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书写：胜在新思维，高在新方法——读曹胜高的《国学通论》

　　近年来，国学在大陆上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已远非一句简单的“国学热”就能说的明白了。而且“国学”也开始深入民心，成为国人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如此之热的国学，“时至今日，在大陆高等教育中，国学的讲授却未成系统，不少高校甚至废而不讲。这种状况，势必影响今后学术的发展，影响一代学人的素质。”[1]其境况若此，更遑论有一本全面、公正、客观的国学著作去介绍它、传播它、研究它，这不得不令我们感到惋惜。当然，现在市面上也并非没有好的国学著作。最近各大出版社不是大量地翻印章太炎、钱穆等前人的教材，[2]就是引进台湾学者写得比较好的书籍。学术亦讲求通变，吸收前人成果，固然是我们应做的，但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大陆似乎也应该拿出自己的国学教材来。用袁行霈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此时，我们所研究的“国学”也应当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序言第3页）

　　最近大陆也出版有新的国学讲义，像詹杭伦先生的《国学通论讲义》，就是这个领域的发轫之作。这部书的奠定性作用毋庸置疑，遗憾的是，它只能作为一个试验品，因处于发生阶段而缺乏足资借鉴的经验和研究成果，所以仍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如缺乏宏观的理论视角和合理的统筹安排，翻阅后似乎给人拼凑的印象。另外，龚鹏程先生的《》也是较为不错一本国学著作，但其理论性大于知识性，学理性质太浓，不太适合缺乏基本国学常识的初学者。不过幸运的是，终于有一本全面的、客观的、基础的国学著作面世了，这就是曹胜高先生的大著《国学概论》。笔者读后，深受启发，所以不揣简陋，将其优点录于下面。

一、大处着眼，试图理顺国学体系

　　国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其所弥纶范围之广，研究内容之多，已经非现代的学科分类方式能涵盖。按照卞孝萱先生的话说：“‘国学’成为中华固有的全部学术的专名和总称。”[3]

　　但是体系如此广博的学问，却很少有人系统地讲述它、理顺它。民国时期，影响力最大也最为深远的国学著作，莫过于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钱穆的《国学概论》。但这两本书所构建的体系，一个未脱出自《隋书·经籍志》以来所形成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其最具突破性的发展也是仅将其归结为经学、文学与哲学等学科范畴；另一个则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了不同时代的“显学”。大师著作自当千古不废、泽被后世学林，但“一个人的见识可以超越他同时的所有的人，但却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第37页）。其时代局限性，已决定这样的知识架构方法已不太适合现代的读者。故曹胜高先生的《国学通论》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并融入当前学术发展的新成就，而建立了一套具有新视角、新思维、新方法的国学体系。《国学四十讲》较于《国学通论》，而显得驳杂，缺乏系统性，由于处于不同学者之手，文章的风格内容良莠不齐，缺乏系统性，仍流于拼凑。

　　本书在体系的建立上可从形下和形上两个方面把握。从形下角度讲，本书加大了国学的学科承载能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史、子、集的学科分类。除此之外，作者还加进了《佛学概论》、《道教概论》等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甚深的宗教知识，这使我们对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有着系统而全面的了解；加入版本、目录、校勘、考据等方法论的知识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内容，这是古今学人阅读和研究国学典籍的基本要求。另外，作者还加入了《古典艺术学》一章，讲了中国传统书画的鉴赏和历代音乐流变，这与作者本人的艺术爱好、艺术欣赏能力有关[4]。当然国学涉及的范围还有很多，如古代科技、建筑等等都是国学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苛求作者去满足我们所有的知识需求，做到尽善尽美，毕竟一个人能力有限。作者仅凭一人之力能旁通如此多的学科知识已经令我们叹为观止的了。

　　从形上的角度讲，作者除增大了国学的知识体系外，还对国学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更有意义的要求。即不仅仅局限于对知识的讲述和传播，更重要的是对国学知识的内蕴进行了阐发和总结。同时，作者能够把固有学问与当下的社会生活相联系，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国学学习和研究的现实意义。作者说：

　　“我们需要明确，国学并不等于经、史、子、集。如果我们研究国学，只是为了啃读经、史、子、集中那些旧书，只能算作书虫。我们读了这些书以后，要从中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基本精神气质以及逻辑思维方式，藉此来服务我们当前和未来。”（P11）

　　作者以为，国学对世人的影响，应该从思想体系求动力、从文化观念求价值、以精神追求明前途、以方法方式为目标。新的时代要求我们用新的思维、逻辑方法来治学。本书的优点也在于引导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国学，研究国学。

