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那一代的古籍出版是高峰

　　傅璇琮先生于2016年1月23日下午逝世。

　　傅先生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著有《唐代科举与文学》、《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等。北大历史系教授陆扬说，“傅先生对于我们治唐史者而言，是真正的开拓者，特别对我个人的研究兴趣，他的工作尤其重要。他前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无疑是名作，晚年用力唐翰林学士生平考辨，是晚近唐代文史著作中最具意义和功力的著作之一。傅先生其实也受西方学术启发，比如丹纳《艺术哲学》。”

　　而这里的这篇访谈，则呈现了傅先生和他那一代编辑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贡献。曾经有人说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理出版的古籍，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个高峰。虽然从技术层面而言，那个时代与今天相比，未可称为先进，但书名题签、绘图多出手工，富于人文气息，装帧设计自有一种朴素的韵味，引人喜爱。而从内容上来说，当时的古籍整理出版集中了一时俊彦，人物之盛，无与伦比。他们的工作，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出版立下了法则、奠定了方向。

　　下文原载2014年1月19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傅璇琮、程毅中谈五六十年代的古籍整理与出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与以前相比，取得了什么进步？

　　傅璇琮：新中国古籍的整理与出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步，发展得很迅速，特别是1958年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以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走上了正轨，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统一的部署。小组组长是齐燕铭先生，他那时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后来做了秘书长。古籍小组的成立，为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小组成员并不多，才不到二十人，但都是第一流的学者：齐燕铭、叶圣陶、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齐燕铭先生是小组成员，兼任组长，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三位分别兼任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的召集人，各分组成员也都是当代著名学者。金灿然先生是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编辑。这些学者都是国务院办公室和中华书局联系的。古籍小组成立之后，中华书局就变成了小组的一个专业办公地点。

　　当时齐燕铭先生是怎么主持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

　　傅璇琮：在古籍整理方面，齐先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首先是抓规划。1958年当年，在齐先生的领导下，文史哲三个小组分头起草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草案分为文学部分、历史部分、哲学部分三册，文学部分三千三百八十三种，历史部分两千零九十五种，哲学部分一千三百一十三种。这份计划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选出几千种，列出所采用的版本，是一份精选的目录。

　　其次是抓重点项目。当时定下的一些重点项目，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基本史籍的点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这些大型类书的影印，都给后来的古籍整理起到了示范性作用。1960年，齐先生与古籍小组成员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又制定了一份《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这份草案列入古籍选题五百多种，根据读者的不同，分为“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前者又细分为“古籍读本”、“古籍普及读物”、“古籍今译本和改写本”，后者则分为“历代名著”、“专题史料汇编”、“工具书”。他还提出影印一部分珍本、难于排印的少数有价值的古籍和有较高史料价值的近代报刊。

　　最后则是培养人才。中华书局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沟通，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专门培养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熊国桢、沈锡麟都从这里毕业，一位成了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辑，一位成了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也都是那个时候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

　　齐先生当时是如何与古籍整理的学者沟通的？行事风格如何？

　　傅璇琮：我是1958年夏天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的，那时候的中华书局可以说是直接在齐先生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先生常常就总体规划和具体选题给齐先生写信请示，齐先生要么回信答复，要么在中华书局送上的报告中批示。齐先生这个人，学问渊博，既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又懂得变通，工作方法灵活。这里可以讲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打算出清人笔记《永宪录》，发现有一段涉及台湾问题，和《明通鉴》等书的提法是不同的。我们当时很犹豫，不知道是该照原书印呢，还是改动几个字，于是向齐先生请示。为此，他特地写了一封信来谈台湾沿革的问题。不长的一封信，征引了俞正燮《癸巳类稿》、黄宗羲《行朝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明史》《明文在》这些书。最后他在报告上批示：“仍照原文付印，不必改字，无碍于事。”

