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子路儒侠精神的现代启示
【内容摘要】为探讨如何利用传统国学塑造现代人才，以《论语》为主要文献，发现子路作为孔子的弟子，在《论语 》中出现了41次，其原始之“侠”已被孔子之“儒”成功改造，由此形成了儒侠精神。其过程包括“率尔”改造成“三思”、“原始反叛”改变成“和而不同”、“好勇”升华成“义勇”三点。这对先秦文化的研究、现代侠义的倡导，乃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论语》、子路、儒侠、改造
【作者简介】何和平（1989—），男，江西宜春人，青岛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史。
“儒”者，上古日纽侯部韵（《汉字古音手册》P100），许慎《说文·人部》解释为“柔也，术士之称”，徐灏注笺“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汉语大字典》P230）；郑玄《礼记注》解释为“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礼记·儒行》P1577）；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周礼·天官》条目解释为“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论语正义·雍也》P228）；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释为“儒，假借为懦”，指懦弱（《汉语大字典》P230）。又章太炎《原儒》解释为“儒在古文字中本是写作需的，而需是求雨的巫觋”；胡适《说儒》解释为“文弱迂缓的人”；郭沫若《驳说儒》解释为由于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饶宗颐《释儒》解释为“安”“和”。[1]因此，“儒”者之说，众说纷纭，“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周易·系辞上》P560）。
“侠”者，上古匣纽叶部韵（《汉字古音手册》P9），许慎《说文·人部》解释为“俜（使放任）也”（《汉语大字典》P158）；司马迁《游侠列传》解释为“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人（P3181）；班固《汉书·游侠传》解释为“不入于道德”，“放纵于末流”，却“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赦矣”的人(P3699)；颜师古《汉书注》解释为“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汉书·季布传》P1975—1976)；李德裕《豪侠论》解释为“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但“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全唐文·卷七百九》P7277）；袁中道《柞林纪谭》记载，李贽曾解释为“侠从人从夹，为可以夹持人也。如千万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即安，失此一人即危。人人可以凭藉之，方谓之侠。今人不识侠，转以击剑报仇为侠，则可笑甚矣”（《珂雪斋集·附录二》P1478）。又汤增璧《崇侠篇》解释为“白刃可蹈，而坚持正义，弗见，则起而舛之，是之谓侠”；钱穆《释侠》解释为“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刘若愚《中国之侠》解释为“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有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金庸《射雕英雄传》解释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2]此外，章太炎、梁启超、钱基博、冯友兰、郑振铎等都对“侠”有所阐释，材料、角度和观点各不相同。
虽然两字之形、音、义相差甚远，但是其相对关系却非常密切，并随着双音节化构造新词的趋势，逐渐因求同存异而最终连用。据北大语料库记载，“儒”“侠”并举大概首见于“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韩非子·五蠹》P672）。虽然那时的“儒”“侠”尚未固定成语块，仍需分开解释成儒生和游侠，但苏轼《送曹辅赴闽漕》“曹子本儒侠，笔势翻涛澜”等中却已将两者合而为一，专指有侠义之风的读书人。
“儒”“侠”之精神，从其相同之处来说：实质上，都有“利他”性，即“具有急人之难、舍己为人、伸张正义、自我牺牲精神”[3]；形式上，都彼此借鉴，即“儒”慕“侠”行、“侠”羡“儒”义[4]；目的上，都是为了内在精神的完善和外在世界的挑战[5]。因此，“儒”“侠”可在高层次的社会行为和人格境界上达到统一[6]，甚至，“儒侠”就是“以侠的形式表达或实践儒学的精神”[7]。
从其相异之处来说：价值上，“儒”强调整体利益，讲究中庸之道，注重血缘伦理和等级秩序，而“侠”容易走极端，强调个体自由和个性张扬，并认为忠诚与仇恨都是绝对的[8]；空间上，“儒”向社会上层谋发展，而“侠”多半在民间下层活动[9]，即使“升堂矣”，也“未入于室也”（《论语·先进》P453）；顺序上，两者有“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10]之分。因此，“儒”“侠”又有别，以文士为主的“儒”和以武士为主的“侠”不能等同。
从其相互影响来说，虽然“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11]，两者是否同源尚有争议，但是“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12]却已是共识。具体说来，“儒”“侠”互通，相辅相成：一方面，侠文化因儒文化而得到隐形张扬，逐渐由下而上地被统治阶层和高雅文士所接受；另一方面，儒文化因侠文化而不断审视自身，使温良敦厚的软性文化增强了刚烈纯粹之处。同时，“儒”“侠”互补，缺一不可：有“儒”无“侠”，则背离儒文化的包容原则和人文精神，最终沦为压抑人性的教条枷锁；有“侠”无“儒”，则常常形成对文化稳定性的冲击而被视为社会的离心力量。[13]因此，两者不可偏废，必须取长补短以相互改造，否则就会此消彼长、尖锐对立。
