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空间:南宋的主旋律
跟着领剧本征文奖的年兄到杭州,不禁想起林升的《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据说,这首嘲讽偏安的“反诗”,作者当年把它题写在临安一家旅店的墙壁上,至于那家旅店具体在哪里,座中无人说得清。
会不会在河坊街呀?席间,《风景名胜》的编辑朋友赵女士打趣道,要不,你们到那里去寻一寻?
我当然明白,这无非是藉机撺掇我们去那里逛逛罢了。
几乎没费什么周折我们就找到了河坊街。
河坊街是条历史古街,东西走向,位于城南吴山脚下,是清河坊历史街区(杭州当前唯一保存较完好的旧城区)的一部分,距西湖仅数百米。
走进河坊街,迎面而来的仿古建筑,以及弥漫满街的古代市井气息,使人瞬间生成错觉,彷佛一下子回到了南宋那个遥远的年代。
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汴梁,搜刮数日,将京城洗劫一空,存在了167年之久的北宋随之灭亡。金军掳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数千人浩荡北去,那是怎样一番情景?大漠胡尘,寒风刺骨,书生皇帝宋徽宗凄惶无比,题诗于壁:“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
望着金军远去的身影,惊魂甫定的康王赵构(徽宗第九子),在宗泽等人的拥立下,匆忙在应天府(今商丘市)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因恐惧金人卷土重来,席不暇暖的赵构命人带上东京太庙里的祖宗牌位,一溜烟向南,扬州、镇江、南京,一路仓皇逃到杭州。听说此地郊县名“仁和”,赵构穿凿附会,将当年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后从“仁和门”进开封的事联系起来,自以为得了“天命”……
赵构逃到杭州,立足未稳便忙于向金人讨好,宣布惩罚坚持抗金的宰相李纲,录用投降派头子张邦昌的亲信,并派人携张邦昌所拟“约和书稿”向金人求和、乞降,情愿削去帝号……并将这摇尾乞怜的一套定为“国策”。
怎奈好景不长,没过多久,金军又大举南犯,很快攻破杭州,直至将卑躬屈节的赵构赶入海中,返身又一把火将这江南名城烧为白地,给赵构的献媚“国策”劈面一耳光。幸亏岳飞、韩世忠率军苦战,金军难以久留,这个小朝廷才得以最终在杭州落下脚来。
这便是令国人长吁短叹的“南宋”。
一心只求保皇位的赵构虽定都杭州,对外却诡称“行在”(意思是不忘中原,这里只是皇帝的临时驻地)。为了迷惑舆论,改杭州为“临安”。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岳家军”、“韩家军”还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时候,摸透赵构心思的太尉张俊,却在临安城里指挥“张家军”大兴土木,筑九里皇城,开十里“天街”,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盖酒楼。这哪里还有一点“临安”的架势?军士歌谣满城传唱:“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一时间,皇亲国戚,达官贵胄,竞相效法,纷纷在宫城外围、天街两侧修建宫廷私宅。中河以东建成德寿宫,上华光巷建成开元宫,后市街建成惠王府第,惠民街建成龙翔……而“清河郡王”张俊的王府,就建在凤凰山南宋皇城脚下的太平巷,形成“前朝后市”的大格局,这样便有了“清河坊”。
漫步在石板街道上,抚今追昔,想起这些陈年旧事,谁都难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其实,河坊街比“清河坊”古老得多,早在隋代就已形成,那时其貌不扬,很普通,居民也多是一些河工小贩。到了南宋时代,因其地处宫廷大内的城门之外,沉寂了数百年的褴褛小街,一夜之间身价百倍,突然就繁华热闹起来,被誉为“皇城根外第一街”,颇有点暴发户意味。
深入街里,放眼望去,只见通街店铺鳞次栉比,火腿店、中药堂、剪刀铺、面馆、旱烟店、茶庄等“老字号”目不暇接,各种材质的工艺品、古玩字画、宗教饰物琳琅满目,民俗雕塑、皮影戏、食摊、茶楼、酒肆、画廊随处可见,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彷佛一幅鲜活而又迷人的市井风情画徐徐展开,满眼皆是诗情画意,“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不难想像,如此一个花柳繁华之地,逃到这里的赵构怎么可能还去“思蜀”呢!
