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在新加坡流播的历史进程及相关特征
一、汉文化在新加坡流播的历史进程
自明末清初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国内的原因和东南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要，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持续向东南亚国家移民的浪潮。从1801年到1900年的一百年间，移居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华人将近200万人。大批中国居民移居东南亚，不仅对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而且随着华人社会的发展、华文教育的兴起，东南亚的汉学教育和研究也勃然兴起。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咽喉之处，对外交通、交往极为发达，与中国联系也最为密切，是当时东南亚地区华人最为集中、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华人移民要占到总人口的76.3%。这里也是中国近代学人到达最多的城市之一。因此，汉文化在东南亚的流播，肇始和兴盛于新加坡。近百年来汉文化在新加坡发生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萌发期（16世纪末—19世纪中叶）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在新加坡从事的汉文化传播
近代以来，最先到达东南亚地区的西方列强，首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对汉文化的兴趣，是以搜集情报和了解情况为主，为其殖民主义服务，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和传播。真正开始关注汉文化的是英国人。1840年前中国海禁未开，英国在中国还没有一块立足之地，英占马六甲和新加坡于是就成为英国人了解、研究中国情况的两个重要基地。同时，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在发展水平上已远远高于葡、西、荷等国，英国人在东南亚开展的“中国研究”，水平上也更上一层楼。他们开办近代学校，设计并实践西方人学习中国语文的体系，培养准备将来进入中国的汉语人才；创办中文报刊杂志，扩大社会影响。在汉文化的研究传播中，信奉新教的伦敦教派传教士起了主要的作用。其先驱人物是1807年到达中国广州、后来长期活动于中国和东南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马礼逊之后则有米怜（WilliamMilne，1785-1822）、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吉德（1799～1843）、柯大卫（？～1828 ）、戴尔（1804～1843）等。这些传教士在东南亚的主要活动中心是马六甲、巴达维亚和新加坡。在汉文化传播上主要作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建立英华书院，培养汉学人才。马礼逊和米怜策划在马六甲开办英华书院时，就提出“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凡欧美教会教友、传教士、商行人员或附有领事介绍者，均可申请入学。这一设想得到伦敦传教会在经济上的支持。该学院1818年11月举行奠基典礼， 1819年正式招生，当年仅招1人），但到1837年学生数已达70人。1820年建成一幢三层楼的学院大楼，占地面积为3060平方英尺。学院图书馆在1823年已有中文图书2850卷，博物馆藏有中国书画、地图、青铜器、瓷器等。马礼逊在1831年曾自豪地说：“这是英国治域内唯一正规的教授中文的学校──即使在英格兰，也尚无教授中文的学校。”他宣称，英华书院的直接目的，是沟通英国和采用汉字的国家的“文学上的联系”，而其最终目的是“把科学和福音之光”传播到亚洲东部[1]。书院于1843年迁到香港，后并入马礼逊学院。英华书院在东南亚虽仅存25年，但它培养了一批粗通西学的华人和初通中文并了解中国文化的西人，其中也不乏后来在中西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人物。它的中文学习体系较之英国牛津大学（1876年开设）、伦敦大学（1877年开设）、剑桥大学（1888年开设），还要早半个世纪。因此，无论在汉学史上还是东西文化交流史上，英华学院都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
二是创办中文报刊。这批英国传教士在东南亚办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但这些报刊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汉文化的理解，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也起了桥梁作用。这些中文报刊中最早的，是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为了易于使华人接受，该刊的文章“广泛引用孔孟语录和儒家经典中的语言，以诠释教督教义，还通过中国民间故事传说来阐述基督教义。”[2]1822年米怜去世后该刊停刊，但不久麦都思又在巴达维亚创办了《特摄选要每月统记传》。该刊保持了《察世俗》的特色，刊物的封面引用孔子的话，“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特摄选要每月统计传》从1823年到1826年，先后办了3年。《特摄选要》停刊后，吉德在1828年又创办一份新的中文周刊，而且突破了《察世俗》和《特摄选要》等刊的宗教性质，以新闻为主要内容。吉德后来曾出任“英华学院”的院长。在办这些中文报刊的基础上，郭实腊于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但到1837年，该刊在广州已无法再办下去，于是迁至新加坡出版，成为在东南亚出版的第四份、新加坡第一份中文报刊，一直出版到1838年[3]。东南亚传教士创办这些中文报刊，为了吸引中国读者和东南亚的华人读者，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经典特别是孔子的语录，刊登了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如李白与苏轼的诗。这些都反映了办报的传教士对中国民情、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认识，也就是他们的“汉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这些孔子语录的刊用、李白等人诗歌的选登，以及办报人用儒家思想去解释基督教义等，在客观上也向懂得中文的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因此，这些报刊无论在东南亚汉学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后，英国侵占香港，同时获得五口通商的权利，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在东南亚的各殖民地就失去了其作为英国了解中国情况和对中国开展传教活动基地的作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和汉学传播者使命则改由中国学者和新马当地的华人来充当。
（二）开创确立期（19世纪中叶—1942年2月二战前）华人开始在新加坡传播汉学
这主要表现在主持、主导汉文化教育和传播的身份转换——由外国传教士转为中国和当地的华人官员学者，以及华文学校的大量兴办并完成了由私塾向新式学校的过渡等三个方面：
第一，当中国大门被打开后，英法等国传教士无需再以东南亚为跳板，可以直接去中国传播福音和接触汉文化后，中国一批官员学者来到东南亚新马地区，从事汉学教育和汉文化主持与传播。首先充当此任的是左秉隆。左秉隆（1850—1924） 广州人，12岁开始学习古文诗赋，15岁入广州同文馆。后任驻英公使曾纪泽的翻译官。1881年九月，左秉隆出任中国直接派遣的住新加坡第一任领事。在此之前，新加坡虽已有崇文阁（创办于1849年）、萃英书院（1854）等学校，教导学生“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但当地华人总体文化水平较低，读书人亦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左秉隆莅任后，情形才逐渐改变。左秉隆到任后，一方面既倡办义塾，一方面又倡设文会，以振兴华人文教为己任。在他的推动下，前后创办的义塾有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室等。他提又倡设文会。在他的推动下，前后设立的文会有会贤社、会吟社、雄辩会等等。除了雄辩会以海外侨生为对象外，其余的都以振兴华人文教为目标。尤其是会贤社，活动最多，每月都有“月课”，由左秉隆出题课士。题目大多与儒家思想有关，有的直接出自“四书”，也有评论中国历史人物的，如“武侯论”等。左秉隆还将自己的薪俸捐作奖学金，并经常亲自评改学生的课艺，直至深夜。他还选拔了一批学生到中国广州留学，当中就有后来独捐120万元兴办南洋大学的企业家李光前。 会贤社的活动对于当地士子研读儒家经典、普及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很大的组织和推动作用。在他的倡导下，新加坡已“稍稍有文风矣”， 因此他有“海表文宗”的美誉，新加坡著名学者陈育菘甚至将他的新加坡之行，比之于“韩（愈）之于潮，苏（轼）之于琼，朱（熹）之于璋”。
左秉隆在任十年后，于1891年卸职回国，由黄遵宪接替。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诗人，也是晚清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在新加坡担任总领事的三年内，也致力于提倡华人文教。就职伊始，既着手重组左秉隆离任之后宣告解散的会贤社，取《庄子》 “鹏之之徙于南溟，……而今后仍将南图”之意，更名为“图南社”，亲任图南社督学，每月出题课士，并且捐出饷银，以资奖励。此外，他还经常亲自批阅文稿，决定等级。根据现存二十五期课榜名录估计，从1891年到1894年，呈交课卷的士子可能也有千余人；而参与月课的人数，比会贤社时期可能更多。《叻报》曾报导说：图南社成立一年后，“每课收卷至百余本，其拔取前茅者，粤之《中西报》，上海之《沪报》，辗转钞刻，互相传诵，南洋文明，于兹益盛”。当黄遵宪离职回国时，当地士子除了赠以万民伞、德政牌之外，还在送行诗中将他比作韩愈。
左秉隆、黄遵宪是从中国南来的士人，对华人文教作出贡献的当地知识份子，则有辜鸿铭、林文庆和丘菽园等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更能代表新马的华文教育和汉学成果。
