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
142、《安雅堂全集》
清代宋琬著。宋琬（1614～1674），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今属山东）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吏部郎中，出为陇西道。顺治十八年擢浙江按察使，因山东于七农民起义，仇家告他有牵连，因此，系禁三年，几乎死于狱中。获释后，长时期流寓吴、越，至康熙十一年起用，授四川按察使。次年入京觐见，适逢吴三桂举兵占领成都，因家属留蜀，惊悸忧愁去世。《清史稿·文苑》中有传。
宋琬以诗名世，是清初著名诗人。他与严沆、施润章、丁澎等相唱和，被称为“燕台七子”；与安徽宣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宋琬一生困厄多于舒愉，发而为诗，多为感时伤世之作何悲苦怨懑之词，如《庚寅腊月读子美同谷七歌效其体以咏哀》《写哀》《狱中对月》《晨星叹》《埋忧》《听钟鸣》等；也有一些暗寓故国之思的作品，如《悲落叶》、《重晤李舒章》。也还有些关心民生的诗作，如《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其古体诗和律诗写得尤好。用语奇丽，比喻清新，属对工巧，有的以雄浑见长，有的委婉含蓄，凄婉动人，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极为时人所推崇，被称为“诗人之雄”，有人赞为“东海之伟人”。与他同时代的金之俊，在为《安雅堂集》所做的序中说：他的诗“其识宏，其虑远，其情长，其气清以厚，其调隽以永，其格严以老，其言确以质，殆有如怀沙远游，屈子悲愤之所感”乎。
宋琬一生著述很多，有诗文集（现在能见到的诗有1333首，文223篇），《二乡亭词》165首，此外还有赋2篇、剧本一个。均收在《安雅堂全集》中。宋琬生前即有诗文集印行，死后其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重刻《安雅堂全集》20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安雅堂未刻稿》一册和《入蜀集》一册问世。
今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点校本《安雅堂集》4册，1969年版；马祖熙点校《安雅堂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以乾隆丙戌（1766）本为底本，校以各初刻本及己卯本、丙寅本，分诗（1至7卷）、文（8至15卷）、词（16至17卷）、杂剧（18卷）四部分，是宋琬集较全较精的一个版本。另有陆勇强《宋琬集外诗文考述》《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1期，辑得宋琬集中未收录者诗7首、序1篇、书信1封。
143、《翁山诗外》、《文外》
清代屈大均著。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介子，号莱圃，广东番禺人。16岁时补南海县生员。1646年清军陷广州，次年，18岁的屈大均参加其师陈邦彦以及陈子壮、张家玉等的反清斗争，同年失败。后至肇庆，向南明永历帝呈《中兴六大典书》，授以中秘书，不久因父殁急归。顺治七年（1650年），清兵再围广州，屈大均为避祸，于番禺县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法名今种，字一灵，名其所居为“死庵”，以示誓不为清廷所用之意。清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在昆明起兵，大均赴桂，上书纵论兵事，被委为广西按察司副司监督孙延龄军。不久知吴只想划江称王，遂托病辞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降清，屈大均大失所望，即由南京携家归番禺，终不复出，著述讲学，移志于对广东文献、方物、掌故的收集编纂，先后成书有《广东文集》、《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五月十六日（6月27日）病逝。他抚育成人的八个子女，均以“明”字命名，如明洪、明治等，都表达了他誓为明人的爱国情怀。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屈大均去世78年后，屈大均所有著作均被清廷列为焚毁的禁书，连两个不识字的孙子也受牵连被“从宽”处斩，并且要对屈氏发棺戳尸，因未找到墓穴而作罢。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
诗作内容以抗清复明、弘扬民族气节为主，但其中充满着关注社会、体恤民生的情愫。其诗受屈原影响很深，又兼有李白杜甫之长。但在继承的同时又自铸伟辞，开辟出自成一家的“翁山诗派”，其中的《过大梁作》、《塞上曲》、《寒上感怀》、《望云州》、《旧京感怀》、《早发大同作》、《鲁连台》、《咏怀》等，无不是他爱国忧国激情的表露。他的另一些诗如《扬州感旧》、《白门秋望》、《猛虎行》、《大同感叹》、《民谣》、《菜人哀》、《高州大水作》、《雷女织葛歌》等篇中，对南明政权的腐败表示痛心。他对清朝的苛政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广大人民所受祸难疾苦表示深切的同情。屈大均诗的艺术特点是气魄雄放、笔力遒劲，富于瑰奇的想象，形成词语璀璨瑰丽、情感沉烈恢宏、意象雄奇的独特风范，将文采美、性感美与理性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诗文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为“岭南三家”之冠。王瑛《岭南三大家诗序》评为：“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鳖。”
其文沉浸秦汉，简洁高古，品格不凡。词作不多，然如〔紫萸香慢〕《送雁》、〔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等，亦不愧为“声情激越，喷薄而出”，“纵横排畀”（叶恭绰《广箧中词》）之作。
屈大均著作宏富，有《广东文集》、《翁山詩略》、《道援堂集》、《翁山詞》、《翁山詩集》、《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翁山文鈔》、《广东新語》、《翁山易外》、《登华記》、《四朝成仁録》等。多毁于雍正、乾隆两朝，后人辑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及《四朝成仁录》，合称《屈沱五书”》在屈大均生前已刊行的诗集有《道援堂集》、《翁山诗外》、词集《骚屑》；去世后不久又刊行了新编《屈翁山诗集》及《岭南三大家诗选》等。
今存僅有《翁山詩外》十五卷（清康熙刻本）、《屈翁山詩集》八卷（清康熙刻本）、《道援堂集》十三卷（清道光刻本）等數種。清宣统二年（1910）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翁山诗外》十九卷，《翁山文外》十六卷。
今有：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八册，包括《翁山易外》、《四书补注兼考》、《皇明四朝成仁录》、《永安县次志》、《广东新语》、《翁山文外》、《翁山文抄》、《翁山诗外》等；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1970年香港刊行。
144、《霜红弇集》
清代傅山著。傅山（1606～1684），明清之际思想家。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有真山、浊翁、石人等别名山西太原人。明诸生。明亡为道士，隐居土室养母。康熙十七年给事中李宗孔举荐博学鸿词科，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有人反问他：“你不是内阁中书吗”，便不回答。不应也。卒，以朱衣、黄冠敛。顾炎武极服其志节。
