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铜于山，千辛万苦唯自知

　　曾广开：傅先生，您从大学读书期间，就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1958年初，您被迫离开北京大学，来到商务印书馆，随即转入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请问您是如何转型的？

　　傅璇琮：1955年上半年，文艺界开始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据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是一个重要据点。因为我有本译著《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想在那里出，曾与上海新夏艺出版社联系过，于是就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北大党委立刻派人找我进行严肃的谈话，并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大概最后发现我仅仅是个普通学生，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没有任何往来，就不了了之。

　　1957年，在所谓“反右”运动开始前，北大的几个青年教师筹划创办一个《当代英雄》的刊物，主持人是乐黛云，她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由于她是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又是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的儿媳，著名学者汤一介的夫人，所以颇有号召力。加上参加者多是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如裴斐、褚斌杰、金开诚、沈玉成、施于力和谭令仰等，大家平时在一起谈论学问，关系融洽，我自然乐于参加。哪里知道，“反右”运动一开始，许多平时喜欢提意见的人就在劫难逃。我平时不爱讲话，是典型的书呆子，从没有得罪过人，按当时的政策，顶多也就是“白专”典型，有点“右倾”。可能是学校要完成上面定的“右派”指标，就四处搜寻可以定为“右派”的目标。所以，尽管我们的刊物还没有出版，由于筹办“同人刊物”犯了大忌，一个现成的“反革命小集团”很快浮出水面，于是在1958年元月，8个人同时被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曾广开：这次运动，波及面很大，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国家因此伤了元气。当时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被关押或遣返原籍监督劳动改造，象您这样仅仅是被逐出北大，还安排工作，大概就是为了体现“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吧。

　　傅璇琮：我属于那种外表温和、骨子里倔强的人，由于平时言语不多，不喜欢随便议论时政，批评他人，因而才得以从轻发落，被安排到商务印书馆，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8年2月，我离开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吴泽炎先生当时是编辑室主任，让我根据云龙旧编重新编辑清代学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我当时年仅26岁，被带上“右派”帽子，政治上再没有任何前途，因而情绪失落、忧郁是难免的。吴泽炎先生让我整理《越缦堂日记》，本意是让我收收心，不要一直沉陷在痛苦失望之中。我开始也是借古籍的阅读整理排遣忧愁，渐渐地沉迷其中，忘却了自己的“罪人”身份。我记得当时住在集体宿舍，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满院的牡丹花、月季花，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李慈铭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览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关键处夹入字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曾广开：政治上的不幸，让您较早成熟起来，把献身学术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您此时遭受的磨难，以及后来在“十年动乱”中遭受重重打击，都没有把您压垮，反而更坚定了您献身学术的志向。不由让人想起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感叹：“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辩之者。”

　　傅璇琮：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半年，随即调入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部工作，一边从事历史文献的校勘整理，一边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

　　曾广开：进入中华书局工作后，您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您早期的学术实践来看，偏重于文献整理和文史考据，这是您为避开现实政治的影响有意为之，还是因编辑工作影响所致？

　　傅璇琮：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我在北大读书、工作时，学习过一些新的文艺理论，我还翻译过前苏联的《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也关注一些学者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研究古代文学的现状。但由于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文艺界历来是运动的重点，“民无所措手足”，只能离得远一些。我一直仰慕陈寅恪、岑仲勉、闻一多这些对中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师，自然不会跟着潮流走，简单地去给一些古代的作家、作品贴上现实主义的或反现实主义的标签，而是比较自觉地选择走实证的路子来做学问。另外，我在中华书局主要是编辑古代文史类的典籍，在古籍的校勘、整理方面，传统的考据是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仍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尽管我已经意识到传统的浙东学派实学的方法必须有所突破，但浙派实学的基本精神还是应该继承发扬。

　　曾广开：1964年，您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出版，同时还完成了《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您能谈谈当时的构想和选题的原委吗？

　　傅璇琮：1959年，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相继接到两部书稿，一是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一是孔凡礼、齐治平先生的《陆游评述资料汇编》，当时的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让我负责这两部书的编辑。我因此受到启发，觉得应该编一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丛书，每一种书，凡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作品的评论，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的著录，文字、典故的诠释，包括各种不同甚至互有争议的意见，都尽可能加以辑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省却研究者翻检之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系统的材料。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古籍整理，也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我的想法得到了编辑部的肯定，于是按照我的设想，将陈友琴先生的著作编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孔凡礼、齐治平先生的著作为《陆游卷》。编辑部又编著《李白卷》、《杜甫卷》，同时约请人编《陶渊明卷》、《柳宗元卷》；我自己一直对宋诗感兴趣，就编了《杨万里范成大卷》和《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

　　曾广开：这是您对《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等典籍体例的继承与创新，针对某个作家或某个课题，采用一网打尽的方式汇集所有的文献资料，的确达到了一编在手，纵览无余的效果。我注意到这样的情况：由于这套丛书的影响，以后别集的整理，开始尽可能附录有关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作品的评论、作品本事的考证、版本流传的著录等内容。古籍整理的整体水平也随即得到了提高。我们这些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从中受益匪浅。如同门学长莫励锋教授的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依照《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杨万里范成大卷》、《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提供的线索，不仅节约了时间，从中也得到许多启示，深化了研究。

　　傅璇琮：建国以后，受前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以论代史，很多人不注意材料的收集整。实际上，从事一个专题研究，必须从收集材料开始，而对材料的种种考辩，就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这种“采铜于山”的原创性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用手工的方式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去收集，十分辛苦。如今，随着计算机的普遍使用，这样的资料整理工作已经方便了许多，但由于受现实社会中经济利益考量的影响，许多人急功近利，不愿意做艰苦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所以今天类似这样有份量的研究著作也还是不多。

　　曾广开：您的看法，对消除经济大潮冲击造成的浮躁学风的确是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