不用说,林升题“反诗”的那家旅店自是不见踪影,但围绕“反诗”的话题却始终挥之不去。
我们边走边侃,忽见不远处街心立有一亭,亭上写着“忠义亭”三个大字,亭内有塑像一尊。那是位头戴缨帽,身着铠甲,手握兵器的古代将军,塑像高大威猛,器宇轩昂。很显然,他就是深受后世景仰的岳飞了。
按说,在那个爱国有罪的混账年代,这天子门前的“第一街”,哪会有他岳少保什么戏呢?
宋室南迁之后,“大宋”的主题就变得极其简单了,就两个字:偏安。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等诸般内政、外交事务,莫不是围绕着这两个字吹拉弹唱的。借用时髦说法,这便是由高宗赵构定下基调并身体力行的南宋“主旋律”。
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显然与朝廷的“主旋律”相悖,解读下来其实就是“反诗”一首。因此,岳飞的壮怀激烈便成了威胁稳定的“杂音”,成了与赵构的“离心离德”,成了对大宋“中心工作”的干扰与破坏。
不换思想就换人,岳飞怎么能不除掉?完全可以说,从赵构逃到杭州的那一天起,岳飞等“收拾旧山河”那一干人的命运几乎就不可逆转了。关于这一点,怒形于色的赵构说得最明白:“讲和的国策,是朕决定的,秦桧不过赞助执行罢了。秦桧虽死,这一国策也决不改变!”
略知宋史的人都清楚,赵构做了36年皇帝,看家本领就是乞和,把国家安危、和平希望完全寄托在豺狼的保证上,以至一日无和约便难受得要命;一旦和约被“友邦”撕毁,却先反省己方求和诚意够不够?1163年退位后又当了20多年左右朝政的太上皇,尽管继任者孝宗是个颇有抱负的皇帝,怎奈其养子身份让他始终不得不屈从高宗的权势,被迫认贼作父(1164年,孝宗即位次年,宋金和议达成,规定宋皇帝对金主自称“侄儿”)。孝宗入继大统27年,竟有24年是在顽固坚持“主旋律”的赵构的目光逼视下,于诚惶诚恐中艰难度过的。饱受屈辱、苦不堪言的孝宗锐气消尽,眼见恢复中原无望,最终只能在极度失望中以无所作为退出政治舞台。尽管孝宗本人并不甘心,一直蓄积财力,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怎奈他之后的皇权交接,说来令人嗟叹,每每不是政治闹剧,便是波谲云诡,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上台者非声色犬马之徒,即懦弱无为之辈,几乎一代不如一代,谁都无心“北定中原”。这样,王朝大限便在“主旋律”百年不变的奏鸣声中一天天逼近。
因此,南宋的“主旋律”,不仅是岳飞在劫难逃的屠刀,更是小朝廷自我葬送的丧钟。
说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主旋律”的支配下,南宋文武出现了两极分化。
军事上,武备废弛,长城自毁,“王师”一触即溃,根本不能打仗,而初年的三大名将结局迥异:岳飞满门被害,韩世忠退隐悠游,张俊投靠秦桧,成为加害岳飞的帮凶。
文化上,“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大批诗人词家横空出世,经典篇章源源不断,群星灿烂,浩瀚辉煌。原本婉约缠绵、低吟浅唱的宋词,风格上出现了兜圈子般的戏剧性变化:南宋前期,国家危亡迫在眉睫,面对山河破碎,同仇敌忾的文人们抑郁不平,怒发冲冠,谁都无心再唱卿卿我我了,词风因此一改缠绵阴柔为慷慨激昂。南宋中、后期,宋金和谈,南北分治,“临安”嘴脸原形毕露,偏安木已成舟,大势已去,任凭文人们壮怀激烈,“阑干拍遍”,嗓音喊哑,却回天无力,慷慨激昂的亢奋情绪日渐消失,词风又回归婉约柔媚。
王朝为之日暮途穷,文坛却满园春色关不住,真可谓叹唱两非也!
在无限感慨中别过忠义亭,再往前便见与之遥相呼应的武大郎炊饼摊。那是一尊活体“雕塑”,也是一个搞笑的“模仿秀”。只见游客们将“武大”团团围住,有的买他的“炊饼”一饱口福,有的则拽着他合影以为“留念”。尤其一些年轻的女游客,嘻嘻哈哈争相与“武大”吊膀子留影。财源滚滚,美人争抢,矮墩墩、胖乎乎的“武大”乐不可支……啼笑皆非之余叫人唏嘘,这哪还是当年阳谷县里那个终日愁眉不展的憨头哟!