林文庆（1869～1957），祖籍福建海澄，出生于槟榔屿，后移居新加坡。先后入新加坡莱弗士学院和英国爱丁堡大学，兼通中西文化。1900年初，康有为避居新加坡，他深受其影响，开始学习华语，研读古文；嗣又发起剪辫、禁烟运动。继而遍游马来亚各埠，提倡兴学，宣扬孔教。同时把中国典籍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传播中华文化。在1891～1915年间，他在《海峡华人杂志》等刊物上，用英文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学的论文，如《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儒家的宇宙论和上帝观》、《儒家伦理的基础》、《儒家的国家观念》、《儒家在远东》等，1929年，他又完成了屈原《离骚》的英译。这批论文和译著，反映新加坡学者对儒学的认识，也代表着这批学者的汉学研究水平。[4]1921至1937年，出任厦门大学校长。
丘菽园（1873—1941）出生于福建海澄，八岁随父来新加坡。以父经商致富，得承钜大家业，遂在当地定居，二十一岁参加乡试中举。是二十世纪前期新加坡的著名报人和诗人。他以“能将文化开南岛”自许，以在新加坡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 同林文庆等人一起提出在新加坡建孔庙、设学堂、复兴儒学。在1896年和1897年“连岁创立丽泽、乐群两社，慨输巨金，月课时务策论，宏奖及于辞赋”，推动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和汉学的普及，产生了“群岛风动，雅俗丕变”的效应。中日甲午战后，康、梁倡导维新，他曾深表钦佩，于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自任总理（即社长）兼总主笔，鼓吹改革，并大量刊登了在新加坡复兴儒学的言论和宣传儒家思想的文章。1897年前后，丘菽园与台湾诗人及抗日志士丘逢甲开始诗文论交，成为至好。《天南新报》创办半个月后，丘逢甲的诗文就开始在《天南新报》陆续刊登，其《星洲宜建孔子庙及大学堂》，以及广东学者王晓沧的《劝星洲粤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两文，一时“造成了颇大的震撼”， 在殖民统治下的东南亚掀起一股 “儒学热”，激起了复兴中华之学、寻找文化之根的热潮。丘菽园汉学著述非常丰富，已刻著作包括《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尘》，《赘谈拾遗》等等，总共二十二卷；已刻诗集包括《啸虹生诗钞》等，总共二十七卷；并曾编订西诗中译《海叟韵辞》一册。如此著述成绩，在战前当地学人中实属罕见。
辜鸿铭，祖籍福建厦门，出生于槟榔屿。幼年留学英、德，嗣又游历法、意诸国。1880年回到马来亚，随即奉派到新加坡政府部门工作。在这期间，他结识了马建忠，接触到中国文化，听从马的劝告，辞去公务员职务，闭门研读中国经籍。中法战争爆发之后（1885），应张之洞之邀，任其幕僚，办理外交事务。此后二十多年，一直追随张氏左右，历任外务部员外郎、郎中、左丞。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时，聘为英文教授。晚年曾到日本，讲授东方文化。作为出身于英校的一位侨生，却醉心于钻研中国学术，并且锲而不舍，这种精神，对当地汉学研究的倡导，也是有启迪作用的。
被誉为“华人马来语之父”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李金福（1853～1912），对新加坡汉学的贡献则在中国古代典籍和小说的翻译方面。他的《至圣孔夫子传》是第一部用马来文撰写的介绍孔子的专著，1897年在雅加达出版后，多次重版。他还同人合译了《孝经》。继之而起的郭德怀（1886～1951）用马来文翻译了《大学》、《中庸》，并撰有《至圣先师孔夫子》、《老子及其学说》、《庄子及其学说》等。由于这批中国和当地学者的努力，新加坡华文教育和汉学研究的展开，开始进入一个兴起和确立的新时期。
第二，二次大战以前，在新加坡传播汉文化的第二个重要渠道就是创办华文报刊。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叫《叻报》，主笔是叶季允。叶季允（1859一1921）名憋斌，字季允，号永翁.，笔名恨噩生。原籍安徽，少时移居广东乔禺。幼年受私塾教育，长于金石、诗文，且通医术。年轻时任香港《中外新报》编辑。1881年赴新加坡出任《叻报》主笔。当年9月左秉隆出任新加坡领事，12月《叻报》创刊。《叻报》从1881年创刊到1932年停办，历时五十二载，是二战前报龄最长的一份华文日报。叶季允主持《叻报》长达四十一年，号称“南洋第一报人”。来新之后，他也以振兴华人文教为己任，除在报上发表文章作品，宣扬诚实、志学、交友、报恩、禁赌、戒烟等华人传统价值观念之外，还支持创办义塾和设立文会。由他主持的《叻报》，对会贤社等文化团体的活动，总是做详细的报导，并等登载许多优越的月课课卷，对华人文教的推动，功绩卓著。
《叻报》之后不久，林衡南创办的《星报》（1890-1898），丘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1898-1905）相继出版。在此后三十年里，陆续有林文庆创办的《日新报》（1899-1901），陈楚楠等人创办的《图南日报》（1904-1906），孙中山创办的《中兴日报》（1907-1910），黄吉辰等人创办的《南侨日报》（1911-1914），陈声政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1914-1919），陈家庚创办的《南洋商报》（1923-1983），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1929-1983）等。根据统计，从1881年到1941年这六十年里，在新马创刊的华文报纸约有七十种，华文刊物（包括期刊和非期刊），大约有三百种。这些华文报刊，从不同的角度上，记载了当地人民，尤其是华族人民的历史活动。他们不但提供了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登载了难以数计的，以华人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等等社会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对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推广与普及，对汉学研究的倡导，也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二次大战以前，在新加坡传播汉文化的第三个重要渠道是华文学校的大量兴办，并完成了由私塾向新式学校的过渡。如果说第一和第二两点是少数中国和新加坡当地华人精英的前导行为的话，后者则是基础和主体，更是新加坡汉文化的兴起和确立的主要标志。
可以这样说，华文教育与新加坡华侨的移民，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819年新加坡开埠时，据说全岛人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人；华人约占五分之一。开埠后华人纷纷前来，到了年底，就已有三间采用闽语或粤语作为教学媒介的私塾。当时的华人私塾教育与外国传教士的汉学研究和华文教育是同时存在、并在殖民地当局的排挤下顽强生存和发展的。据德国传教士G·H·汤姆生的报告：1829年在新加坡就有3所华文学校：“一所广府人学校位于甘榜戈兰，另一所广府人学校在北京街，一建人学校也位于北京街”[5]。继后，左秉隆、黄遵宪相继担任新加坡坡总领事，他们致力于华侨社区传播中华文化，鼓励创办义塾，促进了新加坡华侨私塾教育的发展。福建帮首领陈金声于1849年在新加坡创建的崇文阁学堂在当时影响最大。1854年，陈金声又与陈振生，杨佛生等12人，合捐创办了著名的“萃英书院”。[6]据英殖民当局的统计，截至1885年，新加坡共有51所私塾学堂。[7]但当时的私塾学堂.，大多附设干华人庙宇、宗祠、会馆的建筑物内，规模小，设备简陋，学生数十名，教授传统儒学的《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等，教师亦是从国内聘请的科举落第者，教学采用方言讲授.。无论从规模或效果来看，要推动新加坡汉文化的普及还需改变教育体制。
20世纪初，新、马华侨社区现代华文学校开始出现，这直接受中国国内教育制度改革的影响和推动。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愈识到现代教育对富国强民的重要性。1901年张之洞等一批朝廷要员上书要求废除科举实行现代教育。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清政府于1901年下达诏令，要求各级政府设式学堂。1902年颁布《欲定学堂章程》，并支持海外华埠创办华文学校，甚至将此使命赋于当时的使领和派出考察的使臣们。例如，槟榔屿当地华商胡国廉、谢荣光捐资于1904年创建的第一间新式学校中华学堂，即受到担任驻地副领事张振勋的赞扬，将一块御赐匾额“声教里南”悬挂于中华学堂之上，并转交清廷赠送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随后他又发动当地侨商捐款.，为中华学堂建造新校舍。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抵达新加坡，鼓吹弘扬中华文化，提倡在华社建式学堂；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时，也号召创建现代华校，组织报社，开发民智，培养人才。在上述新思想、新潮流的激励和影响下，.新、马地区的华人教育由私塾向开始向新式学校转型，一批由帮会会馆创办的现代华文学校在新加坡开始涌现。
新加坡第一所采行近代学制的华文小学，是1905年陈楚楠等人发起设立的养正学堂（后来改称崇正学校）[8]。它的创立，标志着现代华文学校在新加坡正式诞生，对当地华侨地缘会馆创办现代华文学校.产生极大的影响。接着下来，大约二十年里，另十多所华文小学：养正（原名广肇学堂）、应新、启发、端蒙、道南、育英、中华、爱同、崇福、崇本、南华、南洋、工商等等相继创建。“五四”运动的前一年，第一所华文中学（华侨）设立了。二次大战爆发以前，另外三所华文小学（南中、公教、中正）也接着开办。