傅山是清初极有气节的遗民，傅青主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顒、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而是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诗文初学韩昌黎，崛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以此成名家。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称傅山“诗文外若真率，实则劲气内敛，蕴蓄无穷，世人莫能测之。至于心伤故国，虽开怀笑语，而沉痛既隐寓其中，读之令人凄怆”，如《青羊庵》便是“劲气内敛，蕴蓄无穷”的代表之作作。诗人在托青峰以抒怀明志之中，也暗含“心伤故国”的沉痛，另外还有《甲申守岁二首》、《乙酉岁除八绝句》、《燕子矶看往来船态颔之》等代表之作。傅山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宏论，大都散失，只存书名和篇名，留存于世的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
今存有《霜红龛集》，清代丁宝铨编，40卷，凡诗赋14卷，文26卷，附录转机、事略3卷，年谱1卷；吴言生，景旭解评《傅山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45、《亭林诗文集》
清代顾炎武著。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屡试不中，“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明末曾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晚年侧重考证，为清代考据学开山之祖。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韵补正》、《天下郡国利弊书》等
顾炎武论诗，主张抒发真情实感，反对尖新奇巧，认为“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反对无病呻吟和无聊应酬之作，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提倡作诗要有独创精神，反对因循模拟。顾炎武诗作，现保存下来约400多首，多面表现了他在激烈的民族矛盾斗争中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一些属于纪实类作品，如《秋山》二首，描述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控诉清军的罪行；《千里》则记述自己参加湖上义军的抗清经过，可作为史诗来读。一些抒情性作品，或咏物明志，或即兴抒情，写得慷慨而悲壮，如《精卫》、《海上》四首、《赠朱监纪四辅》等。顾炎武是学者兼诗人。他的诗也显出学力方面的功夫：笔墨矜重，不假雕饰，质朴无华，虽事用典，但显豁而不艰涩，具有“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比古雅”的特点，沉郁苍凉又古朴豪宕。具有深厚的艺术容量，给人以强烈的质实之感。
顾炎武其诗文集因触清代忌讳，后世传本被多加窜改和删削。华忱之整理的《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其中的“亭林文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潘耒刻本为底本；“亭林余集”是用蒯光典重刻本为底本，以傅增湘手抄本参校。分为十六卷：凡《文集》六卷，《余集》一卷，《蒋山佣残稿》三卷，《佚文辑补》一卷，《诗集》五卷，《集外诗补》三首，附《熹庙谅阴记事》，是顾炎武诗文集较为完备的一种。
146、《南雷文案》
清代黄宗羲著。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学者尊为南雷先生，浙江宁波余姚明伟乡黄竹浦（今黄埠镇）人。其父亲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乃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清史稿》480卷）。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庭屡次诏征，皆辞免。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为人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著：清廷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政治思想上他从明王朝的腐朽黑暗中，看出了封建制度的许多弊端，喊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振聋发聩之声（《原君》），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论文主张言之有物，反对那些“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组织纫缀以求胜”，讥刺内容“空无一物”的作品（《陈葵献偶刻诗文序》）。其传状、碑志文，涉及人物的方面很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际大变动的社会面貌。他身为史学大家，对明朝历史典故极为熟悉，且多身历见闻，又善于叙事，故写来都逼真传神。其中尤着力表彰忠臣义士的坚定节操和壮烈行为。如《张煌言墓志铭》、《余若水墓志铭》等在《子刘子行状》中，对刘宗周诤臣兼学者的形象，倔强鲠直的性格，刻画得很成功。明末东林、复社的反宦官斗争、南明政权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也在他的散文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其政论文集《明夷待访录》，不仅深刻其体现进步的政治观念和哲学思想，有的也是简洁深刻、文字优美感人的政论文，如《原君》等。
黄宗羲诗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诵之作。他的诗直抒胸臆，不事雕饰，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如《感旧》的“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讽刺了南明弘光朝的马士英、阮大铖的倒行逆施。《山居杂咏》中：“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充分表现诗人对抗逆境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因撰者为南雷里人，故名）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南雷文案》，23卷，凡诗文集10卷，外集1卷，附集12卷（其中附《吾悔集》4卷、《南雷诗历》3卷、《撰仗集》1卷、《子刘子行状》2卷、并附录黄百家《学箕初稿》2卷）。为撰者亲手所定。初刊于清康熙初年。
今有：《南雷文案》上海时中书局1915年版；《南雷文案》、《南雷文案外卷》、《吾悔集》、《撰杖集》、《子刘子行状》、《南雷诗历》、《学箕》据四部丛刊本；《南雷文案》，商务印书馆据四部丛刊本2009年出版。沈善洪《黄宗羲全集：南雷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47、《船山遗书姜斋诗文集》
清代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衡阳（今属湖南省）人，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明崇祯年间举人。明亡之际，曾积极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到南明桂王的政权中任职，南明亡后，更名隐居，潜心著述。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为人学问渊博，举凡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