　　第二件事是，1958年7月，中华书局想重印《王静庵遗书》，向外界征求意见。有说原样重印的，有说抽印《观堂集林》《观堂别集》两种，删去诗词、寿序、墓志的，还有说删去《静庵文集》《苕华词》《人间词话》和有关戏曲的八种书的，理由是“观点很不正确”。齐先生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的意见，他说：目前应择要印行，分辑出版，将来再陆续出全，旧社会有《王忠悫公遗书》，新中国反倒没有这位大学者的全集，说不过去，文集中涉及政治的部分、诗词部分，谈不上有什么毒素，“此种资料书，不是青年读物，以存真为好”。他还很幽默地写了两句：“以上意见也许类似保守，但从长远看来可能正确。”现在回看，齐先生的远见卓识是很值得佩服的。

　　第三件事很有意思，1963年的夏天，张舜徽先生来北京看病，他住在饭店，但是一天要五块钱，实在太贵，于是他写信给齐先生，说：“房金每日五元，以一教书之人，如何能负担此数”，“甚盼执事转告有关部门代找一招待所暂住，以解决食宿问题”。随信附上了一份他已完成的著作目录。齐先生当时并不认识张先生，但接到信后，马上给他安排了教育部招待所住宿，还给金灿然先生写了张条子说：“看著述目录，是有学力的人，请你们联系一下，具体了解。”中华书局随即就派编辑去找张先生了。我也去见过他，后来他的《清人文集别录》就是这样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齐先生是多么的有人情味，工作方法也是很灵活的。

　　除了您谈到的这些重点项目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有影响的古籍？

　　傅璇琮：在我的印象中，五六十年代是比较注重普及读物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五十年代开始，陆续推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影响很大，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都在这套书中，很受欢迎。这是当时的一个大项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中华活页文选》，是很有名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中华书局也出了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是吴晗牵头搞的，后来被批成大毒草，成了吴晗的罪状之一，但当时的反响很好。

　　此外，我担任编辑的一个项目也可以介绍一下。1959年、1960年，中华书局开始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一开始做的是唐朝的白居易和宋朝的陆游，后来在我的建议之下，陆续出了很多汇编。我自己做了《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受到不少关注。这也是很好的古典文学项目，一直到现在还在出书。

　　您当时所接触的专家里面，有没有名气不大但实际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傅璇琮：有两位学者值得介绍。一位是王仲闻先生。他是王国维的次子，1959年进到中华书局工作，是中华聘请他来的。解放前，他在北京一个邮局工作，他所担任的职务据说非参加国民党不可，于是他入了国民党。这样一来，五十年代前期他就给戴上了一顶国民党反动派的帽子。1957年以后，他又多了一顶右派帽子。金灿然先生非常注意专业人才，知道他学力深厚，让他过来上班。南京唐圭璋先生辑录整理了《全宋词》，中华书局想出，委托王仲闻先生审读，他提了不少审稿意见，水平很高。浙江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要在中华出，王先生同样提了不少很高明的意见。文学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请王先生重新点校一下《全唐诗》，出版意见由我来写，最后署名“王全”，浙江话“璇”、“全”音近，这是徐先生代拟的。现在南京大学重新做《全唐诗》，很肯定中华出的这套书，其中王先生的贡献是不小的。他的《读词识小》曾经请钱锺书先生审稿，钱先生说这是本奇书，非常好。“文革”的时候，中华书局没批斗他，但是王先生住的地方的红卫兵斗他斗得很厉害，还抄了他的家，这本《读词识小》就遗失了，非常可惜。后来，王先生就自杀了。

　　另一位是陈乃乾先生。陈先生出身藏书世家，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和朋友合作，收了不少古籍珍本善本，传说他后来调到北京，专门包了一节火车车厢给他运书。1958年，中华书局启动“二十四史”的整理，其中《三国志》的点校工作就是他负责的，他时间抓得很紧，很快完成，1959年12月书就出版了。但他在中华书局的主要工作，还是主持古籍影印的大项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四库全书提要》，都是他编印的。我当时不过二十几岁，是个年轻编辑，但陈先生很信任我，约我给影印本《史通》、他编的《清人考订笔记》写出版说明。陈先生这样关心年轻人，提携后进，让我很感动。

