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审密察”，踵武前贤成果硕

　　曾广开：“十年动乱”期间，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受到冲击。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学者，被逐出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放逐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您当时也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是什么信念支撑您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呢？

　　傅璇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我虽已免除“右派”的帽子，但仍受到冲击。后来我被安置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间种种非人折磨，至今忆及仍心有余悸。但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身体的折磨、生活的困顿，而是剥夺了你读书的权利，让你对人生甚至对生命失去信心，精神上遭受更大的折磨。好不容易等到1974年，我才离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当时负责《宋史》点校本的编辑。七年多的时间，就在动乱中被耗掉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局势，普通百姓一时难以看明白。但人们一直保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相信共产党。所以，我也坚信，共产党不会割断历史，思想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总要有人来做古籍整理的工作。所以，尽管环境是如此的险恶，我还是找机会读读书，将自己的思路理清楚，等待时局的好转。

　　作为《宋史》的责任编辑，我细致地通读了《宋史》。这对我日后主编《全宋诗》，应该说有很大帮助。特别是阅读历史文献，使我加深了对传统的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的理解，认为文学研究也应该是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或文化史的批评。

　　曾广开：1978年底，您完成了《唐代诗人丛考》，这是您的第一部专著，它体现了您对唐代文学什么样的认识？

　　傅璇琮：“文化大革命”前，我曾为王仲闻先生点校的《全唐诗》写过一个《点校说明》，这是我涉足唐诗研究领域的开始。通过阅读《全唐诗》，参照文学史的有关论述，我发现通行的几种文学史著作缺乏史的叙述，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受西方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我觉得应该从文学的整体出发来研究唐代诗歌，要研究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不同流派的作家群。具体地说，应该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文学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

　　我当时设想通过编年体的形式来研究和叙述文学史，但要实现这种构想，必须从积累材料着手，先编唐代文学的编年资料，同时为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撰写比较信实可靠的传记。所以，从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开始积极准备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阅读《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文献记载时，不断地发现其中存在不少缺漏和错误。这些错误，却一直为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唐诗选本所沿袭。这种情况，使我对作家事迹考辨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并由此搜集了有关的资料，重点考证了肃宗、代宗时期作家的事迹，间或论其创作。我认为，过去对大历时期的研究是不够的，简单地给大历诗风贴上形式主义的标签更是武断的。大体上说，大历诗人可以从地域上划为南北两个风格不同的群体，许多诗人都存有反映现实的诗歌作品，其创作直接开启元和时期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和众多的元和诗人。

　　1974年回到北京后，我就集中精力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1978年底完成这部著作，等到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时，已经是1980年元月了。

　　曾广开：近来许多评论者从文化学的角度给予这部书极高的评价。我认为，尽管您自己也主张“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这部书也体现了您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思考，您提出要注意研究中小作家、注意从地域和群体的角度来理清唐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均为创见。但这些都不必与文化学攀扯关系。这部书应该说是一部比较纯粹的文献学专著，书中资料丰富，不仅有许多细密的考订，还详细论述了这批中小诗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正如钱鍾书先生称赞的那样：“其精审密察，功力更胜于《江西诗派》之仅以渊博出人头地者。”也就是说，您对考据方法的运用已经达到浙派“通贯”的境界，能够用通识的眼光统摄考据。一般说来，学术研究的目的，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或者揭示历史演进的成因。文献学研究重在还原历史真实，其本身就具有历史文化的品格。不知道您是否认可我这种理解。另外，从学术演进的历程看，我认为这部书具有引领学术风气的作用，其示范作用远远超过了论著本身的研究价值。诚如同门学长蒋寅教授所说，您应该属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学者，“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第一代学者早已凋零大半，残存者也是劫后余生，心衰力竭，尚未恢复学术元气。第二代学者大多刚刚起步。这部专著的问世，犹如空谷足音，不仅预示着一个新的学术局面的到来，更以其上乘的学术品位成为第三、第四代学者效法的典范。

　　傅璇琮：我非常钦佩闻一多先生对唐代诗歌所做的艺术分析，希望在继承乾嘉学派考据传统的同时，能够具有陈寅恪、闻一多先生等的通识，把考证与作家思想、创作道路、作品分析、时代背景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对传统的治学方法不仅要继承，还要有所突破，才能适应新时期学术研究的需要。