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见解。如对艺术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二者“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艺术的创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精于诗艺者，就在于善于使二者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地步。真正美的艺术创作，应该“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王夫之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情景交融的观点，对此作了深入的阐发，在客观上启迪了后来王国维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在文学创作中的文与质、意与势、真与假、空与实、形与神，以及“兴、观、群、怨”等等诸多重要问题上，对于传统的美学思想都有新的发挥和阐述。其文学创作受屈原影响很深，他曾说自己与屈原相比，“孤心尚相仿佛”（《楚辞通释·序例》），又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姜斋文集》卷五，《九昭·序》）船山诗自始至终贯穿着屈子的忠爱诗魂，呈现出一片“骚心”。船山诗众体兼备，内容广博，既体现了时代的心声，又展露了个人的心迹，极具诗史价值。举凡家国变异之痛，亲故离合之悲，乃至时序之更替，物候之迁移均在船山诗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其中抒写抗清豪情与亡国哀痛的如《咏雪》《耒阳曹氏江楼迟旧游不至》《哀歌示叔直》《初秋》其三等。其中《即事》其一、《病起连雨四首》更是与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产生共鸣；写景咏物诗多将自然风物染上一层惨淡的劫后山河的暗色，凄清幽远，别有寄托。《重登双髻峰》《花咏八首·杜鹃》《败叶庐》《上湘旅兴》等；，船山诗还于亲情多所反映，其中既有父子兄弟之情，又有夫妇之情。这些作品大致可分赠答与悼亡两种题材。诗人在表现亲情友情的同时，又时时不忘抒发易代之际的独特感受，主题取向上亦以系心君国为念，蕴含着深厚的故国之思，如《闻极丸凶问，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续哀雨诗四首》其四、《留别圣功》等。
王夫之的著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有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黄书》、《噩梦》、《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
《船山遗书》为王夫之著作总集。收遗著18种，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世全刻；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为金陵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统称曾刻本。
今有：《船山遗书》，上海太平洋书店依曾刻本体例，共辑王夫之著述70种，补入新发现手稿6种，1930年重新用铅字排印，为搜集最全之印本；《船山全书》，湖南岳麓书社在旧出《船山遗书》基础上，1982年重新精校编印；另有《薑斋先生诗文集》，6册，民国涵芬楼本；嵇文甫点校《王船山诗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舒芜点校《四溟诗话薑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48、《初学集有学集》
清代钱谦益著。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十年后的天启泰昌元年才“诣阕补官”。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奉诏削籍南归。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谈不上什么政绩。他的出名，是由于他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在明末他已颇具影响。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顺治初，因江阴黄毓祺起义案牵连，被逮入狱，次仁获释。自是息影居家，筑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诗文在当时颇负盛名，东南一带，奉为“文宗”。1666年，钱谦益以八十三岁的高龄病殁于杭州，殁葬于虞山南麓。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钱氏著述被列为“悖妄著书人诗文”，其已载入县志者均被删削。
钱谦益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作为诗人，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初学集序》）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韩偓诗以运用词藻与比兴，加上他才学兼资，藻思洋溢，往往写成庞大的组诗。明亡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其中最能体现其“情真而体婉，力厚而思沉，音雅而节和，味浓而色丽”这一主体风格的，是那些抒发官场失意之牢骚，身世沉浮之感慨的七言律绝，如《天启乙丑五月奉召削籍南归，自潞河登舟，两月方至京口，途中衔恩感事，杂然成咏，凡得十首》。诗题虽说“衔恩感事”，实则怨愤不平，但又委婉曲至，含不尽之意。反映明清易代的大动乱和个人深沉荣辱的大变化，这类诗作更能显出作者个性。故国沧桑，身世忧危，眷念故国又成为贰臣，种种复杂感情，构成他明亡后诗作的主要基调。收入《投笔集》中的《后秋兴》104首可为代表。其它的代表作还有《徐州杂题五首》、《狱中杂诗三十首》、《己酉岁宴集连宵，于时豪客远来，乐府骈集，纵饮失日，追欢忘老，即事感怀，慨然有作四首》、《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西湖杂感》20首、《哭稼轩一百十韵》、《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等。
著作有《初学集》110卷（其中诗20卷、文80卷）、《有学集》50卷，该集由钱之门人瞿氏耜刻成于明崇祯十六年癸未九月。《投笔集》2卷、《苦海集》1卷及外集等多种。此外有《钱注杜诗》20卷；编选的《列朝诗集》77卷（顺治间刊本作81卷）；《吾炙集》1卷；《太祖实录辩证》五卷；《读杜小笺》三卷；《读杜笺》二卷。诗集别有钱曾的《初学集笺注》二十卷，刻于清初，后有翻刻本。乾隆时书遭禁毁，清末宣统二年，邃汉斋始以明瞿刻本与笺注本两相对勘，作了校订，并加按语，合两本为一，以铅字排印。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刻《初学集》，列入《四部丛刊》。
今有：校点本《牧斋初学集》、《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9、《梅村家藏稿》