华文小学的大量出现，势必要求兴办更高一级的华校—华文中学。早在1913年，陈嘉庚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建议筹办一所华文中学解决华侨子女小学毕业后的继续升造要求，陆续得到很多社团的响应和支持。1919年3月21日，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正式开学。其校长和教师均从中国聘请，教学不再用方言改用国语（汉语普通话）授课。这是东南亚华侨第一所跨帮系的华文中学。亦是新、马华校发展的里程碑，当时被南洋华侨视为最高学府。从此以后，南亚各地不但华文小学更加发展，中等专业学校亦相继设立。1939年春，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倡议下，新加坡福建会馆创办了水产航海学校；鉴于南洋华校缺乏师资来源，1941年2月，陈嘉庚又筹建了华侨师范学校。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对新加坡几个主要种族文化的态度是：对马来文基本政策是扶植，对印度文是协助，对华文则是利用和限制。华人社团兴办的学校负起培育大多数华侨居民的重任，极大减轻殖民政府教育负担，正如槟榔屿开埠者莱特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说： “他们是东方民族中唯一不用政府开支和特别的费用就能增加收入是民族，获得他们是非常有用的”。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中的婚姻、家庭形式和儒家的伦理观念，对华人社会乃至整个新加坡社会的稳定都起很大的作用；中国儒道释合流的文化传统，对华人与其它民族和睦共处和社会稳定也作用至大。但另一方面华文学校的迅速发展，势头强劲，又引起英殖民当局的戒备，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限制：1920年颁布学校注册法令，规定华文学校必须到殖民当局注册，教科书必须经殖民当局审查，学校的监理员、董事和教师亦均须注册，领照。凡违背规定钓，当局随时可以封闭。“注册条例”一出笼，便遭到华侨社会的强烈反对，一些华侨知名人士，奋起向英殖民当局提出抗议和交涉。但殖民当局拒不撤销“注册条例”反而实行打压，多名著名侨领和知名人士，被无理遣送出境，华侨学务总会也被迫解散。与此同时，英殖民当局又颁布了注册学校津贴条例，以微量的经费补助金为诱饵，企图把华校纳人其殖民统治体制的轨道。多数华校宁愿向华侨实业界自筹经费，克服困难，维护自身的独文性，也决不接受当津贴。有些学校虽然接受了津贴，但未完全接受殖民当局的无理束缚。新加坡的华文学校，就是在和殖民当局利用和限制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根据统计，1929年新加坡华校共有204间，学生14531名，教师636名。1938年，华校增至329所学生28411名，教师1295名。到1940年，当地华文中小学校，多达351所。[9]这些华文学校，不但对华人语文知识的传授和华人文化传统的保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为汉学研究在二次大战以后的开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三）中断和恢复繁荣期（1942——1965），从二战中新加坡沦陷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
这一时段新加坡的汉文化传播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在日本占领军统治的三年半时间内，华文教育几乎完全停顿。二战后，华文学校、华人报刊不仅纷纷复办、创办，而且进入新加坡汉文化传播史上最繁荣时期。
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本占领，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三年多时间内，华文报刊被禁止出版，华文学校被勒令关闭，凡是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教育工作者，不是被杀害，就是被监禁。不然，就是潜入地下，参加抗日工作；或者销声匿迹，暂且避避风头。在华人文教遭受摧残的情形底下，是没有什么汉文化传播和汉学研究可言。所以整个沦陷时期，是汉学研究完全停顿的阶段。直至二战结束后，新加坡的汉文化传播才获重生。
二战后，新加坡出现了华人力量的勃兴，其原因与多种因素交互作用有关：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战胜国国际威望大涨，马来西亚的英军则因在二战中投降日本而威信大降；一些华侨亦因参加保卫新加坡的战斗威望很高，促使华人的中华意识和参政意识极大增强。加上战后反殖民运动的兴起，新加坡华人和其它民族登上政治舞台向英国殖民者叫板，最后促成了1959年的自治和1965年的建国，都使在新加坡人口最多的华人成了当地社会最有生气也最强大的一股力量。饮水思源，中华文化自然也受到推崇和升至主体位置。二战期间，新加坡的华侨、华人损失惨重的。华文学校所受的破坏也十分严重。华文学校从恢复发展到创办新校，直至形成华人文教繁荣旺盛的崭新气象，新加坡的福建、安溪、温州、漳州、晋江、番禺、三和、潮州等华人会馆，起了关键作用。这些地缘会馆利用乡土优势和广泛的人脉，为华校筹措校舍、募集经费、奖助学子乃至规划调整学校布局，起到提供师资、生员、校舍，保证经费和把握办学方向等多重作用。许多会馆还设有教育科（或股），负责对所属华校的校务管理和督办。.抗战胜利后，鉴于“华校复办者寥寥，众多儿童，失学流荡，民族文化前途可虞”的现状，新加坡的福建会馆于1945年底，采取文艺义演义卖等方式，多方筹募教育经费。“陈嘉庚本人带头买名誉券一张，银一万元，以资提倡”。经过福建会馆多方努力筹措，终于把二战中停办的南侨师范学校，改名为新加坡南侨女子中学，1947年3月开学。1946年，两广地区的三和会馆创办了三和学校。同年，福州会馆的三山学校复办；番禺会馆于1947年创办番禺学校；温州会馆于1947年接办南洋华侨学校；晋江会馆于1947年创办晋江学校；漳州会馆于1949年创办道南学校；潮州会馆于1953年创办潮阳学校。1954年，福建会馆获李光前基金会鼎力捐助，又创办了一所小学，命名“光前学校”（后因李光前力辞，改名光华学校）。1955年安溪会馆为其主办的15所学校募得4万余元经费（当时是个巨大数目），轰动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华文“教育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10]
地缘会馆大多设有教育基金和奖助学金，每年颁发一次。这对华文学校培育人才又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会馆之间还根据需要和分布，对华文学校进行布局调整。以1952年与1941年相比较，新加坡的华文学校由370所减至279所，但学生人数则由3.7万多人增加到7.4万多人。有的华校还建有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理化实验室、各种球类运动场等，达到了新加坡华文教育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批华文学校将悠久的中华文化系统地传授给新加坡华族中年轻的一代，薪火相传，增强了新加坡华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新加坡华族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战后新加坡华人会馆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参与创办华文大专院校。为了解决华族子弟继续深造，以及培养紧缺的华文中小学校师资和高级技术人才，急待创办一所华文大学，以满足华族社会的迫切需要。1951年1月16日，福建会馆召开第十届第三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陈六使主席提出为维护中华文化创办一所华文大学，并带头捐资500万元作为首倡，福建会馆宣布捐赠500（实际为523）英亩土地，作为兴建大学的校舍。1953年2月10新、马297个华人社团代表在新加坡聚会，推举中华总商会、广东会馆等12个华人社团组成“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公推陈六使为主席。同年7月26日破土动工。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首届录取考生600名。南大在开办初期仅设9个系，至1965年增至15个系。在校学生数1965增至2126人。中国语言文学系从1972年起，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系里从事汉学教学和汉学研究的学术人员，前后约有六十多位。1980年，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大学。从1959年至1980年并入新加坡大学这二十年多间，从南洋大学毕业的人数约1.2万名，大约是同期新加坡各大学毕业生总数的一半。中国语言文学系一共培养了1300多名各级学位的毕业生，其中普通学士1212名，荣誉学士124名，硕士20名，博士4名。这些毕业生分布在东南亚、澳洲、美国、大和香港等地的大学、学术机构和企业中工作，不少人还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政府机构、政党、以及企业中担任了骨干或是领导职务，为当地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为促进亚洲地区的稳定繁荣作出了贡献。
新加坡另一所华人会馆创办的大学，是由潮州会馆原义安公司于1963年独资创办义安学院。义安学院开办时，设文理商4年制学位课程.，两年后学生人数已逾千名。学院采用美式四年学制。中国语言文学系招收日间班和夜间班学生。首三届毕生生共有444名。1967年由政府接收改为公立，第二年改名为义安工艺学院，成为新加坡第一所工程学院，着重培养当地急需的工商技术人才。前后五年，中国语言文学系一共培养了大约二百名普通学位毕业生；曾经在系里从事汉学教学和汉学研究的学术人员，前后有九位。[11]。
第四，新加坡的学术团体对汉文化的推展与汉学研究的开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们出版的学术性期刊，是汉学研究成果的另一重要发表园地。在这一时段的汉学教育和研究刊物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南洋学报》，由南洋学会于1940年创，二战中停刊，战后复刊，刊登华文教育及相关资讯，兼收汉学各类论文。影响较大的还有华校教师总会创办的《教育年刊》（1962-1966），中国学会的《中国学会年刊》（1949-1971）等
这个时段汉文化教育和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卢绍仪和李过。
卢绍仪（1920—1980）又名苗秀，广东三水籍人，生于新加坡。著名作家。笔名有文之流、闻人俊、军笳、夏盈、苗毅等。苗秀自小受英文教育，从未就读华校，但通过勤奋自学，17岁便用华文在郁达夫主编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星光书报》上发表短篇作品，甚得郁的赏识并加以指导，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创作深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苗秀曾任银行文员、《星洲日报》翻译、《晨星》文艺副刊主编、南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热心传播中华文化，著有《马华文学史话》，还参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其文学创作有短篇小说集《离愁》、《第十六个》、《边鼓》等；中篇小说《新加坡屋檐下》、《年代和青春》、《小城忧郁》；长篇小说《火浪》《残夜行》等；散文集《文学与生活》。1970年，他的长篇小说《残夜行》获得新加坡书籍奖，并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71年获新加坡共和国服务勋章。
李过则是新加坡本土作家。192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原名李再今，又名辛见。毕业于新加坡师范学院，曾任中小学教员。1957年开始文学创作。他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贡献在于他用文学的形式再现了华侨先辈在南洋艰苦创业的历史，咏歌了他们的坚韧、团结和忠诚，也表现了他们的痛苦和反抗。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大港》（1959）描写了华侨先辈漂泊异乡辛苦劳作乃至献出生命的海外经历；第二部中篇小说《新垦地》（1960）则描写劳工们所受的压迫和他们的反抗；1961年1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浮动地狱》以史诗般的结构记述了华侨开发和建设南洋的历史。这个时段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投资》（1962）、《彷徨后的抉择》（1963）、《真正的爱情》（1968）也都反映类似的题材。