　　曾广开：1984年，您出版了《李德裕年谱》，后来又出版了《李德裕文集校笺》，这两部著作，都是文献学的典范之作。您有意识地通过文献的梳理，逐步解决唐诗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选择研究李德裕，表达了您对中晚唐文学的基本观念。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傅璇琮：我在研究中唐诗人的同时，认识到唐朝中后期对时局影响产生重大影响的“牛李党争”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方法则是研究党争的核心人物李德裕。

　　唐代的“牛李党争”发生在九世纪的前半叶，也就是唐朝的中后期。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三人都曾任过宰相。两党的一些重要成员，也有的作过宰相，有的担任过中央和地方上的要职。因此，他们之间的斗争，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怎样来区分牛党和李党？用什么标准来评判这两党的功过是非？过去，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过一种说法，说牛党重进士科，李党反对进士科而重门第；李党代表两晋、北朝以来的山东士族，牛党代表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的新兴阶级（《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治革命及党派分野》）。这一说法过去在史学界很有影响。但这种仅仅以对进士科举的态度来作为划分两种不同政治集团的标志，在理论上是难以说通的，在实际上也不符合客观材料。进士科唐初就开始实行，到这时已经经历了200年，为什么到这时偏偏发生了牛李两党的争论呢？李德裕固然不是进士出身，但李党的其他重要成员很多是进士出身的。牛僧孺是隋朝贵族大官僚宰相牛弘之后，李宗闵是唐朝的宗室，论门第都要比李德裕显赫。所谓牛党重进士，李党重门第，这种传统说法看来是不能成立的，现在有些历史学家已不主张此说。

　　牛李党争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它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两种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政见的原则分歧。唐代中后期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藩镇割据。藩镇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主要矛盾。李德裕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会昌年间他当政时，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对拥兵擅命、盘据泽潞的刘稹进行军事讨伐，就是明显的例子。与此相对立，大和五年（831年）牛僧孺为相时，卢龙节度使李载义被部将杨志诚所驱逐，杨志诚拥兵自立，牛僧孺却是姑息偷安，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宦官专权是唐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又一表现。宦官主持了好几个皇帝的废立，操纵朝政，并且直接与一些朝臣勾结。李德裕是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的，他在抗击回纥、平定刘稹的战争中，不许宦官干预军政，加强了将帅的权力，使得指挥统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他在会昌时的一些举措，都可看出是主张抑制和削夺宦官干政的。而李宗闵等人，就是由于依靠宦官的帮助，才得以排挤掉李德裕而做上宰相的。唐朝中后期，西北和西南边防相当紧张，经常受到回纥、吐蕃和南诏的侵扰。李德裕在文宗大和年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整顿巴蜀的兵力，成绩斐然，并使得沦陷已久的西川入吐蕃的门户维州归附唐朝；而这时牛僧孺为相，却执意放弃维州，结果是平白丢掉重要的边防重地，并使得降人受到吐蕃奴隶主贵族残酷的报复性杀戮。在对回纥的战争中，李德裕主张积极巩固国防，保护边疆地区的正常生产，在此基础上与一些有关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和好关系；而牛僧孺则一味主张退让，所执行的完全是一种民族投降政策。佛教在唐中期以后大为发展，使得“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废人事而奉佛，刑政日紊”（《通鉴》卷223）。李德裕明确指出，释氏之教“殚竭财力，蠹耗生灵”（《祈祭西岳文》）。他赞助武宗禁佛。当时还俗僧尼四十一万多人，充作国家的两税户，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有的分给“寺家奴婢丁壮”耕种，有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但宣宗即位，牛党白敏中等人执政，马上宣布兴佛，恢复佛教势力。由此可见，李德裕的一些在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主张和行动，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他是一个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为的政治家。