清代吴伟业著。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世居江苏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天启四年（1624），张溥创立复社，吴伟业即成入室弟子，名重复社。崇祯四年（1631），吴伟业参加会试，遭到乌程党人的诬陷，被指控徇私舞弊，幸亏崇祯帝调阅会元试卷，亲自在吴伟业的试卷上批上“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才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崇祯十年（1637），吴伟业迁东宫讲读官，十二年（1639），再迁南京国子监司业。十三年（1640），升中允谕德（太子官属）。十六年（1643），升庶子。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先生里居，闻信，号痛欲自缢，为家人所觉。顺治十年（1653），“诏举遗佚，荐郯交上”，有司再三敦逼，吴伟业不得已乃应诏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寻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四年（1657），吴伟业以丁嗣母忧归里。吴伟业一生与气节自负复社相始终，所以对屈节仕清，深为愧疚。临死遗言，用僧装裹体。墓碑书“诗人吴梅村之墓”。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其实，真正有资格与“才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钱谦益并列的，只有吴伟业。钱氏兼宗唐宋，吴氏学唐，此后清代的各种诗派，大抵不出这二人的门户，足见二人对清代诗歌影响之深远。吴伟业又是“娄东诗派”开创者。吴伟业他一生写诗千余首。诗以宗法唐人为主，兼取宋代苏轼、陆游。诗歌风格是明清易代为界，可分为区别明显的两个时期。《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围绕黍离之痛”。明亡后的诗作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痛失名节的悲吟，是他诗歌的重要主题，也是其价值所在。吴伟业创立的诗体称之为“梅村体”。所谓“梅村体”是指他在继承初唐四杰七言乐府的格律和元白长庆体叙事体制基础上，变化创新而成的长篇七言歌行。它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也是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
著有《梅村集》40卷，收录诗文词，康熙九年（1670）卢綋刻，时在梅村逝世前一年，梅村犹及审阅平定，乾隆时收人《四库全书》。；又有《梅村家藏稿》58卷，凡诗20卷、词2卷、文35卷、诗话1卷。比40卷本多出诗73首，词5首，文61篇。宣统三年（1911）武进董氏刻本；清程穆衡、杨学沆《吴梅村诗集笺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另有《梅村诗馀》，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史乘《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
150、《壮悔堂集》
清初侯方域著。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号雪苑。商丘（今属河南）人。明末诸生。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均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黜。侯方域生性豪迈不羁，“不耐寂寞”，少年即有才名。曾主盟复社，与东南名士交游，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合称“明末四公子”。文章风采，著名于时，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复多尔衮书》即为方域起草。入清后，应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河南乡试，为副贡生。晚年失悔此举，著《壮悔堂文集》明志。三年后抑郁而卒。
侯方域擅长散文，以写作古文雄视当世。早期古文以才气见长，流于华藻，工力不够。他自己曾在《任王谷论文书》中说：“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到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然皆嬉游之余，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漫，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瑟可怜。”后期取法“昌黎、柳州、庐陵、眉山诸子”，纵横恣肆，“一气磅礴”（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为时人所重，与魏禧、汪琬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家”。其散文往往能将班、马传记，韩、欧古文和传奇小说手法熔为一炉，形成一种清新奇峭的风格，而尤以传记散文见长。他的传记文，大抵学习《史记》和唐代传奇，善于刻画人物，能抓住人物性格特点加以表现，具有浪漫气息。最出色的一篇为《李姬传》，歌颂了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明大义、辨是非，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德。形象生动，文字简练，叙事分明，情节曲折，均有唐代传奇笔法，具有短篇小说特点。其论文书信，或痛斥权贵，或直抒怀抱，都能显示出他的散文具有流畅恣肆的特色。《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行文委婉而暗中有劲道随之，乃“绵里藏针”的笔法。《与吴骏公书》、《与方密之书》等抒写怀抱，都与得洋洋洒洒，流畅恣肆，富有气势，宋荦《三家文钞序》称之“奋迅驰骤，如雷电雨雹之至，飒然而下，可怖可愕，戛然而止，千里空碧。”如《与方密之书》：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触及，辄数日营营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然无从可道。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友人的拳拳眷念之情。其中关于友人所赠衣服的记叙，更是感人至深，令人有春风扑面之感。
著作有《壮悔堂文集》10卷，《四忆堂诗集》6卷。“壮悔堂”为其读书治学之所。《壮悔堂文集》为其友人徐作肃所选编，包括正集十卷、遗稿一卷。共收文142篇。初刻于顺治年间，然已难以见到。较易寻到的早期刻本为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本。另有乾隆十四年（1749）疆善堂刻本，题为“外孙陈履中、陈履平编次、外曾孙陈濂、陈淮、陈洛同校。”体例仍前，只是篇后没有了贾开宗等四人的评语，删去了“遗稿”传十篇。另有光绪四年（1878）睢阳侯氏刻本和《四部备要》本。此书在乾隆年间数度被列入各省禁毁书目中。
今有《侯方域集校笺》何法周主编，王树林注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51、《西河合集》
清代毛奇龄著。毛奇龄（1623～1716），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于一，萧山城厢镇（今属浙江）人。以郡望西河，学者称“西河先生”，与兄毛万龄并称为“江东二毛”。家贫，赖友人集资向国子监捐得廪监生。清初参与抗清军事，流亡多年始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纂修《明史》。其间以《古今通韵》1卷进呈，得到赞赏，诏付史馆。康熙二十四年（1685）任会试同考官。康熙二十六年（1687）因两膝肿胀，关节僵硬，辞职归隐，不复出。居杭州竹竿巷兄长万龄家，专心著述。毛奇龄70岁时，自撰墓志铭，提出死后“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吊客”。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家病逝，葬于萧山北干后浦滩。