　　不过，作者对国学体系的建立，是以形下和形上相结合为基础的。因为毕竟国学的一切价值体系，还是以古代的典籍，即经史子集为载体的。所以，我们对国学价值体系的一切要求都还要到原典中去寻求。

二、小处入手，追求独特的写作视角

　　一部书的好坏，从大处见其功力，从细处则见其个性，两者缺一不可。故作者写作的视角也是衡量学术著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

　　古人治史，注重史学理论的总结。唐代刘知幾曾提出史学“三才”说，《唐书·刘子云传》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在这三个因素中，史才是先天而生的，不可勉强而致；史学是后天积累的，可以通过努力得来。而唯独史识是先天的史才与后天的史学相互碰撞而发生的，故最为难得。按梁启超的理解，史识就是指观察力。[5]而笔者进一步认为史识是观察力与理解力二者的结合，非独观察力一个方面。所谓的理解力则是指作者针对具体现象和问题所具有的独有的研究思维和意识。

　　《国学通论》也是一本以史识见长的著作。本书作者，常能从细处着眼，展开论述，如通过先秦诸子关于人与天地的来往：天人交通、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天人一体，以明晰其各自的观点，又从人“性”之善、恶、不善不恶来展现诸子各自的立场，这种综合排列比较的思维方法，便于我们更加清晰看到诸子的学术争鸣。这取决于作者对各种学说的娴熟和洞悉，又决定了作者的写作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融会贯通之后有条不紊的书写。而且其观点常能发前人所未发，或一言中的，数语就能揭示出事件本质。如第一讲《什么是国学》又对儒学的评价，其言曰：“任何一门学问，一旦成为利禄之学，成为士人晋身之阶，自然导致两个倾向：一是繁琐地解释它，二是疯狂地附会它。前者导致了古文经学的产生，将经学引向艰深；后者导致了今文经学的形成，将经学引向虚妄。”这是对今古文经之所以形成的一个独特的解释。不独如此，作者还不止一次提到今古文经为利禄之学，像第二讲《经部概论》也说：“今古文之间的争论，表面看是学术问题，而是实际是利禄问题。”（P24）这种评价本非极其独到之见，而前人多注重表面现象，忽略挖掘学术争鸣后面的更为深刻的本质，即利禄问题。

　　作者这种不为前人成见所蔽的观点，在书中还有很多，如古代关于“雅乐、俗乐”之争，正统卫道者多以雅乐为“正声”而斥俗乐为淫曲，此皆几成定论。也有人承认俗乐取代雅乐是音乐自身的进步，但他们多不能解释“雅乐为何衰微，俗乐因何繁兴。”这是因为文史学者多不懂音律。作者却能从音律角度入手，对俗乐代替雅乐做了很好的解释。按照作者的理解，西周雅乐只有四声音阶，故变化形式单调，所以很难引起欣赏的兴趣；而那些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俗乐，却有七声音阶，所以能演奏出清新活泼、风格多样的新乐。难怪魏文侯会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6]

　　由此可见，对于大问题，仅从小小的角度就能解释清楚，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而独特的视角的运用，既体现了作者史识优长，又加强了读者的理解力并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

三、熔铸经史，打通学科界限

　　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中国古代学术向来分科不是特别严格，这与西方是不同的。然而自民国以来，基于对西方学科分类的借鉴，中国学术越分越细，且越分越窄。其缺点亦较为明显，确实缩小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和领域，限制了我们的视角、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这是当今学术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

　　对于学科交叉的重视，很早即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诗史互证”以及现在常提的“三重证据法”的运用，都可看作是学科交叉研究的典型例证。然而大师之后，后继乏人。专家愈多，但通博之士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思维及学术的发展。对此很多人深感痛心疾首。当然，本书的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思虑。如作者在谈到国学研究的意义时说：

　　如果说20世纪的国学研究过分地注重学科之间的“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学术研究要打通各学科之间的人为设限，将不同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合”起来，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将中国传统学术的相关思想和各种理论剖析清楚，总结中国学术的本质特征，概括出拥有中国内涵、具备中国特征、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国学通论》第14页）

　　作者在谈到国学研究的旨趣之时，说过一段话令笔者深有感触。作者说：

　　不要把自己变成知识的一部分，而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抛弃成见，深入到学术内部，把里面的门径一一理清。如以史学判断成说的得失，以审美领悟文学艺术的天成，以逻辑明辨哲学的结论，以考据审定文献的是非。只有抱着端正的方法和深沉的态度，才能深入传统文化的本根，才会有鞭辟入里的见解，才会有稳重剀切的结论。（《国学通论》第16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对知识的态度，也看出了作者对消融学科界限的要求。本来国学就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几乎可以涵盖中国所有的传统学术。但学术界真正能做到“熔铸经史、整合各科”的却少之又少。作者《国学通论》一书的写作，当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