　　牛李党争对于当时的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尤其与当时一些作家的政治态度和身世遭遇直接有关。中晚唐文学上的几位大家，除了韩愈、柳宗元因去世较早以外，其他如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都牵涉到党争。另外如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也都在作品中涉及到这一斗争。以白居易和元稹为例，元稹的某些方面是被人忽略的。他由江陵召回不久，在起草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的制词中，指责令狐楚在元和时“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这两句是说令狐楚附和李逢吉，阻挠对淮西的用兵，又巴结权臣皇甫镈，排斥裴度等贤臣。李逢吉正是李宗闵、牛僧孺等人早期的庇护者。元稹后来又直接与李宗闵发生冲突，指斥李宗闵等人利用科场弊端，为贵要子弟考取进士而奔走说情。据说元稹为此事起草的诏令，使李宗闵等朋党之徒切齿痛恨。正因如此，牛党人物把元稹视为李德裕一党，屡加排斥。白居易的妻子是牛党骨干杨汝士从父之妹，正因为他与杨家有姻亲关系，就在文宗一朝牛李斗争激烈之际，他主动请求出居洛阳，过着安闲不问世事的生活。白居易后期之所以未能写出如前期《新乐府》、《秦中吟》那样的诗篇，与他的这种不问是非、消极逃避的政治态度极有关系。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元稹是李党，白居易是牛党，但如果脱离牛李党争的现实，元、白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在《李德裕年谱》中，我紧紧围绕“牛李党争”这条主线展开，希望通过李德裕一生事迹的考订和历史功过的评述，让读者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矛盾、政局变动，并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而对牛李党争性质的正确评价，将有助于对当时一些作家政治态度和作品思想内容的研究。

　　曾广开：这部书的出版，立即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您对“牛李党争”的看法，深化了这一课题的研究。但我也看到许多人读了您的书，没有进一步思考，把您的结论教条化，简单划线，一味地褒扬李党，贬低牛党。古来党争，情况复杂，有君子间的政见之争和意气之争，也有君子与小人之争，更有小人之间的互相争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程千帆、周勋初先生指导下研究元和时期的诗歌，也颇为重视您的《李德裕年谱》。我曾系统地研究过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发现以前被划入牛党的也不全是保守昏庸之辈，其中颇有些才俊之士，牛僧孺就是谦谦君子，颇为时人敬重。我的同门学长程奇立教授（笔名丁鼎）后来出版了《牛僧孺年谱》，对于“牛李党争”提出过一些耐人寻味的看法，对牛僧孺的政绩也有许多肯定之处。另外，诚如业师卞孝萱先生所言，“牛李党争”应该是“二李党争”（详见1993年第3期《“牛李党争”正名》一文），牛僧孺并非党魁。我认为：牛李党争开始应该是由政见之争掺杂上意气之争，最后才演变成不问青红皂白的派系倾轧。然而，所谓“牛李党争”，其影响主要是集中在武宗、宣宗两朝，并与君主更替、皇权移易、时局变化有着密切关联。元稹、白居易、韩愈、李绅等在宪宗元和至敬宗宝历年间尽管也遭遇党争倾轧，但与后来的“牛李党争”不是一回事。元稹在做翰林承旨学士时利用往日与同年、同门以及同僚的亲密关系，互相援引，形成一个颇有势力的政治集团。元稹的政治主张有许多地方接近李德裕，但元稹决非李党中人，此时的李德裕却可以说“元党”中人。长庆元年（821）制科案不仅是日后牛李党争的起因，也造成了元稹与裴度的失和。元、裴二人随即又因幽、镇罢兵之事政见不同加剧了冲突，李逢吉乘机玩弄权术，借“于方”案使裴度、元稹二人同时罢相，将二人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也受排挤，出为浙西观察使。裴度属下的韩愈与元稹的好友李绅也受李逢吉愚弄，因“台参”事失和，李绅也差一点被挤出朝廷。不久，元稹好友李景俭醉后使酒怒斥李逢吉，被远贬漳州，温造、独孤朗、李肇、王镒亦受累被贬，冯宿、杨嗣复受累罚俸。李绅等人，再加上先前被贬为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在翰林院的蒋防、庞严，都可说是元稹的至交。他们有的与李德裕相善，有的却和牛僧孺相善，或者如李绅这样的人与牛僧孺和李德裕二人关系都非常好。所以说，并非所有的士大夫都卷入“牛李党争”。即使是有些人受到政敌的打击，不一定就是“李党”“牛党”之间的朋党倾轧，也许是由于其他原因。如文宗大和三年后，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都曾一度为相，但他们都审时度势，采取明哲保身的做法，不肯协助文宗与宦官势力做生死之搏，故文宗视为朋党，两罢之，无论“李党”还是“牛党”都遭到痛贬。可见，在文宗开成之前，“牛李党争”并不是朝中朋党斗争的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牛李党争”的研究将会越来越深入，但无论是扬李抑牛者，还是扬牛抑李者，都是在《李德裕年谱》的引导下展开自己的研究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不厌其繁地讲这么多，主要是想充分说明《李德裕年谱》的确影响深广，它推动了学术界对中、晚唐文学的研究。