（四）重新定位与复振期（1965—2010）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到21世纪今天
1959年新加坡取得内部自治，人民行动党开始执政；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新加坡自治尤其是独立后，华文教育又经历一个从跌落到繁荣这样一个大起大落过程。但这已不是二战到二战后那种起落的简单重复：这个跌落是新加坡政府既定国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上受汉学影响较深的国家如日韩的共同趋势；这个复振也不再是一枝独大，而始终处于新加坡主流文化的辅助和配角地位。这也是我们在世界上传播汉学、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清醒加以认识的客观实际。
新加坡自治尤其是独立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华文教育经历了一个低潮过程，表现为“两大滑坡”：一是生员大滑坡。二战后到五十年代，华校生数量最大。1934新加坡每所华校的学生数平均为62人，到1953年增至290人。1949年华校学生数超过500人的有35所，超过1000人的有16所，超过1500人的有7所，超过2000人的有2所。1952年华校在校学生数达7.4万人。[12]。新加坡自治后，由于战后出生率大增，华校的班级和学生绝对量虽有所增长，但和其它母语学校的相对量却直线下降，到八十年代初，绝大多数华语小学已招不到一年级新生。据统计：1979年，新加坡英语小学新生人学率占全国总数的90.9%，华校只占8.9%，到1984年更降至0.7%，而英校则增至99.3%”[13]。二是华文教学地位大滑坡。独立之前，汉语为华校唯一教学语言。独立后第二年1966，新加坡教育部年即实行双语制，规定母语学校以英语为第二教学语，英校以母语为第二语文。这样，汉语在华文学校就由全式变为半式。到1979年，据吴庆瑞教育报告书所进行的教改，统一将所有学校都定为英语为第一教学语，母语为第二语文。另外从社会应用价值来看，华文的地位也在跌落。中文虽也是4种官方语言之一，但英语的使用率远远大于中文。在教育体系中，中文更沦为小学和中学的一门单独学科，其他科目都用英语教学，英语在当时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一些新加坡人眼里，在公共场合讲华文就是一种低素质的表现，只有懂英语的人，才能在政府任职、升官或谋得商场高职。只懂华文者被视为“老土”，不能当公务员，因为文件全是英文。受华文教育者就业也困难，就业范围大多是下层、低薪，甚至连东南亚唯一中文大学南洋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还不如英校高中生。政府对华文教师和英文教师的待遇也不同。
新加坡华文教育在独立后至八十年代初地位的跌落原因如下：
一是为执政者的思维和国策所决定。执政者为了国家的安定和团结，必然要倡导一种国内各民族至少是主要民族都能接受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共同价值观。“平等对待四种（中、马、印、英）语言源流”被定为共和国的国策。汉语虽也被宣布为官方用语之一，与尊为国语的马来语、英语取得同等地位，又和马来语、印度语一起被称为“母语”受到法定的保护，但从开埠以来华文、英语平分秋色以及二战后的“三分天下有其二”，到独立后的“四种语言平等对待”；占全国总人口的76.3%的华族母语汉语现在与马来语、印度语一样称为“母语”，对华文教育来说，自然是优势的丧失和地位的跌落。另外，新加坡既然已经独立，就必须有得到各民族至少是四个主要民族认同的支撑着独立价值观的文化体系，而不能完全依赖和照搬汉文化。因此在独立后的第二年，新加坡政府对全国所有的学校，坚决实行“双语教育”的体制。政府规定各种语文源流的学校都必须学习第二种语言，由于在四种官方语言里唯一可以被各大民族接受为共同语是英语，所以非英文源流的学校都选择英语。到1979年，更是将英语定为所有学校的第一教学语，母语为第二语文。办学经费，教师及校长的任命，教材的编撰都纳入统一管理之中，从而逐步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新加坡式的教育体系，师资也要求完全本地化。通过实行“双语教育”，逐渐消除和避免了各族学生之间，以及英华两大教育群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对立情绪，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到1987年，新加坡式的国民型源流学校已完全取代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4种语言源流教育和学校并存的局面，支撑着新加坡独立价值观的教育体系开始形成。
新加坡执政当局的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也不是新加坡所独有。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皆是如此，日韩近代都有过“去中国化运动”。日本汉学经历了一个由主流文化到“亚文化”的发展演变的过程。明治以前，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文化就是全部的外国文化。到了明治时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体现日人审美价值的日本“国学”地位空前上升，西洋文学亦大受欢迎，而中国文化则从主流文化的中心位置上后退，形成汉学、国学、西洋学三学并立的局面。即使是汉学研究，也强调所谓“逆向传输”，即流落在日本的汉籍向中国“反哺”；近年来，韩国国内正掀起一股”正名”的文化潮流。定名已六百年的首都汉城改为接近韩语发音SEOUL的新汉字”首尔”。2006年2月21日，韩国国务总理韩明淑颁布政令，将韩国在中部忠清南道建的新都命名为“世宗”（SeJong）。世宗是朝鲜王朝第四代王李祹（1397－1450）的王号，他主持创建了韩国文字。以“世宗”命名新国都，文化独立的意味是相当强烈的。另外，韩国的“汉医”已更名为“韩医”，有的学者还主张将流经汉城的汉江改称名“韩江”。上世纪末，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是韩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新文化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发扬光大韩国的文化传统。1998年，他在谈到新政府文化观光政策时说：“从历史上说，我国文化主要是在吸收外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而形成并发展了我国的固有文化”。也就是说，在韩国，只能以朝鲜文化为主，其它外国文化包括曾作为韩国文化主体的汉文化只能是次要角色。
二是新加坡这个国际大都会城市国家的性质所决定。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新加坡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贸易、银行、金融、媒体的国际中心，又是旅游观光的名城。英语成为社会上最通用、最流行的语言。新加坡开放型经济及国际化都市的大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外来移民与投资者。这些移民来自多个国家，英语自然是他们最希望的教育子女的学校第一语言。新加坡为了提升这个岛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必须加强英语这种国际通用语言的教学。新加坡的家长们为了子女的前途和职业，都把子女送往英文学校就读。这都造成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源流的民族学校因生源不足而停办。东南亚唯一的中文大学——南洋大学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75年被迫把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
三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大趋势下，新加坡的华人文化也遭到全球华人区乃至中华本土类似的尴尬：华人传统社团作用大不如前；华文文娱事业也缺少过去的影响力；中华传统习俗对青少年也渐渐失去过去的吸引力，甚至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落后束缚，对圣诞节的庆祝规模大大超过华人春节；靠中华文化组建起来的大家庭和它相应的人际关系，也逐渐为青年一代抛弃；被政府口头尊崇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物质文明和当代思潮冲击下，已逐渐失去过去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甚至被视为封建落后思想。以此为内容的道德教育课，教学效果并不好。
四是会馆办学本身也有弊端。帮会会馆在私塾向新式学校转型，二战后恢复重建校舍、募集经费、奖助学子乃至学校管理，形成华人文教繁荣旺盛气象上曾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办学形式本身也存在一些弊端。随着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形势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加速，也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会馆兴学，早期普遍存在帮派意识和地域观念，存在门户之见和排外倾向，小学只招收本帮内会员子女，不许收外帮的子弟人学。后来在著名教育家陈嘉庚以及著名侨领胡文虎的激烈批评和纠正下，情况有所改变，但在管理上仍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不利于教育管理，更不利于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经费上各华校“经济概系自筹”，且为自由捐助，经费不稳定，也影响华校通盘建设。加之“董事校用私人”，师资既缺乏又程度不齐，因此相当一部分华文学校教学质量“不免尚差”.。新加坡建国后实行“平等对待”原则和“双语教育”，办学经费，教师及校长的任命，教材的编撰都纳入统一管理，会馆举办的华文学校就更加难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
尽管如此，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社会文化中的影响还将还会长久存在，华文教育也还会是新加坡教育主要内容之一。其理由是：
