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对孔子也要中庸点

　　所谓“中庸之道”，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个贬义词，即折衷调和的意思，是当权者提倡的“斗争哲学”的对立面。现在，我们知道，它是说要不偏不倚，行无过无不及之常道；它相当于佛教语汇里的“中道”，即不堕极端。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今天，我对此言极表赞同。中庸之道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儒学对孔夫子的评价。

　　秋风先生发表过一篇《站在作为弱者的儒家一边》(2010年12月28日《南方都市报》)，这标题这说法很有意思，如果能发表在1973、1974年举国搞“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那该多么好呀！在儒学大兴“孔子学院”走向世界的今天，孔儒在中国还是弱势吗？也许吧。至少强势地位在学界尚未真正树立。不过，在文化多元的今天儒学要复兴到科举时代的强势肯定是不可能的任务，蒋庆等人将“儒教”立为“国教”的倡议绝对是梦呓。

　　秋风又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一篇特稿《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2011年1月25日)。的确，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孔子，因为从前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和孔夫子太粗暴了，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比如，现在认真读了一点国学经典，我才知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我们从前批判的那个意思：《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存天理”是要保持人的天性，顺天行事；反之，违背天性的“人”“为”的即“伪”，伪善也罢真恶也罢，在正心诚意的过程中都是“灭”之的对象，这话有什么大错呢？又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非“请君入瓮”的意思，而是讲治国之道，“道不远人”，“以众人(而非大公无私的圣人)望人，人则易从是也”，这分明是抵制乌托邦折腾的有益思想资源。

　　我能理解曾不遗余力倡言民主宪政和自由市场的秋风，何以会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就像我理解介绍西学、主张变法的严复在辛亥革命后何以会致力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但是，读了他的这篇特稿，我感觉其崇孔扬孔也太过了。王权专制时代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对其思想观点的认同也不过如此吧，虽然用的词语不同。

　　要与秋风上述特稿展开讨论，一方面是我对儒学的研究功底不够，另一方面这篇千字文也展开不了。我想先强调两点：一是我承认“六经注我”也是一种学术研究路径，我们对什么感兴趣，其选择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当代的烙印，而“托古改制”是一种常用的套数，虽然那是政治人物的习惯。二是美化往古是人的痼疾，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不也有黄金时代堕落到黑铁时代之说吗？孔夫子崇尚尧舜禹“三代”和商汤周文周武“三王”，又常见梦周公，那是耽于幻想还是借古讽今？他的政治理想是“克己复礼”，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那个“礼”(封建等级制)本来就不应该永垂不朽。

　　秋风用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来阐释封建制，这也太浪漫化了！孔子那个时候文史资料极有限，考古发掘更谈不上，他居然恨恨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殊不知像后来秦始皇那样以人型俑殉葬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他删编诗经，其中有篇《黄鸟》就是讲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死后以人殉葬的。他看问题显然缺乏历史感。但这篇《黄鸟》里被迫殉葬的子车三兄弟“皆秦之良也”，估计不是奴隶；至于奴隶、战俘，像安阳殷墟里那些祭祀坑里横陈的骸骨，杀多少以殉都不会有人觉得特别可惜，因为那就是礼制呀！

　　秋风说他是这些年来研究《论语》、研究西周、春秋历史后形成的对孔子及封建制的新认识。这些纸上的文献适用于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恰如，后人读我们今天的法规，“禁烟令”多保护公共卫生哪，事实上基本就是虚的，除了医院少有实行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世界领先，却连明码实价这一条都一直没落实，“砍价”仍是中国特色！有意思的是，孟子上引之话后接着是“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就是说对孔子极力推崇的周武王、周公旦辅政的周成王，他早已觉得没有多少可取的。周公作法在古时就为“周婆”所不屑。周公也根本就不是讲兄友弟恭的成功榜样，不然他就用不着杀他的兄弟、成王的叔叔管叔，流放蔡叔，贬霍叔为庶人。后人读史，一语中的，“春秋无义战”，什么契约精神、仁义礼智信没多少人当真过，“吊民伐罪”只是问鼎天下的借口。

　　这些文史常识秋风先生比我更熟悉，我不明白他何以那么美化先秦时代。我只想说，对孔夫子对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有平常心，持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扬之上天、抑之下地都不是正道，而矫枉则不必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