不过，根据战国时期“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P670）的法家观点，可以推断出：合一后的“儒侠”更是社会之蠹虫，必先除之而后快。
然而，“儒侠”真的是社会之祸患吗？早在春秋时期，子路先“侠”后“儒”，两者兼修，最终使之合一，其不但不是祸患，反而是贤达。“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P1938），其中就有子路之名，因为孔门“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论语·先进》P441）四科中，“政事”的杰出代表之一就是子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85），诚如孔子所言“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颜渊》P501）。因此，韩非子之全盘否定未免有失偏颇，至少从子路身上可知，只要有教无类，并能因材施教，就有可能点石成金，使之脱胎换骨成益国益民之“儒侠”。
那么，子路何许人也？他本名仲由（公元前542年—公元前480年），字子路，又字季路，春秋末鲁国卞（今平邑县仲村镇）人，比孔子小9岁，孔门“十哲”之一，曾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卫国父子争位之时，为救其主而结缨遇难，葬于澶渊（今河南濮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1-2194）他属于士阶层，确切地说是武士，原本立足于江湖，与纲常名教、朝廷社稷相疏远，甚至是对立，反叛侠气超群。然而，经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诱之以利和告之以弊，子路之“侠”逐渐被孔子之“儒”成功改造，并为实现理想而主动投身于政治活动中。
这种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儒侠”精神影响深远，甚至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都与之相关。如今不少学者也注重把“儒”“侠”两相结合，极力探求其本源并弘扬其精髓，加之武侠小说和影视剧研究的推动，于是，关于“儒侠”精神的塑造及其现代启示的探讨呼之欲出，具体如下。
一、“儒侠”精神的塑造
概括地说，孔子对子路的教育融进了儒家的孝、仁、忠、义、礼、智、信，最终使他在礼乐斯文下“成人”，即子路的草莽侠气有了理论指导，由个人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史记·游侠列传》P3181），升华到了对父母、师长、国家的孝顺、仁爱和忠诚，以至于“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孔子家语·致思》P87），其“百里负米”（《孔子家语·致思》P87）之孝，成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以至于其尊敬之情常有，凌暴之行不再，并能促使他人也以礼相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4）；以至于其“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3），最终为卫出公而殉难明道，树立了忠臣烈士之榜样。
那么，其“儒侠”精神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比子路受教之前后，我们发现除继续发扬子路亢直、重诺、孝顺等优点之外，孔子还把侠之“率尔”“反叛”“好勇”等改造成了儒之“三思”“和而不同”和“义勇”等，其方法包括言谈上的批评指正和举止上的潜移默化，《论语》以前者为主。当然，挨骂未必是因为无能，反而可能是因为“太能”，例如冉求（即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并曰“学之于孔子”，从而促使季康子“以币迎孔子”，终使“孔子归鲁”（《史记·孔子世家》P1934），但因“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P455）因此，孔子的批判性改造缘于公理而非私情，其中，对子路的改造尤为典型，具体如下。
（一）“率尔”改造成“三思”
“三思”是沉稳、智慧的表现，然而，改造完成前的子路是与之相反的“率尔”。孔子一方面对其做了批判，例如子路侍坐时“率尔而对”，夫子因“其言不让，是故哂之”（《论语·先进》P466）；另一方面对其做了区别，例如子路问“闻斯行诸？”时，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但是冉有问“闻斯行诸？”时，孔子却说“闻斯行之”，同一问题的回答却大相径庭，对此，孔子的解释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P461）。
