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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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51年秋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求学,至1952年8月,随我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而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后毕业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本以为就此可以在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坦途上前进了,不料在1958年年初,因所谓的“同人刊物”问题,与乐黛云、褚斌杰、裴斐和金开诚等人一起被诬为“右派集团”而身心俱受打击。

  195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被贬逐至商务印书馆。我在北大是教书,只不过三四年,而且那时只是个助教,跑腿儿的机会多,真正上堂讲课不过少数几次;到出版社是编书,倒是每天与书打交道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除外),编书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辈子。但现在稍稍作一些回顾,编出的书真能惬意的,却也似乎不多。能说得过去的,我觉得只有《学林漫录》丛刊那一种。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自我感觉似乎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号,由几个四合院组成,都是平房。

  我所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在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帮手,也或许看到我刚从大学出来,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做这件事。

  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越缦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遗漏的部分。李慈铭也可以算是我的乡先辈,大学念书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已,现在是把读他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了,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我虽然头上已戴了“帽子”,但那时对脑子里的“东西”却似乎还拘查得不严。

  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里,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儿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但好景不长,1958年7月,由于几个老牌出版社“专业分工”的确定,我又被调转至中华书局,随即转入纷繁的编书生涯,“商务”那段短暂而悠闲的生活结束了,从此,“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锦瑟》语)了。

  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告诫我:“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他懂得爱惜专业人才,并不让我去“下放劳动”,而是把我圈在作者的书稿中,专致于编辑业务。我为审读有关书稿,就上自《诗经》下至《人境庐集外诗》地翻阅了不少书。

  按照我当时政治处境,是不能写文章往外发表的,于是我白天审读、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书。当时我处理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我提议由中华书局搞一套“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领导同意这一方案,于是把陈先生的这部书改名为《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我自己就搞《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和《杨万里范成大卷》。

  我平时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夜间翻阅。每逢星期天,则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所带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当一顿午饭。我的近二十万字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和七十余万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点。我没有荒废时间。

  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

  《杨万里范成大卷》于1964年出版,《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亦于1978年出版。关于山谷研究资料一卷,我曾寄送钱锺书先生,以求指正,且当时亦未识得荆州。不久即收到钱先生赐函,得悉钱先生已阅过《杨万里范成大卷》,有奖褒后学之厚意,更使我坚定走编辑学者化的道路。钱先生函摘录如下:

璇琮先生著席:
  十数年前得见尊纂石湖资料,博综精审,即叹可悬诸国门,为兹事楷模……心仪已久,顷奉惠颁新著,望而知为网罗无遗之巨编,沾丐何极。山谷句云:能与贫人共年谷。断章以谢隆情厚赐,亦本地风光也。先此布怀,书不尽意,即祝起居安隐,文章富有。

钱锺书上,二十六日。

  李文饶言好驴马不入行,研究所乃驴马行耳。一笑。

  应当说,中华书局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我做学问的底子。我始终对这个环境是有感情的。我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华版)2003年重印时的“重印题记”中说过:我在编辑工作中学到了那时大学环境中学不到的许多实在学问,这也得力于中华书局在学术界的特殊位置。但后来却又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欺凌,以及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但我这个人毕竟是个书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不管环境如何,总是抓时间读书作文。

  不过,头几年的事务也确实丛杂得够呛。

  刚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之事。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来,说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美化封建社会”,对今天的读者毒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来加以“消毒”。新编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依据什么“标准”。既然旧编“美化封建”,我们现在就要反旧编之道而行之,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于是以民间作品为主,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以及民歌民谣优先选入,再收白居易、杜荀鹤等所谓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编辑室内屡次为某些作品入选与否争来争去,编辑室一位副主任,可称“三八式”干部,后来总结这次新编的工作,认为自始至终贯串“两条路线”的斗争,无疑是把我和其他几位列入错误路线中去的。她解放前曾在邓拓手下做过事,有老交情,于是请邓拓当顾问,这本“新编”的前言即出于邓拓之手。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认为牌子硬。