毛奇龄是清代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学识渊博，能治经、史和音韵学。毛奇龄的亦工词，擅长骈文、散文、诗词，都自成家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奇龄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怆，又能吹箫度曲。”他的《西河词话》，对词曲的发展演变“缕陈始末，亦极赅悉毛奇龄的诗作，体式多样，不乏佳作。如五绝《览镜词》：“《除夕作》：“特点，是他擅长在寻常的景物情事上力创新境，别出新意。如七律《少年》、《朔方》、《钱唐逢故人》、《送人之耒阳》等等，都无不“自我胸中出”，“妙语出平淡”。毛奇龄有不少七言古诗，写得非常凝炼，栩栩如生，堪称清代叙事诗中的上乘之作。代表作有《杨将军美人试马请歌》、《钱编修所藏司马相如玉印歌》等。
毛奇龄著述极富。其遗著由门人蒋枢所编为《西河合集》，共49368种卷，分为《经集》和《文集》二部。《经集》有《仲氏易》、《古文尚书冤词》、《毛诗写官记》等49种；《文集》有各体诗文、《萧山县志刊误》《诗话》、《词话》等。康熙庚子年间刻印
今有《西河文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年出版。
152、《吕晚村集》
清代吕留良著。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吕氏一生一身傲骨，视仕途如粪土，具有激烈的反清意识，不但用家产支援义军，而且也曾直接参加抗清战斗，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伤。清康熙五年（1666年）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当时朝野为之震惊。尔后，康熙十七年、十九年，两次不应“征辟”、决意出家为僧、遁迹吴兴县妙山，筑风雨庵著书、讲学，所著诗词文章多有“谤议及于皇考”言论。其弟子及曾靜等人崇奉留良其說、為傳廣播，清雍正十年（1732年），吕留良死后49年，曾靜策动岳钟琪反叛，被告發下獄，牵连呂的两个学生。呂亦被剖棺戮屍，著作則被焚燬。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案”。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傳说其孫女（一说女儿）吕四娘将雍正帝刺杀。
吕留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为人博学多艺，“凡天文、谶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灵兰、青乌、丹经、梵志之书，无不洞晓。工书法，逼颜尚书、米海岳，晚更结密变化。少时能弯五石弧，射则命中。余至握槊投壶、弹琴拨阮、摹印斫砚，技艺之事皆精绝。然别有神会，人卒不见其功苦习学也。”（吕葆中《行略》）他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学术上，吕留良是以坚定的黜王尊朱面貌出现，他尊奉朱子，斥责王阳明心学，并非出于门户之争，而是为了“经世致用”，探讨“生民祸乱之原”，以期正人心，救风俗。他是清初一个“经世致用”的学者，也是一个有作为的思想家，不能把他简单地视作或“理学家”，也不能因为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编选“时文”，就认为他是“时文选家”。但是，由于他故世后，于雍正间为文字冤狱祸及，被清世宗斥为“千古罪人”而戮尸枭首，乾隆间其遗著又遭清廷尽行禁毁，因之雍正、乾隆及尔后学者，对吕留良的学行罕有论及。即使清亡以后，徐世昌《清儒学案》对吕留良也略而不论，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语焉不详。
吕留良的散文多记其抗清经历，山河易主后的悲愤以及自己的操守自誓，可视为明末清初有气节的汉族士大夫心路历程，如《祭董雨舟文》，回忆自己十七岁时，毁家赴难、与董雨舟联络参加抗清战斗，直到兵败返回故里的整段经历：“忆年十七，追逐乱始，余毁厥家。公妙颊齿，经营岩泽，连络首尾。尘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冻龙沉，蛇返乡里”。《友砚堂记》通过购买一块砚石的经过，记载了自己在嘉兴城破、海宁失陷“窜迹山水”的逃亡经历，以及与另一位抗清名士黄宗羲的交往和友谊。文风朴实中见沉痛，表露了当时有气节的士大夫在国破家亡之际无力回天的无奈何伤痛。或是直抒其情，或是借题发挥，表现出很好的语言驾驭能力。
其诗与文相类，其叙事诗多记其抗清经历，无力回天的悲愤和操守自誓，可视为诗史，如《乱后过嘉兴》：“雪片降书下，嘉禾独出师。儒生方略短，市子弄兵痴。”可视为清军入浙之初，故明官吏望风归附，独有嘉兴人民挺而抗争的实录，亦可大致窥见此时他在嘉兴一带留下的踪影。一些山水题咏也是抒发类似感慨或追忆相关经历，如《看宋石门画辋川图依太冲韵》：“忆我乙酉避乱初，全身持向万山弃。铜炉石镜公山溪，墺转滩开负奇致。虽无别业比辋川，化安乌石差无异。万马搜山失脚来，每阅此图辄三喟。”《后耦耕诗》则是在归隐之后回忆抗清几年的戎马生涯，留下了箭伤。可贵的是，无论在哪一个时段，哪一类诗中，诗人强烈的反清意识和民族气节始终都很鲜明强烈，就在《后耦耕诗》的一番回忆后诗人写道：“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康熙三年诗人读书起居的观稼楼落成，欣喜之余，赋诗四首，其中第四首写道：“空中自可安康节，地下谁当卧许公”“敢因窃附村名好，实愧南阳耕耒躬”。明确表示，要效法古代志节之士，隐居南阳，躬耕陇亩。”。至于深深刺痛请听的“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两句，更是操守的自喻。
著有《吕晚村文集》8卷、《东庄诗存》7卷、《续集》四卷；《东庄诗存》6卷（《清诗纪事》作七卷）、《惭书》1卷；与吴之振，吴自牧合选《宋涛钞初集》．与张履样合选《四书朱于语类摘抄》38舂；又有《精选八家古文》及后人汇刻其时文评语数种；刻印其遗文墨迹若干卷。此外，雍正《大义觉迷录》中引用其日记多条。
今有徐正点校《吕留良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陈祖武《吕留良散论》，《清史论丛》第七辑。
153、《钝翁类稿》
清初汪琬著。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十二年中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康熙九年（1670）辞官归里。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预修《明史》，在馆六十余日，撰史稿一百七十五篇，后乞病归，晚年隐居太湖尧峰山，闭户撰述，不问世事，学者称“尧峰先生”。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
汪琬是清初著名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康熙曾称赞他：“尝与近臣论本朝文学砥行之儒，首称数先生”。为文主张才气要归於节制，以呼应开阖，操纵顿挫，避免散乱。所谓“扬之欲其高，敛之欲其深”（《答陈霭公书二》）。他反对“以小说为古文辞”，认为“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于俗学而已矣”（《跋王于一遗集》）。这种观点，偏于正统。其散文疏畅通达，一般论者认为受欧阳修的影响，而近于南宋诸家。“若其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绝，似李习之（翱）；简洁有气，似柳子厚（宗元）”（计东《生圹志》）。代表作有《陈处士墓表》、《尧峰山庄记》、《绮里诗选序》、《江天一传》、《书沈通明事》》、《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等文是其代表作。
汪琬亦能诗，以清丽为宗，成就及影响不如其文。
著有《钝翁类稿》62卷，《续稿》56卷。晚年自删为《尧峰文抄》50卷，包括诗10卷、文40卷。
今有：李圣华《汪琬全集笺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4、《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
