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上流文化哪去了?

  2月18日,法国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发布预测报告称,到2020年,中国在全世界购买奢侈品价值将近1700亿欧元,全球44%的奢侈品将被中国人买走,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买下世界”,将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中国拥有的另一个全球化身份。一方面,我们用低附加值创造着财富;另一方面,我们用高附加值消耗着财富。

  需求不振与奢侈品偏好如此不协调地拼贴在一起,让人难以理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奢侈品消费主体是40岁至60岁的人群,因为社会主要财富集中在这些人的手中,而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主体为25岁至45岁的人群。

  这透露出,在我们社会结构、消费结构中,存在更深层次的隐患。

  未富先奢是一种痛,这痛究竟因何而起?又将向何处去?作为国内第一代奢侈品媒体人,作家郝晓辉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缺失,如不能积极应对,我们将付出更大代价。

  我们缺乏上流文化

  “在奢侈品消费上,我们与国外有很大不同。”郝晓辉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是“全民消费”,在一线城市,几乎所有白领都有奢侈品,以上海为例,很多职业女性收入不高,宁可饿几个月肚子,也要买一个LV。从奢侈品消费者的数量看,我们占有绝对优势,而且越是中低收入人群,越认同、向往奢侈品。

  第二,在品牌选择上较盲目,很多奢侈品在国外其实是大路货,但宣传做得好,身价立刻飙升数十倍。中国消费者更倾向于对奢侈品的“占有”,而不是“拥有”,极少关注品牌内涵,缺乏深层的文化认同。

  第三,在潮流跟进上,多以欧洲皇室、美国时尚界的选择为风向标,缺乏独立判断能力。

  “我们购买奢侈品,更多是将它当成身份符号,解决的是虚荣、炫耀等浅层次的心理需求。”郝晓辉认为,这与上流文化的缺失息息相关。

  没有上流文化,没有安全感

  “任何文化都有主流,古往今来,人们都以上流社会为参照系,模仿并复制其文化。”郝晓辉认为,上流文化能提供一种榜样作用,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安全感。

  比如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这些人大多有较好的修养,待人接物温文尔雅、礼貌谦和,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在相当长的时期,这成为我们民族的特色,全社会争相效仿,并因此受到周边国家的尊重。

  那时也有奢侈品,如文玩、字画、把件等,但一是有较深的文化内涵,没积累的人根本理解不了,二是真正的读书人不靠这个安身立命,而是以他们的精神境界、人格操守和各种才能,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即使身无长物,他们也会安贫乐道,因为文化给他们以精神支持,他们不需要靠奢侈品来证明自己。

  所以,传统奢侈品往往因人而贵,名人用过的东西身价倍增,而缺乏历史积淀,便不被重视。这说明,古人把握了奢侈品的本质,即对文化内涵的认同,而不是浅层次的斗富。

  我们的上流文化哪去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与欧洲一样,都有深厚的上流文化积淀,但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能发展出独立的奢侈品文化呢?郝晓辉认为,两方面原因不容忽视。

  首先,中国传统奢侈品文化的阶层性太强,皇家玩皇家的东西,贵族玩贵族的,平民玩平民的,绝不允许僭越。普通人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住什么房等,都有规定,所以皇家很难引领民间时尚,而欧洲皇权没这么强势,皇家用的东西普通人照样可以用,故平民阶层有抄袭皇家品位的习惯。

  第二,古代上流社会的独立空间不够,欧洲有很多贵族的城堡,葡萄酒等奢侈品传承于此,而中国皇帝为了控制贵族,往往将他们集中在京城,剥夺了他们生活的私密空间,使他们只好采取低调、节俭和谨慎的态度,不利于奢侈品文化的培养。

  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发展为名,我们一度彻底否定了传统,将温和、宽容等斥为守旧,将古籍、文物等看成是废物。在剧烈的动荡中,过去的上流阶层生计维艰,无力传承文明,加上舆论的妖魔化,人们将他们看成是“蛀虫”、“纨绔子弟”,使他们也不敢再坚持传统。凡此种种,使上流文化难以为继,文化的自我延续与自我更新的功能,已基本失效。