故事里的一些岁月悄然而逝,岁月中的一些故事重上心头。“武大郎炊饼摊”,这个当年“第一街”上子虚乌有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原产于杭州的“莫须有”。是的,仔细想来,这“炊饼摊”何尝不就是个“莫须有”?!“莫须有”既是秦桧的发明,也是“主旋律”的题中之义,更是南宋的一大“历史贡献”。自从有此一辞之后,千百年来,中国出现过多少“莫须有”?尤其挺身而出为德先生、赛先生奔走呼号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倒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莫须有”妙不可言,“莫须有”随时恭候,“莫须有”血债累累,“莫须有”罪恶滔天!尽管老贼秦桧夫妇、万俟、张俊等已在“临安”城,在朱仙镇为之谢罪长跪不起了,但那毕竟只是世人泄愤的一厢情愿,所谓“天子圣明,罪臣当诛”,当一回替死鬼罢了,岂等于阴魂散尽!
说话间,我们来到又一处街头雕塑前。这是一组饶有兴味的黄铜群雕,描绘的是旧日杭州的市井生活,共有5人:一中年汉子将刚从街井里提上来的泉水往自家水桶里倾倒;汉子的右侧,一中年妇人坐在井旁的小竹椅上,一边在脚盆里用搓板搓洗衣服,一边欣慰地瞧着面前吹泡泡玩耍的孩子;汉子的左侧,是一对母女,她们坐在凳子上闲适地剥着莲子。此外还有一把虚席以待的小竹椅。杭州人的生活是从井边开始的,场面颇为典型,生活气息十分浓郁,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尤其心理刻画,于不动声色中悄然完成,巧妙得令人叫绝!连我这门外汉都能看出,群雕完全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令人心动不已,我们纷纷坐到那把空置的小竹椅上,将风尘仆仆的身躯融于当年吴越文化的一个细胞,品味一番已然远去的市井亲情……
说来耐人寻味,邻里和睦,安居乐业,本是人心所向,但广义地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割不断血脉的文化传承?它为人类所共有,无国界、时空之限,也不分种族、信仰、制度、意识形态等等诸如此类之别,不以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唯有它才配称历史长河中的主旋律。雕塑的创作者也许完全没有意识到,是他们在文化这架“巨无霸”钢琴上,不经意间弹奏出一串轰然作响的滚滚洪音。而赵构的那个“主旋律”呢?难听点说,不过一臭屁耳。
不知不觉间我们转到了著名的大井巷。它是杭州人的福祉,盖因巷内有一令人咋舌的大井。该井周四丈,深约4米,旧名寒泉,又名吴山井、吴山泉,俗称大井。相传系五代吴越国和尚德韶所凿,井水不杂江湖之味,甘甜寒洌,异于众井。1247年杭城大旱,城中诸井均已干竭,独此井不涸,日下万绠,井水仍然不增不减,故又称“钱塘第一井”。当年井口无盖,常有人掉落井中。南宋绍兴年间由太尉董德元捐钱,用大石板盖住井口,上开五眼,成为五眼井。我等平生从未见过这种井,自然倍觉新奇,都情不自禁下到井边去开眼界,只见井圈为六边形,井壁用条石菱角式砌筑,井旁立“吴山第一泉”石刻一块,记述当年此井救济百姓的事迹。品读这些文字,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杭州人的生活为什么会从井边开始。或许,吴越文化的一个源头,就在这里?
在河坊街上流连,虽未发现林升题“反诗”的那家旅店,但却感觉巷口似乎格外多。不长的河坊街上,那一处处巷口露出的一条条羊肠小道,很容易勾起人们的联翩浮想。通往老巷深处的这些羊肠小道儿上,曾经发生过多少故事,阅尽了几多沧桑?它们又向你诉说着什么?我忽然想起东京汴梁的宋都御街,那是当年北宋的“第一街”,宽阔平坦,条管笔直,甚为气派,而眼下这条“第一街”呢?除开繁华之外,还有哪一点能与之相像?地形外貌、布局结构、环境声气、风格气质,全无半点共同之处!“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完全可以断言,如果不是那该死的“暖风”,将“游人”熏醉,使其骨子里发生霉变,令其灵魂出卖,他们怎么可能直把杭州作了汴州啊!南宋152年,趔趔趄趄的,与其说悲愤的句号画在大海上,莫如说就画在这“暖风”里!
夕阳西下,我们走出河坊街,忽闻“楼外楼”的歌声隐隐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