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千问》序

国学作为一个名词，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周礼·春官·乐师》中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乐师是古代精通音乐、负责音乐的官职。周代礼乐并重，以诗书礼乐为教学内容，因此乐师能集乐官、学官于一身。《周礼》中的这段话大意是说，乐师掌管“国学”的工作，教授学生舞蹈。《礼记·学记》讲：“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由此可知，“国学”是古代国家级的学校，这个意义在此后的历史演进中有多种称呼变化，比如太学、国子监、书院、学堂，等等。这个意义显然不是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学的意义。

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学”这个概念具体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似乎还没有一个较为固定的说法。一般认为，清末民初的时候，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由此让中国当时的一些知识精英重新审视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并名之以“中学”一词，以此与“西学”对应。那个时候，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张之洞的那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名言特别盛行。此后，中国的知识精英用“国学”代替“中学”，并借此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进行重新评估。据学者考证，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其实是从日本舶来的。历史上的日本，一直饱受汉文化之影响，日本的近代学者提倡国学，通过研究古典文献，试图清除汉文化的影响，凸显日本本土固有的文化。另外，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全面推行欧化，也引起了一些日本本土人士的不满与抵制，他们提倡“国粹”，以与之抗衡。此派并不完全排斥汉文化，甚至对儒学较为推崇。晚清民国前后，中国的不少学者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路，当时中国的状况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状况有某种相似性，留日学者在日本的国粹主义学者那里找到了共鸣，也借用“国学”、“国粹”的概念，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重新审视，意图保存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是谁第一个使用这个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众说纷纭，不过，在梁启超1902年撰著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已经多次使用这个概念及意义了。

其实，从中国古代国学作为国家的教育机构这个意义上，也完全有可能可以引申出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涵义。因为古代国学这个机构具备传承中国固有文化之功能，它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典的传播、接受与不断阐释，具备了“继绝学”的意义，并因此使中国的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只不过近代西学的冲击刺激、引发了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命运的焦虑，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部分人士对日本本国文化命运的担忧情状较为契合而已。

晚清民国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国学的遭际与中国的时局息息相关，其涵义与外延也有所变化：从一国固有之学（章太炎等）到“一国所有之学”（邓实等），再到“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胡适等）；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到“六艺之学”（马一浮等），再到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庞大系统（张岱年等），甚或包含外国传入中土的文化，如佛教等（季羡林）；从中国传统文化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史学科。在一定程度上，国学含义的演变史，即为中国文化的兴衰史、民族命运的沉浮史。

现在我们一提及国学，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一系列以“国”字开头的语汇，如“国歌”、“国旗”、“国货”、“国医”、“国语”，等等，这个“国”意思是“本国的”，对我们而言，即“中国的”。所以，简单而言，“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具体而言，就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学问。这样的理解，虽然笼统，但也易于理解，易于接受。

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兴起了一股提倡国学、推崇国学、研习国学的热潮。这一次的热潮是在全球兴起的“一体化”背景中产生的。从世界范围而言，一方面，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加剧了人与自然的严峻对立，而且这种对立愈演愈烈，针对此种现状，西方一些学者探寻解决困境的方案，将视野放眼到东方文化，意欲从东方文明中寻找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个别国家企图借助其经济军事的实力，别有用心地推行文化霸权，这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警觉，因此倡导文化多元化、强调本土固有的文化成为新的思潮与实践。从国内而言，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后所取得实绩举世瞩目，这让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中国文化凝聚、审视、思考与研究；另一方面，文化是“软实力”，中国数千年的文明能不能成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强力支撑与资源，也由此引发对国学的持续关注与思考。除此以外，在某个阶段对于经济发展的过分强调，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均有可能导致精神的丧失、思想的迷惘，由此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回归与重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国学热”的现象也是很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了。

不过，“国学热”的出现，也引发了一些人士的思考、反省与批判，认为过分狂热的“国学热”，或者蜕变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复古主义，或者聚变为一种狭隘偏执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对国学而言，过热与过冷都不应该视为正常的现象，但比较而言，对传统的关注审视与重新接受，总比无视传统、漠视过去要好得多。在当下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求发展。国学也罢，西学也罢，各有所长，亦有弊端。王国维讲：“中西二学，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这是说，两种文化越来越分不开了，谁也离不开谁，国学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根底，西学也成为国学一个重要的参照。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国学、西学并存，交融发展。所以，正如一年四季，暖热凉冷，人们在某个时期藐视传统，割裂过去，在某个时期又不约而同地回归传统，对历史温情脉脉，这也是很正常的，没有必要对“国学热”产生杞人忧天式的担忧。

国学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我们需要将其置于历史中去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国学只存在于过去，或者说，国学的价值与意义只存在于过去。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虽然已经经过时间的不断淘洗与筛汰，其价值与意义愈来愈凸显，但在当下，亦无需亦步亦趋，生搬硬套。在对国学心存敬畏的前提下，必须实现现代性的转换。一方面，传统是抛弃不掉的，它如影随形，一直渗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中；另一方面，国学是个巨大的资源宝库，不了解它，就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实现为我所用；再者，国学只有经过当下的重新理解与阐释，才可能真正成为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资源。历史证明，国学的价值意义就是在历史中不断被重新理解与阐释中实现的。

对于国学，批判也罢，接受也罢，转换也罢，都少不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必须对其有足够的了解认识，否则，不是胡说八道，就是痴人说梦。从此层面而言，《国学千问》这部书就显示了它出现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

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国学千问》将中国数千年的国学精华从历史、文学、哲学、军事、宗教、艺术、科技、经济、教育、风俗十个方面，通过1000个问题的方式，进行了相当全面、凝练的整理解释。国学的传播方式不外两条路径：一是将貌似简单的问题分析挖掘得深刻透彻；二是将纷繁复杂的问题解释得浅白易懂。前者常被视为学术，后者多被视为普及。从某种程度而言，后者有时要困难得多，因为普及也需要建立而且必须要建立在深入严谨的研究基础上的。《国学千问》中这1000多个看似简明扼要的国学常识，实出自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正因为如此，此书才具备了深入浅出、严谨客观的特色。其实，将传统文化梳理得井井有条，解释得浅易有趣，也是国学现代性转换的一部分，由此也使本书具备了寓教于乐的特色。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论语·雍也》）。”知、好、乐，这是学习的三层境界，对于国学的传承接受，《国学千问》是能够培养并达到这三种境界的。

对《国学千问》这部书，可能很多人，甚至包括编纂者与出版者，均将其定位为国学普及读物。当然，将国学大众化，这是很令人尊敬的事。其实，我更想说，此书完全也可以视为一部国学研究的入门之书。古之学者，为学往往从目录著作入手，认为只有从此入手，方得其门而入。《国学千问》中对古代典籍的提要介绍以及作为附录的《每个中国人一生中必读的81部国学经典》，完全具备了古代目录著作的功能。所以，我认为，此书也完全可以成为国学研究者的入门之书，从此入手，必能事半功倍。

当下，我们的国家领导者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申传统文化对目前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多次强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这种姿态与行动，是很令我们欢欣鼓舞的。我相信，《国学千问》在弘扬传统、传承国学、振衰起敝、继往开来方面一定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