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上流文化哪去了？

　　2月18日，法国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发布预测报告称，到2020年，中国在全世界购买奢侈品价值将近1700亿欧元，全球44%的奢侈品将被中国人买走，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买下世界”，将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中国拥有的另一个全球化身份。一方面，我们用低附加值创造着财富；另一方面，我们用高附加值消耗着财富。

　　需求不振与奢侈品偏好如此不协调地拼贴在一起，让人难以理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奢侈品消费主体是40岁至60岁的人群，因为社会主要财富集中在这些人的手中，而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主体为25岁至45岁的人群。

　　这透露出，在我们社会结构、消费结构中，存在更深层次的隐患。

　　未富先奢是一种痛，这痛究竟因何而起？又将向何处去？作为国内第一代奢侈品媒体人，作家郝晓辉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缺失，如不能积极应对，我们将付出更大代价。

　　我们缺乏上流文化

　　“在奢侈品消费上，我们与国外有很大不同。”郝晓辉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是“全民消费”，在一线城市，几乎所有白领都有奢侈品，以上海为例，很多职业女性收入不高，宁可饿几个月肚子，也要买一个LV。从奢侈品消费者的数量看，我们占有绝对优势，而且越是中低收入人群，越认同、向往奢侈品。

　　第二，在品牌选择上较盲目，很多奢侈品在国外其实是大路货，但宣传做得好，身价立刻飙升数十倍。中国消费者更倾向于对奢侈品的“占有”，而不是“拥有”，极少关注品牌内涵，缺乏深层的文化认同。

　　第三，在潮流跟进上，多以欧洲皇室、美国时尚界的选择为风向标，缺乏独立判断能力。

　　“我们购买奢侈品，更多是将它当成身份符号，解决的是虚荣、炫耀等浅层次的心理需求。”郝晓辉认为，这与上流文化的缺失息息相关。

　　没有上流文化，没有安全感

　　“任何文化都有主流，古往今来，人们都以上流社会为参照系，模仿并复制其文化。”郝晓辉认为，上流文化能提供一种榜样作用，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安全感。

　　比如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这些人大多有较好的修养，待人接物温文尔雅、礼貌谦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在相当长的时期，这成为我们民族的特色，全社会争相效仿，并因此受到周边国家的尊重。

　　那时也有奢侈品，如文玩、字画、把件等，但一是有较深的文化内涵，没积累的人根本理解不了，二是真正的读书人不靠这个安身立命，而是以他们的精神境界、人格操守和各种才能，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即使身无长物，他们也会安贫乐道，因为文化给他们以精神支持，他们不需要靠奢侈品来证明自己。

　　所以，传统奢侈品往往因人而贵，名人用过的东西身价倍增，而缺乏历史积淀，便不被重视。这说明，古人把握了奢侈品的本质，即对文化内涵的认同，而不是浅层次的斗富。

　　我们的上流文化哪去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与欧洲一样，都有深厚的上流文化积淀，但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能发展出独立的奢侈品文化呢？郝晓辉认为，两方面原因不容忽视。

　　首先，中国传统奢侈品文化的阶层性太强，皇家玩皇家的东西，贵族玩贵族的，平民玩平民的，绝不允许僭越。普通人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住什么房等，都有规定，所以皇家很难引领民间时尚，而欧洲皇权没这么强势，皇家用的东西普通人照样可以用，故平民阶层有抄袭皇家品位的习惯。

　　第二，古代上流社会的独立空间不够，欧洲有很多贵族的城堡，葡萄酒等奢侈品传承于此，而中国皇帝为了控制贵族，往往将他们集中在京城，剥夺了他们生活的私密空间，使他们只好采取低调、节俭和谨慎的态度，不利于奢侈品文化的培养。

　　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发展为名，我们一度彻底否定了传统，将温和、宽容等斥为守旧，将古籍、文物等看成是废物。在剧烈的动荡中，过去的上流阶层生计维艰，无力传承文明，加上舆论的妖魔化，人们将他们看成是“蛀虫”、“纨绔子弟”，使他们也不敢再坚持传统。凡此种种，使上流文化难以为继，文化的自我延续与自我更新的功能，已基本失效。