清代王士祯著。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顺治七年（1650），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与大哥王士禄、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诗名。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进士，文名渐著。顺治十六年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十七年（1678），受到康熙帝召见，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升礼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山东造反王五案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因避雍正讳，改名士正。乾隆赐名士祯，谥文简。
王士祯为清初一代宗匠，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为人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论诗依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创“神韵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但未能摆脱明七子摹古余习，时人诮之为“清秀李于麟”（李攀龙），然传其衣钵者不少。代表作有《秦淮杂诗》二十首。
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著作有：
《带经堂集》92卷。其中《渔洋诗》38卷，文14卷，《蚕尾集》诗12卷；杂著笔记《居易录》、《感旧集》、《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香祖笔记》；诗话《池北偶谈》、《五代诗话》等19部。
《渔洋山人精华录》10卷，其中古体诗4卷，近体诗6卷，系从《渔洋诗》《蚕尾集》等集中选出；为王士祯自定，门人林佶刻。有金荣《精华录笺注》12卷；惠栋编年的《精华录寻纂》10卷，注释较金荣注本为详，另附年谱二卷。
《王渔洋遗书》38卷。
155、《敬业堂集》
清代查慎行著。查慎行（1650～1727），清代诗人，当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祖。初名嗣琏，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晚年居于初白奄，所以又称查初白。海宁袁花（今属浙江）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五十二年（1713），乞休归里，家居10余年。雍正四年（1726），因弟查嗣庭讪谤案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次年放归，不久去世。
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诗人，自朱彝尊去世后，为东南诗坛领袖。尝注苏诗。
查慎行曾受经史于著名学者黄宗羲，受诗法于桐城诗人钱澄之，又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誉，声名早著。其论诗以为“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查为仁《莲坡诗话》。他以“空灵”创新为尚。诗学东坡、放翁，得力于陆游很深；著《补注东坡编年诗》50卷，受苏轼的影响亦大。清初诗人多学唐，查慎行崛起后，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成就的作者。对诗坛影响极大。赵翼《瓯北诗话》认为：“梅村（吴伟业）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查慎行入朝后从军西南，随驾东北，又饱览各地风光。诗多纪游吊古之作，又多作组诗。古体如《中秋夜洞庭对月歌》、《石钟山》、《五老峰观海绵歌》；近体组诗如《金陵杂咏二十首》、《荆州杂诗六首》、《邯郸怀古三首》、《汴梁杂诗八首》、《建溪歌词十二章》、《桂江舟行口号十首》等，都颇著名。反映民间疾苦的篇章则不多，只有《秦邮道中即目》、《芜湖关》，《白杨堤晚泊》、《芦洲行》、《悯农诗》、《赈饥谣》等诗，写及了这方面内容。其诗工于刻画锻炼，又多采用白描手法。袁枚《论诗绝句》称其诗“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拟之以北宋画家李公麟。
查慎行的诗“平生所作，不下万首”（许汝霖《敬业堂诗集序》）。《敬业堂诗集序》为查慎行自行删定。其中诗4600余篇，随所游历，各编一集，有《西江集》、《逾淮集》等，共48卷，《词集》2卷，共50卷。另有《续集》6卷；文不多，有《敬业堂文集》3卷，《别集》1卷，共100余篇，由其子孙搜访汇编而成。有《四部备要》本。
今有：高时显、吴汝霖辑校《敬业堂诗集》12册，中华书局据《四部备要刻本》1936年版；《敬业堂诗集》点校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156、《南山集》
清代戴名世著。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因家居桐城南山，后世遂称“南山先生”，也称为“潜虚先生”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20岁授街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级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兰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越、齐、鲁、越之间。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时过两年，因《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两年后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後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戴名世是清代著名散文家，桐城派先驱人物。他针对明末清初空疏、食古不化、趋时逢迎的败坏文风，提出了立诚有物，率其自然，道、法、辞合一，精、气、神并重的文学主张。倡导“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强调写文章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与刘言洁书》），以自然之文表达自然之情，直抒胸臆；提倡古文写作要淡泊、平质。实际已是方苞“义法”说、姚鼐“道与艺合”和刘大櫆“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等主张之先河，可以说是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奠基者。
戴名世不长于诗，但对诗歌创作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强调诗歌应该“倡情冶思”，“出于心之自然”。他反对为了取名声争坛站而有意为诗。指出若有意为诗，必然流于无病呻吟，矫柔造作，摹拟到窃。因此，“有意为诗则诗亡”。
