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
岁月悠忽，何兹全先生已是85岁高龄了。作为后学，认识何先生也有40年了。读何先生的论述则还早一些，40年代末，在上大学时就读过他在抗日战争前发表的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的文章，50年代初，又读过他40年代写的关于魏晋兵制的文章。以后何先生的论著，多数读过，有些至少也接触到。我的认识是，何先生是一位眼界开阔而又不失深邃的学者；是一位具有通贯的识见和学力，能够把历史的诸多方面融入历史的整体，而又能从整体上把握诸多方面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并且阐发清楚的学者；是一位具有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学风的学者。
历史研究是多方面的，有的着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有的着眼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这些都很重要。然而，这一切应当都服务于历史认识的最终目标，那就是阐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这种对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的认识必须建基于对各种具体问题、各个具体方面的研究，也还需要在对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的科学认识前提下，对历史的诸多问题诸多方面作更深入的阐发，而又由此而对历史的全过程有着更新的、更深入的认识。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个人之力所能完成的。然而也确实需要有人在这方面进行努力。我感到何先生就是循着这样的道路一步一步前进的。
何兹全先生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最先是他所持的“魏晋封建说”。
50年代中期，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成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魏晋封建说”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但不久受到不公正的压制，有的学者不再提及，或者不再深入进行下去了。何先生则是始终坚持并且孜孜不倦的探寻者之一。他的研究不是从一个什么框架或模式出发，也不是像苏联学者那样用所谓的“综合年代法”，即类比的方法认定中国与欧洲同时进入封建社会，而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从具体问题的探讨出发。早在30年代，他已经在魏晋南北朝的某些问题的研究中对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有了粗略的看法，并在随后的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中概括和上升为“魏晋封建说”，并且继续深入探讨下去。何先生不是简单地从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方面论定社会的性质，而是从社会整体上以及确定这个整体的几条主线，即：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来论定社会性质的变化，从而使得他的研究具有全面、深入、丰富的特点。可以说，何先生是“魏晋封建说”的一位主要代表。
对历史的探索是艰巨的，是多方面、多角度的。“魏晋封建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诸多观点中的一种，何兹全先生的研究自然也属一家之言。检验科学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的方法中，有一种是“证伪”。要对何先生的观点“证伪”，我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是不同意何先生观点而另持他说的学者，也不能不认真慎重地考虑何先生的意见，而促使自己的研究再深入下去。“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我想，这也是何先生的一个贡献。“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考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资本论》）何先生的研究，并没有到“魏晋封建说”为止。要弄清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不仅就魏晋谈魏晋，还必须看到秦汉社会是如何演化到魏晋的，还需要看到，中国的社会又是如何演变到秦汉魏晋的，这里涉及魏晋以前历史的全过程。这样，何先生的研究就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演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通贯的看法。何先生在开始论述“魏晋封建说”的50年代，已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其结集，则是他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
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在这期间，新旧交杂，新旧并存，新形式下是旧内容，旧形式下却具有了新内容。中国古史分期所以出现多种意见，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有些论者对这种社会变化的特点估计不足，只抓住某些现象或方面就得出结论，然后再用这种结论去解释其他现象，甚至忽略了某些现象与结论的扞格之处，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继承性。我认为何先生是充分注意到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的特点，在自己的研究中从这样的历史实际出发，尽量把握历史的各个方面及其关系、变化，从整体上加以说明。这样，何先生就对中国古代社会提出了他的新见解。例如：商、周是不平等的部落联盟，氏族部落组织并未被打破，这时的国家是在部落的不平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阶级分化、土地制度、劳动者身份、国家形式来看，这种国家具有强烈鲜明的氏族部落特色，它可以称之为“部落国家”，是萌芽时期的国家，何先生也称之为“早期国家”。
战国秦汉，何先生不再用“奴隶社会”这个概念，而称之为“古代社会”。这个时期，虽然奴隶广泛分布于各个生产部门，但人数比编户齐民少得多，而且主要在交换经济中起作用。这个时期突出的现象是氏族解体后小农经济的繁荣，来自公社成员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小农占编户齐民的绝大多数。他们可以自由出卖土地和劳动力，可以受爵而上升为贵族，他们是国家的支柱，承担着赋役。
促成这一时期的变化的是交换经济。交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氏族制度的分化瓦解，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帝国的统一。然而交换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又危及小农经济的稳定，使小农破产、流亡、转化为奴隶。奴隶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交换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兼并，小农的破产逃亡、奴隶的解放，使得人身依附关系发展起来。交换经济也因此而衰落，形成了战国秦汉的古代社会向从魏晋开始的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演变。
全面综合的研究与各方面的具体的研究相结合，从发展上来看问题，这是何先生治史的特点，可以称之为通贯的识见和方法。这种通贯的识见，需要有雄厚的学力支撑，老一辈学者中很多都兼具这种识见和能力，何先生应当是其中之一。
通贯除了纵通、横通，还有旁通。安志敏先生指出，何先生认为，中国与欧洲相比，其历史发展的脉络是有差别的，欧洲历史比较大张大合，转变时期变化比较彻底，社会阶段划分比较明显，民主比较发展。中国历史发展比较缓慢，转变不彻底，旧的遗留多、时间长，社会阶段分野也不明显，集权比较发展。这种不同，来自对原始社会的不同继承。原始社会末期，社会上存在着三种权，氏族成员权、氏族贵族权、酋长权。欧洲历史继承氏族成员权、氏族贵族民主权多，中国历史继承酋长权多。中国型历史发展下来，酋长权演化为君权、王权、皇权，出现中央集权、统一、专制，国家（皇权）占有广大土地，对社会经济干预多，中国历史特殊性比较显著之处，就在这里。何先生这个意见无疑是很富启发意义的。
历史研究，需要有理论作指导，通贯的历史研究，尤其需要理论的指导。何先生的研究，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然而这种理论的指导，并非用某种框架或模式去剪裁历史，而是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去深入研究历史。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会完结的过程，有了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就有了历史的真实，而是指导我们一步一步地去接近历史的真实，阐明历史的真实。何先生的工作，就是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方面走的。
我想，不仅是何先生的学术成就，他的治学道路和方法，也是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效法的。
1996年12月24日
原刊《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