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故事：“奉旨填词”柳三变

二

　　柳永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百代词宗，被百姓欢迎到“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这与他出入秦楼楚馆，专为歌伎填创新词，他的叛逆精神，唱出“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乃至声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虽有一定的关系，但都不是主要原因。柳永之所以中国词史上不可取代者，主要还是在于他对词这种在宋代才昌盛起来的新兴文学样式，有着独特的贡献。

　　这种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词作题材的创新上。如前所述，“词乃艳科”。它首先产生在士大夫歌儿舞女的酒宴之上，用来作为助兴的“佐酒之器”。所以从唐五代词开始，不是像花间派词人那样去咏歌女人的发肤容貌、相思相恋，就是像南唐派词人那样去抒写家国愁怀、伤春悲秋的人生感慨。到了宋初的范仲淹、欧阳修手中，虽拓至戍边、行旅，但仍是士大夫的人生经历和感慨。只有柳永，才用词来反映城市经济繁荣昌盛的宋代时代新貌，表现即使在诗文中也很少有人触及的市民生活。而且这类词作在《乐章集》中有四十多首，约占全部词作的五分之一左右。数量之多，罕有其比。北宋最繁华的一些大都会，如首都汴京、扬州、苏州、杭州、长安、成都都在柳永笔下有过充分的描绘，如“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潇鼓”，这是首都汴京正月十五闹幻灯的盛况；“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迎新春》）这是赶热闹、看花灯，也别有所求的看花灯的市民尤其是青年男女；“拆桐花烂熳，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这是春天到来时秀美的城郊，“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木兰花慢》），这是熙熙攘攘前来踏青的市民 。在这类咏歌中，最著名的当属前面曾提到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此人以鸟瞰式的阔大手笔咏歌了杭州这座三吴大都会的都市风貌，在仁宗四十二年太平”岁月中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富足：“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这是它的历史地位；“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是形容它人口的稠密，这在中国古代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则直接道出市民的富裕；“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和“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则分别选取钱塘江潮水和西湖这两处典型美景来概括杭州自然风物之美；“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则是描绘在这富庶又安定的东南形胜之地，市民们的日常生活。作者就是这样通过一幅幅典型画面，显现出当时商业大都会风物景色之美和社会的安定和富足，这既需要才华，更需要独特的视角。当时的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范镇读后曾感慨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按：柳永字）词见之”（祝穆《方舆揽胜》卷10）。据宋代文人笔记、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说：当时北方的金主完颜亮就是读了这首《望海潮》羡慕江南风景之美和都市的富庶，才“乃有投鞭渡江之意”，决定发兵南侵的。此说虽有夸张，但也可看出此词的影响。

　　柳永带头描绘刚刚兴起的商业城市，咏歌新兴的市民阶层，其时代意义和史学资料价值自不待言。正如近代学者黄裳所哦指出的“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可以“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书<乐章集>后》）。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第二，这种题材的创新，还表现在他的咏歌对象上。柳永喜欢出入秦楼楚馆，倚红偎翠，为歌儿舞女发唱新声，这似乎与他之前的温庭筠、韦庄，与他之后的秦观、周邦彦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其咏歌对象的身份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再是灯火楼台间轻歌曼舞的侍女舞姬，和拈须欣赏的文人秀士、达官显贵，而是“针线慵拈伴伊坐”同为市民阶层的浪子和艺妓，他们地位相同、身份相近、感情相通，是互相保证 “永弃却”的“烟花伴侣”（《迷仙引》）。表现一种从未表现过市民尤其是下层市民的生活，再现他们的情感去向，这当然是一种大胆的全新的尝试。更何况他是写啥像啥，表现的全诗市井气、俗气。他笔下的“烟花伴侣”毫无‘“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或是欲迎还拒的矜持，更多的是那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坦露无忌，以及“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这种毫无顾忌的“淫媟之语。”（《菊花新》）更能表现柳永在这类词作中无顾忌大胆突破的是，它不像周邦彦、姜夔与妓女交欢的言情词中，对其对象多用暗喻，如《暗香》、《疏影》或“莺莺”、“燕燕”、“伊人”这类指代，多是有名有姓有个性的真实人物，而不是朦胧含糊的女性形象。在《乐章集》中有名有姓的歌伎就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秀香、英英、瑶卿、谢玉英、陈师师等十多个，而且形象鲜明甚至个性张扬，却是是市民生活的真实体验。如秀春唱得很好：“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昼夜乐》）；英英，舞跳得很好：“妙舞腰肢软”（昼夜乐））；瑶卿，颇具文采：“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凤衔杯》）。他不仅是欣赏和敬佩，还道出这些下层内心企盼的真情和遭受的折磨：“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盈盈泪眼。漫向我耳边，作万般幽怨。奈你自家心下，有事难见。待信真个，恁别无萦绊”（《秋夜月》）。它是这样写的，在实际生活中也是这样做的。据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柳永在担任华阴令时。有个豪门子弟带着一群仆从来到娼家，呼一喝二。娼家看他是豪门之家，只得忍气吞声，好酒好菜招待。哪知这个豪门公子在娼家住了十多天，不但白吃白喝，临走还把妓女的首饰抢走。娼家不平，告到官府。柳永立即派人抓捕这个豪门公子。不但将首饰追回，还判罚十匹绸缎作为狎资。最后，这位才子县令还用“桃花源记”的典故作了一首诗作为判词，表明自己的态度：“自入桃源路已深，仙郎一去暗伤心，离歌不待清声唱，别酒宁劳素手斟。更没一文酧半宿，聊将十疋当千金。想应只在秋江上，明月芦花何处寻”（《醉翁谈录》庚集卷二·花判公案）

　　但是，柳永是位浪子，不像秦观、姜夔、周邦彦、吴文英的这类情词，即使与青楼歌妓之间，也表现得那样痴情和执着。他的这类词作更多的表现了市民情调，即妓女与狎客之间的打情骂俏、肌肤之亲等露水风情，如《锦堂春》：“几时得归来，春阁深关。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写这位妓女想象情人归来后，两人间的打情骂俏，被古人称为“人间第一俗词”。 还有上面曾提及的“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这种毫无顾忌的“淫媟之语。”他从市井的道德观出发，毫无顾忌地冲破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的束缚，以直白爽快的语言，热烈的情感描写了城市妓女与浪子之间的自由放纵，追求官能享受的肆无忌惮，因而特别招致上层人物的嫉恨，至死也没有原谅这位后来已改悔归队的逆子贰臣。但从另一方面看，平生自负为“白衣卿相”的著名才人，居然肯投身到他们之中，描绘这种下层市民的爱情生活和表达方式，而且又被广泛的传唱，甚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这正说明当时市民阶层正在崛起，他们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像反映市民精神生活需求的勾栏、瓦舍兴起，话本、拟话本、院本、杂剧等小说戏曲形式的产生，书会才人，戏子优人队伍的形成一样，市民生活、市民思想也走入向来被士大夫作为咏物抒情的词坛。柳永的首倡之功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