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难与抗争：中国文化的“南渡北归”
“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格的力量和不朽的精神，以及一个民族复兴的意志与希望”
初秋的北平，深夜微凉。空荡荡的大街上，一群人拎着箱子，行色匆匆。人群中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还有清华大学的三位教授。
时为1937年9月——北平被日军占领一个多月后。几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学界精英做出艰难抉择：离开北平这个是非之地，踏上向南流亡之旅。
为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的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及民族精英，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向他们秘密发出了撤退至长沙、西安等地的命令。一场中国现代史上最悲壮的知识分子大迁徙就此拉开序幕。
作家岳南历时八年采访和收集资料，厘清了当年那段尘封的史事，在160万字的《南渡北归》一书中，全景式展现了陈寅恪、傅斯年等几十位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师们，在那场动荡乱世中曲折的生命轨迹和不屈的学术追求。
“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格的力量和不朽的精神，以及一个民族复兴的意志与希望。”岳南对本刊记者说。
近日，岳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写作这本书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了解，那个动乱年代还有这样一群人在以这样的方式和精神面貌生活着。
南渡终将北归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正如这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记，我国历史上曾有三次“南渡”都以国破难返而告终。
悲剧没有延续。发生在抗战期间的第四次“南渡”，比之历史，敌人更为凶恶，处境更为艰险，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北归”。
这样的完胜，在岳南看来，得之于当时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勇气、智慧、团结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师们对国民的影响。
“这个影响除了站在讲台上的教授类型的知识分子薪火相传，还有不站在讲台上的知识分子们以身示范所起的作用。这两股力量形成了一个强大磁场，在民族危难到来的时候，释放出了内在的能量，感化、催发着中国军民为抗战胜利而不惜身家性命，以从来没有过的勇气与信心、智慧，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岳南对本刊记者说。
岳南在书中描述了这样的情节：1938年初，已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的各高校师生分批向昆明迁徙，另行组建以北大、清华、南开师生为主体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师生们仍未放弃实践和教学，一路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写下了一本本日记和观察心得。每到一地，借休整之机，曾昭抡、闻一多等教授还向当地的军政官员、士绅与民众作政治文化方面的讲演，分析中国的国力、军队和武器，与他们探讨坚持抗战的种种论题。
而发生在陈寅恪先生身上的故事则更让岳南感佩。
陈寅恪在困于日军占领的香港时，于贫病交加中仍倚床诵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建炎以来志士仁人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事迹，激起了陈寅恪的共鸣。在书的最后一卷，他写下这样的跋语：“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后来，当驻港日本宪兵为陈家送去急需的大米企图拉拢他时，陈寅恪夫妇严词拒绝，将大米丢出门外，宁肯全家饿死也不“折腰”。
气节之外，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学者们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术事业。
1943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借访问中国之机，特意到迁至李庄的同济大学，探望阔别十多年的老友童第周。当看到老友那间只有一架双筒显微镜的简陋实验室时，李约瑟实在不敢相信，就在这里，童第周完成了高难度的实验，并撰写了数篇在国际上引起瞩目的高质量论文。这次李庄之行让李约瑟毕生难忘——在中国西南部这个偏僻山坳里，他看到了一批坚韧不拔又满怀热情的中国学者。
国难当头之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这种精神、风骨和气度，令著名学者马一浮在香港防空洞里躲避日本轰炸时，仍对战争的前景满怀信心——“这场战争注定是中国赢的。我们用第一流的人才在抵抗着日本二流人才的进攻，焉有不胜之理！”
马一浮的预言终成现实。1945年，中国军民赢得了抗战胜利。次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这一天，也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正式复校的日子。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祈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三校师生们唱着由冯友兰作词的西南联大校歌整装北归。
从李庄开始
《南渡北归》中的很多故事，发生在四川南溪李庄。
这个曾经在地图上都找不着的小村庄，却于70年前，汇集了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在内的中国最顶尖的学术机构和高校，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庄也是岳南追寻大师足迹的第一站。
此前一直写作考古纪实文学的岳南，在翻阅夏鼐、董作宾、石璋如等考古学家的资料时经常看到“李庄”这个陌生的地名，这让他很好奇。2003年初，刚刚完成三星堆的采访，岳南突然萌生去不远处的李庄看一看的念头。
当搭乘的小船在李庄的码头靠岸，岳南立即被眼前这个古朴的小镇吸引。狭小幽深的青石板街衢，飞檐斗拱的民俗建筑，无不展现出浓厚的川南地方民族特色，让久居北方的岳南感到新奇。
