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泰州“淘上诗社”遗民诗群考论
内容摘要：以吴嘉纪为主体的“淘上诗社”，是清初泰州遗民诗群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团体。借助于对地方文献的深入挖掘，可以对该诗群的形成背景、主要成员、形成与消亡的时间、诗学渊源、家族特征与独特诗风进行详细考证与论述。在此基础上，能进一步分析出该布衣遗民诗群的独特地域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清初；泰州；淘上诗社；考论
作者简介：钱成，男，1977年生，江苏泰州人，文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共同的时代苦难、相近的人生境遇与处世态度，使得清初遗民诗人在审美选择上有着基本一致的趋向。基于这一原因，清初以宗社为组织形式的遗民诗群数量，相对前代大大增加。其中，泰州“淘上诗社”遗民诗群，正如严迪昌先生在《清史诗》中所言：“文献罕见载录。但史籍失载当，并非等于这一史实的不曾存在。”[1]作为泰州遗民诗群中存诗量最大、诗作也最具特色者，“淘上诗社”遗民诗群，在清诗史和泰州地域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淘上诗社”遗民诗群形成背景考
今属江苏东台市的安丰镇即明清时期的泰州东淘。安丰，成陆于汉代，古称东淘，意为东去淘金之地。据清刘钤等编修《道光泰州志卷》记载，东晋时隶属于海陵郡宁海县（县城位于东台西溪），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元年（713）。宋朝名相范仲淹在东台任盐仓监时，为挡海潮泛滥成灾，修筑捍海堰，后人敬称范公堤，自此东淘改称安丰，寄寓民安物丰之意。明清时期成为闻名天下的“淮南中十场”盐场之一，是历史上盐贾密集之地。
1644年明王朝灭亡后，清兵挥师江南。南明督师史可法列阵扬州，阻击清军，殊死一战，兵败城破。清军进城后纵兵屠城十天，史称“扬州十日”。随后薤发令下，声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为避兵乱，不少明朝遗民避锋乡下，归隐于被称为吴头楚尾的泰州民间。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明末清初的泰州虽系盐业要地，但毕竟地处江之北，在江南政治中心南京的外围，又远离当时抗清烽火的浙闽沿海。作为政治较为宽松的地域，在四周更有僻冷贰又相对繁华介乎城乡之间的地区如东淘，已是处于江头海角了，在地域上有着天然的隐居优势。
所以，明末清初东淘的地理态势，不管是对有志于恢复行动、还是韬光晦迹者，都是绝好的遁世渊薮。在明末清初，地处东海之滨的东淘一隅，各色遗民诗人草野潜处，而这也正是吴嘉纪置身于中并进而得以茁壮成长的环境氛围。
二、“淘上诗社”遗民诗群成员考
张兵先生在《清初泰州遗民诗群的社会结构与创作特征》一文中指出的，在这一时期泰州地区遗民诗群中影响最大的，则是以“淘上诗社”成员为主体的东淘遗民诗人群体。[2]
据东淘遗民周京《阅宾贤社兄诗集因怀之》（见《陋轩集》附录六，以下所引吴嘉纪诗同）[3]云：“吾友十一人，君独拔其类。”称吴嘉纪为“社兄”，可见是一个诗社，又表明了这一诗社主要成员有十一人。而民国东台袁承业《明遗民王太丹先生小传》云：“（王）绝意仕进，归则与同里吴嘉纪、沈聃开等结社于淘上，互相唱和。”据袁承业《拟刻东淘十一子姓氏》载，这一诗群的主要成员“萃生于万历年间，同处东淘左右。国变后，隐居不仕，沉冥孤高，与沙鸥海鸟相出入”。他还明确这十一人的名字：季来之、吴嘉纪、王大经、周庄、沈聃开、王言纶、王衷丹、王剑、傅瑜、徐发荚、周京。并说：“右诸子皆为明儒，萃生于万历年间，同处东淘左右。国变后，隐居不仕，沈明孤高，与沙鸥海鸟相出入。结社于淘上，有所怀抱，寄托诗文。其流风余韵、德行文艺，三百年来，犹脍炙人口。”[4]