经过孔子的教育，改造完成后的子路也逐渐成熟起来，能够“三思而后行”（《论语·公冶长》P196）：在许诺及行动之前，会先拷问事情是否合理，自己是否有能力实现，在实现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其结果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等。当“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扬言“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时，子路没有立刻听从季康子之劝，反在深思之后驳斥道：“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左传·哀公十四年》P1682）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此评价道：“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见信于人可知矣。”（P137）我们认为，其外表的确是诚信之精神，而子路之诚信也确实难能可贵。然而，其内在却是忠孝之思想，今人仅言诚信难免有些肤浅，正因为子路鄙视不忠的言行，所以不会许下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诺言。再说，在没有认识孔子之前，作为豪侠的子路已经“无宿诺”（《论语·颜渊》P502）了，即使没有“儒服委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1）也能让诚信之名远播。在接受孔子的教育后，子路之“重诺”被进一步提炼成了“忠诚”，即使急公好义也得先“三思”时间、地点和人事，以便明辨是非，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忠孝和诚信也是密切相关的，只是不能混为一谈而已，子路“三思”之后做出的取舍，至今仍然值得借鉴。
由此可见，经过儒家的“三思”教育，侠者能由任性妄为改造成舍利取义，由只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由不成体系到逐渐完善，甚至是由轻于鸿毛到重于泰山。如果说“原（通‘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P204）是“率尔”之论，那么当“出公去矣，而门已闭”之时，子路仍然“不避其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3）则是“三思”之行，与“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P193）的精神异曲同工，毕竟子路不会视自己的生命如儿戏。
（二）“原始反叛”改变成“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求同存异、推动进步的基础，然而，改造完成前的子路却是纯粹的“原始反叛”，易因粗鄙之冒犯而见罪于他人，难以与人为善。经过孔子的教育，子路的“原始反叛”并没有被抹杀，而是转变成了儒家的“和而不同”，即意见相左会据理力争，不因私情而废道义，即使对孔子也不例外，其与颜渊顺受之性格迥异。
首先，他的反叛有合理之处。针对孔子“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P744）的从政理念，子路大胆提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并让尚未成学的子羔出任费宰一职，孔子批评子路道“贼夫人之子”，“是故恶夫佞者”，认为子羔年纪太轻，没有经验，又没有经过很好的学习就去从政会害了他自己。（《论语·先进》P464——465）无独有偶，子产在“子皮欲使尹何为邑”时，也提出了“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的观点，并劝谏道“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左传·襄公三十一年》P1192-1193）等，与孔子的思想不谋而合，甚至朱熹《论语集注》还直接说：“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辞穷，而取辩于口以御人耳。”（P129）
但在今天看来，子路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面对“学后做”和“做中学”的选择，有的人更适合后者，即理论水平（考试）不突出，实际操作能力却很强，甚至两相比较，纸上谈兵的赵括永远也比不上身经百战的廉颇。再说，子羔的品行确实端正，如“高子皋（子羔）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甞见齿，君子以为难”（《礼记·檀弓上》P203-204）；政绩也确实不错，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緌，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礼记·檀弓下》P327）。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子路在知人任事方面，无意中提出了唯才是用、不拘一格的标准，与曹操的“唯才是举”（《求贤令》）相符；在教育变通方面，又无意中提出了课堂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学习的二元话题，与美国杜威的“从做中学”相合：虽无系统之理论，更无专门之术语，但其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其次，他的反叛更有错误之处。例如“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之时，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P610）又如“暴雨将至，恐有水灾”之时，子路“与民修沟洫以备之”；发现“民多匮饿者”之时，子路又“以箪食壶浆而与之”。然而“夫子使赐止之”，子路尖锐地质问道：“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子曰：“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孔子家语•致思》P82）
其实，误会的产生原因是子路与孔子的境界相差甚远，不明白孔子的意图，正可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P51）。然而，侠之心直口快、敢作敢为，让子路有时顾不上师生情面和长幼尊卑，毫不留情地拷问起了孔子的人品和学说。虽是如此，孔子还是耐心地加以教导，并逐一作了解答，尤其是面对初涉官场，不谙人情的子路，孔子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越俎代庖，让他避免了“见罪”，正可谓“诲人不倦”（《论语·述而》P254），并践行了“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P4）的理论。虽然有时争论得很激烈，但矛盾解开之后，子路便涣然冰释，侍奉如故，甚至更加心悦诚服。
