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氏兄弟的“独乐”和“众乐”
“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自从孟子提出这个著名的命题以来，“与人乐乐”几乎成了不二法门，而“独乐”则几乎成了“自私”的同义语。
其实，“独乐”何尝不是一种境界，特别是身处逆境之时，“独乐”更是一种品格和胸怀的体现；它是对现实环境的超越，也是坚持既定操守的一种形式。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另外，“独乐乐”和“与众乐乐”也不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一个人既可以与民同乐，也可以同时保持愉悦的个人心态，就像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所表现的那样：既为内乱平息、百姓免遭战乱之苦而高兴，也为自己能结束漂泊、返回故乡而放歌。
这样的人物在文学史上也绝非杜甫一人，在苏轼身上表现得也很充分。他的《喜雨亭记》和他弟弟苏辙写的《黄州快哉亭记》，就分别表现了集于一身的这两种“乐”。
《喜雨亭记》写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在凤翔府任签判之时。文章记叙了他修亭得雨的经过和以雨名亭的原因，表现了他与百姓忧乐与共的情怀；《黄州快哉亭记》则写于元丰六年（1083）苏轼被贬于黄冈之时，文章通过赞扬张梦得不以贬谪为意的旷达乐观情怀，来表达苏轼兄弟在逆境中“独乐乐”的人生态度。
《喜雨亭记》在情感上突出一个“喜”字。
文章一开始就列举古人如何以喜名物，自己以雨作亭名也是“志喜”；接着便叙述自己建亭的经过及亭成之日落雨之喜。文章通过铺排：“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强调这是“众乐”，因而自己的“志喜”也就非“独乐乐”而是“与人乐乐”。
在此基础之上，作者以雨为契机，在“己乐”与“众乐”的关系上大发议论：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就会造成年岁荐饥，狱讼繁兴，盗贼滋炽。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作者和他的同僚们就不可能“优游而乐于此亭”。
最后的结论虽然是“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但从中亦可看出作者此时对“独乐”与“众乐”之间关系的认识：只有年岁丰饶，才会有社会安定；只有社会安定，才有官员的优游——“众乐”是“己乐”的基础和前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孟子“与人乐乐”观的继续和延伸。
《黄州快哉亭记》在情感上也是突出“快哉”二字。
首先交代乃兄苏轼将张梦得在黄州所建之亭命名为“快哉亭”的原因，是因为登此亭可以居高临下，饱览山川美景；然后再由自然之乐转入人生之乐，借宋玉对楚襄王“快哉此风”的解释，得出一个愉快人生的处世结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但与《喜雨亭记》强调“众乐”有所不同，尽管它也谈到了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两种不同的忧乐观，但作者强调的是逆境中的“独乐”，是蓬户瓮牖中的无所不快，是一种不以谪为患、自放山水之间的人生领悟与旷达，它与前面提到的孔子的“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属于同一种内涵。
由此看来，两文虽同是写乐，也都肯定首先要有众乐，但两文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与众乐乐”，后者的侧重点则是“独乐乐”。
上述差异的产生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的创作背景有关。
苏轼的《喜雨亭记》写于宋仁宗嘉祐六年，时年二十六岁。嘉祐二年，苏轼应进士试，“以春秋对议居第一”，但因母亲去世而未就职。到了嘉祐六年，又由欧阳修举荐，应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其对策判为三等，这是个极高的荣誉，因为自宋朝开国以来至嘉祐年间的九十多年中，只有他和吴育二人获此殊荣。
入选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此是他踏入仕途，一生事业刚开始之时，此时的苏轼，胸中满怀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他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就说：“丈夫重出处，不退当要前”，甚至鼓励苏辙“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去奔赴抗击西夏的前线。（苏轼《和子由苦寒见寄》）他自己在任上则是不辞辛劳、东奔西走去苏解民困。例如到任不久，他就到下属的宝鸡、虢、郿等四县作调查，以“减决囚禁”；当时凤翔一带由于元昊作乱，民贫役重，尤其是输南山之木入京，水工们常搞得家破人亡。苏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宋史•苏轼传》）。