按袁承业所言，除去吴嘉纪外，该诗群尚有十人。笔者据《拟刻东淘十一子姓氏》，参阅卓尔堪《明遗民诗》、韩国钧《海陵丛刻》以及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和钱仲联《清史纪事》（明遗民卷），考订其余十人生平及相关著作：
季来之（1594—1667），字大来，原名应甲，号绮里，泰州安丰场人。师事伯祖季存海，得王心斋之传。明崇祯壬午年乡试举人。乙酉年清兵扬州七日屠杀后，江南尽失。季来之知道清兵南下之势不可挡，于是潜居东淘一楼中，坚决不肯剃发，服先朝之服，禁足不出门十余年。遗稿散佚。
沈聃开（1615—1673后），字亦季，著有《汲古堂诗存》、《尔尔词》。
王大经（1621—1692），号石袍，著有《独善堂文集》等。
周庄，字元度，号蝶园，著有《桴窝草》、《蝶园诗草》。
王言纶，字鸿宝，号钝夫，著有《棘人草》、《望岱吟前后集》、《卯辰出游草二集》等。
王衷丹，字太丹，著有《朝寻集》。
王剑，字水心，后为僧，改名残客，著有《逃禅集》。
傅瑜，字琢山，著有《雨轩集》。
徐发荚，字萁阶，著有《岭云集》、《默庵诗稿》等。
周京，字游吉，号柳隐，有《默庵诗》。
上述诸人与吴嘉纪一样，均为明末清初泰州遗民，可惜多数湮没无传。
上述该诗社成员中，王剑与王衷丹最值得我们注意。
据袁承业《明遗民王水心先生小传》说王剑“耽吟嗜饮，国变，痛哭，大饮”。王水心卒在顺治末康熙初，略后于王衷。他曾为抗争清廷，楚发为僧，“八载走山川，缁衣备劳瘁”，回东淘后，“亲朋还隔绝，故妻终摈弃”，寄迹在荒寺里。吴野人和王大经曾驾扁舟“沿村呼姓字”找其回来。他的《逃禅集》未曾刊刻。
吴嘉纪有《哭王水心》一首说：“同里有四人，异姓称兄弟。郑侨急友难，七尺早徇义。道人王衷丹，肃默古松类。学佛忽有得，中岁谢尘世。论齿君最长，羸躯寒惴喘。”又说他们结盟的背景：“吾辈为樵渔，始自乙酉岁。”“垂老苦饥寒，去觅刀锥利。其术岂不善，不是腐儒事。孤身宿逆旅，竟与匪人值。踟蹰歧路间，华发伤心剃。”
笔者据姜堰王氏《三水家乘》知，王衷丹则字太丹，安丰场人，王艮的五世裔孙。崇祯年间为诸生，乙酉福王立都南京，他献过策，力图中兴。后来见事已难为，遂隐去。靠卖字糊口。他卒于顺治末年，仅四十七岁。其《朝寻集》今已不传。[6]
此外，据民国国立故宮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编撰《清史馆传稿》（第7512号）云：王大经字伦表，号石袍，一号待庵居士，江苏东台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清世祖顺治中前后在世，年七十二岁。家贫，年二十，始肆力于学，通六经子史百家言，为古文有奇气。明末，以布衣谈天下事，多奇中。明亡后，授徒养亲。康熙间，御史魏双凤见其文，道：“当世轶才也”！荐之，不起。又诏举“博学鸿儒”，亦不就。晚岁，筑独善堂于淘水之东。自号庐阜逸史。卒，门人私谥文介先生。
根据这一信息，笔者经查《重修靖江县志》和泰州图书馆藏王大经著《独善堂文集》，发现其人生卒年为1621—1692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后开始定居东淘。少以文词显，且博涉经史诸子，时称“王武库”。存世著作除《独善堂文集》八卷外，还有《哀生阁初稿》四卷（泰州图书馆藏）、《哀生阁续稿》三卷（国家图书馆藏）、《重修中十场志》十卷（康熙影抄本，泰州图书馆藏）、《重修靖江县志》十八卷（光绪五年重刻本，常州图书馆藏）。
此外，笔者经查阅泰州图书馆藏康熙八年刻泰州汪懋麟绝妙辞斋《陋轩集》，发现其中所载王鸿宝《与宾贤过虎墩访曹僧白，同杨二集之、杨四伦表、沈亦季、家弟訒次集中弟为宪斋中》诗，有“七子生淘上，三更聚虎墩”句。这说明吴嘉纪等人经常是“七子”相聚。而诗题中所提及的诸人，与上述“十一子”则多有不同。