第一，中华文化始终是新加坡多元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将来真正形成统一的新加坡文化，其中也必然包括中华文化成分。因为那个理想中的统一新文化，也是四种文化融合并吸收部分国际文化而形成的，它摆脱不了各种母文化的影响。在新加坡国内，也还存在令中华文化继续发生影响的因素：受华文教育者仍占半数，华文还是必修的第二语文，华人青年也大都会说华语。现在华文报纸与英文报纸读者还旗鼓相当。在当前社会中，高水平的华文层还有一大批人，他们对文化的影响至少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近年出于多种需要，新加坡注意从中国大陆、港台吸收青年精英，他们将是新加坡未来中华文化的代表。
第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际影响力加大，中、新两国交流增多，政治经济关系增强。八十年代以来，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新加坡对华投资、商务往来日趋发展，要求加强华文教育的呼声又重新高涨起来，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社会中出现了某些转机，还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华文热：恢复了一部分以华文为第一语文的中小学和班级，大学预科（高中）也开始开设华文选修课，大学也开设华文课程。1989年1月，新加坡政府表示，将允许在学校重新增设从小学至高中的华文第一语文班，以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和人才培养的需要。2005年，在南洋大学旧校址上新建南洋理工大学，又重续南大传统开设中文系。新加坡教育部和国立教育学院于2008年合作设立了华文研究中心。
第三，新加坡政府为了坚守本国的传统价值观，制止进一步西化，防止道德滑坡，也要靠中国传统文化来挽回世道人心。
新加坡是个国际大都会，是世界贸易、银行、金融、媒体等的国际中心之一，又是旅游观光的名城。英语又是社会上最通用、最流行的语言，很容易西化。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倾向更加严重。七十年代初，随着西方人在新加坡投资的增加，随机器设备而来的，还有工程师、经理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人的不良行为，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大众传媒中离奇乖癖的内容也不时刺激着新加坡青年的好奇心。道德危机近年来变得很突出。新加坡大学郭振羽教授说：“根据当局的看法，当前的道德危机，反映出两大根本问题，一是东方优良传统和价值的失落，犯罪、吸毒、色情、嘻皮、离婚、堕胎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二是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怕吃苦，怕脏怕累，不赡养老人，年轻夫妻不想生孩子等等。使得现代新加坡人成为没有根，也没有文化的人”。这位教授认为：“道德危机是因为认同危机（identitvcrisis）所造成的。换言之，如果我们可以保留东方价值观，便可以建立文化信心，足以抗拒西方（败坏）文明的侵蚀。”[14]
这种全盘西化所造成的道德危机，不但违背了新加坡政府“以东方文化为本，西方文化为用”的执政理念，也与新加坡以儒家思想为全民“共同价值观”理论基础这个既定国策相违背。为了坚守本国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制止进一步西化，防止道德滑坡，新加坡政府企图通过恢复传统的中华文化来挽回世道人心。从1979年6月开始，新加坡政府发起“文化再生运动”。其内容包括礼貌运动、敬老周运动，推广华语运动以及道德教育改革方案的提出。当年九月，在一份由教育部长、后来担任首任民选总统王鼎昌主持下完成的《道德教育改革方案》中，将“学好母语和保持东方文化价值观念以抗拒颓废文化影响”，定为道德教育和公民思想建设的目标，“企图通过母语保住东方的价值观念”； 1980年2月，春节前后，教育部又宣布《儒家伦理》为选读课程之一，强调传承儒文化这个“根系”。为了建设这门课程，特地从美国和台湾请杜维明、余英时等八位当今新儒学代表人物，来新加坡讲学和提供编写方案。大众传媒也配合进行宣传，“华人社团在培养华族传统文化方面，也作了很努力。”[15]新加坡的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长符喜泉，则呼吁学生积极参与华人社区举办的传统节日庆典和文化活动，并表示：“新加坡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年轻人也和老一辈一样责无旁贷”。儒家学说对自身修养和家庭社会责任感的重视，是新加坡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儒家文化的原因所在。
新加坡政府还一改独立初期重视英语的态度，鼓励华人多用母语。国内传媒不断播出学习中文的节目。从“讲华语运动”的主体逐渐年轻化等现象看来，这个运动已初见成效。2004年11月，在“新加坡汉语课程教学评论委员会”的建议下，2006年在25所小学实施新汉语课程。这种华文教育的复振，也反映在新加坡的大学教育中：
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前身是马来亚大学，创建于1949年，采行英式学制。成立初期，文学院只提供三门汉学课程，以备学生选修，并不颁发学位。1953年创办中文系，开设颁发学位的汉学课程，并且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62年，改称新加坡大学。近年来，随着新加坡政府对中华文化的重新重视，中文系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人数最多、对外影响最大的院系之一。在2004/2005学年度，系里全职教师人数有21名，各年级学生人数合计1022名。其中本科生888名， 研究生134名是。近年来，该系经常举办多种课外活动如海外夏令营、海外文化之旅、书法班、篆刻班、国画班及舞狮团等，让学生对中华文化与传统，有更广泛的体验与认识。 新加坡大学的中文图书馆，现藏各类图书资料共有四十二万余件，在东南亚是首屈一指。其中大约半数是线装书，而以文史、美术、医药、佛教经典等类图书数量最多，还有不少的珍本书和绝版书。一般重要古籍，所收版本，不止一种，而综合性丛书，也有八百多种。更为珍贵的是，馆中所藏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各个大学出版的学报，和各个地区出版的期刊，近一千种；此外，还有一批华文旧报章，包括新马早期的大部分著名日报，近三十种。
近年来，中文系的教学、研究力量也明显加强，自1980/81学年以来，中文系教师出版专书11种，学术论文153篇。系里还编辑出版国际性学报《学丛》5期，《学术论文集刊》3辑；中文系系学生共完成了22部博士学位论文、204部硕士学位论文及673部荣誉学士学位论文。同时，学术交流也在拓展与加强。中文系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视野，重视本土研究并积极开拓亚洲区域研究，以及与国外学者间的紧密合作。该系已经联同八方出版社推出了《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7本专著，并且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合作出版双语论文专集《汉学纵横》。 中文系也经常邀请国外资深学者前来作短期讲学，并不时邀请过境新加坡的资深学者与著名作家参加该系所主办的各种学术活动，包括学术演讲、研讨会、讨论会、和座谈会。自1980年以来，数百位蜚声国际的资深学者和著名作家受邀到中文系讲学或参加本系所主办的公开学术演讲、研讨会或座谈会。1991年6月18日至2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全世界近四十个城市三百多名学者参加，对域外的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的流播以及汉语教学进行回顾和前瞻，其中既有中国学者周勋初、罗宗强、徐中玉等人的介绍和专论，也有新加坡学者对此的研究和探讨，不仅深入和专业，而且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如新加坡学者林徐典认为庄子的文学思想涉及到现代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的认识作用、创作过程、写作技巧、艺术风格和鉴赏方法等五个重要问题：庄子的这些看法，不但对后代的文学批评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也对后代的创作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另外像新加坡大学的王润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面考察，新加坡大学的陈桂月对叶圣陶儿童文学研究等，也都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化以及新方向的探索有着新的启示。
南洋理工大学原名南洋理工学院，于1981年在当年东南亚唯一的一所中文大学——南洋大学旧址上创立。1992年，南洋理工学院进行重组，更名为南洋理工大学。2003年9月，该校创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同时设立中文系、英文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该系代系主任柯思仁说：“中文系如今可以在新加坡如此自由开办，是因为当前社会对于中文的需求、政府的鼓励和中文地位的提升”。南大中文系在2005年开课招收第一批学生，原定50人，反应热烈，录取了70人。接下来2006年录取88人，2007年104人，2008年106人，2009年招收新生增至130人。如今的南大中文系不仅与旧南洋大学同在一个校址，还承载了南大的人文传统，将东南亚华人研究课放在必修课内，让所有学生都能了解本土华人文化，关怀本土中文发展。本土中文研究并没有局限在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甚至更多的东南亚国家。为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国家培育更多的中华文化传承者。
新加坡教育学院成立于1973年，其前身是1950年创办的师资训练学院。教育学院的亚洲语言及应用语言学系下设的华文组，负责训练中小学校华文师资，开设语文课程，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进行双语教育、华文教育研究，但学位则由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1992教育学院改名为国立教育学院，成为南洋理工大学中的一个学院，计划开设学位课程。其华文组开始接收双语教育、华文教育的研究生。