　　您刚进中华书局，是在文学编辑室工作的。当时您所经历的古籍出版工作是什么样的？

　　程毅中：我是1958年12月提前分配到中华书局的，在文学组任助理编辑，编发文学古籍和有关古典文学论著的书稿。1959年夏天，组织交待下来任务，让我编《海瑞集》。我当时有些奇怪，海瑞又不是文学家，这部集子为什么交给我来编呢？当时对海瑞，我也只是略有所知而已，因为我本来是学文学史的，对海瑞的了解，仅限于小说、戏曲里的清官形象，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海瑞一无所知。但自己动手编书，毕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我从中初步学会了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对后来的工作很有裨益。
　
　　现在看来，出《海瑞集》无疑是趋时的举动，就因为毛主席讲了一句共产党人应该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海瑞一下子热得不得了。1959年4月份毛主席夸了海瑞。7月份就开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了。吴晗1959年9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海瑞》，已经觉察形势有了变化，专门在结尾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假冒海瑞。可是他最后还是未能幸免。出《海瑞集》对中华书局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1962年12月，《海瑞集》出了以后，受到金灿然先生表扬，我当时还沾沾自喜。可到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我就终日惴惴不安了。“文革”的时候，这更成了金先生的一大罪状，说是配合彭德怀右倾翻案风，要害是罢官。其实最开始海瑞热起来那个时候，强调的都是海瑞上万言书，不是罢官。吴晗编的京剧剧本是《海瑞罢官》。

　　您所亲历的五六十年代的古籍出版情况是什么样的？

　　程毅中：当时全国范围内，只有三家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一个古典文学部。1958年以前还有一个出版社叫文学古籍刊行社，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副牌，也出了不少书，大部分是影印善本。但当时这三家出版社的编辑力量还不算强，古籍整理的条件也不十分好，约请的专家学者多忙于研究和授课，能够答应的，交稿时间也很漫长。

　　在我的印象中，中华书局重点是抓总集，排印了《全唐诗》《全宋词》《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影印了《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文苑英华》等。《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虽然是影印的，但也初步做了整理加工，书页上有校记，这是书上用铅字打上去再照相的，还加了断句。当时还有一个古籍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很小，但是一上马就搞《资治通鉴》。所以《资治通鉴》第一版是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的，后来古籍出版社合并入中华书局，中华1958年就是用古籍出版社的版子重新印的。那时候的纸型也没办法大改，可以作一部分挖改，但是不能增加字，因为一动行，就“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书版都要跟着动。《资治通鉴》由十二位历史学家标点，有顾颉刚、聂崇岐等第一流学者，当时抓得比较紧，一年就点好编出来了，但也有些问题。吕叔湘先生“文革”中靠边站了，细读《资治通鉴》作为消遣，从书中挑出了一两千处标点错误，我们基本上照改了。前不久，《光明日报》上也发过辛德勇先生的文章，专谈《资治通鉴》的问题。

　　虽然那个时期重点是抓总集，但也有一些别集。还有一些史料笔记，一些单行本比如《唐摭言》，五六十年代都出了。

　　程毅中：《唐摭言》最早是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的三十二开的小本，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再出。大多是二十四史出完以后，作为补充史料来做的。