如曹僧白，东台李家堡人，明遗老，善诗能文，遗稿散佚。顺治十一年死。
杨集之，原名王大成，与吴嘉纪、王大经、沈聃开合称“东淘四逸”。明亡后托迹于医。吴嘉纪《挽杨集之》诗有悼念其人“丧乱芳年过，追随往日频。看山垂泪眼，蹈海独醒人”的诗句。袁承业《明遗民王鸿宝先生小传》云：“杨集之，本姓王，幼从外戚姓，讳大成，安丰人，博学能文章。明亡，隐居淘上，托业于医，所著书多不传。”
另外，吴嘉纪《送澹生游南梁，兼怀谋伯、公燿、宁士诸同社》诗又确切地称所提及的“澹生、谋伯、公燿、宁士”四人为“同社”。
又吴嘉纪《挽王秀才斌》诗云：“传经多子弟，结友半屠沽”，说王斌与同里文人在淘上诗酒唱和。按杨积庆《吴嘉纪诗笺校》引《康熙重修中十场志》和《雍正两淮盐法志》中《王斌传》对该诗所笺：“王斌，字为宪，安丰人，明诸生，能诗，善属文。……结社淘上，与诸老互相唱和。”
由此可见，以吴嘉纪为中心的这一诗社人数应更多，至少还包括杨集之、曹僧白、杨伦表、王斌等袁承业未提及的九人。
另外，吴嘉纪《哭王水心》诗回忆说：“同里有四人，异姓称兄弟。郑侨急友难，七尺早殉义”，并列出四人中除王衷丹等上述诸人外急友难殉义的郑侨。据此，杨积庆先生认为郑侨（绛州）亦为吴嘉纪淘上诗社社友。
此外，据杨积庆先生考，《陋轩集》尚有“续集二卷，则多为顺治初，与同里王太丹、王鸿宝、方丽祖诸人结社淘上之什”，可见该诗社还应有方丽祖。[3]袁承业《明遗民王鸿宝先生小传》则云“先生明季诸生，高才卓识，非寻常人。鼎革后，弃举业，远尘俗，隐居偏僻樊村，离淘之西二十五里，啸歌自得。吴嘉纪、沈耽开、方一煌诸先辈扁舟来访，诗酒相颉颃。”吴嘉纪则有《同丽祖舟过大樊庄访鸿宝》一诗，并云“树生村落近，犬吠老朋迎”，可见方丽祖（一煌）确为该诗社成员。
所以，根据现有史料，袁承业据周京诗中的“淘上诗社”成员只有十一人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仅不完全统计，该诗社成员至少就有二十二人。况且，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其成员也可能是不断增加的。周京《阅宾贤社兄诗集因怀之》只说明某一时期该诗社可能有十一名成员，而不是对该诗社全部成员的统计。袁承业的考证限定在十一人之内，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三、“淘上诗社”遗民诗群存在时间考
关于该诗社的具体存在时间，尚未见任何论述，但综合吴嘉纪及诗社其他成员诗作，可以限定在顺治朝初期至康熙朝中期。
从现存诸家所选《陋轩集》看，其中与季来之、王言纶、王太丹、王剑、沈聃开几人的唱和之作（徐发荚、周京只有寄吴嘉纪之作）基本集中于诗集的前半部，时间均为康熙五年前。其中最早提及到“淘上诗社”诸子的诗作为顺治乙酉年，即顺治二年（1645）。
另据泰州图书馆藏清陆舜《双虹堂集》可知：明崇祯十四年（1641），吴嘉纪随其师刘国柱参加泰州诗人陆舜、张幼学、张一乔在泰州东乡所结曲江诗社。至清顺治三年（1646），陆舜、张幼学乡试中举，曲江诗社解散。吴嘉纪等遗民另组诗社互相唱和。所以，“淘上诗社”的结社时间应在顺治二年或三年。
至于“淘上诗社”的消亡时间，限于史料，笔者现今尚不能下肯定性结论。
但据吴嘉纪《卖砚行——为王太丹赋。时王太丹病剧》和《哭王太丹》及《王太丹死不能葬，吴次严、汪次朗赠金发丧感泣赋》等诗则明确说明其人年四十七而卒。尽管我们不知道王太丹究竟卒于何年。因王太丹生于明万历年间（万历元年为1619年），所以其卒年不会最晚不会迟于康熙五年（1666）。
此外，王剑卒于王太丹之后，但《陋轩集》中编年很靠前的《七歌》诗中云“王剑为僧身亦死”。王剑其人在甲申国变后“八载走山川，缁衣备劳瘁”，后回东淘不久即亡故。据此推算，王剑卒年也应不晚于康熙十年（1671）。
另据泰州遗民宫伟鏐《草堂别集》可知，季来之卒于康熙六年（1667）。《陋轩集》中对沈聃开活动的最晚记载则是康熙十二年（1673）。因此，按常理而言，该诗社的活动至康熙十年前后应已停止。