总览子路的一生，其治政功绩离不开“侠”的“原始反叛”，更离不开“儒”的“和而不同”，并且后者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儒侠”敢于解放思想、质疑权威，并发表自己的见解，避免教条主义的钳制，即使偶有错误，只要“过而能改”，也能“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P657），总比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者强。
（三）“好勇”升华成“义勇”
“义勇”是为正义事业而勇敢斗争的精神，然而，改造完成前的子路，喜好的却是匹夫之勇。经过孔子的教育，子路的豪侠精神并没有被抹杀，而是被加以了引导，特别是其“好勇”侠气已被逐渐改造成了“义勇”精神。其实，子路未遇孔子时，“性鄙”不羁，行人为之侧目；初见孔子时，“冠雄鸡，佩貑豚”，“好勇力，志伉直”，甚至还“拔剑而舞之”，“陵暴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1）虽然那时的子路“勇”猛过人，但却是草莽之勇，正所谓“悍戆好斗，似勇而非”（《荀子·大略》P515），“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论语·阳货》P688），充其量是社会上的问题青年，甚至有“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P172）、“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P450）之忧。
两人相见后，对于子路的无礼，“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2191）此后，朝夕相处期间，孔子不断耳提面命、谆谆教诲道：“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P706）；“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P261）；“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侵暴则以仁固之，何持剑乎？”（《孔子家语·好生》P112）。同时，他还告诫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P661）
综合比较，就会发现：孔子称赞的“义勇”，孟子称赞的“大勇”，荀子称赞的“上勇”，实乃一脉相承，都以“仁”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义”为指导，以“礼”为规范，倡导“勇”与“智”的结合。至于孟子所说的“好勇斗很（通‘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P599），以及荀子所说的“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荀子·乐论》P385），“君子之所憎恶也”（《荀子·大略》P517），“天下之所弃也”（《荀子·非十二子》P99）等，也都与孔子同理，只是从反面加以了论述而已。
当然，孔子从未将“勇”否定为“逆德”，只是用仁、义、礼、智等将其规范化罢了，从而使之符合中庸之道；更不是主张懦弱退缩，以至于成为胆小、苟且、麻木之徒。毕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篇》P358）是三位一体的，无“勇”怎么能行呢？只是这“勇”是“义勇”，而非“好勇”罢了。再说，“勇，气也”（《说文·力部》），早在“彼何人斯？居河之麇。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诗经·小雅·巧言》P165）等中就已出现，均指勇敢之德。作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P251）的孔子，怎么可能离经叛道、弃之不顾呢？另外，鲁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上，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孔丘以公退”，并以礼为武器，曰：“士兵之！两君和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左传·齐鲁夹谷之会》P1577-1578）孔子作为一介书生，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即面对莱军压境而能不乱阵脚，并以言辞说服齐侯喝退之，其实际行动早已证明儒者知礼而有勇。
由上可知，子路之“义勇”，必须在儒家礼乐的熏陶下才能形成，新时代下更体现在对社会的承诺和责任，好勇斗狠、以武犯禁，非“义勇”也。虽然孔子与子路都不在了，但“儒”“侠”之改造尚未完成，诸生勉乎哉！
总之，子路在《论语》中共检索出41次（确切点说，是41段对话，若在同段之中反复出现，则仍然只算一次），孔门诸生无人能及，却也是脾气最倔、挨骂最多的学生。不过，在孔子的“循循善诱”下，子路渐渐明白了“知耻近乎勇”（朱熹《中庸集注》P29）之理，“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孟子·公孙丑上》P240），并且“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P187），最终成了一代“儒侠”，并作为十哲之一配祀孔庙，受后代景仰。
二、现代“儒侠”精神的缺失