　　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也是很早出的。后来宋代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比较晚了。这套书的缺点是一本一本地出，不是整套一起出，第一册最后出，因为它有目录。书只能一册一册卖，结果印数不一，卖的数量也不一，压库的情况不一样，就浪费了，后来就等全了以后重新再印。我自己的也是不全的，后来要补也补不齐。那时候好几套书是这么出的，结果造成浪费，《清史稿》也是如此。主要是周期慢，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十多册，前面二十多册都压在库里，等到出齐又配不全，所以造成了浪费。“文革”结束后出版局主持制定了一个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规划，由三个出版社分工合作，上海叫“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北京叫“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同时还定了十五个大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了好几种，曹植、韩愈都归他们，杜甫当时约了山东大学的萧涤非，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版。原因一是要求高，因为杜甫资料多，另一则是萧先生去世以后就主要由首都师大的廖仲安先生负责。他事情多，一直拖到现在，现在山东大学好像把这个事情完成了，耗时将近四十年。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从实践经验来看，李一氓先生抓得比较好。他总结了经验：一是抓重点，自己抓几部大书；二是给必要的资助，他要了钱，分给教育部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主要整理工作在高等院校，就拨一笔钱给他们掌握，古籍整理小组掌握一部分；第三是依靠群体，“文革”以前有一个偏向，定了规划以后找作者，作者的确是对口，但有各种情况，一是教学工作忙，一是年老体弱完不成任务。比如《屈原集》找的是金开诚先生，他圆满地完成任务了。《陶渊明集》找了袁行霈先生，他是二十年磨一剑。《白居易集》找了顾学颉先生，顾先生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但他年老体弱，最后去世了，中华书局又找了一位年轻的谢思炜，出了现在的《白居易集》。我个人的体会是，过去有时候强调找专家，但是专家不一定能保证完成任务，这是要有所改进的，另一方面，出版社只有三家，太少了一点。李一氓先生鼓励地方也成立古籍出版社，原来怕乱出，集中到中央，后来就放权了，稿源就多起来了。

　　经手的书稿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

　　程毅中：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特别值得一说的。1959年3月的时候，中华书局得知逯先生有本《古诗纪补正》，当时他已经把其中《全汉诗》部分交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准备出单行本。他的好几位同学、同事，像任继愈先生、张政烺先生都很推重他，就向他约了这本书。1962年11月逯先生和中华签下稿约，1964年1月开始，他陆续把书稿寄了过来。我们读了之后，觉得很好，但还是有些问题。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帝王将相是格外敏感的，但逯先生总是把皇帝的诗放前头，我们建议他按年代排。还有版本的问题，他原来以《古诗纪》作底本，拿其他集子校勘，我们感到有些诗是《古诗纪》不能覆盖的，建议干脆重新来，把《古诗纪》作为一种材料。此外，还提了其他一些比较具体的校勘意见，逯先生很高兴地根据我们的意见反复修订。“文革”爆发后，稿子根本无法付印，只能留在中华书局，算是替逯先生保管，如果留在他自己手里，能不能保存，是很难说的。“文革”中期我从“五七干校”回来，他来信说要拿回去修改，改好再拿来，我又提了些意见和他商量，可是他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此书顿时成了遗稿，有些问题也无从改起了。

　　到了1975年，邓小平有一段时间主持国务院工作，抓生产，中华书局的业务那时由熊国祯先生负责，他说咱们也出点书吧，逯先生人去世了，稿子还是可以出的。我受熊先生委托去长春找了逯先生家属商量。当时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有些问题因他去世不能修改，我们建议请他的同学同事帮他修改，二是逯先生家属希望有稿费，“文革”中稿费是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被废除的。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书的出版终于可以落实了。因为我负责文学编辑室的行政工作，稿子交给许逸民先生全面负责，做了点小的修改、整理，书名改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就出版了。我们中华的出版工作是先抓总集，《全唐诗》《全宋词》《全汉三国南北朝诗》这类是排印的，还没有校勘记，逯先生这本书是做得比较好的，有详细的校勘记。