戴名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散文创作，戴名世散文，具体地体现了他的立诚有物、率其自然的文学主张。读《南山集》，很难见到言之无物、无病呻吟的文章，他的真思想，真性情，随处可见；也很难见到徒具言语文字、行墨蹊径的“著华烂慢之章”。戴名世谈到自己的散文创作时说过:“胸中之思，掩遏抑郁无所发浅，则尝见之文辞，虽不求工，颇能自快其志”（《答朱生书》）。方宗诚就认为戴名世的散文“颇得司马子长、欧阳永叔之生气逸韵”（方宗城《桐城文录序》），邓实亦认为“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归熙甫后一人”（《戴褐夫集跋》）；梁启超则称赞他“史才特绝”。戴名世散文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呈现多种艺术风格：其史传作品艺术成就最高，笔法生动洗练，叙事周密详实详，语言自然朴素，很好地继承了司马迁、欧阳修的史传文学传统。如《画网巾先生传》，此文用极其生动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的反清英雄形象，虽实录其事而人物个性鲜明，通篇寓庄于谐，情趣盎然。《抚道论》中指出“群盗”正是“假手于文武大吏”，这种官吏才是“国家之大盗”。《赠刘言洁序》则揭露科举制度是当权者诱致士人的名利之饵，士人沽名钓禄之具，因此“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鞭辟入里，激烈而又深刻。他的一些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文笔清丽生动、清新健朗、“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在这类文章中，作者常寓情于景，表现身世之感，愤嫉之情。《芝石记》在刻划芝石秀美的形态的同时，就灵芝之是否为“祥瑞”发论，指出统治者常以灵芝“文天下之太平。然是时天下果有道、四方皆清明乎?未见其然也。”这无疑是在讥时讽世。《河墅记》以幽深淡远的文笔，描绘作者家乡桐城郊外优美的山水，表现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和洁身自爱的情怀。史论则言辞犀利，议论透辟，如《老子论》、《范增论》、《抚盗论》、《史论》等，均能在朴素中见文彩，平质中见雄奇。杂文小品《盲者说》，《鸟说》、《邻女说》、《穷鬼传》、《醉乡记》、《钱神问对》等，则继承我国杂文的优秀传统，“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如《醉乡记》则用一个“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的大醉乡来讽刺当时社会。在这个醉乡里，少数清醒者却反而被醉客“指以为笑”，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罗刹海市》可谓异曲同工。
戴名世的著作虽遭焚毁，但后人对其人品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致于其后的一百几十年中，清朝统治者虽上下搜索，几令禁毁，但《南山集》仍不断被人们秘密传抄。道光以后，清廷对文化的控制有所松动，所刻版本逐渐增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同族后人戴衡搜集整理遗文，编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绪年间张仲沅编《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等。
今有王树民辑校《戴名世集》15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是目前收集最完备的本子。
157、《饴山堂集》
清代赵执信著。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知如老人。山东省淄博市博山人。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中进士，后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兼任《明史》纂修官，参与修《大清会典》。二十八岁因国丧期间观看洪升所作《长生殿》戏剧，被劾革职。此后五十年间，漫游南北，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诗篇，遗著有《饴山集》《谈龙录》、《声调谱》等，晚年退居别墅因园。雍正十一年（1733）冬，赵执信病目致盲，不能复见文字，目盲以后，诗歌创作仍然不断，在目盲后的十二年间，他的诗歌、文章全是口述，再由其子执笔记录，直到以八十三岁高龄卒于故里。
赵执信是清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诗论家、书法家。他的《谈龙录》与翁方纲著的《石洲诗话》被列称为清代二大诗话集。主张“诗之中要有人在”，反对脱离现实，无病呻吟；主张“诗之外要有事在”，强调诗歌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主张“文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要求形式服从内容，语言为内容服务；主张作家“从其所近”，自由选择艺术风格，反对用“神韵”的唯一尺度去衡量作品的好坏。当时王士祯的”神韵说“风靡一时，而在创作上与之抗衡、在理论上与之辩驳的唯有赵执信。赵、王二人之所以由原来相互唱和、彼此欣赏发展到相互诟厉，主要是诗学主张的不同。赵执信一生留下一千多首诗歌和多篇散文、诗论。诗作多山水纪行、田园抒怀和怀人之作，诗风淡雅清简朴厚，内蕴淡淡的哀愁和人生思考，与神韵派的精致含蓄迥然回异。代表作有《昭阳湖行书所见》、《金陵杂感六首》、《晓风鸢学江东体》、《寄洪昉思》等。这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神韵说”泛滥的清初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
赵执信的著作已经刊行的有《饴山诗集》十九卷，《饴山文集》十二卷，《诗余》一卷，《谈龙录》一卷，《声调谱》一卷，《礼俗权衡》两卷等。
今有：高时显吴汝霖辑校《饴山堂集》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陈迩冬点校《谈龙录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越蔚芝校点《赵执信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
158、《方望溪先生全集》
清代方苞著。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祖籍今枞阳牛集乡方皋庄，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排行老二。方苞自幼聪明，四岁能作对联，五岁能背诵经文章句，六岁随家由六合迁到江宁旧居。十六岁随父回安庆参加科举考试。二十四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三十二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进士第四名。因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右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病逝。年82岁，葬于江苏六合。
方苞治学，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为人“品高而行卓”，刚直憨厚，品评人物不知避讳，如评价清初文坛领袖降清的钱谦益“其文秽恶藏于骨髓，一如其人”（《方苞集·汪武曹墓表》）。其政治思想早年、中年、晚年有所发展变化：早年受明代遗民钱澄之等影响，痛惜明亡，公开谴责“在位之小人”，立志当一个古文家；中年一改早年政治态度，颂扬康熙的文治武功，勉力为国效劳，这可能与他《南山集》被牵连入狱以及被赦免的感恩戴德有关，更可能与康熙赦其死罪的同时，又命其全家包括老母迁入京城，当了十年实际上的人质使其有所戒惧有关；晚年“惟期分国之忧，除民之患”。继康熙后，雍正、乾隆对方眷顾日深、官价日隆，这使他更热望为清廷效力，也更有可能为民作些兴利除弊之事。