近年来中华文化的复振，还反映在一些从事中华文化教育和研究的学会、行业公会及其所举办的华文学术刊物上。这些刊物，主要由各行业公会或学术机构主办，共有二十多种，大多同他所依属的学会和行业公会一样，诞生于八十年代之后，如：亚洲研究学会的《亚洲文化》（1983—），华文研究会的《华文研究》（原名《华文》，1987—），儒学研究会的《儒学学报》（1989—），华文中学教师会的《中教学报》（原名为《教育专题论文集》，1975—），华文第二语文教师协会的《语文》（1976—1986），全国职工总会奋斗报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1977—1987），新加坡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报人》（1978—），新加坡作家协会的《文学半年刊》（1977—），新加坡文艺协会的《新加坡文艺》（1980—），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的《同温层》（1980—），五月诗社的《五月诗刊》（1984—）等。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报人》，兼收一些有关汉学研究的论文。至于《文学半年刊》、《新加坡文艺》《同温层》、《五月诗刊》，则提供研究华文文学的原始资料；
尽管如此（第二个“尽管如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不可能恢复到二战前和战后初期那种盛况。因为以英文为主体的格局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英语第一、母语第二的国策难以改变；第三、四代华人基本学习英语的文化状况决定了在他们当权的时代不可能将华文摆在首位。目前的华文热，尚未影响到教育体制。无论是新加坡国内或是国际，都没有看到要其恢复到二战前或战后初期华文鼎盛那种迫切要求。时代不同了，历史只能发展，不可能重演！
让年轻人对学华文真的拥有成就感，改变轻视华文的社会心态，才是新加坡华文复兴的希望所在！
二、汉文化在新加坡流播的相关特征
在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文化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新加坡的儒家思想是由早期移民带入的，在其传播过程中不断随着新加坡的社会变迁而重塑自己，形成了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也是汉文化之所以能在新加坡立足、扎根、发展的关键。
（一）以汉文化在新加坡传播过程中，主要是儒家文化的伦理观念，以服务于当地的华人为主要目的，以增强针对性为主要特征。
新加坡华人社会主要是由中国华南沿海闽粤两省移民及其后裔所组成，离开自然灾害和兵资频仍的家乡到海外谋生的主要是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间或有些小商人。到新加坡后靠做苦力、小贩，沿街叫卖，克勤克俭中积累了资本。亦皆是孑然一身，漂流海外，无依无靠，不像中国历史上永嘉之乱那样中原大姓举族南徙，作为个人无论是贵族还是佃户，还有个强大的宗族势力作为保护。这样的背景，同文、同种、同样遭遇就成了这些华族移民相互依存的纽带。这当中，乡党、宗亲又远续上封建的宗法关系，更有种血浓于水的亲近感。因此儒家思想尤其是其中的伦理思想特别适合这批移民的需要。因为儒家伦理思想恰是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基础之上，反过来又成为封建伦理的指导思想。其特点就是既强调宗族内以强扶弱、“休戚与共”，对外提倡“仁者爱人”、“老汝老及人之老，幼汝幼及人之幼，泛爱众”。因此无论是华人移民的地缘结构内还相互之间，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服膺的理论和情感寄托依据。对于移民中的成功者，一些帮会或宗族领袖人物来说，也能从儒家的强调“名分”、“爱有等差”等学说中找到自己的尊荣感，或是维持现存领导秩序的依据，因此，无论是华人移民中那一个阶层，来自那一个宗族，那一个地区，都能从儒家伦理中找到行为依据和心灵慰籍。这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文化在新加坡传播的主要原因，也是儒文化在新加坡流播的第一个特征。它既不同西方传教士在东南亚学习、推广儒文化是为了传播福音，并以此作为向中国推进的跳板；也不同于中国本土的儒文化。中国本土的儒文化在经过汉儒诠释后，更重视“天人感应”的思想意识和“君君、臣臣”的国家政治。新加坡没有经历过封建制，华族移民的主要成分是上述的苦力、小贩，而非一心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因此在这里传播和发展的儒家思想不是儒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不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而是其中伦理的观念。
当然，儒家伦理观念要让这些底层民众接受，还必须增强针对性和应用性，儒学在新加坡流播过程中逐步做到了这点，形成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是强调孝梯观念。新加坡华族特别重视孝道和手足之情，这大概同早期移民的途径和对象有关。那些孑然一身，漂流海外的早期移民在新加坡立足后，他的那些同样在家乡无法生活的亲人便顺藤而来，先是手足、妻儿、亲戚，再就是邻里，再就是同乡、同县者。就是华族中的成功者，一般也愿意招募内地的同乡或亲友。因为这种同出生地、同宗族的血缘纽带使劳资双方有一种相互信任感，也便于管理。这种亲属地域的环链在驰往南洋的移民船上就开始被人们强烈的意识到，这也成了新加坡各处地域会馆、宗亲组织特别繁多的原因。
维系地域会馆、宗亲组织的众人皆能接受的准则，首先就是“孝悌”。孔子把“仁”作为维持人际和谐的准则，“仁”的根据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钦!”悌是“友于兄弟”，兄友弟恭，孔子将仁爱精神扩充到全社会，以“四海之内皆兄弟”来强调人们之间的横向联系。孝，不仅要敬养父母，还要祭祀祖先，儒家主张设坛祭天、建祠祭祖，以示“慎终追远”。于是在华人移民中，孝的观念使他们重视内部的宗族团结，渴望光宗耀祖；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悌的观念便令华族对外注意同胞携手、互助合作。前者是马来群岛华人社会划分为宗乡团体、信仰地方神低的文化依据，后者是这个人社会始终融为一体、信奉儒释道三位一体宗教的文化依据。
第二是寻根意识。祖先认同，是新加坡华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儒家伦理在新加坡早期传播，主要靠家庭影响，节日活动，宗亲组织或同乡组织的祭祖活动和私塾教育。中华统节日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强调家庭欢聚一堂，一起追思先祖，强化民族意识。李光耀1992年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中华总商会为他举办的新春晚宴上说道：“这些盛大的庆典能生重要的作用，这些庆典节日使我们回忆过去，使我们和祖先的历史认同。我们的历史不是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文明的创始时就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传统和文化。”所以说，海外华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所受的儒
忠、孝、仁、义的教育分不开。新加坡华族的这种精神，在建国之后，就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种忠于事业的热忱。总而言之，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是在民间早已流行的、有着深远影响的价值观念，由于它脱了宗法势力的操纵和封建文人的影响，
第三是强调勤奋、忍耐、节俭、忠诚等中华传统美德。儒家强调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求“慎独”。这种自我克制、自我斗争的品格，对成就一个人非常重要。老一辈移民初到新加坡，远离父母，容易在赌博、鸦片、妓女等诱惑下堕落。如果他们能遵循儒家的这些教导抵制这些诱惑，就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发展事业上。孔子的“发愤忘食”和孟子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华人飘洋过海，靠的就是这种刻苦耐劳、发奋图强的精神。许多华侨巨商都能背诵孟子的这段话，用以鞭策自己，增强自制力。孟子又云：“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许多华族创业者皆以此为座右铭，激励鞭策自己。新加坡老企业家方燕山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能够吃苦耐劳。他把说：“我想在潮洲人中，我是第一个做这种生意（旧车买卖和修理）。在我之后有很多人想做但失败了。我只能说这些（失败的）人没有坚持和投入……，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努力工作，从不动摇，生意好时我们苦干，生意不好时我们也苦干，我们坚持着，从未停止过工作。”[16]
节俭是儒家特别注意的美德。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他赞美颜回“一覃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这些教导培养了中国人朴素的民风。闽粤移民将这种浓厚的节俭风尚带到南洋，使许多人在干活挣钱、维持生计之时，希望积攒资本，干些实业，以便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他们以节俭精神警戒自己，反对态意挥霍，奢侈腐化。这种传统精神在新加坡代代相传。新加坡的学者陈国贵、张齐娥曾对对51位新加坡华人企业家作过调查，几乎所有有成就的华侨企业家都是儒商，他们是遵循儒家勤奋、节俭和好学的教导，奋斗不息，事业有成的。
儒家强调的“忠”在现实生活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人际之间讲究“诚信”，即讲信用、信誉，这是做生意应当强调的基本美德。二是个人与组织之间强调“忠诚”，也就是忠于事业、忠于团体的敬业精神和知恩图报的良心。新加坡华族商人事业的成功，除了靠专业技术知识，还在于坚持这条儒家伦理观，以“忠”的道德训诫作为人际交往的价值观，处理好商业伙伴之间、同行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商人与银行家之间商业关系。
（二）致力于儒家经典的通俗化解说和普及