当然，也有可能这一诗社存在时间更长。但由于清顺治十八年后，随着与周亮工的订交，吴嘉纪的交游中心已走出东淘。康熙二年后，在周亮工和王士禛等名流的扬誉下，如王士禛《陋轩集序》所言:“野人之名，不胫而走，名驰大江南北。”吴嘉纪事实上长期定居扬州。所以，笔者认为“淘上诗社”的下限至多延续至康熙十二年（1673）前后。
综合以上因素，可以推测该诗社应是吴嘉纪早期参与组织的一个地方性诗社，成员均为东淘当地遗民诗人。随着入清时间的增长，季来之、王太丹、王剑、沈聃开主要人员亡故，王大经康熙初年流散金陵，吴嘉纪康熙二年后远游维扬，这一诗社也逐渐归于沉寂。
当然，该诗社具体的消亡时间尚待考证。
四、“淘上诗社”诗学渊源考
据清嘉庆刻本周右总纂《东台县志》载，吴嘉纪原籍苏州。其祖上吴休迁徙至安丰，吴休为吴氏安丰支始祖。吴嘉纪三世祖吴谦，“幼读书，有智略，工骑射，元成宗朝以文武全才，举为兵马都辖。”吴谦去世后，家道中落，儿子显卿，仕元为嘉、松提举司，亦有善政。吴嘉纪的祖父吴凤仪，泰州庠生，“少从王艮游”，后直接受业于王艮次子王襞。
吴嘉纪幼承家学，稍长，即成了祖父的学生刘国柱的弟子。据袁承业编《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7]的排列，吴嘉纪为王艮的四传弟子。由此可见，吴嘉纪一生为人为文的师承渊源，正如清人所言：“野人之诗即心斋之道。”[8]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泰州学派王氏三贤的诗歌较宋儒和同时代王学诸子外，除了数量增加、题材扩大等显性变化外，其诗歌创作中还暗藏着一条发展变化脉络: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诗说理味最为浓厚；王栋亦持此风格略有变化；到王襞，则逐渐有淡化说理走向抒情的倾向。此种发展变化主要与创作主体人生经历与人生理想有关，而这对吴嘉纪以及“淘上诗社”成员的诗歌创作影响甚大。
王襞，字宗顺，号东厓，是王艮的次子，生于明正德六年（1515），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王襞在继承和传播王艮学说、扩大泰州学派思想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袁承业《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9]（卷2）收录王襞诗歌共126题196首，王其诗作大多是通过对现实描绘，表达自身对时光荏苒、生命垂暮的情感体验。
与王襞诗歌情感一致，吴嘉纪在《赠别李艾山》中对自己诗歌的风格总结为：“哀乐不能已，寄情诗与歌。时俗昧其本，纷纷竞词华。盛极诗乃亡，徒尔如鸣蛙！江河流滚滚，何繇挽逝波？”
此外，今存泰州图书馆的康熙刻本王大经《独善堂文集》卷二《沈亦季诗稿序》则云:“夫诗之贵于性情尚矣。然灵心独运，而非驭之以才，辅之以学，参之以识，其究至于驰骛汗漫乎杳冥浩渺不可知之域，而非轨于大道。若夫才逸矣，学裕矣，识莹矣，性情深厚矣，而不从世故人情，天地事物之夥，纤悉皆历试而遍尝之，则又不足以穷其变而尽其化。甚矣，性情之未易言也。乃今天下之言诗者，弗深考于此而区区于文字之间而强从而分别之，曰若者为汉魏，若者为六朝，若者为隋，若者为唐，而于唐之一代又从而区别之，曰若者为初，若者为盛，若者为中晚。夫古人之性情，今人之性情也；古人之事变，今人之事变也。舍吾身之性情与当前之事变，而上从汉魏六朝隋唐之古人，则作者、读者、选者亦犹然文字之见耳。”[10]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东淘“淘上诗社”遗民诗群直接继承了“淮南三王”诗歌从对真性情的强调的创作理论。这一诗歌创作理论，正是当时吴嘉纪、王大经等遗民诗人的“性情观”对“王学左派性情观”的发展，是在明末“宗杜”诗风大旗下，为自身诗歌创作抛弃明中叶以来摹拟主义的束缚，在主客观的结合中不断向现实题材开掘，从单纯说理逐步走向通过现实情境，表达生命真实情感的拓展。