方苞是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文学流派，时间长达200余年，从康熙时代一直绵延至清末；其间有作家1200余位，遍及中国内地主要省份，产生著作2000多种、字数以亿字。其作家之多、流播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长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以至当时学者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之感叹。方苞在文学理论上首创“义法”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倡导文道统一，“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在诗歌理论方面主要是阐发儒家的诗教观，主张“诗之用，主于吟咏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伦、美教化”，批评“魏晋以降，其作者穷极工丽，清扬幽眇，而昌黎韩子以为杂乱而无章，盖非发性情之正，导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动人之善心故也”（《徐司空诗集序》）。批评王士祯神韵派和沈德潜格调派的门户之见，强调诗歌风格的多样性，认为诗“本于性情，别于遭遇”，应该“门户可别”，有其独有的一面，不能“此人之诗，可以为彼，以遍于人人”（《廌青山人诗序》）。
方苞以古文创作名世，有古文约680篇左右，在内容上可分为政论、纪游和传记三大类。其中政论类比较集中的反映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思想主张，也体现出时代特色。方苞有“经世济民”、关心“国计民瘼”的理想抱负，加上《南山集》案的政治遭遇，所以他对时弊的了解比较透彻，在他的政论文中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边防、水利、漕运、吏治、选才、考试等皆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向皇帝、宰相提出建议，对同僚、居官的师友和后辈施加影响。其中如《狱中杂记》、《送冯之文序》、《与顾方用尺牍》等对皆是对吏治的腐败、官场的黑暗进行揭露和抨击，并提出改革吏弊的设想和方案；《杨千木文稿序》、《辕马说》、《与来学圃书》等则批判科举时文，提出用人选才的主张。方苞共有游记22篇，其特点不在模山范水，也不在游兴游踪，而着重抒发作者从其中感受到的哲理，其代表之作《游雁荡山记》、《游潭柘记》皆有这个特点。传记文与作者的身世交游更有密切关系。作者的传记之文如《左忠毅公逸事》、《高阳孙文正公逸事》、《石斋黄公逸事》等皆是缅怀东林党人与宦官斗争的壮烈行为，或是刻意寻访的志士仁人事迹。这是方苞传记文内容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刘大魁、姚鼐等桐城作家所缺少的。方苞散文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清真雅洁。所谓清真是指笔触清丽坚持写实求真；所谓雅洁是指语言雅驯简洁。这是方苞“义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创作的准则。如《题舒文节探梅图说》，全文仅67字。在人物传记等记叙类作品中，继承桐城派先驱归有光散文的传统，注意人物肖像、行为等细节描写，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史可法探监一段，通过左光斗雕塑般的造型、个性化的语言以及酷刑后艰难却刚毅的肢体动作，将方苞散文也有不足之处，除少数人物传记外，大多过于滞重平直，缺乏生动丰满的形象性和雄奇变化的新鲜感，这与他为文重在阐发义理的“义法”论有关。另外由于提倡雅洁，反对在古文中使用口语，也使其散文不够活泼生动。
方苞多次表白“决意不为诗”，这只是表白自己不爱作诗，并不代表他没有诗作，目前可知至少他有十五首诗作，题材涉及怀古、悼亡、赠别、山水等方面。其中怀古诗作主要是借古言志，虽多议论，道学气很重，语言也较滞涩，算不得什么好诗，但眼光独特，气质很凝重，这在《拟子卿寄李都尉》、《严子陵》、《裴晋公》等咏古诗中皆有表现。方苞的赠别、悼亡之作，如《送杨黄在北归》、《将之燕别弟攒室三首》、《挽李余三方伯三首》等与上述怀古诗呈现别样风格，往往情真意切，能于平淡中见自然，语言也平易流畅，但却少见怀古诗那种思想深度。
方苞著作宏富，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集有戴均衡编《望溪先生全集》32卷，其中《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集外文补遗》2卷。另附苏淳元《方望溪年谱》1卷，《年谱附录》1卷。十四冊，清咸豐六年（1851）戴均衡刻本。
今有：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59、《樊榭山房集》
清代厉鹗著。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馀，擅南宋诸家之胜。他还利用在小玲珑山馆里看到的大量宋人文集，并博引诗话、说部、山经、海志等书，撰写了《宋诗纪事》100卷。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等。
厉鹗诗作大多为吟咏杭州山水，最大特点是宗宋。具体表现为专法宋人，好用宋代典故。如《理安寺》、《晓登韬光绝顶》、《雨后坐孤山》诸篇，多是宁静秀美的湖景，表现了诗人平静闲适的心态，和象野凫一样回归自然的情怀。
《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乾隆年间刊行于世，二十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光绪年间，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铭》，吴锡麒撰《墓田碑记》。附汪曾唯所辑《轶事》，及未刊诗词、迎銮新曲，并载杭世骏、汪惟宪、吴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诸家评论，为最足之本。
今有：《樊榭山房集》，39卷，其中诗8卷，词2卷，文集8卷，集外诗1卷，集外词1卷，集外曲1卷，续集诗8卷，续集词2卷，续集集外诗1卷，续集集外词1卷，续集集外文1卷，附录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该集以振绮堂本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对校，以正史及有关诗文专集等其他资料参校。是较全的一个版本。
160、《鲒崎亭集》
清代全祖望著。全祖望（1705～1755），清代学者、文学家。字绍衣，号谢山，学者尊称为谢山先生。鄞州（今浙江宁波）人。雍正七年（1729）贡生，三年后中举。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即返里，后未出仕，专事著述。曾主讲于浙江蕺山书院、广东端溪书院。
全祖望以散文名世。其中传记碑铭如《忠介钱公第二碑铭》、《二曲先生窆石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厉樊榭墓碣铭》记序如《梅花岭记》、《江浙两大狱记》、《浦阳江记》、《梨洲先生思旧录序》等，保存了清代重要人物和学术文艺的重要资料。传论如《庄太常传》、《陈同甫论》、《明庄烈帝论》也都有独特见解。但全祖望某些持论也有偏激之处。他的文章不拘成法。有人讥其对古文“粗识藩篱”，“叙述不中律度”（谭献《复堂日记》）。
全祖望的诗歌多注意评骘人物，表彰忠义，但嫌议论过多，笔较质直。
著有《鲒埼亭集》38卷，《外编》50卷，《诗集》10卷。另有《汉书地理志稽疑》6卷，辑补《宋元学案》100卷，《全校水经注》40卷并补附4卷。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丛刊本《鲒琦亭集》、《鲒琦亭诗集》，前者收其《文集》内外编88卷及《经史问答》lO卷。清刻本的影印出版。
今有：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收录全祖望大部分著述，但有疏漏。辛德勇的《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书品》2004年5、6期），胡伟的《（鲒琦亭集）校读札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都对该书的失误提出批评。选本和注本，尚有黄云眉的《鲒琦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年版；詹海云的《全祖望（鲒埼亭集）校注》（台北鼎文书局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