由上文可知，子路身上是“侠”多“儒”少，故而孔子用“儒”来改造“侠”。当然，改造后的“侠”依然存在，只是被“儒”规范化了而已。然而，现代人身上却是“儒”多“侠”少，需要反过来用“侠”来改造“儒”。对比古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P419）的境界，试问今天有多少人能在权威面前不盲从？有多少人能在诱惑之中保持气节？更有多少人能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这些都能折射出现代“儒侠”精神的缺失。
一般而言，“侠”突出地表现为“勇”，特别是在战争、灾害等情况下，人们尤为需要敢于牺牲的精神和临危不惧的义勇。然而，有人说，现在是太平世界了，愤青似的“侠”，反叛野性十足，与和谐社会不相吻合，除了“资本家”与“知本家”的“投机”与“投资”需要承担风险的“勇气”外，“勇”似乎面临着“无用武之地”的尴尬。难道“勇”真的过时了吗？难道侠义精神真的不需要了吗？
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侠”的诉求，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些侠义精神，只是有人把它深藏于心，有人把它付诸实践罢了。看到汶川地震，八方支援，你会点头称赞；看到日本寻衅钓鱼岛，你会义愤填膺：这些都是“侠”的体现。所以，“侠”不是虚无飘渺的神秘思想，而是近在咫尺的处世哲学。当然，只要坚持“侠”的真谛，其形式是可以多样的，不一定非得拳打脚踢、刀光剑影。甚至，两相比较，司马迁更推崇侠义而非武艺，故而《游侠列传》不称《武侠列传》，而且其他《列传》所收录的侠客中，也有不以武功见长的“儒侠”，例如“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的鲁仲连（《史记·鲁仲连列传》P2465）、“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上之颜色”的汲黯（《史记·汲郑列传》P3105-3106）等，他们作为文臣，不在《游侠列传》中，但其“侠”之精神却与之相通。此外，“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等诗句，《虬髯客传》《聂隐娘》《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也都是“侠”在古代文学中的反映，只是其形式有所不同罢了。直至现代，金庸、梁羽生、古龙等的武侠小说不也老少皆知吗？霍元甲、华英雄、黄飞鸿、叶问等宗师之名不也闻名影坛吗？只因现实之中“侠”的衰落，加之现代媒体的发达，故而今人更加通过小说、影视和网游等方式寻求精神寄托，与古人又有所不同。
相反，若是天下无“侠”，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一方面，“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司马迁传》P2738）的担忧不必再有，另一方面，“乡原（通‘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P693）的现象将会泛滥成灾。所谓的“乡愿”，孟子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P1031），但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P1029)，“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下》P1031），即貌似谨厚，实则伪善，只想明哲保身而不顾真、善、美的流失，甚至还可能为一己之私而助长假、丑、恶的横行。从长远来看，其弊远大于利；从逆向思维来看，其结果是不堪承受的：如果《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舍“侠义”而成“乡愿”，甚至通过幕后交易而相互媾和，那么真实报道就会被扼杀，三聚氰胺将会祸害更久；如果佳木斯中学教师张丽莉舍“侠义”而成“乡愿”，甚至学“范跑跑”张扬的自私与冷漠，那么失去的将不是自己的双腿，而是学生的生命和人间的真情。由此可见，“侠”之精神必不可少，“乡愿”之行亦不可为。
若以子路为例，则“侠”“儒”结合之后，便是“儒侠”（因为“侠”要接受“儒”的指导，故而“儒”占主导地位而排在“侠”前）。但要做苟且偷生的“乡愿”很容易，要做有所担当的“儒侠”却很难，因为道义的坚守及实践需要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其在现代社会尤为难得。不过，“儒侠”数量虽少，但却尚未消亡。是什么让身居《中国经济时报》总编之位的王克勤抛开儿女情长、四处走访调查，先后发表《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等揭黑作品？是他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道德修养，是他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感，让他担当了记者中的“儒侠”角色，切身实践了“士损己而益所为”（《墨子·经上》P470）的古训，并能“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P642）。
当然，作为“儒侠”的子路，如果活在现代，恐怕也会义不容辞地去彰显社会正能量，正所谓“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P74），即使像湖北武昌的方俊明，为救假装落水的顽童而高位截瘫的荣誉延迟28年才到（《感动中国2014年度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也绝不会像四川崇州的柳杰，在詹翀傲落水后不仅没有呼救，更没有施救，反而袖手旁观詹之溺亡（《成都晚报》2005年7月22日）。当法律并非万能，社会呼唤正义时，尤其需要此种“儒侠”精神，让今人在道德和义理层面得到再教育。
其实，即使身为学生，也能有见义勇为的侠行。据新闻联播报道，今年高考前7天，宜春市区至袁州区金瑞镇的公交中巴上，一名歹徒突然持刀将5名乘客砍伤，危急关头，宜春三中的高三男生柳艳兵不顾自身被砍的剧痛，上前夺下了歹徒手中的刀。事发后，他与另一名同学易政勇被送医院救治，两人因伤情严重，无法参加6月7日的高考。此后教育部单独组织考试，两人分别被南昌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录取，并被免予学杂费等。