  传统复归中的两难

  郝晓辉表示,这些年来,复归传统的呼声甚殷,但效果平平,修了很多假古董,复兴了很多假仪式,很难说真正唤醒了人们的尊重意识。

  因为我们一直在回避上流文化缺失的问题,只好复兴民间文化。但事实上,民间文化并不是传统的主流,无法给现代人提供精神支撑。而克己复礼、中庸之道等,只在学术层面讨论,没有融入生活实践,尚未超越口号的层面,也没有上层真正示范着去做。

  一个社会的行为指针以上流社会为尺度,可现实是,随着经济发展,我们虽形成了新贵群体,但人们看不到他们温文尔雅、苍生为怀、博学慎思的一面,只能看到他们买游艇、打高尔夫、出国旅游等。还有一些新贵生活丑闻、腐败丑闻不断,这就为社会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样板:只要有钱,就可以任意炫耀,并以此来报复社会。

  “今天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窗口,让我们看到更多信息,但结果反而让人更加失望。比如微博上,许多名人、富翁谈吐粗俗,脏话横飞,以表现蛮横的姿态为荣,表演欲极强,缺乏担当,在这个基础上去复归传统,实在有些困难。”郝晓辉说。

  警惕未富先奢的负面效应

  未富先奢除了消耗社会财富、加剧分配不公之外,最可怕的是在文化上推动“流氓化”。

  “在国外,人们消费奢侈品主要是为了达到心理满足,给自己带来愉悦,所以普通人会比较慎重,他们会仔细衡量这个愉悦的价值,相比之下,我们则痛快得多,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心态,即:我骄傲,因为我用得起,你用不起。于是,名牌成了人与人比拼的工具。”郝晓辉认为,正是这种竞逐心理,推高了奢侈品市场。

  “奢侈品市场的勃兴,体现了这样的社会共识,即:有钱就要抢资源。”在这个共识下,没钱的人怎么办?于是,乘客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员工在职场上抢机会,司机在开车时抢行、演员在舞台上抢话筒……总之,大家都争先恐后,为了领先一步,宁可放弃尊严、礼貌、操守、良知和温情,可当这一切都失去后,靠买几件奢侈品,真能补回来吗?

  应警惕这种可能:一个抢字当先的社会,是在精神上已堕入“流氓化”的社会,一旦步入其中,则难以自拔,因为它将失去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能力,最终在相互牵扯中,走向共同的悲剧。

  “要避免这个风险,恐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重建上流文化,从而解决好精神支持的问题。而这,要先从上流社会自身做起。” 郝晓辉说。

  没文化不是富人的错

  未富先奢是不平衡的大环境的产物,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一味指责富人,意义不大。但问题是,大家都看得到富人,觉得有反差,便将怒气撒到他们头上。

  富人为什么喜欢炫耀?为什么不愿更多去从事公益?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在成功之路上,他们感受到了权力的力量,面对这个更强者,如果不明白它的运行规律,无法把握它,则人对未来就会失去预期,眼界也会变得短浅。

  不错,炫耀会引来仇富,但富人们其实并不怕仇富,因为普通人的力量有限,不会对富人构成真正的威胁。相反,炫耀能拉权力下水,增加富人与权力媾和的机会,有了这个大前提,则炫耀将愈演愈烈。

  我们都希望富人有文化,为社会做出好的典范,但也应看到,富人没文化,关键在于文化没力量,靠文化规则,既换不来成功,又换不来尊重,更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甚至只有背向文化,才能得到实际利益,那么,富人们走向文化的动力何在?

  文化是一个长期效应,只有持之以恒,不断投入,才能最终获得收益。可对一个企业来说,如果没有好的大环境,不管做多大,随时都可能倒下,那么,它为什么要为明天投资呢?为什么要惠及他人呢?

  没文化不是富人的错,这应从大环境入手,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提供更有效的保证。

《北京晨报》2011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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