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15、《宋书》
《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代沈约在齐永明年间撰成，共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
《宋书》的特点一是其中的“志”最为重要，不但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原始史料，而且每每远溯三代，近及秦汉，尤详于魏晋，对前史做了许多拾遗补缺工作。有人据此批评这与断代史体例不合，但此正是《宋书》优长处，它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唐初修晋书诸志，便取材于此。二是成书特快。永明五年（487）春，沈约受齐武帝之命修宋书，到第二年二月，一百卷的《宋书》便完成。自古私人修史，以此速度最快，自然缺漏错误也就难免。自沈作之前，已有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撰述的《宋书》。沈约之作，大部分是以徐爰旧本为据，这也是他成书快的原因。
沈约（441年～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 （487）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沈约在文学上更为著名，是“永明体”代表作家，中国古典诗歌声韵说的奠基人之一。有文集九卷。
16、《南齐书》
《南齐书》，南朝梁代萧子显撰。原名《齐书》，后亦称《齐史》，至北宋，为区别于唐代李百药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南齐书》，而称后者为《北齐书》。《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南齐书》原有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计有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本纪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列传四十卷，其中不少是记少数民族地区史事的，志八篇十一卷，基本沿袭《宋书》八志，唯去《律历志》而增《舆服志》，改《符瑞志》为《祥瑞志》，其中以《州郡志》与《百官志》尤具史学价值。《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确乎难得。不过《州郡志》也因不著户口而为人诟病。另有序录一卷，述作书义例和目录，亡佚甚早。《南齐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还以“史臣曰”的形式阐发史论，亦具特色。
《南齐书》文字也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其中的列传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有些传，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如《褚渊传》、《王晏传、《萧谌传》、《萧坦之传》诸传，作者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时候，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但《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在萧子显撰写齐史之前，已有多部齐史问世，如沈约所撰《齐纪》、刘陟所撰《齐纪》、熊襄的《齐典》、吴均著的《齐春秋》、江淹的《齐史》十志等，今只有萧子显的《南齐书》流传下来，可见其史学价值。
萧子显（487—537），字景阳，南朝梁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他十三岁时，萧衍灭齐建立梁朝。萧子显为人“风神洒落，雍容闲雅，简通宾客，不畏鬼神”的人，又 “颇负才气”，做吏部尚书时，“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只是举起手中的扇子一挥而已，有些士族地主内心里对他很不满。但萧子显凭着他的才华、风度、谈吐的出众，始终受到梁武帝的礼遇和信任。《宋书》的作者沈约甚至称赞萧子显的才华可以与班固比肩。
史学是萧子显所酷爱的事业，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历史上，撰写了五部历史著作：《后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但除了《齐书》以外，萧子显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集二十卷都已不存。
17、《梁书》
《梁书》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下令编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七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梁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出自乃父姚察之手。
该书的特点有三：一是它叙梁朝史事重点突出，记述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了解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
二是史论凝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对魏、晋、南朝 “尚玄虚，贵放诞”时俗的批判，《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等都表现出史识的高远。
三是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书中除引文外俱不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姚察文章“精彩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
该书的缺憾是充斥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以及神怪异闻；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毛病。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姚思廉（557～637年），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入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629年），奉诏撰梁、陈二史。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梁书》于贞观十年撰成，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这一年，他八十岁。第二年即去世。
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18、《陈书》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 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亦为姚思廉所著。《陈书》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这可能与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有关。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察的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以及他人撰写的史书。
《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
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 《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无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19、《魏书》
记载北魏王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