　　传统复归中的两难

　　郝晓辉表示，这些年来，复归传统的呼声甚殷，但效果平平，修了很多假古董，复兴了很多假仪式，很难说真正唤醒了人们的尊重意识。

　　因为我们一直在回避上流文化缺失的问题，只好复兴民间文化。但事实上，民间文化并不是传统的主流，无法给现代人提供精神支撑。而克己复礼、中庸之道等，只在学术层面讨论，没有融入生活实践，尚未超越口号的层面，也没有上层真正示范着去做。

　　一个社会的行为指针以上流社会为尺度，可现实是，随着经济发展，我们虽形成了新贵群体，但人们看不到他们温文尔雅、苍生为怀、博学慎思的一面，只能看到他们买游艇、打高尔夫、出国旅游等。还有一些新贵生活丑闻、腐败丑闻不断，这就为社会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样板：只要有钱，就可以任意炫耀，并以此来报复社会。

　　“今天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窗口，让我们看到更多信息，但结果反而让人更加失望。比如微博上，许多名人、富翁谈吐粗俗，脏话横飞，以表现蛮横的姿态为荣，表演欲极强，缺乏担当，在这个基础上去复归传统，实在有些困难。”郝晓辉说。

　　警惕未富先奢的负面效应

　　未富先奢除了消耗社会财富、加剧分配不公之外，最可怕的是在文化上推动“流氓化”。

　　“在国外，人们消费奢侈品主要是为了达到心理满足，给自己带来愉悦，所以普通人会比较慎重，他们会仔细衡量这个愉悦的价值，相比之下，我们则痛快得多，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心态，即：我骄傲，因为我用得起，你用不起。于是，名牌成了人与人比拼的工具。”郝晓辉认为，正是这种竞逐心理，推高了奢侈品市场。

　　“奢侈品市场的勃兴，体现了这样的社会共识，即：有钱就要抢资源。”在这个共识下，没钱的人怎么办？于是，乘客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员工在职场上抢机会，司机在开车时抢行、演员在舞台上抢话筒……总之，大家都争先恐后，为了领先一步，宁可放弃尊严、礼貌、操守、良知和温情，可当这一切都失去后，靠买几件奢侈品，真能补回来吗？

　　应警惕这种可能：一个抢字当先的社会，是在精神上已堕入“流氓化”的社会，一旦步入其中，则难以自拔，因为它将失去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能力，最终在相互牵扯中，走向共同的悲剧。

　　“要避免这个风险，恐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重建上流文化，从而解决好精神支持的问题。而这，要先从上流社会自身做起。” 郝晓辉说。

　　没文化不是富人的错

　　未富先奢是不平衡的大环境的产物，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一味指责富人，意义不大。但问题是，大家都看得到富人，觉得有反差，便将怒气撒到他们头上。

　　富人为什么喜欢炫耀？为什么不愿更多去从事公益？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在成功之路上，他们感受到了权力的力量，面对这个更强者，如果不明白它的运行规律，无法把握它，则人对未来就会失去预期，眼界也会变得短浅。

　　不错，炫耀会引来仇富，但富人们其实并不怕仇富，因为普通人的力量有限，不会对富人构成真正的威胁。相反，炫耀能拉权力下水，增加富人与权力媾和的机会，有了这个大前提，则炫耀将愈演愈烈。

　　我们都希望富人有文化，为社会做出好的典范，但也应看到，富人没文化，关键在于文化没力量，靠文化规则，既换不来成功，又换不来尊重，更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甚至只有背向文化，才能得到实际利益，那么，富人们走向文化的动力何在？

　　文化是一个长期效应，只有持之以恒，不断投入，才能最终获得收益。可对一个企业来说，如果没有好的大环境，不管做多大，随时都可能倒下，那么，它为什么要为明天投资呢？为什么要惠及他人呢？

　　没文化不是富人的错，这应从大环境入手，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提供更有效的保证。

《北京晨报》2011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