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主题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行

 

　　2015年12月13日下午，“《野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举行。会议由文学院孙郁院长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多位学者参与了讨论。本次研讨会从文学院张洁宇教授2013年出版的专著《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出发，围绕《野草》研究的历史脉络及当下的研究情况展开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认为，在鲁迅研究中，《野草》的存在不仅是原点式的，也是焦点式的，研究者对《野草》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对鲁迅的理解。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鲁迅研究里，《野草》中的鲁迅形象是最基本的价值原点，钱理群、王富仁、汪晖等前辈学者或从作品进入理解鲁迅，或借鲁迅思想建构自己的鲁迅形象，而这背后都体现了“文”、“史”、“哲”三个方面的交叉结合。在此基础上，孙玉石先生将文本细读与历史事件梳理相结合，而张洁宇的研究也承续了这一方法。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指出，《独醒者与他的灯》的学术风格及审美喜好显然受到孙玉石先生的影响。这本书注重对当时写作情况的钩沉，特别是将周氏兄弟同时期的文学活动，例如翻译、日记等周边文本及《语丝》等刊物勾连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新锐的鲁迅研究者多以20年代的鲁迅为核心，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时期鲁迅形象的反拨。孙玉石先生和钱理群先生代表了《野草》研究的两种方法：前者重在对文本本意及鲁迅思想的探求，后者则有意重新发掘文本的可能性。具体到文本考察方面，前者以《野草》的完整性、封闭性为前提，严格遵循《野草》自身的文本结构，以时间为线索呈现鲁迅的思想变化；后者则将之处理为一个文本群，不看重具体篇章顺序，而是从中抽取某种整体性构造。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利弊，这也显现出《野草》研究的难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回忆说，孙玉石先生的研究当年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了12期，影响深远。“有些东西是很难超越的，但我们可以推进”。《野草》研究涉及历史、个人、文本等多重因素的缠绕，而研究者作为个体，对于希望、绝望都有体会。因此，刘勇教授认为，推进鲁迅精神价值的研究也是目前《野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从“经典文本重新阐释的可能性”出发，认为张洁宇的专著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为《野草》的阐释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发。他同意张洁宇对于《野草》“紧闭与敞开共存”的判断，认为只有把两种感受兼容到自己的研究中才能达到准确的范式。此外，他也赞同张洁宇学术研究风格上“非确定判断”的特点，认为这是经典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既是对经典丰富性和可能性的尊重，也开放了与已有的研究对话的可能。而对于本书的“细读法”，他特别说明，细读的第一点是形式层面的诗学积淀，即对于“怎么写”的凝视；第二点，它又能穿透形式概括出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分量，换言之，表面看野草是封闭的，连续性不强，但张洁宇的研究恰好穿过破碎的形式，使得形式有了指向作者思想的整体性。第三点即对作家主体的再审视，譬如“自画像”的概括及对两棵枣树的解读，这也是对《野草》研究的推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怡教授重点分析了张洁宇与孙玉石对于《野草》研究的差异。他认为，在张洁宇的专著中，孙玉石对鲁迅某一阶段思想的宏阔概述被转化为更细致具体的、更情绪化的内容追踪，并且在探讨历史时，也不限于抽象的社会历史背景概括，而是更细微地呈现鲁迅写作的情境，特别是运用日记等材料相互佐证鲁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此外，文学与历史的紧密结合是近2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变化，但这样的结合研究也隐含某些问题，“到底是研究历史还是文学”？对此，张洁宇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式，虽然她强化了历史视野，但最终又落回对《野草》的细读当中，呈现出文学的、心灵的感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开发教授从传记批评、影响研究等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独醒者与他的灯》的细读进行了补充。一方面，传记批评或索引式批评有时会带来误区，要谨慎处理现实事件与写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影响研究，除了对于《野草》写作有比较直接关联的厨川白村外，尼采的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

　　高远东教授补充说，事实上尼采对鲁迅不只有精神气质、象征方式的影响，很可能还有文体风格的启发。孙郁教授也补充到，研究者也应关注文学之外与《野草》有关的艺术实践，例如王西麟的音乐，赵延年的版画等。

　　最后，张洁宇教授总结说，研究方法的推进其实也要感谢材料整理工作的进展，比如王世家、止庵两位先生编选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出版为她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外，张洁宇教授也非常感谢诸位学者的批评，她说“每一代人其实都希望借研究鲁迅来思考自己生命中的问题”，而《独醒者与他的灯》也仍然只是她鲁迅研究的入场券。（文/2015硕薛凡佳图/2015硕刘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