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55、《史通》

　　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的一部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为时九年。《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其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一、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二、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 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三、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

　　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56、《通典》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的史料汇编，唐杜佑撰。书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时间从上古传说，终于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全书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各冠以总论，下系子目，凡有1584条，正文约170万字，注文约20万字。取材博综古今，广采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其具体成就如下：

　　第一，《通典》材料系统而丰富，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也为人们研究、了解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内容略古详今，唐代部分约居全书的四分之一，多属原始数据，其价值不在《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之下。《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相当丰富。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他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这在历代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传。”（《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这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都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杜佑对史学的作用非常清楚，对自己撰写《通典》的目的性也非常明确。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曾任唐朝节度使和宰相等职，对中央及地方制度极为熟悉，他采录历代典籍，溯寻制度的因革变迁，希望为在唐帝国写下一幅臻于理想的政治蓝图。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杜佑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第三，《通典》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第四，《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也有不足之处，如《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叙兵法而不载兵制，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记事中也偶有遗漏，窜入宪宗朝数事等。但瑕不掩瑜，《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著名的“三通”之一，为中国典制文化专史的首创之作，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甚巨。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父杜希望，官至鄯州都督、陇右节度留后。佑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出为岭南、淮南节度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二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唐宪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屡次请求致仕，元和七年（812）六月，始获准以守太保致仕。十一月病卒。赠太傅，谥曰安简其孙杜悰后来也做到宰相，杜牧为晚唐著名诗人。

　　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除《通典》，还撰有《理道要诀》一书，系《通典》的要义，被朱熹称为“非古是今”之书，今已亡佚。

57、《通志》

　　记载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史。关于《通志》有不同的定性：当今称之为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传统史学将其归入典章制度类的史料汇编，列为“三通”之一；也有将其列入百科全书类的。就郑樵本人而言，其原意倒并不在于作一部典章制度史，而是编一部从上古到当代贯通古今的通史。他取名《通志》，其实就是“通史”之意。《通志·总序》就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今谓之志，本其旧也。”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共200卷，其中帝纪18卷 、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基本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制，不过改“表”为“谱”，改“志”为“略”，以及在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通志》的成就，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郑樵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会通”、“求是”和“创新”。主张修书要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的经验，反对“空言著书”，认为有许多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他批评许多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陈陈相因，缺乏创见。认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郑樵力主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史。这当然有片面性。断代史固然有其缺陷，但也有其自身的优点。班固之后，各家断代为史，也是度德量力，未可厚非。但从“会通之义”来说，郑樵之说确实颇有见地，也反映了其睥睨前人的魄力。它着眼于通史规模宏大，能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出历史发展的变化大势，在王朝的兴废更替中探讨封建社会内部周期性的矛规律。从这点来说，其史学观是颇有识见的。

　　第二，《通志》的纪传部分主要抄自前代正史而稍加连缀。其精华在“二十略”，这也是郑樵最为关注和得意的部分，他认为是“总天下之学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又说“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这话未免有点夸张，因为《二十略》中，天文、地理、艺文、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等十略，前史已有立目；“器服略”也属礼的内容，基本上本于前史书志及《通典》；都邑、氏族二略，刘知己在《史通》中首先主张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郑樵由此受到启发，其内容则为新增。唯“六书、七音、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七略，以往旧史很少涉及，确是郑樵的首创。其中的《金石略》和《图谱略》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艺文略》通录了古今存佚的文献，创立了心的图书分类方法；《校雠略》是《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的说明书，集中又系统地反应了郑樵的文献学思想，也是通志“二十略”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文字不多，但内容丰富，对文献资料的搜访，典藏，整理，使用等问题的看法都包括在内。在我国学术史上，将校雠之学写成专著，是从《校雠略》开始的，郑樵的发轫之功，不可抹煞。因此总的来说，《二十略》中有许多新创，确实别有心识且用力很深。后人评论《通志》，一致公认全书精华唯在《二十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云：“其平生之精力，全书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称道它“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第三，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也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通”起来，所谓“会通”，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这种编辑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

　　《通志》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采取敌视态度等。但这无法掩盖《通志》的巨大学术成就。梁启超曾高度评价郑樵对史学的贡献：“宋郑樵生左（左丘明）、司（司马迁）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跖，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一彗星焉”。

　　《通志》现存 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治元年（1321）摹印元大德本。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为流行的版本。二十略有单行本。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过《通志二十略》为套装上下册，竖排繁体字本。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 “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宋高宗绍兴22年（1152），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见郑樵，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相待，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下山时，朱熹的书童对此颇有微词，朱熹却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绍兴27年（1157），郑樵已修书五十种，献给皇帝，被授右迪功郎，但没有接受，回家后，筑草堂于夹漈山，编纂《通志》丛稿。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通志》书成，郑樵到临安献书。适逢高宗赴建康（今南京市），戒严，未得见。第二年春，高宗还临安，诏命郑樵将《通志》缴进。高宗授他枢密院编修官，是时，他已病逝，终年58岁。郑樵一生述著颇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大部分已佚亡。今存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

58、《文献通考》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的史料汇编。南宋末年马端临撰。记载时间上自上古，下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因此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杜佑《通典》的扩大与续作。马氏著《通考》的目的，在《自序》中曾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类似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经籍》、《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该书中唐以前取自《通典》，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门类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文献通考》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1986年中华书局出影印本。

　　《文献通考》具有较高的史学地位。马端临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马端临（1254—1324），字贵与，号行州，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端临亦随父回乡，侍奉父亲。赵昺祥兴二年（1279），南宋为蒙元所灭，马端临以隐居不仕进行消极抵抗。自其父去世後，在元朝压力下，马端临被迫出任慈湖书院和柯山书院院长。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出任台州儒学教授，三个月告老还乡，不久病逝。享年70岁。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马端临在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著作除《文献通考》外，还著有《大学集注》、《多识录》等。

59、《文史通义》

　　史学理论著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撰，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由于他认为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著作，皆有不足之处：“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其中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认为史之源起先于经，提出“六经皆史”论。《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六经皆史”虽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第二，在历史编纂学上，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纂辑”。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第三，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和“二长”八个优点。“六便”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为此他肯定郑樵的《通志》。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陈友冰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