　　傅先生，在《李德裕年谱》出版16年后，您又完成了《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可以说这部书更鲜明地体现了您对古籍整理的高标准要求。请您具体谈一下《李德裕文集校笺》的校勘原则，我想这对所有从事古籍整理的人都是一个良好的示范。

　　傅璇琮：这部书是我与周建国先生合作完成的。自宋代以来，李德裕的文集一直没有人系统整理过。《李德裕年谱》完成以后，我就有计划重新整理李德裕的整个集子。1980年以后，唐代文学在史料建设上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一时形成了考证的风气。我为此曾有些担忧，担心会出现乾嘉学派的流弊，考据渐渐流于琐碎。《李德裕文集校笺》也是文献整理方面的著作，如何提高其学术品位呢？我们特别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统摄考据，根据作家本身的基本情况来合理地修正体例。李德裕是中、晚唐重要的政治家，其文集中大量作品是历史政治文献而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文学类著作的整理模式，去花费大量精力考释典故、词语的出处，探询作品的艺术意蕴，而是把校笺的重点放在作品的系年及历史背景的考订上，通过相关人物、历史事件、地理等方面的考证，透射出这些历史政治文献在当时发挥的重大作用，从而为中、晚唐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足资采信的原始资料。为了充分体现我们的意图，书中“附录”部分主要是“李德裕诗文编年目录”、“李德裕年表”、“有关本书的李德裕集题跋”和“史书所载李德裕奏事及纪事”等。这也是考虑到有关李德裕研究的许多问题已经在《李德裕年谱》和《李德裕文集校笺》前言中得到解决，此处理所当然地删繁就简，各有侧重。

　　第二，要充分利用和借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李德裕文集校笺》是《李德裕年谱》的姊妹篇，《李德裕年谱》中的许多考证成果都可以采用。但从唐代文史典籍整理的角度来说，近30年来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著作，如果不注意吸收这些研究成果，《李德裕文集校笺》也很难达到现在的水平。如我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集合当代二十几位研究唐代文献的专家，以全书所收近400位唐代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为基本架构，逐条考证基本史料的来龙去脉、是非真假，误者正之，阙者补之，可以说起到了有唐一代诗人事迹资料库的作用。另外，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吴汝煜先生的《全唐诗人名考》、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周祖譔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以及我与友人合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方积六、吴冬秀合编的《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对于考订作家行迹、交游及唐人别集注释等，是必备的参考书或工具书。另外，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的《全唐诗重篇索引》、佟培基先生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陶敏先生的《全唐诗人名考证》、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补编》等，这些著作亦为唐代文史考证的必备之书。

　　第三，选好底本和校本。自从万曼先生的《唐集叙录》问世后，唐人别集版本源流的研究也取得较大的成果，如陈伯海、朱易安编撰的《唐诗书录》、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等，均足资参考。但如何选取工作底本，仍需要具备一定的眼光并付出艰苦的劳动。一般说来，要选择善本做底本和校本。何谓善本？就是足本、精注精校本和宋元旧本。通过对现存的李德裕文集的版本进行系统的梳理，我们最终选定流传在日本的皕宋楼本《李文饶文集》本做底本，此本是陆心源用月湖丁氏影宋本钞本校订过的明嘉靖本，尚存宋本旧貌。我们根据李德裕文集的流传情况，选定15种刊本做参校本。其中最具有价值的是黄丕烈、翁同龢曾经收藏过的宋残本《会昌一品制集》与北图的傅增湘校本《李文饶文集》。充分利用陆心源、傅增湘的校勘成果，使得这部书具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保证了质量。

　　第四，遍校群书。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除了运用校本、校记来校勘外，我们还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来占有文献资料。采用新旧《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会要》、《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等相关文献以及唐宋类书、笔记、近数十年出土的碑志文字来参校、集佚，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问题。