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柳艳兵的事迹，并且评价他：已交上了另一份答卷。其实，此类事例还不少：2008年，曾在汶川大地震中舍己救人的申龙、王佳明、欧阳宇航、张博四少年，分别被保送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2009年，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小英雄的德阳东汽中学女生马小凤和“可乐男孩”薛枭，也分别被免试保送到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2010年，在玉树地震中连救4人的小英雄尕玛朋措也被保送进清华大学。（见《南方都市报》7日的评论）他们虽是学生，但却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稚嫩的双肩扛起了侠义，最终获得了社会的奖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这些“儒侠”之举，足以让众多“乡愿”们汗颜。
那么，如何把千古相传的“儒侠”，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呢？一是立法机关加大对能否增加及如何增加“见义勇为”等相关法律条款的探究力度；二是行政机关不断完善相关奖励、补偿或惩罚制度，对其进行鼓励和引导，并减少其后顾之忧；三是宣传部门综合运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手段，加大宣传力度，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并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倡导社会新风尚；四是监察部门加强对广大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其重视度，并树立积极落实的杰出榜样和玩忽职守的反面典型；五是执法机关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严惩趁机讹诈和事后报复等行为，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六是加强道德修养，为人要光明磊落，做事要无愧于心，违背原则的事情，即使给与千金也不做，同时，做人要有所担当，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斗智又斗勇，即使是举手报案，也是“侠”之义举。
总之，孔子对子路的教育，反映了先秦儒家对“侠”的改造。由此产生的“儒侠”精神，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和巨大的社会正能量，能更好地融入传统文化，并且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这对先秦时期文化交融的研究，对如何利用传统国学塑造时代新人、如何面对现代社会侠义的缺失，甚至对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探讨都有现实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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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enlightenment of Zilu’s spirit of Confucianism and chivalry:
basic on the document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e Heping
(Qingdao University 266071)
[ABSTRACT]To explore how to educate modern talent with Chinese classics, we basic on the document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finding that Zilu appears 41 times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s Confucius’s student. Confucius used Confucianism to transform his Chivalry successfully and mixed them together, including transforming careless into careful, transforming rebel into Harmony but no sameness and transforming aggressive into just courage. It’s useful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ulture blending before the Qin Dynasty. It’s also helpful for the research of how to treat the lack of Chivalry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how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Zilu, th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and Chivalry, edu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