科性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由于它收录了乾隆以前的重要文献典籍，因此成为后世学人了解先秦到清前期共二千多年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典籍。

　　然而，由于《四库全书》成书的特殊背景，使这部巨著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缺憾：一是寓禁于征，在整个征集图书的过程中，凡是认为有“违碍”、“悖逆”的文字，概予摒弃，直至销毁。在修纂过程中，约共毁禁书籍3000种，几乎与《四库全书》的数量接近；二是删改原文。凡是被认为对金、元、清人有诋毁侮辱处，则多加改篡，甚至成段成篇地删除。另外，由于社会条件限制，当时民间的许多善本藏书并未被访征到，再加上编纂者的学术偏见，一些应该选录的优秀著作没有入选。所以，20世纪以来，学术界重修《四库全书》的呼声始终不绝于耳。但由于社会一直不稳定，各方面条件不具备，只好不了了之。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比较发展，社会比较稳定，学术也比较繁荣，时机终于来临。从《四库全书》到《续修四库全书》，仅仅是多了两个字，却包含着巨大的时代变迁，体现了一个国家传承民族文化的神圣责任。

　　1993年，一些研究《四库全书》的学者，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开始策划出版《续修四库全书》。1994年7月4日，成立了由出版界、图书馆界、学术界以及投资方深圳南山区的代表共同组成的工作委员会，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宋木文、副主席伍杰统筹《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组成了王世襄、任继愈、侯仁之、徐苹芳、张岱年、戴逸、饶宗颐、钱存训、王振鹄等著名学者的学术顾问班子，推举顾廷龙先生和我担任主编，李致忠先生担任常务副主编。

　　《续修四库全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总共收书5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用绿、红、蓝、赭四色装饰封面，精装1800册，每册平均700页。为保持古籍原貌，全部采用影印的方式。其中补选之书主要是被《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禁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也有部分《四库全书》已收而版本残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书籍；还首次把曾备受四库馆臣鄙视的小说、戏曲收录进来，如马致远、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等人的传世名剧和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红楼梦》均被收入。续选之书中既有清代中期以纪昀、戴震、翁方纲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的著作，也有清代后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新学”著作。此外，新从海外访回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编的竹简帛书也酌予选收。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为四库馆臣所未见。这是继18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

　　在《续修四库全书》编纂的那八年间，我一直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大家知道，《四库全书》是官修，而《续修四库全书》则完全是民间行为。《续修四库全书》工作规模浩大，需巨额投资，虽有主管部门支持并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但国家并不投资，政府主管部门也不直接出面组织，整个工程基本属于“民间运作”。如果没有专家们的无私付出，没有全国100多家藏书单位的倾力协助，那真是个“想也不敢想的文化工程。”以前的《四库全书》是满清皇帝做的，现在则完全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做的，现在终于做成了这样一部大书。我们总算对当代、对后人，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曾广开：这部书的完成，整个学术界也都感到骄傲。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称之为“功在当代，泽及后世”的盛举。他说，《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相配套，构筑起一座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型书库。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对保存、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必将产生重大影响。（《人民日报》2002年5月10日）

　　《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推动了四库学研究的深入和《四库全书》的继续出版，商务印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重新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并请您与任继愈先生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这是新世纪又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请您谈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有何重要意义？。

　　傅璇琮：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80年代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此本在内地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印出后，确为教学、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现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又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四库全书》的编纂，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中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当会有所正补。除北方四阁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写三份全书，分别庋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应当说，这七部书，保存最稳妥的还是文津阁本。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视，其他三阁本曾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抄补。如1917年，时尚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就据文津阁本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被毁后则据文津阁本补了更多。可见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已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也正因如此，20世纪前期，文津阁本就受到学者的重视。1920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还细阅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发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景印四库全书提要缘起》一文，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这可以说是提议影印文津阁本的首例，至今已有80多年。

　　遗憾的是，文津阁本以善本贮存于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一般研究者无法借阅，因此长时期来对文津阁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阅而研之。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核对从集部开始，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据该书统计，文渊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其中与文津阁本有差异的有788种，而宋代诗文集，文渊阁本失收、可据文津阁补入的，有1160条，涉及118种书。例如前些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全宋文》，曾据文渊阁本所有辑录，但当时还未能检阅文津阁本。据台湾学者黄宽重复核，《全宋文》宋祁文失收的还有394篇。又据黄氏校核，文津阁本还可补正1984年出版的孔凡礼校辑本汪元量《湖山类稿》22条。可见文津阁本对我们现代从事古籍整理与专题研究，将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文津阁本可补正文渊阁本，文渊阁本也可补正文津阁本。文津阁本全部印出，必将再次推动四库学的研究。

　　曾广开：我们知道，《四库全书》编成后，前后抄成正本7部，此外，翰林院有一部“副本”。今仅有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渊阁本存世。文澜阁本在历史战乱中散失三分之二，后配补三次始齐，亦为全本，今存杭州。最近，文澜阁本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请您再谈谈文澜阁本的情况。

　　傅璇琮：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具有其它几个现存的《四库全书》版本不可代替的价值。《四库全书》是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编纂完成的。总共抄了七部正本。北方四阁都是宫廷藏书，不准他人抄阅。乾隆考虑到江浙一带是人文中心，许多人很愿意看书，为了使《四库全书》广为流传，南方三部分别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允许普通士子去借抄。应当说，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创举，客观上起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文澜阁《四库全书》开放以后，当时浙江有不少学问家都到文澜阁来看书、抄书。后来遭受战乱，文澜阁的书散佚许多，自然有许多学者来校书、增补，文澜阁本才能得以恢复旧观。特别是光绪年间，丁氏兄弟从各个藏书楼借书抄补，其中有许多善本，其文献价值，有不少高于他处《四库全书》所收的版本。如元人辛文房的十卷本的《唐才子传》，到明代中叶以后就失传了，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已经没有这部书了，当时只能从《永乐大典》里辑录出来，这也很了不起了。可是，原书记录的是398位作家，《永乐大典》里却只有二百几十位。所以乾隆时期修书，《唐才子传》是不全的。庆幸的是十卷本的《唐才子传》在元代流传到日本，一直保存完好。晚清时，有学者从日本把十卷本的《唐才子传》传过来，丁氏兄弟就把它都补抄在文澜阁《四库全书》里。就这部书来说，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是没有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则是全的，是其它几部所不能代替的。顾志兴先生在其《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中举了好些例子，包括史部里面的、集部里面的，有的书在别的地方残缺了，失传了，只有文澜阁本里面补充了好几卷，特别是明朝的一些文集，有好几种在文澜阁里是全的。

　　前几年，浙江图书馆编了个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2002年）。这本书后面曾经有个目录，是文澜阁《四库全书》一览表。它把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分成三部分：一是原抄，就是《四库全书》保留的原抄部分；另外就是丁抄，就是丁氏兄弟补抄的；还有钱抄、张抄，就是后来民国时期补抄的。我认为：把丁氏兄弟补抄的部分版本做进一步研究，与文渊阁、文津阁仔仔细细地比较一下，这样我们就能够发现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现在大家还看不到，我想等到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印出来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好的东西了，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促进整个《四库全书》的研究。

　　曾广开：傅先生，我知道，尽管您现在年事已高，却依然承担着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如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的《中国古籍总目》担任主编，又为浙江宁波市级文化建设项目《宁波通史》担任主编。我衷心地祝愿您健康长寿，能够带领学术界同人在文化建设上取得新的成就。我代表《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再次感谢您多年来对我们刊物的支持，谢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