要让华族中绝大多数低层民众理解和接受儒家伦理观念，除了增强针对性和应用性外，还必须着眼于经典的通俗化，让广大民众易读易懂，这才有利于社会底层的普及。一般来说，“深化”是汉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其着眼点在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研究问题的深化、细化。但中国之外的中国学研究，其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由浅入深。从这个角度来说， “浅”也是一种研究。但是，新加坡汉学中“浅”，不同于欧美的汉文化学习和研究，甚至也不同于同是东方的韩国和日本。它是 “有意为之”，就是追求“浅”，目的并不在于研究，而在于普及儒家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其中的伦理观。力求将儒家学说解说得浅显易懂，以便于当地华人接受。因为这些华族是位生活所迫才背乡离井、漂流海外，文化程度不高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和一些童蒙读物，如果不加以通俗化，在当地就难为人接受，难以普及。早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们深知用当地华族能读懂的语言来普及《四书》、《五经》的重要性：“《四书》、《五经》之道理，无分古今。惟其语言则儒林古国之语，而非今国之语也。若以今国之语言写无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17]]其方法是首先从童蒙抓起，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童蒙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的改造，使其成为适合当地华族孩子的儒学课本和课外读物。1899年，新加坡的著名报人和诗人邱菽园编出一套两本“千字文”，1902年又编写《新出千字文》，明言其宗旨是“为欲便于童蒙……冀其肤浅”[18]。这本《新出千字文》以儒家精神为根本，编成放怀、当境、治家、怀旧、无邪、知本、交修、多识等八章，讲述修身、处世、待人的道理。形式上模仿旧本《千字文》，但词语浅白，确实更切于当地实用。在以白话文字编写或翻译儒家经典、普及儒家伦理学说方面，张克诚用白话文写成《孔教摄要白话》在新加坡是第一部，也是东南亚最早的白话文儒学读本。张克诚认为：“孔子之教，简编繁浩。虽老师宿儒，皓首研求，尚苦于不得要领，况农工商贾乎？”为了使儒学最主要的道理“使识字之人一见便知，转相传述以妇儒皆知”，必须通俗化[19]。被誉为“华人马来语之父”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李金福的《至圣孔夫子传》，则是第一部用马来文撰写的介绍孔子的专著。1897年在雅加达出版后多次重版。他还同人合译了《孝经》。[20]继起的郭德怀则用马来文翻译了儒学经典《大学》、《中庸》，并撰有《至圣先师孔夫子》、《老子及其学说》、《庄子及其学说》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读本。[21]新加坡儒学复兴运动中，和邱菽园一样重要领袖人物林文庆则运用他的擅长，将中国典籍译成英语，或用英语在报刊上介绍中国文化。在1891至1915年间，他在《海峡华人杂志》等刊物上，用英文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学的论文，如《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儒家的宇宙论和上帝观》、《儒家伦理的基础》、《儒家的国家观念》、《儒家在远东》等，诠释儒学内涵和价值观念。1929年，他又完成了屈原《离骚》的英译。这对新加坡华族是中上层以及使用英语的华族后裔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普及作用。[22]
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改编中国古典小说，利用这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传播汉文化价值观。在这方面，出生于槟榔屿的曾锦文成绩最为卓著。他从1892～1896年历时5年，将全本《三国演义》翻译成马来文，并把原著中的年代转为公历。每卷前译者还写有专论，对原著中有关史实作出说明。因此，这不仅是最早用马来文出版的全本《三国演义》，也是最早研究《三国演义》的马来文著作。曾锦文还译有《水浒》、《西游记》、《反唐演义》等中国古代小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相当多的中国古典小说被译成马来文，如《三国演义》（部分， 1883～1885）、《东周列国志》（1883）、《今古奇观》（1884）、《水浒传》（1885）、《封神演义》（1885）、《三保太监西洋记》（1885）、《东西汉演义》（1886）、《好逑传》（1885）、《西游记》（1895）、《聊斋志异》（1895～1896）、《镜花缘》（1903）、《三侠五义》（1915）等。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从1885～1920年间共出了7种译本。[23]这些经过改编和用白话文或马来文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情节生动甚至图文并茂，人们喜看易懂，对华族中绝大多数低层民众理解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儒家文化为适应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需要，成功地与科学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成为指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理性工具，并在社会稳定和谐中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加坡华族增强了凝聚力，传播了勤奋、忍耐、节俭、忠诚等中华传统美德，而且在在新加坡的经济运行、政治生态和抵制西方腐朽文化侵蚀等方面都发会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经济运行和商业管理方面：在东南亚很有市场的“新儒学”有个很突出的理念就是“与时俱进”，他能随着新加坡一百多年来的商业进展，尤其是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两次经济转型，还创造出适应形势需要的新风范。七十年代中期，新加坡经济开始腾飞。居民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收入逐年增多，国民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30%到40%的高度，1985年曾达到42%，除了个别石油输出国之外，占世界之首。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得力于他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模式。经过现代化改良后的家族企业，至今仍是新加坡的商业基础。新加坡的企业家进行管理时，一方面按照西方管理科学来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又利用东方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来获得工人的忠诚，这就将西方管理模式与中国传统人际交往方式两个体系的优势结合起来了。在经济运行中，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既显示出某种原动力，又显现出某种亲和力。新加坡前驻日大使实业家黄望青先生为新加坡现代企业精神列出这样一个公式：“西方电脑式的计划十东方勤俭的美德”；新加坡已故总统薛尔思博士对新加坡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概括成一个公式：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二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他们的共同点都把“东方的价值观念”、“东方勤俭的美德”作为重要一项加以肯定。由此看来，凝结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和生活经验结晶的中华传统文化仍是新加坡人的智慧库。新加坡国立大学商管系专门开设“孙子兵法”商用课程；新加坡的足球教练穆尔说他常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并借用其中的战略战术用于“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孔子的教育思想如“温故知新”、“有教无类”等也常用于新加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原则， “因材施教”则成为新加坡分流教育制度的理论依据。
有的学者就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与新儒学分不开。研究新加坡的经验，自然要考虑到儒家文化，重视它在新加坡所起的实际作用。继美国学者卡恩与佩拍合著《日本的挑战》、英国工党前议员麦克法库尔《后儒家的挑战》之后，哈佛大学教授华裔杜维明教授出版了《新加坡的挑战》。关于这部著作，诚如新加坡教学发展总署王孟林总监在序言中所说，它“很好地概括了一位儒学学者对于儒家伦理及其在新加坡的现实意义的想法。”[24]统观“三挑战书”，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提示了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腾飞的连带关系，肯定了儒家文化仍然是活跃在东方的一种活的精神。这几位学者都是采用了马克斯·韦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却得出了同韦伯的观点相悖的结论：韦伯认为只有新教伦理才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理性工具，儒教伦理只能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发生起限制作用。杜维明等人却认为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格能造就一种东方的企业精神。这种看法现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再从政治层面看，华语在新加坡政治体制中也发挥了极大作用。新加坡自治后，采用了西方代议民主制和东方家长式集权制这种东西方结合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权形式在促进新加坡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它的代议制团结了大批社会精英，减少了他们的阻力；一党专政和家长式统治，使多种族、多阶层、多政党、多文化、多宗教、多矛盾，又无雄厚自然资源和众多人力资源的小国在自治后的重重困难中统一团结，迅速发展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中华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是：专制政权如果在西方，它难以建立和存在，但在受过中华文化传统熏陶的人却可以接受，因为中国几千年实行的就是中央集权。正是他们的认可和接受，李光耀才能将他的才智得以充分发挥，取得骄人的成就，新加坡朝野都承认这个事实。新加坡的廉政，虽主要归功于他那套文官制度，但中国的“礼义廉耻”也起了发挥了作用。前面已谈到，在抵制西方腐朽意识侵蚀上，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儒家道德伦理所发挥的作用。以仁、善、孝、礼、诚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只是鼓励人去建立一种和谐、谦让和诚实的人际关系