  殊不料“福兮祸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时,把《新编唐诗三百首》也揭发出来了,说是邓拓借选诗,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入,是借此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搞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

  那时我还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春夜静寂时,读到《人民日报》上的这一揭发批判文章,真是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是参与者,明明白白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的,只不过选成后邓拓看看,怎么忽而变成是邓拓选的了,而且是邓拓借此而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了!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个农家的昏微灯光下,面对着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

  《新编唐诗三百首》工作于1958年10月间结束,随即转入杂务。记得我刚进中华书局时,一位编辑室主任曾给我一部明季抗清的文臣写的文稿《邢襄奏稿》和《枢垣初刻》,叫我写一篇“出版说明”;后来还经手过顾颉刚先生标点的清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第三部是《顾亭林诗文集》,除了通阅、标点外,还要各写数千字的有评析的说明文字。1958年至1959年间文教战线“拔白旗、插红旗”,北大中文系师生编了一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编辑室领导又命我做该书的责任编辑。而自60年代初期起,我又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这样的一种上下千余年的工作,对于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锻炼”,但它们对于我也是一种事业上的兴趣,并不只是作为一种“任务”,我在理智上觉得应当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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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于《学林漫录》,则完全是出于一种趣味上的爱好。1979年至1980年间,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交友面比过去稍广了。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一样,大多希望在专业范围之外,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这时,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受到启发,觉得不妨也编这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这正是《学林漫录》初集“编者的话”所说的缘起:

  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平素所感兴趣的问题,以随意漫谈的形式,谈一些意见,抒发一些感想。而不少读者,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还可读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资谈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人们的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学林漫录》的出版,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

  至于编选的宗旨,仍用“编者的话”说便是:

  《学林漫录》的编辑,拟着重于“学”和“漫”。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写了一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七律,有这样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是很有意义的。杜甫在他后期,诗律是愈来愈细了,但自己却说是“漫与”,似乎是说诗写得不怎么经心了。这是不是谦词呢?不是。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在离乱的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稍有闲暇,又读了不少书,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浑漫与”三字,就是说,看来不经心,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来为我们这本书的“漫”字作注脚,恐怕是合适的。

  其时,黄裳先生是刊物的作者与读者之一,他曾来信鼓励说:

  刊物印刷装帧皆佳,虽出版少迟,亦可满意也。尊撰“大政方针”极是,近来“正经”学术刊物甚多,然质量殊不足与招牌相符。原因可能是人材寥落,后继者少。鲁迅有言,不妨大家降一级试试看,即试写此种小文,不端架子,反能少有新意,亦未可知,不知以为如何。

  《学林漫录》第一集出版于1980年6月。这一集是我一个人编的,筹备了大约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识师友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仰的启功先生索文,他欣然先写两篇,一是《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一是《坚净居题跋》。启功先生的这两篇可以说是代表《学林漫录》的两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述近代有建树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种内容的学术小品。这在当时,对不少读者来说,都有一种新鲜感,因此,颇受文史界以及其他行业中人的欢迎。正如第三集的“编者的话”所说:

  读者欢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所谓别具一格,从内容上说,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较宽。举凡近当代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记述,诗文书画的考析和鉴赏,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以及读书随笔、序跋札记,只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子,不作姿态,希望如友朋之间,促膝交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问世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约了古代史编辑室的张忱石和文学史编辑室的许逸民两位合编。他们当时还不太忙,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办得多。《学林漫录》刊登学者、作家、艺术家的事迹,在当时为其他刊物所少见,而约请的写作者一般都是这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们的朋友、学生或亲属,亲炙日久,了解自深,行文又自然、真挚,读来使人备感亲切。这是《学林漫录》的一大特色。前后所记述的有齐白石、陈寅恪、张元济、朱自清、陈垣、黄侃、邓之诚等四十几位人物。