　　对于学科的界限的消融，作者还主张要重视经学。他以为：“无论是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还是文学、哲学研究都必须正视经学。毕竟，经学对中华民族的演进形态、中国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国的学说体系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第39页）另外在写《史部概论》时，作者也吸收了章学诚的观点，主张要“经史一体，正野分途”。

　　然而，作者的通也不是无条件的通。书中即多讲古今之通，而明中西之别。这与当下学术风气有关。当下学术界多好借鉴西方理论，这本无过错。但多数人“画虎不成反类犬”，本来一言即可点破事情，却乱套西方语言模式，让人难以卒读。作者有鉴于此，专辟一节讲中西哲学之别。据作者总结，中西哲学有四点区别：求道理与求知识、主体化与对象化、重整体和重个体、重变异和重概括。这固然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研究国学要立足于中国本位。而在借鉴西方理论之时也要注意方法和方式。但作者并不反对借鉴西方理论，他认为要促成中西对话，首要明中西之别，方能建立具有全球普世性的哲学体系。

四、纵横交错，析流变而明重点

　　一部书的好坏，除了思想内容之外，与其叙事模式与语言文字的运用，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前已言之，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与钱穆的《国学概论》为上世纪成就最大之国学著作，无论后人如何重写，这两本著作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因为两书在叙述模式上完全不同，于是为后人提供了两种可资模仿的对象。《国故论衡》从横的方面分为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国学概论》则以纵向叙述为主，一章叙述一朝代学术之最为重要者，如先秦诸子、魏晋清谈、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两种模式优劣如何，在此我们不给予讨论。但这种模式再用于当今国学著作的撰述中，就未免守正有余而创新不足。所以，现代的国学著作也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詹杭伦先生的《国学通论讲义》与龚鹏程先生的《》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而《国学通论》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创建了一套有横有纵、纵横交错的叙述方式。作者在提到国学研究者所必需具备的素养时，要求研究者能够纵横兼通。即研究者要有一个历史时空观，而且在研究时要做到时间和空间的结合，这样才能准确地看出某一人和事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作用。[7]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正是本着这个原则。从全书的布局来看，一个问题的讲述也是既有纵向的讲述，也有横向的描写。如讲经学，则先讲《经学概论》，从纵的方向对各代经学的发展做总的俯瞰，这样可以使读者能够对经学的发展状况有一个背景式的了解。然后再分讲“十三经”各自的成书、流传情况，这样读者就能有一个更为具体、全面的了解。当然，各章也有各自独特的情况，但大体上其具体内容的讲述均不出“析流变而明重点”这样的叙述模式。

　　本书在明确“国学”之内涵及其研究意义的前提下，又提出了重要的治学方法和读书方法。“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作者认为学术因时代而变化，不同时代总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作学术研究需要预流，即明确学术追求之大势。在具体篇章中，作者指出如何研读十三经，如何研读史书，如何研读集部等，并列举相关著作的优秀版本和研究成果，解决了初入门者惘然不知所措的缺点。

　　另外，本书在语言的运用上以简洁明了为主，同时善于运用精炼的语词概括各种特点：如史部特点、中国文学特质、中西哲学之别等。而且妙语迭出，有很多的名言警句。除笔者上面所引的：“一个人的见识可以超越他同时的所有的人，但却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和“不要把自己变成知识的一部分，而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外，还有很多，像“真正的学问不是一个人的专利，它是天下的公器，天下的利器”，“学术研究不是一时的掌声与鲜花，而是长久的寂寞与煎熬”（均见第16页）等等。这也从侧面让我们认识到学术研究的原则性和辛劳。

　　当然，本书也有令人不太满意之处，如书的前半部分在知识的讲述之外，还重视对读者思考的启发。而到了后半部分则多是知识的讲述，很难再给读者以思想冲击的感觉。这或许也与具体的内容有关，如古文字、古音韵等多是固定的知识。在《版本学》、《目录、校勘与考据》及《文字、音韵与训诂》相关章节，多给人知识介绍性的印象，采用平铺罗列的方法，虽涵盖所有的知识点，但读之难免疲倦，因此期望能用更加吸引人的方式把这部分基础知识表达出来，以期提高读者的兴趣。

注释：

[1]胡阿祥《国学四十讲》后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31页。

[2]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国学演讲录》，钱穆的《国学概论》。

[3]卞孝萱《国学四十讲》序，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4]作者曾撰写《诗画人生——从王维到郑板桥》一书，可参见。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古籍1998年版，第164页

[6]《史记?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01221页

[7]详见《国学通论》第24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