最后从社会制度看，华人的传统社团，现在仍在发展经济、组织社会和动员民众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至于它在婚姻、家庭、社会关系上的制度和原则，现在仍是政府的主要帮手，是抵制新加坡全盘西化、滑向新加坡人所说的“伪西方社会”的重要助力。
（四）儒文化在新加坡与其它民族文化和谐共生，成为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加坡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的人民，居民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混血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各有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特色、宗教信仰和节日礼俗，使新加坡文化呈现多元和特色：华人是新加坡第一大种族，占新加坡人口的74.2%，多数来自广东和福建。他们大多数是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很少。中国农历新年是新加坡重要公休日，其次中国传统的中元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在新加坡也很受重视。马来人是新加坡原住民，也是该国第二大种族，占全国人口的13.4%.。新加坡国内的大部分马来人都属于穆斯林逊尼派，开斋节（Hari Raya Puasa）有着盛大的庆祝活动。历史名胜甘榜格南（Kampong Glam）的中心分布着马来文化遗产博物馆的九座美术陈列室，向游人展示新加坡籍马来人的根源、历史、生活方式和传统艺术。印度人是新加坡的第三大种族，占新加坡人口的9.2%，大多是印度教徒。全国有大约30座印度寺庙，其中两座属于新加坡的国家保护文物。印度的新年“屠妖节（Deepavali）”以及大宝森节（Thaipusam）是其最重要的节日。新加坡拥有各种印度古典音乐、舞蹈和电影戏剧流派。 土生华人是新加坡的第四大种族，指的是由那些出生于东南亚殖民地华人父亲和非华人母亲家庭的人组成的混血儿群体。大多数为富裕的商人，生活阔绰。老一辈土生华人说的是马来语，融入闽南方言甚至英语、法语单词的复杂语言，新一代土生华人以英语为主。土生华人具有独一无二的华人和马来人的混合传统，带有多种中国的宗教，加上他们马来母亲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服饰。
新加坡多元文化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口结构使然，多元民族决定多元文化，各民族都有强烈的保守本民族文化的特性；二是殖民当局的政治需要。一方面英国殖民者从长期的殖民经验中知道保持被统治民族的分裂有利于分而治之，因而一开始就引入各族劳工，使其相互制约。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也有利于吸引各方移民和减少对抗。所以莱佛士从一开始就确定这个多元文化政策，并计划建立一所包括多种语言的学院。这个学院虽拖了几十年才兴办起来，但他的原则，却成为新加坡百年来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新加坡独立后的执政者，实际上也继承了这一指导思想，但更多地是出于后者的考虑，即减少国内民族间的歧视和对立，也有利吸引各方移民。在民族融合方面，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作了许多工作，如在教育方面，鉴于二战后华文教育一支独大，其印度、马来语等它种族学校生存困难，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即在教育上实行 “平等对待”原则，由政府出资，发展各种语文学校，消除各族間的对立情绪。并大力发展混合学校，吸收各族子女人学，以增加各族新一代的互相接触和了解。从1959年—1968年，由政府出资创办的各族各级学校112间，使各族的儿童人学要求都得到满足。在治国方略上，将“平等对待四种（中、马、印、英）语言源流”定为共和国的国策，又将汉语宣布为官方用语之一，与尊为国语的马来语、英语取得同等地位；汉语又和马来语、印度语一起被称为“母语”受到法定保护。这些举措，虽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以及二战后一支独大的华人教育有所打压，但从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相处，和谐交融，以及形成新加坡独有的国体和文化结构，是有所补益的。亦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新加坡执政当局的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也不是新加坡所独有。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皆是如此。
上面说的是政策和措施，但这种和平共处、交相融通，主要还应是思想上沟通和形成共识，道德标准和处事原则上的相互理解和共同认可。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就不得不求助于儒家文化。自然是出于这三方面考虑：一是华人是新加坡社会的主体，如再加上土生混血华人，要占到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在全国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二是从新加坡开埠以来百年中，中华文化对新加坡社会的稳定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获得各方承认。一百多年来，用白话文或马来文编写翻译的童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儒学经典《大学》、《中庸》，以及《至圣先师孔夫子》、《老子及其学说》、《庄子及其学说》等儒学普及读物，《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三保太监西洋记》、《好逑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三侠五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等小说中所承载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也都早已深入人心；三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在伦理学或社会学上所提倡的“忠诚”、“克己”等自我修身以及“中庸”、“和为贵”、“推己及人”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非常适用于新加坡的民族和解和融合，所以，新加坡政府在自治和独立后将儒家思想定为全民“共同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又将《儒家伦理》定为学校的选读课程是很有识见的。另外前面已经提到，在东南亚很有市场的“新儒学”有个很突出的理念就是“与时俱进”，新加坡华人文化已经与中国国内的儒家文化有了很多差异，它受中国南方人、新加坡当地人和西方文化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将三者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兼容并蓄东南亚新儒学，这也是能为新加坡各族所接受，成为全民“共同价值观”的主要原因所在。
注释：
[1]李志刚《马六甲英华书院创立经过及其后之迁港》，转引自朱有献、高自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2]吴庆堂：《新加坡华文报刊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3]见王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导言，第4～5页。
[4]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香港中文大学1995年版，167～168页
[5]吴楚璞：《星洲十年》第1012～1013页
[6]陈育松、陈荆和：《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第291～292页，香港中文大学1971年出版。
[7]《海峡殖民地教育年报·1885年》，转引颜清涅：《新马华人社会史》第279页。1991年北京出版。
[8]吴楚璞：《星洲十年》第1012～1013页。
[9]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第95页，第5页。
[10]（新）联合早报1992.20.12。
[11]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源》第14期第58页。
[12]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第496页，1991年高教出版社出版。
[13]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第5页。
[14]郭振羽《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社会背景和条件》，载《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1344页。
[15]中国新闻网中新社香港2007年五月二十三日电。
[16]新加坡《联合早报》1989年1月10日。
[17]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香港中文大学1995年版，第16页。
[18]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香港中文大学1995年版，第167～168页。
[19]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香港中文大学1995年版，第16、164～168页。
[20]《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印度尼西亚》，百花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9页
[21]许友年：《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22]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香港中文大学1995年版，第167～168页。
[23]许友年：《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24]新加坡《联合早报》1989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