他在李庄朴实的老乡家住了半个多月，以长期培养出的田野考古素养，抽丝剥茧，慢慢寻觅着当年那些大师们在此留下的生活印迹。
岳南了解到，李庄兴建于清乾隆年间，曾一度发展成川南重镇，鼎盛时镇上光米店就有四五十家。最重要的是，此地自乾隆到光绪年间共修建了九宫十八庙，郊外还有院落众多的张家花园。“这使中研院史语所、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等机构的11000多名学者和师生有了容身之所。”岳南对本刊记者说。
熟稔李庄抗战史的左照环是岳南在小镇采访时的向导。在他的带领下，岳南不仅探访了史语所、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等单位的旧址，还找到了傅斯年、梁思成、董作宾等人的故居。“傅斯年和董作宾的房子保存最好，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人住过的房子已经拆得七零八落了。”岳南说。
与李庄的老人闲聊，岳南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现在住在傅斯年旧居的当地农民与傅先生颇有渊源——当年，身材壮硕的傅斯年因搭乘滑竿被“拒载”，一气之下雇了那位农民的父亲做专职轿夫。傅斯年对轿夫很友善，每去饭店吃饭，总是吩咐店家给轿夫上与他一样的饭菜。出于对傅先生的感念，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这家人要下了傅斯年的旧居，将其中的一些杂物小心保存至今。
另一个故事则更为传奇。
当年，这些中央科研机构刚搬到李庄时，当地人对他们颇有戒心。一次，史语所在李庄码头卸货，破损的箱子中露出了不少人骨，引起了当地百姓的恐慌，以为他们会吃人。为消除误解，傅斯年等人决定在李庄开个科普展览会，将安阳殷墟发掘出来的人骨等东西展示出来，并由专人讲解介绍。这次展览会轰动了整个川南，持续半个月的展览吸引了远近地方的几万人前来参观。
“这是当地一个老太太告诉我的。她说自己亲眼看到了那些‘骨架子’。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岳南对本刊记者说。这些故事后来都成为了《南渡北归》的生动素材。
这次李庄之行，坚定了岳南要为当年那批大师们写点东西的信念。2005年，他写成了30万字的《李庄往事》。“但书写完后我还觉得意犹未尽。”他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又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考察了抗战八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云集之地如长沙、蒙自、昆明、成都、重庆。同时，他还采访了许多健在的当事人及其后人，如当时流亡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的王世襄、罗哲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何兹全，以及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成之子梁从诫、董作宾之子董玉京等人。
于是，一个清晰的想法在岳南脑中渐渐形成——写一本书，全面描绘20世纪最后一批大师们的群体命运。
从《水浒》中得到灵感
站在李庄那个名叫板栗坳的小山上，岳南联想起了《水浒传》中的梁山。抗战爆发之后，知识分子们集中到中国西南地区的情形，与《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陆续向二龙山和水泊梁山的集结真有某些相似之处。
采访中，岳南不讳言自己对山东老乡傅斯年的偏爱，认为傅先生的性格和为人处事很称他意。在岳南眼中，傅斯年身上就有些“水浒”的英雄义气。因此，他确立了这样的写作思路——“以傅斯年为轴心人物，相当于宋江，由他再一一牵扯出别的人物故事。”
“《南渡北归》点题是抗战，众知识分子们沿着抗战这条线（精神的和现实的）一路南行，路途中命运坎坷，历尽千山万水和千难万险。等一连串的人物交代清楚之后，再来个笼统打包，‘聚义’到李庄的中研院与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岳南说。
独特的故事和坎坷的命运，是岳南挑选书中人物的主要标准。
他笔下的大师们无不个性鲜明，极富人格魅力。痴傻如金岳霖，因自家的母鸡“难产”，给妇产科专家、赵元任先生的太太杨步伟女士打电话求助；另类如曾昭抡，因不修边幅而被校领导轻慢，一气之下辞职跳槽；多情如吴宓，在《大公报》上公开刊登求爱诗。
《南渡》一书中，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等一批史语所的考古学家成为岳南的重点写作对象。“我对搞考古的人比较熟悉，神交已久了，并且我和他们的家属后人都有来往。在我心里，这些人是很活跃的。所以我写这批人的时候比写别人感情更为投入。”岳南告诉本刊记者。
比如他对女考古学家曾昭燏的书写。
曾昭燏，这位出身曾国藩家族的才女，在当时是与吴金鼎、夏鼐齐名的学者，曾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但迄今，关于她的资料和研究屈指可数，她本人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鲜有人知。这让岳南决定在书中不吝笔墨为她立传。
2009年是曾昭燏的百年诞辰，南京博物院（曾昭燏生前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为她举行了一场纪念会，将她的文章整理成集。其中一份曾昭燏在解放后所写的“汇报材料”是首次公开。在这篇自传式的汇报材料中，曾昭燏回顾了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写明了自己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这份重要材料为岳南的写作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岳南三次前往南京博物院查找资料，还特地赶到曾昭燏当年（1964年）自杀的地点拍照留证。
“我写曾昭燏主要还想带出曾国藩等家族的兴衰。”岳南对本刊记者说，“这些家族属于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阶层，陈寅恪、傅斯年等大师也出身这样的阶层。这个阶层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文化传承下去，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那样的动乱年代，他们依然保有自己的文化理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他们的毕生所求。”
然而，这些家族在其后的动荡岁月中的命运令岳南扼腕。“我还想借此表达一些苍凉的、悲剧性的东西……”岳南希望读者在书中感知那段历史真相的同时，也能“在史中求史识”，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