　　第五，对李德裕的作品作全面的编年。全书405题作品，仅有两题未能确定系年。但为了保持底本原貌，没有根据作品系年打乱原书编次，重新编排；另外，对即使是已经确认为伪作的《冥数有报论》和《周秦行纪论》等，也没有删除，一仍其旧，目的是让读者更全面真实地了解《李德裕文集》的流传过程，从而更准确地理解作品及反映的时代。当然，为了方便读者，附录中特意增加“李德裕诗文编年目录”，这也是前人常用的方法。

　　曾广开：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李德裕年谱》和《李德裕文集校笺》如同珠联璧合，令人叹为观止。

　　傅先生，您的每一部学术著作都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对您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程千帆师曾在序中给予高度评价：“总的说来，在本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绩是卓著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从他的实践看，几十年中，他是在不知疲倦地有目的地追求。他的追求看来很明确，用成语来说，就是《孟子》所说的‘善与人同’；《荀子》所说的‘学不可以已’；《礼记》所说的‘在止于至善’。”这部书在文学史的模式、体例诸多方面的创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请您谈谈其整体构思以及如何体现您所追求的学术境界好吗？

　　傅璇琮：我一直呼吁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强调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建构文学史。这就要求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出发重新树立大文学史观，充分尊重各个时代人们所持的文学观，全面、辩证地对待一切文学史现象，对待一切可以搜寻的文学史料，包括注意研究一切在历史上存在过并有所建树的文学文体及其作家，真实、准确、细致地描述出文学发生、发展以及演变的全部过程。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我在开始研究唐代文学之初，就设想通过编年体的形式来研究和叙述文学史，并一直通过文学史料的建设做着基础工作。我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把唐五代数百位作家的行踪搞清楚，然后将一个个作家的个人年谱、交游情况、作品系年加以综合排列，这是完成《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借用传统的编年体史书的范式，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的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地编排，就会看到文学史上“立体交叉”的生动图景，而且也可能会引发出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我的想法，得到几位朋友的支持。我们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250万字的巨著。书中采用传统的编年体史书的体例，稍加变通，采取一种纲和目互见互联的办法，先用概括的语句叙述一件事，作为纲；然后引用有关材料，注明出处；有时另引资料进行辩证。纲与叙述、辩证采用不同的字体以示区别。与现在通行的文学史著作比较，这部书类似文学史料的“长编”，基本上是述而不作，没有大段的叙述评析文字，只是如实地排列那些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人物活动与创作的原始史料，严谨地辨析这些史料的可信度与价值所在。同一年发生的事件，有时表面上似乎没有关联，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动态的文学流变的过程中，就会凸显出它的意义。如唐太宗贞观元年的文学，从正月到八月，该书共列了五条纲，另有14条月份不明，凡19条，依次是：太宗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乐》；僧法琳与慧静唱和；陈子良为相如县令，作《祭司马相如文》；玄奘西行求法；太宗作《秋日》诗，袁朗有和作；上官仪等进士登第；谢偃对策及第；褚亮为弘文馆学士；许敬宗为著作郎，与太宗唱和；李百药为中书舍人；隋遗臣刘子翼不应诏；于阗国画工尉迟乙僧到长安；窦德明为常州刺史，与僧唱和；著《经典释文》《老子疏》的陆德明去世；孔绍安、庾抱、蔡允恭、贺德仁、袁朗等卒，皆有集。这19条所叙的事情，绝大部分不见于通行的纪传体文学史。但正是由于叙述了这些人物的活动，才使得唐太宗对初唐文学发展的作用清晰可见。

　　曾广开：我很赞同董乃斌先生对这部书的评论，认为其中贯穿着一种明白通达而又更为现代和科学的思想观念，这是全书的灵魂和轴心。因而那些被记录的历史事实才不是单纯的历史事实，其中蕴涵着记录者的判断或加工。那些原本散乱无序的材料经过编排者的精心组织，已经构成一个经纬细密的知识网络，从中可以窥见唐五代三百五、六十年间文学嬗变演进之迹。所以说，这部书不仅仅是以考辨精细、史料丰富见长，其中蕴涵着深邃的思想，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发掘。相信正如您所说，“可能会引发出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