　　“文革”时期的古籍出版，大概是什么情况，您能介绍一下吗？

　　程毅中：“文革”之前，每一年都有各出版社推出不同种类的古籍；“文革”开始后，古籍出版就陷入了停顿状态。古籍出版受政治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方面的情况，可以翻翻《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1959年“反右倾”运动以后，到了1960年，全国出版的古籍就只剩七十六种了，1961年是六十七种，1962年一百三十四种，1963年一百三十七种，又多了起来。这几年都还不错，到1964年又不行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挨批，很多书不敢出，一下子少了很多。1964年就只有四十八种，到了1966年只有七种。我们中华的重点图书是《文苑英华》，1966年还是出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卖出多少。《全宋词》1966年就排好印出来了，没发行，“文革”以后才发行。1966年5月份“文革”开始，一直到1971年，除了一部《周书》，就出了一本章士钊的《柳文指要》。1971年因为毛泽东的意思，要抓二十四史，一部分专家又被借调到了中华书局。如张政烺、王仲荦、王钟瀚、启功等先生，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历史编辑室的几个人就是这样从“五七干校”回来的，赵守俨先生当时就负责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文学和哲学编辑室因为无事可做，有些人员就还在干校劳动。

　　《柳文指要》第一次拿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章士钊曾被鲁迅骂过，在我们心目中是老右派，他的稿子是要特别警惕的，但毛泽东又和他是好朋友。这就比较难办。第一次稿子是我的同事看的，提了点问题，向领导汇报。康生作了批示，大意是现在纸张很紧张，这本书又有想翻案的内容，不给他出。于是稿子被我们退了回去。后来章士钊送去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上半部，说很好，还要看下半部。毛还写信给康生。康生一看连毛泽东都点头说好，书也就让出了。稿子再拿来的时候，已经是1966年了，这次是我看的。章士钊的稿子，是一个字都不能动的，书里有不少乱联系反修的内容。当然，技术性的问题也不是没有，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是上头交下来的任务，也不敢轻易发。最后还是打了报告。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知道毛泽东支持此书出版，就批准了。批下来，我们就排校，等排校工作都做好了，已经到了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中华书局的造反派把总编辑都打倒了，《柳文指要》的出版自然也就搁置了。清样搁下以后，章士钊拿回去，又作了一些修改，“文革”期间红卫兵上他家抄家，他还拿出毛泽东的信当护身符，把红卫兵挡在了门外。到了1971年，周总理说这书要给章老出，因为毛主席肯定他。那时我还在在“五七干校”。章士钊知道稿子是我们文学组组长徐调孚从杨东莼那里拿的，就指名要徐调孚给他做责任编辑，徐先生已经退休了，本来家都搬走了，这下子就给硬留在了北京。徐先生的夫人当时已经去世，儿子在四川，他一个人留了下来。1973年我从干校回来，出了几本中央交办的书。到了1974年，全国出版的古籍增加到了二十二种，1975年涨到了二十九种。古籍出版进一步的繁荣，要等到“文革”以后了。

　　当时古籍整理的人才是怎么培养的？您接触的哪些专家让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程毅中：五十年代末，为点校整理二十四史，不少学者被调到了中华书局。比如，杨伯峻先生是特别从兰州大学调来的，宋云彬先生是从杭州调来的，傅振伦先生则是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来的。有一位老先生叫孙人和，他也是老专家，起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然后再到中华书局，主要是做顾问。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1958、1959年开始招生，五年制，1964、1965、66年毕业，我们的主力都是那三届毕业生，中华搞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这些人。那时在那些专家老先生的带领下做了不少工作，学到了不少知识，成了中华书局的骨干力量。

　　那那时候周振甫先生是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因为开明书店合并到青年出版社，我们要把他调过来，那边不放。徐调孚先生和他关系很好，他们是同乡，他就和青年出版社商量，帮中华看稿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抓二十四史，把他调来做校点工作，就留在中华了，文革以后就明确调了过来。他在开明书店的时候就是钱锺书先生的责任编辑，到了中华继续负责看钱先生的书稿。周先生对青年热心指导，是我们编辑的楷模。

　　王仲闻先生也让我印象深刻。我的同事沈玉成先生写过纪念他的文章，说他之于王国维是“唐临晋帖，元翻宋本”。沈先生单身，王先生就住中华书局，两人晚上经常聊天，比较熟悉。王先生是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的编外人员，开头一个月给他六十块，后来提到八十块。别人一直当他右派，他自己也这么以为。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弥松颐先生告诉我，他去公安局查过档案，档案里并没有王先生是右派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