苏轼在当时为“凤鸣驿”所写的题记，很能表现他此时的克己以厚民的苦乐观。当时的凤翔太守宋公为了方便公人食宿，到任后，不是先替自己治官舍，而是先整修凤鸣驿。整修中又不扰民，“五十有五日而成”，“而民未有知者”。
就此，苏轼曾发议论说：“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苏轼《凤鸣驿记》）这与他在《喜雨亭记》中所说的“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以及先有民之乐，才有官吏之乐的民本思想完全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表里。都是他此时的积极用世精神和一心安邦定国之志所决定的。
但在苏辙写《黄州快哉亭记》时，苏轼的政治环境和人生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轼守父丧期满入京，改任殿中丞、直史馆、差判官诰院。此时正是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也正是遭到保守派极力抵制之时，苏轼也卷入了这场斗争。他在改任开封府代理推官时两次上书反对新法，并将新法比作“毒药”，“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亦随之”。
苏轼如此的政治态度当然会遭到新派的反击，王安石的连襟侍御使谢景温出面弹劾苏轼在守丧期间贩卖私盐，事后虽查无实据，但苏轼已感到朝堂险恶、风波莫测，因而力求外任，终于在熙宁四年被任为杭州通判。
在密州、徐州等地的八年外任生活中，苏轼也更接近了民众、更了解了民情，因而也更看清了新法的流弊，所以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抨击新法的一些书信和政论，如《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等也更能击中要害，因此也必然招致新派人物更厉害的打击。
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使舒亶、权御使中丞李定等先后四次上章弹劾苏轼“愚弄朝廷”“指斥乘舆”，神宗下令御使台审理。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从湖州锁拿至京，押于御使台狱。舒亶等人罗织罪名、严刑逼问，与将苏轼置之于死地。但由于仁宗妻曹太后、退职宰相张方平以及范镇等元老重臣的营救，连已退居钟山的革新派领袖王安石也站出来为其说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于是，“一言而决”，苏轼被“从轻发落”，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开始了为期五年的贬斥生活。
黄州之贬和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打击，对苏轼的人生目标和处世态度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早就潜藏在苏轼性格深处的老庄思想此时逐渐浮出水面，成为苏轼人生态度的主导，使他在逆境之中仍能处之坦然，在大多数场合仍能优游自得，所谓“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苏轼《与孙志康书》），做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但另一方面，这番贬谪也使他不会再向昔日那样的热情和张扬，对自我、对交游都有一番审视和更张，他在到黄州后写给参政章子厚的信中说自己过去对章的告诫是“强狠自用，不以为然”，此刻是“深自感悔，一日百省”，此时的苏轼“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苏轼《与章子厚书》），“遮眼文书原不读”（苏轼《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而把目光更多地转向大自然，更多地去追求内心的自适和自快。他在此时写的《前赤壁赋》中劝客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绝，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适。”
以上这番话是对人生虚幻感的“客”的劝慰，又何尝不是自己排解？这与他在《黄州快哉亭记》徜徉于山水之间以求其“快哉”，与记中的一段议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更是异曲而同工。
至于苏辙，他在政治上、文学上乃至生活上是一步步追随乃兄。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苏辙义无返顾，上书营救结果被贬往筠州监盐酒税。苏辙到筠州后不久，便沿赣水、入鄱阳、溯大江，到黄州探望乃兄，“千里到齐安，三夜语不足”。（苏辙《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
弟兄俩一道游览了包括快哉亭在内的武昌西山胜迹，共同抒发了贬斥之中对自然、对人生的种种思考。“惟我与兄，出处昔同”（苏辙《再祭亡兄端明文》）。所以，《黄州快哉亭记》中苏辙对乃兄以“快哉”名亭所作的诠释，不仅在披露乃兄的襟胸，也是苏辙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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