五、“淘上诗社”遗民诗群家族特征考
蒋寅在《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一文中曾指出：“世家文化依赖于地域”、“其核心是优美之门风（家风）与因袭之学业（家学）”，“二者影响甚至决定着当时的政治与社会”。他认为地域文学流派的兴衰，每决定于文化世族的能量。这种世族群体网络把亲族、姻族、师生、乡谊等联结一起，组构成或紧密或松散的文学文化群。于是，地域的人文积累，自然气质与具体宗亲间的文化养成氛围，以及家族传承的文化审美习惯相融汇，形成各式各类的群体形态的审美风尚。而清代诗学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11]
基于此，具体到清初泰州遗民特别“淘上诗社”遗民诗群而言，除具有明末清初遗民文人的结社习惯外，这一特征十分明显。
笔者据《（道光）泰州志》、《（民国）续纂泰州志稿》、《（民国）泰县志稿》、夏兆《泰县氏族略》、陆铨《泰县著述考》等，稽考出明初以前迁入泰州的氏族有15支，其中来自苏州8支，湖州1支，宜兴1支。在这些家族中，包括拥有众多遗民诗人的海陵宫氏、兴化李氏、姜堰黄氏、安丰王氏等诗学氛围浓厚的文化世家。
据姜堰王氏《三水家乘》载，安丰（东淘）王氏家族，原籍为太原郡姬姓王氏。南宋迁新安，元末迁苏州，居阊门外王家庄。明洪武七年（1374）冬十一月迁东台安丰场为灶籍。据不完全统计，该家族仅明末清初就曾出现女性诗人王崇蕙、王蕙贞、王兰等近十人。而“淘上诗社”中的王大经、王言纶、王衷丹、王剑、王斌等均为该家族成员。
上文曾言，吴嘉纪的祖父则为王艮的弟子吴风来，而吴嘉纪的妻子王睿（？——1683），字智长，清代著名女词人。她的父亲王三重，则系安丰王氏家族南分姜堰后又迁居泰兴的后裔。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吴嘉纪纳入该家族。由此，仅本文所认为的“淘上诗社”成员中，就有接近一半属于该家族。
又如吴嘉纪和姐夫袁汉儒同属清初东淘遗民。吴嘉纪《腊月四日，赠袁姊丈汉儒》云：“余亦衰年为钓叟，愁来无处见先民。渔竿在掌作雄剑，往往遗笑寻常人。”《自城中归东淘，哭袁姊丈》云：“海岸凄凉又落晖，出门何处觅相知。……黄昏形影灯前寄，白首知交地下多。”两诗鲜明地表达了二人之间的“白首知交”情谊。而吴嘉纪、王睿与袁汉儒三人之间，则具有鲜明的姻族特征。
所以，明清泰州地区特定地域文化背景中的家族文化因素，对“淘上诗社”遗民诗群的形成有着十分直接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是其形成的直接原因，这也成为其区别于同时代其他遗民诗群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六、“淘上诗社”遗民诗群独特诗风考
严迪昌先生《清诗史》中曾指出:“失缺了遗民诗，没有承续自遗民诗所浸润深透的家国兴亡之感，特别是那种深层潜在的掺合于故国之哀的民族忧患、民胞物与意识，一代清诗必将锐减其历史价值”。[12]所以，布衣遗民诗人应该视为中国诗史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清初遗民群中的布衣诗人尤值得关注。
作为东淘先贤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没有参与明王朝的统治活动，是正宗的布衣之身。他开创的泰州学派，不拘一格育人才。他的弟子有农夫、樵夫、陶匠、灶丁等下层人。始终接近劳动人民，这也是泰州学派的特色。