《魏书》的作者是北齐魏撰。天保二年（551）魏收奉诏撰魏史。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魏收的《魏书》即取材上述史书。天保五年《魏书》完成。其间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佑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上述史书今皆亡佚，唯《魏书》独存。
《魏书》有一个明显的优长：它是我国古代 “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北魏道武帝叶至六世纪中叶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包括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朝的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其中的《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魏书》不仅是中国历史乃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华文化是以一元为主、多元组成的的实绩证明。
其次，《魏书》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因此受到历代学者的指责，仅刘知几《史通》，批评魏收及其《魏书》就有数十处之多。实际上这正是魏收的史识所在，因为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时代特征。魏收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真实地记录反映，这正是魏收的高明之处。
再次，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而且叙事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深广，钩沉致远。获得不少史家的称赞：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 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魏收（505－572），字伯起，北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15岁已能属文，显露才华。入仕后，曾任太学博士等职。26岁迁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也颇富文学才华，与温子升、邢劭文誉齐名，并称“三才”。他于天保二年（551）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完成。
《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有人抱怨《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又说，“其家不见记载”，或是攻击《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群口沸腾”，闹得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这场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在以后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对《魏书》作了修改；二是在“众口渲然”中《魏书》被有些人称作“秽史”。直到今天这种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澄清这些问题，是后人研读《魏书》所必要的。
20、《北齐书》
记载北齐王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唐朝李百药撰。共50卷，其中纪8卷，列传42卷，记载时间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後约五十馀年史实。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
《北齐书》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之前前李百药曾先后于贞观元年和三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乃父撰写《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另外，叙事简要，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也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李百药（565年－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唐代史学家。李百药父亲李德林是北齐的史臣，参与撰“国史”；后来也是隋朝名臣，奉诏继续撰《齐史》。隋文帝时李百药官太子舍人、东宫学士，颇得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受到排挤，出任桂州司马，迁建安郡丞。后仕唐朝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散骑常侍，曾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李百药人品耿直，在政治上有作为。曾直言上谏唐太宗取消诸侯，为太宗采纳；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李百药也很有文学才华擅长诗文。现存诗20余首，文章13篇。
21、《周书》
记载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唐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共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
《周书》作者的视野极为开阔。《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梁书》、《陈书》、《北齐书》赶不上，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与之相比，也还有一些逊色的地方。这显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实上负责“五代史”的编撰工作有关，使他对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能够有一种全局的观点。
《周书》的作者具有干练的史才，将一些复杂的事实处理的简明恰当。如对西魏史的表述。北齐承东魏，故以东魏为正统。魏收在北齐撰《魏书》即以东魏为正统、以西魏为僭伪，因而于东魏所记甚详，于西魏则斥而不书。唐代史学家撰写北齐史，只须上承《魏书》就可以了。然而，唐代史家撰北周史却无法上承《魏书》，不能在北魏、北周之间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这样一个“正统”的继承关系，也为了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难，令狐德棻等便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军事大事。《周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经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关于后梁史事的表述。《周书·萧詧传》及其众多的人物附传，记载了后梁政权的历史。后梁是梁朝宗室萧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个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属地仅有江陵附近数县，先后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传三世，历三十三年（555—587年），灭于隋。应当注意的是，后梁不像陈朝那样可以上承于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不把它的历史写入《梁书》而载入《周书》，这种在体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书》作者的匠心。