  《学林漫录》的文章一般只不过两三千字,是希望不要给读者以过重的阅读负担。有的还仅数百字,如俞平伯先生的《德译本〈浮生六记〉序》(第八集)和钱仲联先生的《重修破山寺碑记》(第十二集)。前者是吴小如先生约来的,后者是许逸民同志和我有一次与钱先生一起开会,钱先生随便谈起时向他约的。两篇都用文言写:俞先生的序潇洒清脱,一如晚明风格;钱先生的记则奥义丽辞,直追六朝译经。

  但《学林漫录》所收也有长文章,一是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一次我到上海去,他说他写了老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几万字,当时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颜先生虽然无论人品画品都可称为近代中国油画界的佼佼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实在遗憾得很。我遂以不拘一格为由向张、许两位推荐,在第六集一次性刊出。想要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的发展,此文是非读不可的。

  另一长篇是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这是吴先生的旧作,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共八篇,总计超过十万字。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两篇。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但像启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介绍,北大一位化学系教师,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寝食俱废。更怪的是,据他说,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于平静的回光返照中,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别无眷恋,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

  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从初集起,每一集的“学林漫录”四字,都分别约请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代名人书迹,不但有观赏价值,还有文献价值。初集由我约了钱锺书先生题签,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许德珩、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蘧常、任继愈等,这也是别具一格之处。封面设计也是一贯的素雅沉静的风格。

  自从1980年6月出版《学林漫录》初集以后,就进度和印数来说,可以说每况愈下,特别是在1988年出现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初集1980年出,印了三万多册;第二、三、四集是1981年出,第五、六集是1982年出,第七、八集是1983年出,第九集是1984年出,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数千册。1985年倒也出了两集(第十集、十一集),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1985年以后,1986、1987两年都是空档,1988年1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两千五百册。

  这当然要亏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了意见。而相识的朋友,包括不少作者,是仍然很关心的,见到必问有新的出来否?有的开玩笑地说:《学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了。

  结果第十三集于1991年5月出版,印一千册;八年后出版了第十四集,印四千册。后来又把它们集合起来,换了封面重印过一次。中华书局拟陆续新编,但恐怕不可能每年都编辑新集了。

  在编辑《学林漫录》的过程中,我对于那些谈书人书事的文章就十分有兴趣,先后主张刊登过《傻公子的“傻贡献”——嘉业堂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许寅)和《书林琐记》(雷梦水)等,但毕竟侧重点不同,所用文章有限。多年前,在编纂《中国藏书通史》问世以后,曾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届毕业、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曾经有过多次学术合作的徐雁教授谈及,在此领域尚有文章可做。他表示即可筹划一套《书林清话文库》,大可裨补学坛,沾溉书林。我以为文库的立意颇佳,有关各书的选题,如韦力先生的《书楼寻踪》、曹培根先生的《书乡漫录》、孟昭晋先生的《书目与书评》、刘尚恒先生的《二余斋说书》、谢灼华先生的《蓝村读书录》、周岩先生的《我与中国书店》以及来新夏先生的《邃谷书缘》、徐雁先生的《苍茫书城》、虎闱先生的《旧书鬼闲话》、林公武先生的《夜趣斋读书录》、胡应麟等的《旧书业的郁闷》、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贩书续编》,都极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涵义。

  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叙古代版刻、藏书情况,多有专门知识性的掌故。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清话”。按陶渊明有诗云:“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与殷晋安别》)他与挚友临别,可以连续两夜(信宿)谈话,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故更为亲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有“清谈同日夕,情叙忧勤”(《赠五官中郎将》之二);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文学》)。可见清话、清谈、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我想,读者披览这套文库,也必有此感。我读韦力先生之《书楼寻踪》、周岩先生之《我与中国书店》,既有一种沧桑之感,更有对书林的缅怀之情。现在在邓子平先生的倾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来自各地的作者们的书稿,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钟爱书籍文化、探究古今图书的学术趣味却是共同的,想读者必会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渊明《扇上画赞》)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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