王艮长期住在安丰场月塘湾东淘精舍内，他讲学的地方，叫“勉仁堂”。吴嘉纪曾写有《谒勉仁堂》诗一首：“先儒乐道外，明月寒塘出。枯树晚啼鸟，颓垣春长棘。余亦生此乡，水滨访其室。独往意悠悠，沙禽起衡泌。”孙枝蔚在为吴嘉纪《陋轩诗》作序时已看出了王艮理学与野人诗作之间的关系，并说:“心斋能为严苦峭厉之行，而宾贤忧深思远，所为诗，多不自知其哀且怨者。”陈璨《重订陋轩诗后序》也有类似的说法。可见，吴嘉纪甘于穷苦的人生境界与平民作风，以及其诗作的内容与风格，均打上了王学左派思想的“布衣”印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吴嘉纪幼年聪颖优异，孩提时代已受家学影响专攻科举，欲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后来吴嘉纪也以乡试第一的成绩获泰州庠生。但正当其踌躇满志，意欲仕进之时，明朝灭亡。他亲眼看到明王朝的覆亡，接着清兵南下，沿海居民，惨遭屠杀。他从此居处海滨，绝意仕进，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他不交达官贵人，只与少数能诗善文的明代遗民相往来，惟以吟诗渡日，正象孟郊所说“以诗为活计”者也，靠教书及友人的接济维持生活。家居近盐场，自题居室名为“陋轩”，“每岁水至，常及半扉，井灶尽塌”，他却苦吟不辍”。康熙二十一年（1682），他的族人吴苑考中进士，他去拜访时说他与吴苑虽是同志，但“竞罔出处殊，我实由自弃，”并表示对自己不仕决不后悔，“老马甘盐车，老死何是伤”，决心一生终老于布衣之身。[13]
纵观整个“淘上诗社”遗民诗群，其成员全是以布衣终老。其中著名布衣遗民诗人如王衷丹、王剑等均为吴嘉纪之至交。吴嘉纪生性耿介，重品格，对那些权贵和富商等，决不攀附阿谀：“晓寒送贵客，命我赋离别，髭上生冰霜，歌声不得热”（《送贵客》）。对一些庸俗的、豪华奢侈的盐商，他说“广陵奢尤甚，巨室如王公，食肉披纨素，极意媚微躬，欢乐成昏愚，不幸财货丰”。他在《后七歌》中写道：“朝来得与显者遇，宾客笑我言词拙。男儿各自有须眉，何用低头取人悦！”
所以，孙枝蔚《将之屯留省五兄大宗留别宾贤羽吉舟词》中说“吴生性孤直，知交惟数子。”汪楫《陋轩诗序》中也说:“野人性严冷，穷饿自甘，不与得意人往还。”
同时，吴嘉纪的“布衣诗风”对其该诗社成员也有十分明显的的影响。如吴嘉纪《对雪选鸿宝诗》讲王鸿宝曾请吴嘉纪帮他删选诗集，云“况以平生心，尽寄野人选”，吴则“闲删子所欢，更去人所恋”，删减了一些大众化的作品，留下的“日夕庭鸟稀，白雪随一卷”。这既是对景物的描写，又是对所选诗风的形容，可见吴嘉纪布衣诗风对诗友的直接影响。
又如吴嘉纪曾说王剑作诗“一字不孤冷，终夕弗肯置”。由此可见，“孤冷”的布衣诗风，是整个该诗群的群体风格趋向，并非野人诗所独具。
所以，“淘上诗社”遗民诗群上承杜甫以及宋诗传统，直接吸收王学左派思想而具有了“寒苦与真朴”的独特布衣诗风。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遗民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成就者当为诗歌。尤其是明末清初遗民诗，不仅是清诗的主流，在中国古代诗史上更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所以，作为泰州遗民诗史中存诗量最大、诗作也最具特色者，清初“淘上诗社”遗民诗人群体及诗作的地域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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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系泰州市历史文化研究所立项资助课题（编号：WYS0902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泰州师专历史文化研究所，江苏泰州，225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