《周书》的文笔简洁爽劲，为后人所赞许。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人物形象气韵生动，颇富文学气息。如《王罴传》记王罴守荆州时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仓促间乃“袒身露髻徒跣”迎击敌人的气概，以及“老罴当道卧，貆子安得过”的决心，都写得简洁有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如《韦孝宽传》记韦孝宽守玉壁之战，作者把他的机智、胆识和慷慨激昂的精神也都写得栩栩如生。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高祖武德五年（622），任秘书丞，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之史。高祖采纳其意见，但因人事变迁，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周史由令狐德棻总领其事，贞观十年成书。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德棻八十高龄，加金紫光禄大夫。卒于家。
22、《隋书》
记载隋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由魏征“总知其务”。现行《隋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纪传部分，由魏徵主编，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另一部分为史志部分，始修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是由长孙无忌监修的，前后共历时三十五年而成。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一是因为当时唐朝集中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先后参加编写的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皆名列贞观时期著名的“十八学士”之列；颜师古是当时名垂一时的经史大师；负责修撰天文、律历的是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这样，《隋书》的修撰，便得到了学术上的保证。二是因为修史当时离亡隋时间较近，有不少隋朝的史料尚可资证。如隋人王劭撰的《隋书》八十卷，便保存着许多隋王朝的诏策。此外，当时也还存有数十卷《开皇起居注》等。许多隋朝遗老仍健在于世，可以通过访查直补史事。还有不少修史的作者本人就在隋朝生活过，有着亲身的经历，因而史实也就较为准确。三是作为主编的魏徵，历史上素称谏臣，号为“良史”，他主编修史时一般能坚持据事直书，不像后代史书的一些纪传有那么多的忌讳。
《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隋书》还有个优点，就是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虞世南在唐朝已成为唐太宗十分信任的大臣，但纪传中写到他哥哥虞世基的罪恶时，丝毫不加掩饰；尽管裴矩、何稠等人已为唐臣，但对他们在隋朝的作为，也不加任何掩饰。这些方面都是《隋书》胜于其它史书的地方。
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及科技、文化制度，保留了丰富的资料。南北朝时期，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极少，而《隋书》的史志部分，多达三十卷，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十志。这十志不仅叙述了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概括了梁、陈、北齐、北周的政治、经济情况，有的甚至追溯到汉魏。例如《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的等级制度和货币制度；《地理志》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律历志》和《天文志》总结了南北朝以后一百多年来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详细记录，也保存在《隋书》中。《隋书》的《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十分重要的目录书，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我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我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我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将各类书籍标出经、史、子、集四大类，其下再分四十小类。这种图书分类法，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被采纳。史载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贞观十三年(639)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魏徵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长孙无忌（约597年-659年），字辅机，河南省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自缢而死。有诗三首。
23、《南史》《北史》
前人称《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为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为北朝四史。《北史》和《南史》即是删削南朝四史和北朝四史而成，或称为上述八书的简编本。作者皆为唐初的李延寿。《北史》从北魏登国元年（386）至隋义宁二年（618）。其中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南史》从刘宋永初元年（420）至陈祯明三年（589）。其中本纪10卷，列传70卷，共80卷。
李延寿的《南北史》，是在删削八书以及乃父已经整理过的旧稿基础上完成的，“其书颇有条理，删落穰词，过本书远甚”（《旧唐书》本传）。清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对八书和南北史的得失有个品评：“八书中尤要者，宋、隋两书，次则魏书、南齐书、梁书”，“以陈书及北周书为最下：盖思廉颇拙于文。梁书多因其父，经历两世，纂集既详，议论亦美。陈书则殊草草，且一意主简，事迹多缺。北周制度文章，多拟古昔。德棻又志矫浮靡，颇刊绮辞，而综核未精，甄审失当，又篇简残缺尤甚他书。然《南北史》多以一家合传，意重谱系，致时代不分，先后失序。故八书必不可少”。李慈铭认为八书中沈约的《宋书》和魏征主编的《隋书》写得最好，最差的是姚思廉的《陈书》和令狐德棻主编的《梁书》。尽管姚思廉写的《梁书》尚好，那是他老子的功劳。姚思廉本人缺少才华，又一味想简略，再加上不认真，所以《陈书》“最下”。北周主张复古，其制度文章多拟古代。令狐德棻对此为细加考察辨析，为人文辞又讲究绮靡，资料收集又不全，故此主编的《周书》也只能列为下等。至于《南北史》，李慈铭批评他为图简略，在列传中将“一家合传”，导致“意重谱系，致时代不分，先后失序”。其实，《南北史》还有个更大的弊端就是自乱体制，《南史》从宋到陈，《北史》从北魏到隋，这不是断代史，但书中又只有“纪”、“传”，又不符通史体例。
但《南北史》还是有其史学地位的。除上述的《旧唐书》中对其文笔上的赞扬外，其资料和观点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南北朝时代的各个朝代，一是有胡人政权，有汉人政权，二是交错或同时存在几个对立的国度，且南北对立；三是王朝存在时间都较短。这样所修的史书就存在民族偏见：“南方谓北方为索虏，北方谓南方为鸟夷”；另外就是“其史于本国详，他国略，且褒贬失当”。李延寿的《南北史》努力改正以上偏向。所以八书和《南北史》不可偏废，皆入“二十五史”之列。我们阅读《南北史》时，也要注意与八书对勘，前人以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便利：明末的李清，仿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将八书中不同于《南北史》的资料，分注于《南北史》之下，成《南北史合注》191卷。省去读者对读检阅的烦劳。
李延寿：生卒年待考，河南安阳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除独立撰有《南史》、《北史》外，还有《太宗政典》(已佚)。《太宗政典》写成后不久即去世。调露年间，唐高宗读了《太宗政典》，“叹美久之”，给了李延寿后人许多奖赏，并命人抄写了两部，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
