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二十七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的美学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民间女英雄形象，（如果仅从这点来说，它的美学价值并不如《木兰辞》）作为一个读者，当然也不会满足于欣赏这个形象的本身。读者要思索的是：当南朝的姑娘们在“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感受着春光，以及“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子夜歌》）享受着爱情时，北方为什么会出现木兰、李波小妹这些驰骋沙场、英姿飒爽又技艺精湛的女英雄？人们又为什么要歌颂和赞美这类女英雄？这只能从时代风尚、地域条件和政治状况则三个方面去寻找答案。有关时代风尚，在此前的《紫骝马歌》、《捉搦歌》中已做过较多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言。第二个原因就是地理因素。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分析的那样：“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引者按：这里的‘山东’、‘山西’是指太行山以东和以西，并非今日的山东省和山西省）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努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曰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引者按：这里引用的是《诗经·秦风》篇）。其风俗声气，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按：即流风余韵）犹存耳”（《史记·赵充国传》）。这种地域因素形成的风俗声气，不但造就了男子的英武之气，对女人也产生很大影响。汉乐府《陇西行》中就说过：“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何况到了北朝时代，已经不是“处势迫近羌胡”，而是“羌胡”入主。中原战乱频仍，这当然会产生木兰、李波小妹这类能征惯战、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了。第三个原因是由当时的政治状况决定的。北魏初期，官吏虽也贪婪横暴，但北魏统治者还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予以节制如元明帝拓跋嗣曾遣“使者巡幸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齎（jī，持有），悉簿为脏”（《魏书·太宗纪》）。献文帝拓跋弘曾“诏诸监临之官。所监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魏书·张衮传》）。直到孝文帝太和五年（481），还规定“枉法十匹，义脏二百匹，大辟”（《魏书·刑法志》）。但到了北魏后期孝明帝元诩、孝庄帝元子攸时，随着宫廷内乱和宦官专权，政治日趋腐败。朝中权贵如吏部尚书元晖，咸阳王元熙等公开卖官鬻爵，索贿受贿。州郡刺史、太守更是“聚敛无极”。如当时的税制规定，每户交纳的户调每匹的长度为四丈，可是相州刺史奚康生却要求每匹的长度为七、八丈，几乎翻了一倍。（《北史·卢同传》）。租米也是如此，“魏、齐斗、称，与古二为一”。一斤等于古时两斤，百姓交的租米，自然要多一倍。北地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艰难，这就更加速了北朝小自耕农的破产。再加上当时战乱不息，兵役、徭役也使得百姓忍痛离开乡土，流离逃亡或聚众抗暴。《北史·孙绍传》描述当时小自耕农的处境是“竟弃本生，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散没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仗强暴，寄命衣食”。据史载，从孝文帝后期直到魏亡，农民的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仅在宣武帝元恪统治得到十五年中，前后就发生过幽州王惠、齐州柳世明等十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首诗中所歌颂的李波，就是一位收容流民，以军事行动抗租、拒税的一位“豪强”。所以诗中歌颂李波小妹的武艺高强、英勇矫健并不是歌者的终极目的，他的创作目的在于最后两句：“妇女尚如此， 男子安可逢？”。“安可逢”，即怎么能够抵挡！这是篇末点题，歌者在此敞开心扉：是要籍李波小妹来歌颂李波，以至整个抗租、拒税的抗暴队伍。反映了歌者对当时统治者腐败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动乱的不满，也反映了民间歌者对民间百姓铤而走险，结成团伙来抗租、拒税的支持，乃至对这支队伍的领袖李波被官府“诱杀”的同情。在表现手法上，通过前面对李波小妹的矫健骑术和精湛射技的夸张渲染，已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再用她来反衬李波和整个抗暴队伍，已不需再加描绘，就可以想见这些男子汉们的叱咤风云之状了。诗人用反问句式“安可逢”作结，表现了歌者对这支抗暴队伍必胜的信念，也充满了自豪感。显然，歌者已把自己当成这支抗暴队伍中的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