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泥土烧硬定型而发明了陶器,其后陶器的制作历经泥条盘筑和轮制成型,又由堆烧、穴烧到窑烧,制作方法和工艺水平不断提高,器物器形也日益丰富多彩,其中有碗、盆、釜、瓶、瓯、壶、缶、瓮等生活用陶器,也有砖、瓦等建筑用陶器。随着选料和制陶技术的进步,原始瓷器在商代开始出现,到东汉中晚期,开始出现瓷胎坚密、釉层光亮、高温烧成的真正瓷器。此后,中国古代的陶瓷历经唐宋元明清而蔚为大观,如唐代的唐三彩、秘色瓷,宋代的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明代的宣德窑、成化窑、嘉靖窑,清代的郎窑红、粉彩器、珐琅彩等。这些陶瓷有的造型奇特,令人称奇；有的质如美玉,晶莹剔透；有的色彩斑斓,艳丽无比。这些都为中国成为“瓷国”奠定了基础。陶瓷本来是为实用而发明的,但随着质量的提高,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日益增加。

　　随着陶瓷功能的扩大,其逐渐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成为重要元素构成的一部分。如在汉语中,制陶由原始社会产生的手工技艺,历经数千年生活中的使用,逐渐与道德教化、安邦治国、人格修养等概念相联系,成为语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史记》记载邹阳上书梁孝王,认为“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意即治世要像陶轮转动制陶那样有控制力。又如《汉书》记载董仲舒的对策,认为:人性修养如同制陶,“或仁或鄙,陶冶而成”；社会风尚“犹泥之在钧,唯甄之所为”,需要上层的引领。《后汉书》记载郅恽上书,认为天地“含元包一,甄陶品类”,即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众品者。如《史记》记载匈奴特点是“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汉书》记载伍被劝说淮南王,认为秦末暴虐,天下大乱,“百姓离心瓦解”,应引以为戒。《明史》记载元朝末年李善长面陈朱元璋,认为“元纲即紊,天下土崩瓦解”,可取而代之。

　　在文学方面,陶瓷从生活用品到艺术赏玩,渗透到古人生活中,上至皇帝下至臣民,无不通过诗词歌赋,表达对陶瓷的喜爱。如西晋杜预《荈赋》:“水则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晋人潘岳《笙赋》:“状黄色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唐代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宋代苏东坡《试院煮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元代吴莱《观唐明皇羯鼓录后赋》:“上皇天宝全盛年,花奴抱鼓踏御筳……宋公守正好宰相,鲁山花瓷闻献豜。”明代王绂《黄广文席上咏白瓷杯》:“愁把相逢一笑开,广文今夕试新杯。浅深自是甄陶出,制作应从模范来。”王世贞《用晦寄四种杯仍系以诗走笔二绝为谢》:“饶瓷宣碗白于霜,鹦鹉螺兼翡翠觞。我欲按来成一钵,大罗天上贮三浆。”乾隆帝则有歌咏哥窑瓷枕、蟾蜍砚、钧窑碗、无当尊、花瓷灯等诗词几十首。

　　在艺术方面,陶瓷构成的雕塑是最主要的代表。陶俑自诞生起,就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从祭祀神灵和祖先到殉葬明器,充斥着原始意义的祖先与神灵崇拜。陶制雕塑的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却又与儒、释、道及各种民间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量孔庙、佛寺、道观、祠堂以及各类神祇建筑中的塑像,包括圣贤、菩萨、神仙、英烈和各类神灵,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对祖先的追忆物化为偶像崇拜,陶瓷成为连接精神与物质的纽带,以此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求。据统计,唐宋以来全国每个县几乎都有孔庙、佛寺、道观、土地庙等,祠堂更是为数众多,因此陶瓷塑像数不胜数,成为中国古代的一大奇观。宗教信仰与思想意识促进了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也将无生命的陶瓷与令人敬畏的历史人物和宗教代表完美结合,使之成为传统文化元素中的明显符号。

　　陶瓷从实用品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构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糅入了大量优秀文化元素,集语言、文学、艺术、历史为一身,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符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中国陶瓷无论是外形还是内涵,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深入研究其构成和影响,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